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古汉语的词序、省略和插说 - 第一节 古汉语的词序
1.1 古今汉语的词序大体上是一致的，从甲骨文开始，主语就处于谓语之前，宾语就处于动词之后，定语也总是处于它的中心语之前，这反映了几千年来汉语语法的稳固性。不过，清代学者王引之《经义述闻》曾经指出，“蝗虫”、“螟虫”上古都写作“虫蝗”、“虫螟”[1] ，这种以大名冠小名之例说明原始汉语的构词法可能与今不同；俞樾《古书疑义举例》卷一“倒句例”也指出，《左传·昭公十九年》“谚所谓室于怒市于色者”，应理解为“怒于室、色于市”，《墨子·非乐上》“启乃淫溢康乐，野于饮食”，应理解为“饮食于野”，这种倒句之例又说明原始汉语的词序可能正与后代相反。可见，从上古乃至前上古直到今天，汉语语法的变化还是相当大的。
1.2 古今汉语词序最大最普遍的差异表现在宾语的位置上。一般来说，宾语作为动作行为的支配对象总是放在动词的后面，但是在古代汉语中却有以下五种宾语前置的现象。
（1）疑问代词作宾语，大都置于动词的前面。例如：
人而无止，不死何 俟 ？（《诗经·鄘风·相鼠》）
然则曷 称 ？称诸父兄师友。（《公羊传·隐公元年》）
吾谁 欺 ？欺天乎？（《论语·子罕》）
王者孰 谓 ？谓文王也。（《公羊传·隐公元年》）
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 先 ？（《论语·子路》）
天下之父归之，其子焉 往 ？（《孟子·离娄上》）
皮之不存，毛将安 傅 ？（《左传·僖公十四年》）
居恶 在 ？仁是也；路恶 在 ？义是也。（《孟子·尽心上》）
疑问代词作宾语时，如果动词前面还有能愿动词，那么疑问代词不仅要置于动词的前面，而且要置于能愿动词的前面。例如：
臣实不才，又谁 敢怨 ？（《左传·成公三年》）
管伯曰：“公谁 欲与 ？”公曰：“鲍叔牙。”（《庄子·徐无鬼》）
如果动词带有双宾语，那么作为宾语的疑问代词也要置于动词的前面。例如：
今四者不足以使之，则望当谁 为 君 乎？（《韩非子·外储说右上》）[2]
国人弗讳，寡人将谁 属 国 ？（《吕氏春秋·贵公》）
疑问代词作宾语要前置这种现象在汉代以前有少许例外。杨伯峻、何乐士指出，动词“云”的疑问代词宾语一般不前置[3] 。例如：
子张曰：“子夏云何？”（《论语·子张》）
而从西汉开始，疑问代词宾语后移逐渐增多，例如《战国策·西周策》“公不如谓周君曰：‘何欲置？……’”这个句子，疑问代词宾语“何”前置，到了东汉高诱的注“置，立也。欲立谁为太子也”中，疑问代词宾语“谁”则已经后置了。
（2）疑问代词如果跟某些介词（如“乎”、“由”、“自”、“以”、“用”、“与”、“为”等）结合，那么也大都置于这些介词的前面。例如：
彼且恶 乎 待哉？（《庄子·逍遥游》）
何 由 知吾可也？（《孟子·梁惠王上》）
水奚 自 至？（《吕氏春秋·贵直》）
子将何 以 待吾君？（《战国策·赵策》）
身将隐，焉 用 文之？（《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君谁 与 守？（《孟子·离娄下》）
曷 为 与人俱称帝王，卒就脯醢之地也？（《战国策·赵策》）
我们认为，疑问代词与这些介词之间的关系，从来源上说还是一种动宾关系。
疑问代词作介词宾语要前置这种现象在上古汉语中也有少数例外。杨伯峻、何乐士指出，介词“于”、“於”的疑问代词宾语一般不前置[4] 。例如：
哀我人斯，于 何 从禄？（《诗经·小雅·正月》）
所谓伊人，於 焉 逍遥？（《诗经·小雅·白驹》）
（3）否定句的代词宾语往往置于动词的前面。所谓否定句，是指动词前有否定副词“不”、“毋”、“无”、“未”、“弗”等，否定的无指代词“莫”等。例如：
不患人之不己 知 ，患不知人也。（《论语·学而》）
不道，毋之在国，女毋我 怨 。（《史记·殷本纪》）[5]
我无尔 诈 ，尔无我 虞 。（《左传·宣公十五年》）
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 逮 也。（《礼记·礼运》）
无节于内者，观物弗之 察 矣。欲察物而不由礼，弗之 得 矣。（《礼记·礼器》）
世溷浊而莫余 知 兮，吾方高驰而不顾。（屈原《九章·涉江》）
代词作宾语时，如果动词前面还有能愿动词或副词，那么代词大多不仅置于动词之前，而且置于能愿动词和副词之前。例如：
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 肯顾 。（《诗经·魏风·硕鼠》）
虽使五尺之童适市，莫之 或欺 。（《孟子·滕文公上》）
用术，则亲爱近习莫之 得闻 也。（《韩非子·难三》）
其臣蔽之，人时禁之，君自蔽则莫之 敢禁 。（《吕氏春秋·勿躬》）[6]
子路有闻，未之 能行 ，唯恐有闻。（《论语·公冶长》）[7]
