《苏利·普吕多姆诗选》苏利·普吕多姆的生平和创作

一、生平

1839年3月16日，普吕多姆出生于法国巴黎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两岁时父亲去世，这位未来的诗人便与寡居的母亲和一个姐姐一起住在巴黎和巴黎南部的夏特内。据《泰晤士文学副刊》说，他很小时名字前就加上了家人用于他父亲的昵称“苏利”。

普吕多姆以全班数学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后，准备进入一所理工学院，可是一场结膜炎打碎了他成为机械师的一切希望。他青年时代的另外两个事件使他终身陷于忧伤，一是失恋：他少年时代就爱上的一位表妹嫁给了另一个男人；另一件则是失去信仰。他在里昂同笃信天主教的亲戚生活在一起，经过这段短暂的信仰稳定期之后，他变成了怀疑论者，尽管他很渴望能有信仰。

在勒克鲁索的铸造所当了一段时间不长的职员以后，普吕多姆于1860年转而投身法律并在巴黎一家公证处谋到了职位。他得到了一笔遗产，经济上独立了，便从此离开法律专心从事写作。1865年他出版了第一部诗集《长短诗集》。

1870年，普吕多姆的生活又一次蒙上了阴影。1月，与他共同生活的叔叔、婶婶和母亲相继去世，使他遭受沉重打击。继而普法战争爆发，艰苦的军旅生活彻底毁掉了他的健康。

晚年，普吕多姆的诗歌为他带来许多荣誉：入选法兰西学院，提名为荣誉勋位团成员，最后是诺贝尔奖。不幸的是他的健康状况恶化了，风瘫和失眠日甚一日地折磨他。他在夏特内度过了生命的最后15年，于1907年9月7日在妹妹的陪伴下坐在花园里平静地逝世。

二、文学历程

苏利·普吕多姆于1860年赴巴黎时，本想去学法律。可两年不到就写起了诗，并在日记中写道，他对学业从他那里夺去的用于艺术的时间感到惋惜。他之所以产生这一新的热忱，原因之一是他加入了一群开始自称为帕那斯派(即高蹈派)的年轻人，这个称呼是为了表明他们同古典主义规范的联系，也表明同在20世纪中已露出过时迹象的浪漫主义的对立。普吕多姆可能在1864年见过这群年轻诗人的领袖德·里斯勒，其时普吕多姆已发表了自己的第一首诗，即1863年刊于《国内国外评论》上的《艺术》。据他在《私人日记》中说，起初他对自己作品的平庸感到不满，后来便能极好地把握作品形式，并清醒地认识主体内容的启迪。

1865年，一位朋友资助印行了普吕多姆诗集的第一卷《长短诗集》。这些抒情诗作表现出深思、忧伤的气氛，对人生之短暂的哀伤和快乐进行思考。普吕多姆那首经常入选诗集的诗《破碎的花瓶》即为一个典型例子。该诗将一只表面看来完好无损实际上却有一道几乎看不见的裂隙的花瓶比作因所爱负心而伤悲的心。凑巧，夏特内的一位朋友将《长短诗集》呈送给了伟大的批评家和文学口味规定者查理-奥古斯丁·圣-伯夫，他肯定了这部诗集，这使它一举成名。这位新起的诗人便全力投身于创作。

一年之后，普吕多姆出版了另一部抒情诗集《考验》(1866年)，集中包括一些以爱情、怀疑和行动为主题的十四行诗。紧接着又出了一本配画诗集《意大利笔记》(1866年—1868年)和又一册抒情诗《孤独》(1869年)，其主题是孤独的个人对爱的欲求。普吕多姆为高蹈派诗人的期刊《当代诗集》写诗，这说明他同高蹈派有联系。《当代诗集》中全是各类主题的用高蹈派工整结构写成的诗歌，三卷《当代诗集》分别于1866年、1871年和1876年出版，而每一卷中均收有普吕多姆的作品。1870年出版的加布里埃·马克的一首诗把普吕多姆列入属于德·里斯勒弟子的17位年轻的高蹈派诗人之中，这证实普吕多姆确是高蹈派成员。

埃隆·谢弗指出，高蹈派诗作主题范围很广，从琐碎的社会问题直到严肃的哲学思考。在谢弗看来，这一诗歌流派的特征不在其作品主题而在其注重运用严谨的技巧和形式结构。普吕多姆同德·里斯勒一样，从一开始就表明自己对哲学的关注。然而，与他导师不同的是，他毕生都希望能在生活中发现某种意义，使他得以摈弃自己的悲观主义。普吕多姆与其他高蹈派诗人不同的另一点就是他对科学的偏好。《泰晤士文学副刊》说：“在这位诗人心底，埋藏着一位早夭的工程师。”他诗中的喻指反映了这一兴趣。正如斯洛森在《独立报》上所说，普吕多姆是一位“为气球、气压计歌唱，为海底电缆、摄影技术，为物种起源和特定引力测定而歌唱的诗人”。

普法战争给普吕多姆这样的年轻诗人留下了深远的影响。他同其他高蹈派诗人一样，在对战争恐怖的害怕和对祖国的热爱的困扰中苦苦挣扎。战事初起，普吕多姆便出版了充满和平主义观点的《战争印象记》(1870年)。然而，经历了战争、围城以及最终的战败、被占领的屈辱之后，他创作了《法兰西》(1870年)，这是一组洋溢着爱国主义情调的十四行诗。

