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福地》一幅资本主义发展的真实画图(1)

弗瓦迪斯瓦夫·莱蒙特（1868—1925）是我国读者熟悉的杰出的波兰现实主义作家，在欧洲和世界文坛有较大的影响。他的代表作《农民》和《福地》不仅在波兰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且早已被公认为世界现实主义文学名着。1924年“由于他伟大的民族史诗式的作品《农民》”而获得诺贝尔文学奖金。

鲁迅先生三十年代在研究东欧被压迫民族文学时，对莱蒙特十分推崇。早在四十年代，我国就已经开始翻译莱蒙特的小说。解放后，他的作品得到了更为广泛的介绍。不久前我国出版了《农民》的新译本。现在我们把他的另一部重要长篇《福地》译介给读者。

一

莱蒙特生活和创作的时代，是波兰被沙俄、普鲁士、奥地利三国瓜分，人民遭受残酷的民族压迫和阶级压迫，灾难深重的时期。1863年一月起义失败后，在三个占领区，特别是在沙俄和普鲁士占领区，占领当局都加重了对波兰的民族压迫。1864年的农奴解放，为波兰城乡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与此同时，沙俄为了将它占领的波兰王国和沙俄帝国完全合并，取消了王国和帝国之间的关税壁垒，波兰城市资本主义工商业因此具备广阔的销售市场和足够的劳动力，在八十和九十年代发展很快。卢森堡曾经指出：“在1800—1877年间，工业发展的主要条件：销售市场、交通道路和工业后备军都形成了，俄国和波兰的工业成了资本主义初期积累名副其实的金库。1877年以后，开始了大规模的资本积累和大企业迅速创建的时代，随之而来的是生产迅速增长。”这时，华沙的五金工业、索斯诺维茨的采矿、钢铁工业和罗兹的棉花、羊毛工业等都从工场手工业变成了强大的现代化机械工业。当时波兰处于殖民地地位，外国资本——俄国、法国、德国、比利时、英国的资本大量入侵，一方面造成了波兰民族资本和外国资本之间激烈的竞争，另一方面，波兰的工业品也可以借此出口外国，如波兰的纺织品当时就曾大量销往立陶宛、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等地，甚至远销中国，使资本家获得高额利润。工业的长足发展，使波兰王国成为原料的买主和新商品的输出者。在这种情况下，大工业企业和资本便迅速集中在人数越来越少的实力雄厚的资本家手中，波兰王国的资本主义开始由自由资本主义向垄断资本主义过渡。

七十和八十年代的波兰王国农村，也发生了急剧的土地兼并和阶级分化，结果是大部分土地仍集中在一部分旧式地主和新起的农业资本家手中，农民虽然获得人身自由，但由于没有土地或者土地很少，无法摆脱贫困的处境，许多人重又当上地主和新兴农业资本家的雇工，或者流入城市，加入城市无产阶级的队伍，遭受资本主义压迫和剥削。

随着波兰资本主义的发展，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和地主资本家之间的阶级矛盾日益尖锐。早在七十年代末，由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运动就在波兰兴起。1882年，华沙工人运动领袖路德维克·瓦林斯基领导成立了波兰第一个无产阶级政党“无产阶级”。1893年，在着名革命领袖卢森堡和马尔赫列夫斯基领导下，“波兰王国社会民主党”诞生。1900年，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的无产阶级联合，成立了着名的“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这些政党领导了华沙、罗兹等大工业城市和农村的无产阶级罢工运动，曾使八十、九十年代的波兰工人运动出现一个又一个的高潮。

1868年，莱蒙特生于罗兹附近的大科别拉村。他父亲曾是乡村教堂的风琴师，后来又靠租佃经营地主农场的收入维持全家生活。他母亲和几个兄弟曾参加一月起义，反抗沙俄占领者的压迫。他自己在读书时，也因坚持讲波兰话，不肯讲俄语而被官办学校开除。莱蒙特十八岁时，就离开家乡，独立谋生，当过裁缝、肩挑小贩、铁路职员、小站站长，并在工厂里干过各种杂活，还做过流浪艺人、写生画家和修道士等。他常常挨饿和露宿街头，受到贵人的歧视，正如他的一个朋友当时所说：“莱蒙特经常是生活在四轮马车下，而不是在四轮马车上。”

由于莱蒙特年轻时长期处于被压迫的地位，和社会下层接触较多，他对资本主义的罪恶和劳动人民的悲惨境遇有较深的了解，他的文学创作也正是在他饱尝辛酸的环境中开始的。他在回忆这些生活时曾经写道：“这种职业，这种贫困，这些可怕的人们我已经领受够了，我说不出我受过多少苦。”