此行也，君为妇人之笑辱也，寡君未之 敢任 。（《左传·成公三年》）[8]
今世之逐利者，早朝晏退，焦唇干嗌，日夜思之，犹未之 能得 。（《吕氏春秋·介立》）
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 尝闻 。（贾谊《论积贮疏》）
也有少数例子，是代词置于能愿动词或副词跟动词之间的。例如：
武王至殷郊，系堕。五人御于前，莫肯 之 为 。（《吕氏春秋·不苟》）[9]
以其民安而天下莫敢 之 危 ，以其地封而天下莫敢不说。（《吕氏春秋·分职》）
无善事而有善治者，自古及今，未尝 之 有 也。（《管子·枢言》）
吾有喜于玩好，有司未能 我 具 也，则据以其所有共我。（《晏子春秋·内篇谏下》）[10]
关于第二例，原书毕沅注：“‘敢’、‘之’二字似当乙转。”范耕研注：“《治要》引作‘莫敢危之’，与毕说未知孰是？”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云：“毕校是也。此句法在先秦书中最常见，请以《荀子》为例，《仲尼》‘本朝之臣莫之敢恶’，又‘富人莫之敢距’，《王霸》‘天下莫之敢当’皆是。《治要》多意改，未可从。类书引文，仅可作为参考，若迷信类书，斯则诬矣。”其实上古汉语中，代词置于能愿动词或副词跟动词之间的用例也是有的，这是正常的句型，并不是传抄讹误的结果。
如果动词带有双宾语，那么作为间接宾语的代词也会置于动词的前面。例如：
我龟既厌，不我 告 犹 。（《诗经·小雅·小旻》）[11]
若受吾币而不吾 假 道 ，将奈何？（《吕氏春秋·权勋》）
在上古汉语中，否定句的代词宾语也有部分是后置的，例如：
贞，兹雨不唯祸 我 ？（《甲骨文合集》12889）
尔不许 我 ，我乃屏璧与珪。（《尚书·金滕》）
不知 我 者，谓我何求？（《诗经·王风·黍离》）
狂而不直，侗而不愿，倥倥而不信，吾不知 之 矣。（《论语·泰伯》）
取吾璧，不予 我 城，奈何？（《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夫日月之有蚀，风雨之不时，怪星之党见，是无世而不常有 之 。（《荀子·天论》）
据周光午的调查，在上古汉语中，用“莫”、“未”的否定句，其代词宾语前置的占绝大多数，而用“不”的否定句，其代词宾语后置的则是代词宾语前置的三倍，用“毋”、“无”、“弗”的否定句也是代词宾语后置的多于代词宾语前置的[12] 。
我们认为，这一现象表明，在汉语中否定句的代词宾语是逐渐由动词前移到动词后的。事实上，如果观察一下《尚书·大诰》“民献有十夫予翼”[13] 、《尚书·多士》“惟我事，不贰适”[14] 、《诗经·小雅·节南山》“赫赫师尹，民具尔瞻”[15] 、《诗经·周南·葛覃》“是刈是濩，为絺为綌”[16] 、《论语·里仁》“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17] 、《左传·僖公四年》“尔贡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寡人是征。昭王南征而不复，寡人是问”[18] 等等，我们就可以知道，不但否定句的代词宾语是逐渐后移的，即使肯定句，代词宾语的位置也是逐渐后移的，不过肯定句中的这个演变过程在上古时代已经基本完成了，所以在上古典籍中只有很少前置的例证。
（4）宾语通过助词“之”、“是”、“焉”、“实”、“来”、“斯”、“于”、“於”、“厥”、“云”、“为”等的帮助置于动词之前。例如：
吾以子为异 之问 ，曾由与求 之问 。（《论语·先进》）
原田每每，舍其旧而新 是谋 。（《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我周之东迁，晋郑 焉依 。（《左传·隐公六年》）
鬼神非人 实亲 ，惟德 是依 。（《左传·僖公五年》）
不念昔者，伊余 来墍 。（《诗经·邶风·谷风》）
朋酒 斯飨 ，曰杀羔羊。（《诗经·豳风·七月》）
赫赫南仲，玁狁 于襄 。（《诗经·小雅·出车》）
王贪而无厌，惟蔡 於感 。（《左传·昭公十一年》）[19]
此 厥不听 ，人乃或诪张为幻。（《尚书·无逸》）[20]
有皇上帝，伊谁 云憎 ？（《诗经·小雅·正月》）[21]
女为人臣子，不顾恩义，叛主背亲，为降虏于蛮夷，何以女 为见 ？（《汉书·苏武传》）
子使漆雕开仕。对曰：“吾斯 之未能信 。”子说。（《论语·公冶长》）[22]
我，文王 之为 子，武王 之为 弟，成王 之为 叔父。（《荀子·尧问》）[23]
这里最后第二例中“吾斯之未能信”一句虽然是否定句，但是没有按照否定句代词宾语前置的规律，说成“吾未斯能信”或“吾未能斯信”，而是采用了加助词“之”把宾语“斯”提前的办法。最后一例是双宾语的句子，“文王之为子”原来是“为文王子”，“文王”是间接宾语，“子”是直接宾语，等于说“我为文王为子”（似可直译为“我对于文王来说是儿子”），这里采用助词“之”把间接宾语提到前面去。“武王之为弟”、“成王之为叔父”同。
