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哲学简史（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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荐 语

除了诸子百家，我们对中国哲学所知甚少。

然而，它们曾深深塑造了中国的文化和社会制度，余威至今不绝。

那些自称继承儒家、道家的衣钵的哲学家，主张和最初的诸子相去甚远，其间发生了什么？

儒家如何从董仲舒，一路走到王阳明？

道家如何在华丽血时代大放异彩？

作为外来者佛教，如何深深地影响了中国的艺术和思想？

这些问题很少被提及，但作为中国人，如今依然被深刻影响的一群人，其实非常有必要去探究下：我们从哪里来，又将向哪里去。

作 者 简 介

冯友兰

著名哲学家，历任广东大学、燕京大学教授、清华大学、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兼哲学系主任。1952年后为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中科院哲学社会科学部委员。著有《中国哲学史》《中国哲学简史》《中国哲学史新编》《贞元六书》等20世纪中国学术的重要经典，对中国现当代学界乃至国外学界影响深远，被誉为“现代新儒家” 。

精 华 解 读

以下内容为《中国哲学简史》一书下部精华解读，供广大书友们学习参考，欢迎分享，未经允许不可用作商业用途。

目 录

一、汉帝国的理论家：董仲舒

二、儒家兴盛和道家再起

三、新道家：崇尚理性的玄学

四、新道家：豁达率性的风格

五、中国佛学的基础

六、禅宗：潜默的哲学

七、更新的儒家：宇宙论者

八、更新的儒家：两个学派的开端

九、更新的儒学：主张柏拉图式理念的理学

十、更新的儒学中的另一派：宇宙心学

正 文

一、汉帝国的理论家：董仲舒

秦国采纳法家理论，出乎诸子关于圣王的期待，一统天下，但其统治仅仅维持了15年，就为刘汉取代。汉朝继承了秦朝中央集权的政治理念，运用新的理论主张，建立起了一个新的政治、社会秩序。其间，董仲舒居功至伟。

董仲舒青年时代潜心读书，据说他曾在窗上垂帷，三年不曾向窗外眺望，终于完成了《春秋繁露》。他还曾“下帷讲诵”，就是自己在帷中授课，学生在帷外，导致有些学生始终没见过他。董仲舒的工作是从理论上论证新的政治社会制度“存在的根据”。他把阴阳家的形而上的宇宙观和儒家的政治社会哲学有机地结合起来。

宇宙论

在古代，阴阳家和五行家对宇宙的结构和起源都作出过积极的解释，董仲舒将这两家思想正式合流。他认为，宇宙是由十种成分组成，分别是：天、地、阴、阳、木、火、土、金、水和人。他将四季嬗替以阴阳运行来解释：“天道之常，一阴一阳。阳者天之德也，阴者天之刑也。……是故，天之道，以三时（春夏秋）成生，以一时（冬）丧死。”同时，他认为这是“天之任阳不任阴，好德不好私。”这也表明，“天亦有喜怒之气，哀乐之心，与人相副。以类合之，天人一也。”

人性论

“天人感应”是董仲舒最广为人知的理论。他认为天人一体，人在身心两方面都是天的复制品。对应天地的阴阳二气，人心也有两种因素“性”和“情”。人顺其本性能有仁德，顺其情而有贪欲。至于儒家的经典老问题：人性善，抑或恶？董仲舒不同意孟子的性善论，认为“善如米，性如禾。禾虽出米，而禾未可谓米也。性出虽善，而性未可谓善也。……王教在性外，而性不得不遂。”

他认为，人之所以能与天地并列，靠的是文化和修养。没有圣王的教化，人性便得不到充分的发展。这一点上，他直追荀子，不过，他和荀子的分歧在于，他不认为人性恶，他以为善是人性的发展，而非人性的悖逆。

社会伦理

董仲舒以形而上学的阴阳学说，作为论证社会秩序的根据。《春秋繁露》里写道“凡物必有合。合，必有上，必有下……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与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此前，儒家认为社会是由五种伦常关系组成的：君臣、父子、夫妇、兄弟、朋友。董仲舒从中选出君臣、父子、夫妇三项，称为“三纲”。“纲”即主宰，提纲挈领，国君是臣民的主宰；同样，夫为妻纲，父为子纲。