甚至在战争开始之前，普吕多姆就在寻求对他的社会加以观察分析，由此寻找生活的意义。他在抒情诗中，就像在《破碎的花瓶》中一样，讨论人类内心的种种悲剧。在其他心理成分更少而哲学成分甚至玄学成分更多的诗作中，他就上帝是否存在、上帝是否公正等提出了质问，在他的《私人日记》1864年1月1日这段中，普吕多姆评论道，他无法理解上帝怎么会允许发生圣地亚哥教堂大屠杀，并注意到，这个题材十分适于写成一首诗。8年后他出版了《命运》(1872)，这是一首哲理长诗，探究了圣地亚哥惨案的含义。普吕多姆越来越多地创作这类长诗，而不多写那使他成名的抒情短诗。他的最后一部抒情诗集是《徒然的柔情》(1875年)，再次讨论了对爱情毫无希望的追求。

普吕多姆很早就对哲学产生了兴趣。早在1863年，他便在日记中提到与一位中学朋友的一次会面。友人问起他的工作，诗人答道，他正在寻找人的定义；他接着说，一旦找到，就以此为题写诗。他的抒情诗的确具有明显的心理学、哲学和玄学含义。他对卢克莱修很感兴趣，这表明他对寻求意义越来越认真，并在1869年用诗体翻译了卢克莱修的《物性论》(约公元前60年)的第一部，普吕多姆改用了《卢克莱修：物之性》这一标题。

普吕多姆的两部主要诗作一出版就大受推崇。两部作品都是关于理想的人类行为的长篇道德讽喻诗。《正义》(1878年)暗示，道德代码可以建筑在科学进步的基础之上。《幸福》(1888年)是普吕多姆版的浮士德故事，毫无疑问，作品受这位获奖者年轻时读过的又很崇拜的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的剧本的启发。在《幸福》中，中心人物同传统的故事一样，在寻找幸福的秘密，只是原来的次序被颠倒了：普吕多姆的浮士德一开始就有了各种情感，然后再去学习。最终，普吕多姆的浮士德像歌德的主人公一样，在服务中、在改善人类的工作中找到了完美。

晚年的普吕多姆是否还应该被称为高蹈派诗人，批评家们意见不一。答案随定义而定，当然，普吕多姆从未放弃形式的精致与思维的科学精确性，这两点是针对浪漫主义激情过度而发的，而这正是高蹈派的定义。可另一方面，有些批评家认为，普吕多姆后期作品注重道德说教，这使他与其他高蹈派诗人产生不同，因为高蹈派诗人的定义是对美、而非对真理感兴趣的诗人。然而谢弗认为，这样定义过于狭窄，因为他在高蹈诗人中找出了7种不同的风格，重哲理就是其中之一，而普吕多姆便是其中重要一员。

对普吕多姆来说，美与真理不可分，正如对约翰·济慈一样，这又可以在其《私人日记》中找到证明。在1868年6月5日那篇日记中，普吕多姆兴奋地写道，他终于认识了美与道德之间的关系。艺术家能创造一个在美学上使人愉悦的形式，人类也能呼应其道德观念而使其自身的生活成为一件艺术品。

从普吕多姆的散文作品表可看出他对玄学和美学的兴趣。例如，与《诗歌艺术沉思录》(1892年)和《诗诫》(1897年)并列的就有《我知道什么感性研究》，该书探索了人类知识的界限；还有《帕斯卡尔教理真义》(1905年)，研究那位虔诚与深邃的法国哲学家布莱兹·帕斯卡尔。普吕多姆去世后，他的另几部理论着作也出版了，还有一卷书信集《与女友通信集》(1911年)，《私人日记》，以及一组诗歌《飘流物》(1908年)。1900年—1901年出了他作品的五卷本。不过，一部更充实的七卷本却是在他逝世后出的：《苏利·普吕多姆作品集》(1908年)。

普吕多姆从抒情诗转而创作哲理诗又最终转向散文，他认为自己是在转向更伟大更有意义的工作。他的众多读者一致称他为那一时代至高无上的、最重要的哲理诗人，因为诗人的世界观基于该世纪的科学新发现之上。不过，许多人依旧喜欢他早期的抒情诗，还是有许多读者把他的《破碎的花瓶》称为他最优秀的诗作，这使普吕多姆很不高兴。意味深长的是，瑞典文学院与这些读者观点一致，将授奖理由主要基于其抒情短诗，而将他的理想主义和道德说教简单说成是作为第一位文学奖获得者合适的素质。随着时代的推进，普吕多姆的地位渐渐从一位主要诗人降次为高蹈派中一位不太重要的诗人，他的《破碎的花瓶》被收入许多选集，可他视为毕生头等要事的长篇训谕史诗却被认为缺乏想象力，缺乏诗意，几乎无法阅读。很清楚，尽管瑞典文学院过分抬高了普吕多姆在他那个时代的诗人中的地位，他们认定他年轻时的抒情诗是他最优秀的作品，这一点完全正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