在少数场合，通过助词“之”、“是”等的帮助，宾语还可以置于来源于动词的介词之前。例如：
叔仲昭伯曰：“我楚国 之为 ，岂为一人行也？”（《左传·襄公二十八年》）
鼋鼂鱼鳖 之与 处，而鼃黾 之与 同渚。（《国语·越语下》）
齐侯曰：“岂不穀 是为 ？先君之好是继。”（《左传·僖公四年》）
非夫人 之为 恸而谁为？（《论语·先进》）
夏氏之乱，成公播荡，又我 之自 入，君所知也。（《左传·襄公二十五年》）[24]
其一人专心致志，惟弈秋 之为 听。（《孟子·告子上》）[25]
由于“为”、“与”、“自”等介词来源于动词，因此这种现象实际上还是反映了上古的动宾关系。
（5）介词“以”的宾语也往往置于“以”的前面。例如：
将子无怒，秋 以 为期。（《诗经·卫风·氓》）[26]
墓门有棘，斧 以 斯之。（《诗经·陈风·墓门》）[27]
《诗》三百，一言 以 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
江汉 以 濯之，秋阳 以 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孟子·滕文公上》）
先君若问与夷，其将何辞 以 对？（《左传·隐公三年》）
君若以力，楚国方城 以 为城，汉水 以 为池，虽众，无所用之。（《左传·僖公四年》）
然后钟磬竽瑟 以 和之，干戚旄狄 以 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庙也。（《礼记·乐记》）[28]
是 以 太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李斯《谏逐客书》）
楚战士无不一 以 当十，楚兵呼声动天。（《史记·项羽本纪》）
介词“用”也有相似的现象：
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 用 希。（《论语·公冶长》）
诸侯备闻此言，斯是 用 痛心疾首。（《左传·成公十三年》）
我们知道，介词“以”、“用”最早也是动词，因此这一现象也是上古动宾关系的一种遗迹[29] 。
此外还有一个己身代词“自”，也往往置于动词和介词之前，例如：
山木自 寇 也，膏火自 焚 也。（《庄子·人间世》）
所谓诚其意者，毋自 欺 也。（《礼记·大学》）
宁信度，无自 信 也。（《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夫人必自 侮 ，然后人侮之；家必自 毁 ，而后人毁之。（《孟子·离娄上》）
言非礼义，谓之自 暴 也；吾身不能居仁由义，谓之自 弃 也。（《孟子·离娄上》）
子自 爱 不爱父，故亏父而自 利 ；弟自 爱 不爱兄，故亏兄而自 利 。（《墨子·兼爱上》）
其有大罪者，闻命则北面再拜，跪而自 裁 。（《汉书·贾谊传》）
及鄢陵，登城见之，美，自 为 娶之。（《左传·文公七年》）
其势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 为 战。（《史记·淮阴侯列传》）
在古代汉语中，有时为了加强表达的语气，古人把谓语部分提到主语之前，或者甚至把其他结构成分提到句首，例如：
甚矣，汝之不惠！（《列子·汤问》）
若崩，厥角稽首。（《孟子·尽心下》）[30]
这些都是容易理解的，这里不再赘述。
1.3 有的学者认为帮助宾语提前的“之”和“是”等不是助词，而是代词，其作用是复指前置的宾语[31] 。我们认为，当前置的宾语是专有名词时，说“之”、“是”是代词还大致讲得通，如《论语·先进》“曾由与求之问”，可以说成“竟然是问仲由和冉求这两个人”，《诗经·小雅·出车》“玁狁于襄”，可以说成“攘除玁狁这个敌人”；但是当前置的宾语是普通名词时，说“之”、“是”是代词就勉强了，如《左传·僖公五年》“鬼神非人实亲，惟德是依”，很难说成“鬼神不亲近人这种东西，而只是依从德行这种东西”，《战国策·赵策》“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很难说成“不忘记以前的事情这种事情……”。而当前置的宾语是指示代词时，这种说法就更成问题了，如《孟子·滕文公上》“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学，亦为不善变矣”，难道可以说成“周公尚且要攻击这种人，你却要学习这种人这种人……”[32] ？同时，帮助宾语提前的也不止是“之”、“是”，还有“焉”、“来”、“于”、“於”等，这些词也很难认定是具有复指作用的代词。由此可见，帮助宾语提前的“之”、“是”等还是看作助词比较合适。