“我不准备描绘我开始文学创作的这些年代的生活，我在这些年里，由于流浪街头，遭受贫困，最严重的贫困，我是十分不幸的。”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末，莱蒙特开始创作短篇小说，主要的如《汤美克·巴朗》（1893）、《正义》（1899）、《母狗》（1892）等，都是反映波兰城乡劳动人民的悲惨命运。作者不仅对那些阴险残暴的工头、地主、仗势欺人的管家、伪善的村长、神父进行了揭露，而且成功地刻画了许多对社会黑暗敢于反抗，坚持正义和纯朴善良的劳动人民的形象。

九十年代，莱蒙特创作了两部长篇小说：《喜剧演员》（1895）及其续集《烦恼》（1897）和《福地》（1897—1899）。前者通过一个艺人的不幸遭遇，反映了在资产阶级颓废艺术风行一时的社会环境中，真正的才华和抱负得不到施展，揭露了资产阶级庸俗、腐化、堕落的生活方式。1902年至1908年间，莱蒙特创作了以波兰农村生活为题材的伟大史诗《农民》。这部长篇小说以波兰王国二十世纪初和1905年革命前后的广大农村为背景，深刻反映了波兰各阶层农民为争夺土地而进行的你死我活的斗争，揭露了沙俄占领者勾结地主对波兰实行民族压迫和镇压波兰人民反抗斗争的罪恶，生动地描写了波兰农村各阶层的日常生活和风俗习惯，塑造了一系列的典型人物。从《喜剧演员》到《农民》是莱蒙特小说创作的主要阶段，这一时期的作品在思想上艺术上都获得了突出的成就。

从这以后直到1925年他逝世前，他虽然还创作了不少长短篇小说，可是其中除少数外，大部分作品，特别是他晚年写的作品都不成功。长篇三部曲《一七九四年》（1911—1918）取材于十八世纪末波兰被瓜分前于1788—1792年召开的所谓“四年会议”和科希秋什科起义，作者揭露了当时贵族富豪勾结沙俄出卖民族利益的罪恶行径，但许多细节描写歪曲了历史，丑化了波兰伟大民族英雄科希秋什科的形象。以后发表的短篇小说如《被判决的》、《幻想家》、《吸血鬼》和《暴动》等，也较他的前期作品大为逊色，表明莱蒙特晚年在思想上趋向保守。

二

《福地》是莱蒙特的主要作品之一，它首先于1897—1898年同时在华沙的进步刊物《每日信使》和克拉科夫的《新改革》上分章发表，然后于1899年成书出版。小说以罗兹八十、九十年代的工业发展为题材，对波兰王国十九世纪资本主义社会状况进行了全面的深刻的揭露。九十年代的罗兹，是波兰和外国垄断资本主义高度发展和十分集中的地方，小说所写的印染厂老板布霍尔茨和棉纺厂老板莎亚就是垄断资本的代表人物。布霍尔茨由于拥有亿万财产，被人们看成是“罗兹的统治者”、“罗兹的灵魂”、“千百万人生命的主宰”，他死之后，全罗兹为他举行盛大的葬礼，所有的工厂这一天都停工，全体职工被派去送葬。莎亚来到恩德尔曼家参加资本家们的聚会时，到会的工厂老板们都得听从他的意见，对他百依百顺，正如达维德·哈尔佩恩所说：“大家在这条大狗鱼面前，都感到自己只不过是一条小鮈。因而他们总是担心是否马上就被他吞食，这就是这些小工厂主和莎亚的关系。”

通过《福地》，我们在罗兹和波兰王国的垄断资本主义形成过程中，可以看出以下几个特点：

一、这些资本巨头大都是新兴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他们本来出身下层，社会地位低微，由于能够适时看准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千变万化，善于通过各种投机取巧的手段，牟取暴利，因而在很短的时期内就成了暴发户，爬上了社会最高地位；象这样的暴发户，往往比那些旧的贵族资产阶级更加贪婪、狡诈和无耻。如莎亚，他开初不过是一家小商店的掌柜，穷得吃不饱饭，穿不暖衣，住在犹太贫民窟里，后来他做陈货贱卖的投机生意，挣得大批钱后开始办工厂、放高利贷……，就逐步上升到主宰一切的高位。奥斯卡尔·迈尔不远的过去还是布霍尔茨厂里一名普通职工，后来不仅成了拥有亿万资本的棉织厂老板，而且获得了男爵头衔。卡奇马列克虽然出身地主，后来却沦为贫苦的种地者，可是他和那些大量去城里做工的破产农民不同的正是，他看到了罗兹已经“扩展到了乡下”，城里的阔老板要做生意，建厂，就要“大兴土木”，因此他攒钱开砖厂，安装现代化的蒸汽机，很快就成为阔老板。特别是那个棉纱头巾厂老板维尔切克，本是乡村教堂风琴师的儿子，“祖祖辈辈都受强者的欺凌和压迫”，自己小时也放过牛，在修道院里干过最下等的杂活，而他却正因为自己一无所有，“象一只饿狗一样”追求金钱和享乐。他做投机买卖，把同行挤垮，向穷人放高利贷不择手段，就是搞得对方家破人亡也毫不退缩。当他爬上工厂老板的宝座后，就再也瞧不起那些年轻时和他一起放过牲口的朋友了。