“三纲”之外，还有“五常”，是所有儒家都主张遵奉的道德。“常”即规范，恒常不变。五常即：仁、义、礼、智、信。“五常”是个人品德，“三纲”是社会伦理，纲常在古代就泛指道德和道德规则。

政治哲学

常人靠自己往往达不到三纲五常的要求，因此，董仲舒认为，政府有责任帮助大众发展品德。他说“天生民性有善质，而未能善，于是为之立王以善之，此天意也。”

君王以庆、赏、罚、刑为“四政”。这四种统治方法，取法于四季。政府的组织也以四季为模式，按照一年分四季，官员也分为四等，各级官员每人有三个助手，因为每季有三个月。在考核官员时，也分为四等。

由于天和人的密切关系，因此政府的失误必然表现为自然界的异常现象。这种思想来源于阴阳家，但董仲舒给它提供了一种既是目的论，又是机械论的解释。从目的论看，为政不德，必定招致天怒，表现为种种自然灾害，这是上天警告君王，要他改正自己的错误。从机械论来看，人事上的不正常必然引起自然界的不正常。

历史哲学

阴阳家认为，历史中的朝代更替是由于五德运行产生的影响，每个朝代必须与五德之一相联，遵循它的要求来运转。董仲舒修改了这个理论，认为朝代的更替不是依循五德运行，而是依循“三统”，即黑统、白统、赤统的顺序。按他的说法，夏朝代表黑统，商朝代表白统，周朝则是赤统。夏商周之后，历史又开始一次新的循环。有趣的是，到了近代，颜色和世界政治又再次联系起来，法西斯尚黑，资本主义尚白，而共产主义尚赤，当然，这些只是偶合。在董仲舒的理论中，三统并没有本质不同，新君建立新朝，由于承受天命，因此必须采取措施，表明承受天命，包括：迁都、改国号、改纪元、改服色。董仲舒称为政的基本原则为“道”，《汉书》引述他的话说：“道之大原出于天，天不变，道亦不变。”

在封建时代，所有君王都是从祖先处承受君位，包括秦始皇。但到汉朝，汉高祖刘邦出身布衣而君临天下，这就需要某种理论的支撑，董仲舒正提供了这种支撑。他认为，一个国君的统治是由于天命，这就为君王行使皇帝的权威提供了合法的根据，同时，也对君王的权威施加了某种限制：皇帝必须时刻注意上天的喜怒哀乐，按照上天的旨意行事。出现天灾时，皇帝要省察自己的执政，苛责自身，谋求改进。另外，它也宣告了一个朝代不可能期望无限期地统治下去，这是儒家为约束绝对君权而提出的一种限制。

对《春秋》的解释

按董仲舒的看法，继承周朝统治的既不是秦朝，也不是汉朝，而是孔子，他承受天命，创立了黑统。他承受的不是“法统”，而是一种“道统”。《春秋》本是鲁国的史书，但董仲舒及其追随者认为，《春秋》是孔子的重要著作，孔子于此创立了他的道统统治。董仲舒把春秋所涵盖的时期，分为三段：所传闻世、所闻世、所见世，分别对应孔子从文献中得知的，孔子听说的，孔子亲见的。董仲舒的各项学说都可以在《春秋》中找到根据，这也是他把自己著作称为《春秋繁露》的原因。

二、儒家兴盛和道家再起

政治和社会背景

秦国征服六国，靠的是严酷无情的对内政策和纵横捭阖的对外政策，而这些政策的理论基础，就是法家哲学。秦朝灭亡后，人们责怪法家的严酷寡恩，就这样，法家成为秦朝统治者失败的替罪羊。而在诸子百家中，思想距离法家最远的是儒家和道家，因此，很自然地，时代思潮便顺着儒家和道家摆动。

汉初，道家思想曾一度盛行，被称为“黄老之术”。在道家的政治哲学中，一个好的政府，只要把前朝“苛政”取消，其后做事越少越好。这无疑正是汉初大众的要求。汉高祖刘邦进咸阳时，曾向民众“约法三章”：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除此之外，秦朝的一切苛法都予以废除。经过一个时期的休养生息之后，国力重新恢复，君王开始想要有另一番作为，此时，道家哲学不再适应时代和统治者的需要，于是，君王又重回儒家哲学。