1.4 当助词“之”、“是”等帮助宾语置于动词之前，而动词前面又有否定词的时候，这个否定词有两个出现的位置，一是出现在前置的宾语之前，一是紧靠在动词之前。例如：
小国将君是望，敢不 唯命是听？（《左传·襄公二十八年》）
鬼神非 人实亲，惟德是依。（《左传·僖公五年》）
今王非 越是图，而齐鲁以为忧。（《国语·吴语》）
君亡之不 恤，而群臣是忧。（《左传·僖公十五年》）
吾百姓之不 图，唯舟与车。（《国语·越语下》）
吾斯之未 能信。（《论语·公冶长》）
有人对上古典籍进行统计调查，结果是当助词由“是”、“实”充当时，否定词只能出现在前置的宾语之前，而当助词由“之”充当时，则否定词既可以出现在前置的宾语之前，也可以紧靠在动词之前。同时，在这种情况下，所使用的否定词也有不同，即“非”只能出现在前置的宾语之前，而“不”既可以出现在前置的宾语之前，也可以紧靠在动词之前，至于“未”、“无”、“毋”等则只紧靠在动词之前[33] 。
对于这一现象的解释，我们认为马建忠的意见是对的，《马氏文通》卷七说：
凡止词先乎动字者，倒文也。如动字或有弗辞，或为疑辞者，率间“之”字，辞气确切者，间参“是”字。
事实上，不管是否定句还是肯定句，这种用助词“之”、“是”帮助的宾语前置句，凡是语气较为坚决、确定的，都倾向于使用“是”，反之则倾向于使用“之”[34] 。
1.5 既然是宾语前置，那么像“何厌之有”这种形式是相当于“有何厌”呢，还是相当于“何有厌”？
“何……之 + 动词（形容词）”的句型有两种情况：一是表示强烈的感叹；二是表示询问和反问。
（1）表示强烈的感叹，大都相当于现代汉语“为什么……这样……”、“怎么……那样……”。例如：
孔子游于匡，宋人围之数匝，而弦歌不辍。子路入见，曰：“何夫子之娱 也！”（《庄子·秋水》）[35]
鲁君之宋，呼于垤泽之门。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声之似我君 也！”（《孟子·尽心上》）[36]
婴虽不仁，免子于厄，何子求绝之速 也！（《史记·管晏列传》）
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不然，何忧之远 也！（《左传·襄公二十九年》）
天下之刖者多矣，子奚哭之悲 也！（《韩非子·和氏》）
（2）表示询问和反问。表示询问的如：
齐宣王问卿。孟子曰：“王何卿之问 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贵戚之卿，有异姓之卿。”（《孟子·万章下》）
穆子叹而谓其左右曰：“吾何德之务 而有是臣也？”（《国语·晋语》）[37]
“何卿之问”意为“问哪一种卿”，“何德之务”意为“务什么样的德”。表示反问的如：
自践土以来，宋何役之不会 ？而何盟之不同 ？（《左传·昭公二十五年》）[38]
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 ？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 ？（《商君书·更法》）
闻子为梯，将以攻宋，宋何罪之有 ？（《墨子·公输》）
“何役之不会”字面意思是“没有参加哪一次战役”，实际意思是“哪一次战役没有参加”，即每次都参加了；“何罪之有”字面意思是“有什么罪”，实际意思是没有罪。
在上古典籍中，这种表示反问的句型中的谓语动词主要是“有”和“为”。对于这种句型的语法结构，《马氏文通》卷二说：
《左昭十三》：“国不竞亦陵，何国之为？”“何国之为”者，犹云“如是尚将为何国”也，“之”字所以明其为倒文，……则“何”字附于名而用为静字，当在偏次。《左僖三十三》：“秦则无礼，何施之为？”又《成十二》：“若让之以一矢，祸之大者，其何福之为？”又《昭元》：“诸侯之会，卫社稷也。我以货免，鲁必受师，是祸之也，何卫之为？”《周语》：“其若先王与百姓何，何政令之为也？”《楚语》：“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何宝之为？”句法皆同。
又卷七说：
夫“之”字以间倒文，此种句法，《左氏》、《论语》最所习见。后则韩文袭用者最多。《左传·庄公三十二年》云：“虢多凉德，其何土之能得？”……又《隐公元年》云：“姜氏何厌之有？”《论语·子张》云：“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史记·虞卿列传》云：“赵且亡，何秦之图乎？”又《项羽本纪》云：“赵举而秦强，何敌之承？”又《酷吏列传》云：“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以上所引，皆名字之为止词先置，而或有弗辞，或为疑辞，故间以“之”字。