二、资本主义社会中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生存竞争在十九世纪的波兰王国表现得十分激烈，尤其是经济危机来到时，对社会几乎所有阶层的生活状况，都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就资本家们来说，小一点的企业在危机中往往倒闭，中等甚至最大的企业也遭到亏损。面对这种形势，他们为了生存、发展和牟利，不惜采取最狡猾、最卑劣和最残酷无情的手段，就是对自己的亲友，也毫不例外，正如博罗维耶茨基对特拉文斯基所说：“罗兹，这是一带森林，是丛林。你如果有一双铁腕，你就要大胆地干，要毫不留情地把亲近的人掐死，要不然他们就会把你掐死，喝你的血，对你吐唾沫。”博罗维耶茨基虽然为布霍尔茨印染厂的发展立过大功，但布霍尔茨的女婿克诺尔在得知汉堡的美棉将要涨价的消息后，为了自己尽多地抢购，却向博罗维耶茨基严守秘密。而当博罗维耶茨基在情妇家里得知这个情况后，他也联合莫雷茨、马克斯抢先去汉堡，因而独获了巨额利润。莫雷茨本是博罗维耶茨基的多年好友，但他趁博罗维耶茨基邀他合伙开工厂之机，利用对方缺乏现金，便从银行家格罗斯吕克那里借来大笔款项，长期不还，以扩大自己的投资额，企图把“好友”挤掉，独霸工厂，后来工厂遭到火灾，博罗维耶茨基面临破产，他又凶相毕露地要退出全部投资，逼得对方几乎处于绝境。博罗维耶茨基自己也是一样，他建厂一半的钱是用了他情人安卡的，可是当他把安卡的钱用完后，竟无情地抛弃她，和一个百万富翁的女儿结了婚。在资本家眼里，金钱就是一切，甚至连女儿也可以当成商品出卖。格林斯潘几次三番要把女儿梅拉嫁给一个她所不爱的阔老板，最后看中了莫雷茨，因为他以为莫雷茨可以霸占博罗维耶茨基的工厂，而莫雷茨则在嫁妆问题上，对格林斯潘大敲一笔。

在这些十分复杂、尖锐的斗争中，由于波兰当时所处的特殊历史情况，还包含着不同民族之间的矛盾，如银行家格罗斯吕克为了联合罗兹所有的犹太资本家同博罗维耶茨基、特拉文斯基等波兰资本家竞争，就曾多次挑拨莫雷茨和博罗维耶茨基的关系。莫雷茨借他的债不还，他本来很恼火，但他了解到莫雷茨阴谋夺取博罗维耶茨基的工厂时，就立刻和莫雷茨攀亲靠友，表示支持他的行动，说什么“必须让大伙都看清局势，手拉手，紧密地团结起来”，实际上是要把波兰资本家搞垮，把德国人赶走，让犹太人独霸罗兹的工商业。

一些工厂主由于自己掌握的生产工具不够先进，或者仍处于旧的手工业生产阶段，或者经营方式不够灵活，适应不了斗争的局面，在竞争中就必然遭到失败、破产，特拉文斯基的严重亏损和老巴乌姆的彻底垮台便是鲜明的例子。

三、资本家在进行你死我活的生存斗争的同时，他们积累资本最主要的手段，无疑是榨取工人的血汗。十九世纪末的波兰王国，由于大批农民流入城市，产生了劳动力过剩的现象，资本家把雇佣工人完全不当人看待。工人不仅生活条件极差，劳动保健和生产安全也没有基本的保障。在布霍尔茨的厂里，一个工人被机器砸死了，厂主不仅不负法律责任，不给死者家属抚恤，而且当那个工人刚死，工头就强迫其他工人立即在他伤亡的机器旁干活，还威胁说要扣全车间工人的工资，以赔偿被死者的血染污的布料。布霍尔茨死后，工人为他送葬，他的女婿甚至连这一天也要扣除工人的工资。特别是在危机到来，或者工厂老板用机器代替手工劳动的时候，大批工人被解雇，生活无着，贫病交迫，命运极为悲惨。布霍尔茨厂里的医生维索茨基一次路遇的一个工人就是一例，这个工人的四个孩子不是给机器砸死就是死于疟疾，没有一个活着，他自己也因事故折断了腿骨，只剩下老伴，孤苦零丁，无依无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