思想的统一

秦朝为确保治下的中国统一，采取了许多措施，其中最重要的一项就是统一思想的政策。李斯为此提出了一项严酷的建议：一切史书，除秦朝之外，其他“百家”之说及其他文献，除必要存档外，都应上交政府予以焚毁，这就是著名的焚书坑儒事件。这些严酷的措施导致秦朝统治迅速灭亡。汉朝兴起时，许多古代文献和“百家”著作又重新出现。虽然汉室皇帝同样想统一全国思想，但由于前朝之鉴，他们希望寻求一种新的统一思想的方式。这时董仲舒适时地出现了，提出了著名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主张。

董仲舒的建议是：“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汉武帝采纳了董仲舒的建议，颁令以儒学为国家正统之学，又以“六经”占统治地位。而且官方还规定，任何人想从政做官，必须学习儒学和六经。当然，这一政策比秦朝温和，私授其他各家思想并不会被刑罚，只是被主流社会所边缘化而已。

另外，在儒家所倡导的教化上，统治者也给予无上的重视。史书记载，汉初平定天下之后，汉高祖召令儒生叔孙通率领一班人，拟定一套宫廷的礼仪。在首次举行相应的礼仪之后，刘邦踌躇满志地表示：“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儒家不仅有思想，也谙熟古代文化遗产，这也是它胜于别家的优势。

当帝国快速发展以后，统治者为了适应新情势，又采用更擅长在新情势下提出新统治方法的法家思想。正统的儒家往往责备统治者“外儒内法”，但事实上，在统治者看来，儒家和法家各有运用范围。儒家在社会体制、精神道德和学术领域占据统治地位，法家则在施政的原则和统治方法上占绝对主导。

古文经学与今文经学

由于官方的扶持，汉朝中后期时，孔子的地位已经被推崇得很高。他们把“六经”奉为孔子所作，并且，认为他在“六经”之后，又写作了“六纬”。在“纬书”中，孔子的地位被抬到历史顶峰，有说他预测未来，为汉朝制定了律法，有说他是黑帝大神的儿子，曾经行了许多神迹，孔子被推上了神位，俨然如中国版耶稣。

事实上，“纬书”是汉朝的著作，伪托孔子而已。不久之后，儒家中更现实和讲求理性的一派起来反对关于孔子和儒学种种荒诞不经的说法。他们认为：孔子既不是神，也不是君王，而纯然是一位圣人，既没有预知汉朝，也没有制定律法，只是继承了古代文化的伟大遗产，赋予它新的精神。这部分儒学家组成所谓的“古文学家”，他们声称找到了秦始皇焚书以前的古籍，是以古文写成的。其实，古文经学和今文经学的分歧，实则是早前儒家内部理想和现实的区别。古文学家接续了荀子一脉。

杨雄和王充

古文学派学者杨雄就是一个例子，他所著的《太玄》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老子》和《易经》中“反者道之动”的思想影响。而该时期最大的思想家王充，在他著名的大作《论衡》中充满了对各种偶像的科学怀疑主义精神，他说：“《论衡》篇以十数，亦一言也，曰：‘疾虚妄’。”本着这样的精神，他猛烈地攻击阴阳家基于目的论和机械论来谈天人感应。

道家与佛家

王充的思想为道家哲学思想的复兴（也即所谓的“新道家”）开启了一个新的时期。

两晋时期的著名学者，思想上往往都是道家思想，但他们不少和佛教高僧结为至交，双方对彼此典籍思想非常熟悉，往往有心领神会的思想交融，即“禅”的精神。事实上，禅宗即是道家哲学和佛学两家精妙之处的汇合，是这种交流的产物。

公元220年，汉朝灭亡，随之而来的政治分裂和动乱一直持续到隋朝统一前夕。其间4个世纪，政治黑暗，社会动荡，悲观思想弥漫。而当社会陷入动乱之时，民众倾向于批判现存政治制度，道家思想就作为给人们提供一个超脱现实、逃避政治迫害的思想体系而兴盛起来。

三、新道家：崇尚理性的玄学

四、新道家：豁达率性的风格

五、中国佛学的基础

六、禅宗：潜默的哲学

七、更新的儒家：宇宙论者

八、更新的儒家：两个学派的开端

九、更新的儒学：主张柏拉图式理念的理学

十、更新的儒学中的另一派：宇宙心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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