马氏的意思是，“何国之为”就是“为何国”，“何厌之有”就是“有何厌”，也就是说，这种表示反问的“何……之 + 动词”，“何”和它后面的名词是动词的宾语，而“何”是它后面的名词的修饰语。
不过也有学者认为，“何国之为”应该是“何为国”，“何厌之有”应该是“何有厌”，也就是说，这种表示反问的“何……之 + 动词”，“何”是修饰后面部分的状语，动词的前置宾语只包括“之”前面的名词，并不包括“何”在内。这种看法的理由是：
（1）在表示询问的“何……之 + 动词”中，“何”具有区别和限定作用，用在名词前面是为了指明所问的是哪一种人或事物，所以“何”是它后面的名词的定语；而在表示反问的“何……之 + 动词”中，“何”并不起区别和限定作用，它所起的是一种表示反诘的逻辑性作用，它应该属于疑问副词。副词是不能修饰名词的，所以在“何……之 + 动词”句型中，“何”与它后面的名词不发生直接的句法关系，而是越过名词，与动词遥相联系，构成状中关系。
（2）《左传·昭公五年》的“何不可之有”与《荀子·儒效》的“恶有不可”相对应，两种句型可以互相转换；《左传·襄公二十八年》的“何劳之敢惮”与《国语·晋语》的“何敢惮罚”相对应，这两种句型也可以互相转换。当两种句型互相转换的时候，只是宾语的位置有所变动，而句中的“何”、“恶”不随之而动，可见这些词不是宾语的组成部分——定语，而是动词的状语。
（3）《孟子·离娄上》：“不仁而可与言，则何亡国败家之有？”赵岐注：“如使其能从谏从善，可与言议，则天下何有亡国败家也。”从古人的注释看，古人也是把“何……之 + 动词”这种句型中的“何”作为状语而不是作为定语来理解的[39] 。
针对这些意见，李先华指出：
（1）要确定“何”的词性，归根结底要看它在句中同什么词结合，构成怎样的句法关系，而不是表不表反诘。“何”在表示反问的“何……之 + 动词”中虽然不再像它在询问句中那样具有区别和限定名词的作用，指明要问的是哪一种人或事物，但是这并没有改变它的句法功能，影响到它同别的词的结合。《诗经·小雅·隰桑》：“中心藏之，何日忘之？”“何日忘之”等于说“无日忘之”，“何”用在“日”前并不是对“日”起区别和限定的作用，指明要问的是哪一日，而只是表示反诘，但是它无可争议是个疑问代词。
（2）“何……之 + 动词”与“何 + 动词……”所表达的语义相同，二者具有同义转换关系，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根据什么认为这两种句型的差异只是宾语的位置问题，它们相互转换只是变动了宾语的位置呢？相同的语义可以用不同的句法形式来表达，句法形式的不同并非仅仅是语序的不同，转换也并非只有“移位”一种手段。例如：
不我知者，谓我士也骄。（《诗经·魏风·园有桃》）
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诗经·王风·黍离》）
孔子曰：“居，吾语女其故。”（《荀子·宥坐》）
孔子曰：“居，吾语女以其故。”（《孔子家语·始诛》）
而忘越王之杀而父乎？（《左传·定公十四年》）
尔忘句践杀汝父乎？（《史记·吴太伯世家》）
这里，第一句和第二句、第三句和第四句、第五句和第六句分别语义相同，但是除了第一句和第二句的转换只涉及语序外，第三句和第四句有无介词“以”、第五句和第六句有无助词“之”都会影响到句子的结构关系。因此，不能认为“何……之 + 动词”与“何 + 动词……”具有同义关系，就认为“何……之 + 动词”的结构应该按“何 + 动词……”的结构去理解，单凭这两种句型可以互相转换，是无法证明句中“何”的词性及其所充当的句子成分的。
（3）用“何 + 动词……”句型来说明表示反问的“何……之 + 动词”句型并非古注的通例。在《国语》中表示反问的“何……之 + 动词”句型共27例，韦昭诠释句义的有7例，而采用“何 + 动词……”句型的仅2例；在《左传》中表示反问的“何……之 + 动词”句型共52例，杜预诠释句义的有14例，而采用“何 + 动词……”句型的亦仅2例。如果古人真的认为“何……之 + 动词”就是“何 + 动词……”，那么为什么采用“何 + 动词……”句型来诠释的比例会这样少？同时，古代注家在说明句义的时候，并不是处处要与原句型在结构上保持严整的对应关系。古人注书的宗旨是为了解读古籍，他们关注的是语义；只要不违背原意，他们完全可以换用不同的句型。既然注文与原文在句法上存在不一致，我们就不能简单地根据注文的结构来判断原文的结构[40] 。
我们同意李先华的看法。李先华还举了《国语·晋语》中的一个例子：
晋师溃，戎马泞而止，公号庆郑曰：“载我！”庆郑曰：“忘善而背德，又废吉卜，何我之载？郑之车不足以辱君避也。”[41]
这里“何我之载”不能转换成“何载我”，这就生动地证明了“何……之 + 动词”并不是“何 + 动词……”，这两种句型具有本质的不同。
1.6 古汉语用作疑问的有“何如”，也有“如何”，两者意思差不多，好像是同一个词的不同形式，为什么前者遵守宾语前置的规律，而后者不遵守宾语前置的规律？
我们认为，古汉语的“何如”早就是一个疑问代词，而“如何”则本来是一个词组，是“拿……怎么办”的意思。古汉语中有许多把“如（若、奈）”、“何”分拆开来使用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例如：
宋，小国也；今将行王政，齐、楚恶而伐之，则如之何？（《孟子·滕文公下》）
吾见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孟子·告子上》）
晋侯谓庆郑曰：“寇深矣，若之何？”（《左传·僖公十五年》）
吾城郭已治，守备已具，钱粟已足，甲兵有馀，吾奈无箭何？（《韩非子·十过》）
因此，“如（若、奈）”本来是动词，它的宾语是“之”、“有萌焉”、“无箭”等，“何”是疑问代词，跟“如（若、奈）”并列在一起充当谓语，“之”、“有萌焉”、“无箭”这些宾语不是疑问代词，当然就不必前置。以后，“如何”逐渐成为一个凝固结构，“何”在表面上才好像是一个宾语了。
古汉语中还有“之谓”和“谓之”，有人认为二者有别，如清代戴震《孟子字义疏证·孟子私淑录》卷上说：
古人言辞，“之谓”、“谓之”有异：凡曰“之谓”，以上所称解下，如《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此为性、道、教言之。……凡曰“谓之”者，以下所称之名辨上之实，如《中庸》“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此非为性、教言之，以性、教区别“自诚明”、“自明诚”二者耳。
而马建忠《马氏文通》卷三“同次三之四”则认为二者无别，他说：
《孟·告上》：“生之谓性。”“性”与“之”、“生”同次，犹云“生谓之性”也。又《滕下》：“此之谓大丈夫。”犹云“此谓之大丈夫”也。《史·商君列传》：“反听之谓聪，内视之谓明，自胜之谓强。”三句同上。
我们同意戴震的说法。具体来说，“谓之”有两种用法，一是对某人某物的认识和称谓，例如：
请京，使居之，谓之京城大叔。（《左传·隐公元年》）
吾有大树，人谓之樗。（《庄子·逍遥游》）
二是对于事物特征的品题和归类，例如：
以善先人者谓之教，以善和人者谓之顺；以不善先人者谓之谄，以不善和人者谓之谀。（《荀子·修身》）[42]
少而无父者谓之孤，老而无子者谓之独，老而无妻者谓之矜，老而无夫者谓之寡。（《礼记·王制》）
“……谓之……”是双宾语的句型，“之”是间接宾语，它指代的对象往往在前面已经出现，如例句中的“大树”、“少而无父者”，另一个宾语是直接宾语，是句中的新信息，如例句中的“樗”、“孤”。
“之谓”也有两种用法，一种用法是后面不带宾语，表示对前面所提出的内容的认同和解释，例如：
谚所谓“辅车相依，唇亡齿寒”者，其虞虢之谓也！（《左传·僖公五年》）
公曰：“《诗》所谓‘彼日而食，于何不臧’者，何也？”对曰：“不善政之谓也。……”（《左传·昭公七年》）[43]
这种情况下，“之”是帮助宾语提前的助词，例句中所提前的宾语是“虞虢”、“不善政”。这种“……之谓……”相当于现代汉语的“……说的就是……”、“……是说……”，比如这里两个例句可以译为：“……大概说的就是虞国和虢国吧”、“这是说不能办好政事……”。
“之谓”的另一种用法是后面带有宾语，这是用前面比较具体的事物、情况来解释和印证后面比较抽象的概念、事物，例如：
何谓刑、德？曰：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韩非子·二柄》）
鲁哀公问于孔子曰：“子从父命，孝乎？臣从君命，贞乎？”……孔子曰：“……父有争子，不行无礼；士有争友，不为不义。故子从父，奚子孝？臣从君，奚臣贞？审其所以从之之谓孝、之谓贞也。”（《荀子·子道》）
在这种情况下，“之谓”相当于现代汉语的“叫做，就是”，而其中的“之”是一个音节助词。在这种用法中，也有把后面的宾语提到句子头上去，作为一个话题的，例如：
诸侯所以归晋君，礼也。礼也者，小事大、大字小之谓。（《左传·昭公三十年》）[44]
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孟子·梁惠王下》）[45]
这就跟“之谓”的第一种用法在形式上很相近了，后人也就难以把它们区分开了[46] 。
此外，关于“是以”和“以是”，学者们也有不同意见。楚永安《文言复式虚词》[47] “是以”条下说：
关于“是以”的结构关系，通行的古汉语虚词和语法著作中都认为是一个宾语提前的介宾结构，与“以是”相等。实际上“是以”和“以是”不能相等。“是以”是个凝固形式，其作用相当于一个连词；而“以是”则是个临时组合的介宾词组，通常用作状语，说明行为动作发生的原因或凭借的对象。如果追根溯源，“是以”的结构应该是同义并列关系。“是”本是个代词，同时也可用作连词，表示结果或推论。如：“夫唯无以生为者，是贤于贵生。”（《老子·七十五章》）“楚以缓失宋，将法齐之急也；齐以急得宋，后将常急矣。是从齐而攻楚，未必利也。”（《战国策·楚策一》）“以”作为连词，也常常表示结果或推论。如：“阖庐惟能用其民，以败我于柏举。”（《左传·哀公元年》）“且夫妇不故生子，以知天地不故生人也。”（《论衡·物势》）由此可见，“是”和“以”的用法是相同的。在古汉语中，两个意义和用法相同的词常常结合在一起使用，即所谓同义连文。“是以”也当是这种同义连文。
我们认为，说“是以”的作用相当于一个连词，“以是”则经常用作状语，说明行为动作发生的原因或凭借的对象，这种观察还是比较正确的[48] ，但是说“是”也用作连词，表示结果或推论，则可能与事实不符，即以这里所举《战国策》一例来说，“是”完全可以解释为“这样”或“这样看来，这就是说”，这个“是”还是属于指示代词的用法[49] 。由“是”和“以”组成的因果连词，在上古汉语前期主要表现为“是以”，在上古汉语后期则表现为“以是”，这正是介词“以”的宾语由前置变为后置的一个过程。
1.7 有人认为，古汉语中还有定语后置的现象。如杨伯峻《文言语法》第七章云：“文言的特点是简洁流畅，较长的形容语加在中心词之上是不习惯的。如果有较长的形容语，一般是移在中心词之下，用一个‘者’字来联络。”[50] 其所举的例子有：
约与食客门下有勇力文武备具者二十人偕。（《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
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张溥《五人墓碑记》）
计未定，求人可使报秦者，未得。（《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村中少年好事者驯养一虫。（《聊斋志异·促织》）
马之千里者，一食或尽粟一石。（韩愈《杂说》）
其石之突怒偃蹇，负土而出，争为奇状者殆不可数。（柳宗元《永州八记》）
据杨氏之意，即认为“食客门下”、“人”、“少年”、“缙绅”等为中心语，而“有勇力文武具者”、“可使报秦者”、“好事者”、“能不易其志者”等为定语，“食客门下有勇力文武备具者”，等于说“有勇力文武备具的食客门下”，“马之千里者”，等于说“千里马”，这就是所谓的古汉语中的定语后置现象。
但长期以来，学者们对于此说多持反对态度[51] 。反对者的根据是：
（1）古汉语中跟在动词、形容词后面的“者”，不论看作代词还是看作助词，意思都是“……的人”、“……的东西”，比如“求人可使报秦者”的“者”在动词之后，应是“……的人”之意，而不是“……的”，不能看作定语的标志。
（2）说文言文为了“简洁流畅”，较长的形容词“一般是移在中心语之下，用一个‘者’字来联络”，这种说法与古汉语的实际不符。古汉语的名词和名词性词组做定语，不管怎么长，总是置于中心语之前，而不是之后。这一点即使是“者”字短语做定语也是如此，例如：
不为者与不能者 之形何以异？（《孟子·梁惠王上》）
臣愚以为陛下得胡人，皆以为奴婢，以赐从军死事者 家 。（《史记·汲郑列传》）
此与东方之戍卒不习地势而心畏胡者 功 相万也。（《汉书·晁错传》）
与上述例子相比，“有勇力文武备具者”和“可使报秦者”等虽然都是名词性词组，但它们是处在“食客门下”和“人”等之后，所以不可能是“食客门下”和“人”等的定语。
（3）古汉语中代词“其”一般只作定语，比如《论语》“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其”为定语，“不善者”为中心语，同理可得，“乡人”为定语，“善者”为中心语，“马之千里者”，“马”为定语，“千里者”为中心语。
（4）古人有“全体中的一部分”这样的观念，如《吕氏春秋》“人有亡鈇者”、《史记》“卒之堕指者十二三”，“人”、“卒”都表示全体，“有”、“之”则表示全体当中有、全体当中的。则“求人可使报秦者”即“求人之可使报秦者”，“人”只能是定语，不是中心语。至于有的学者说：
下列句子里的“名词 + ×者”就无论如何也不能再用“全体中的一部分”来解释了：
高乃与公子胡亥、丞相李斯阴谋破去始皇所封书赐公子扶苏者 。（《史记·秦始皇本纪》）
呼韩邪单于……乃收其兄呼屠吾斯在民间者 立为左谷蠡王。（《汉书·匈奴传下》）
第一句，秦始皇病重时亲自密封的遗书恐怕就只有给公子扶苏的那一封；第二句，“呼屠吾斯”是一个人的专名。我们分析这两个句子的时候，只能把加点的“×者”认作它前面的名词的后置定语，不能反过来说前面的名词是后面的“×者”的范围定语。[52]
其实这两个句子属于古汉语中的插说现象[53] ，这里作为反例不妥。
（5）如果承认有“定语后置”，那么像《汉书·沟洫志》“今堤防狭者去水数百步，远者数里”这样的句子中，“远者”前面根本没有中心语，又何来后置一说呢？又如“诸侯、名士可下以财者，厚遗结之；不肯者，利剑刺之”（《史记·李斯列传》），说“不肯者”是后置定语，也过于勉强了。
（6）如果承认有“定语后置”，那么像《史记·吕太后本纪》“不如视诸王最贤者立之”这样的句子，就要把“诸王最贤者”理解为“最贤之诸王”，这样显然“最”跟“诸”自相矛盾，也跟原意不合。而像《汉书·匈奴传》“左贤王围李广，广军四千人死者过半”这样的句子，如果理解成“死去之广军四千人”或“广军死去之四千人”，则更是与原意大相径庭[54] 。
此外，有的学者鉴于下面这些句子：
蚓无爪牙之利 ，筋骨之强 ，上食埃土，下饮黄泉，用心一也。（《荀子·劝学》）
以孟尝、芒卯之贤 ，帅强韩魏之兵以伐秦，犹无奈寡人何。（《战国策·秦策》）
驾八龙之婉婉 兮，载云旗之委蛇 。（屈原《离骚》）
带长铗之陆离 兮，冠切云之崔嵬 。（屈原《九章·涉江》）
如果省略加点的部分，则不影响句意，而如果删去“爪牙”、“筋骨”等词，则不成话，因此确认加点的部分是次要成分，应该是定语，从而认为这是古汉语中的另外一种定语后置现象。
我们认为，句子的主要成分也可以在一定条件下省略而不影响句意，句子的次要成分也有省略而影响句意的，用能否省略来判断是否主要成分次要成分，是不科学的。上面所引的前两个句子，“利”、“强”、“贤”这些形容词在一般情况下往往充当定语来修饰名词性中心语，但在这里却是原文在表达上所要强调的，从而事物化了，反过来成为“爪牙”、“筋骨”等修饰的中心语。因此，“利”、“强”、“贤”并不是后置的定语。至于《离骚》的两例，它们都是诗歌，诗歌的语法有它自己的特点，是不适宜拿来研究自然语言的。
1.8 有人认为，在古代汉语中数量词往往置于名词的后面，这也是一种“定语后置”。例如：
子产以幄幕九张 行。（《左传·昭公十三年》）
皆赐玉五瑴 ，马三匹 ，非礼也。（《左传·庄公十八年》）
为长安君约车百乘 ，质于齐。（《战国策·赵策》）
复以弟子一人 投河中。（《史记·滑稽列传》）
汉王赐良金百镒 ，珠二斗 。（《史记·留侯世家》）
马牛羊驴橐驼七十馀万头 。（《汉书·西域传下》）
人们以为，这里“九张”是“幄幕”的后置定语，“三匹”是“马”的后置定语，如此等等[55] 。
对此，有学者指出：“古汉语中名词和它后面数量词之间的关系，和一般所说的定语、中心语的关系不完全一样。”[56] 因为，古代汉语名词数量的表达，最早采用这样一种形式：
孚人万三千八十一人，孚马□匹，孚车卅两，孚牛三百五十五牛，羊卅八羊。（小盂鼎）（注□同纸书原文）
如果把“□匹”、“卅两”看作“马”、“车”的后置定语，那么就必须把“万三千八十一人”、“卅八羊”也看作“人”、“羊”的后置定语。但是如果按一般的词序，把定语放到中心语前面去的话，“□匹马”、“卅两车”固然可以讲得通，而“万三千八十一人人”、“卅八羊羊”就讲不通了（注□同纸书原文）。所以放在名词后面的数量词跟一般所说的定语性质不完全相同。同时，古汉语中还有这样的句子：
唯桥姚已致马千匹，牛倍之，羊万头。（《史记·货殖列传》）
“马千匹”、“羊万头”固然可以说是定语后置，但是“倍之”很难说是“牛”的后置定语。
根据以上意见，我们认为名词后面的数量词不妨看作补语，比如“孚人万三千八十一人”，“孚人”为动宾结构，“万三千八十一人”是这个动宾结构的补语。又“以幄幕九张行”，“以幄幕九张”是“行”的状语，“幄幕九张”是主谓结构做介词“以”的宾语。
至于像下面这样的句子：
大王之国，北有甘泉、谷口，南带泾、渭，右陇、蜀，左关、阪，战车千乘 ，奋击百万 。（《战国策·秦策》）[57]
莱人使正舆子赂夙沙卫以索马牛，皆百匹 。（《左传·襄公二年》）[58]
酒酣，吏二 缚一人诣王。（《晏子春秋·内篇杂下》）
“千乘”应是“战车”的谓语，“百万”应是“奋击”的谓语；“皆百匹”等于说“索马牛皆百匹”，“皆百匹”也应是谓语（“索马牛”承上省略）。“吏二”则可以看作主谓结构做主语（“吏”为主语，“二”为谓语）。这些句子我们都不看作定语后置。
1.2 古今汉语词序最大最普遍的差异表现在宾语的位置上。一般来说，宾语作为动作行为的支配对象总是放在动词的后面，但是在古代汉语中却有以下五种宾语前置的现象。
（1）疑问代词作宾语，大都置于动词的前面。例如：
人而无止，不死何 俟 ？（《诗经·鄘风·相鼠》）
然则曷 称 ？称诸父兄师友。（《公羊传·隐公元年》）
吾谁 欺 ？欺天乎？（《论语·子罕》）
王者孰 谓 ？谓文王也。（《公羊传·隐公元年》）
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 先 ？（《论语·子路》）
天下之父归之，其子焉 往 ？（《孟子·离娄上》）
皮之不存，毛将安 傅 ？（《左传·僖公十四年》）
居恶 在 ？仁是也；路恶 在 ？义是也。（《孟子·尽心上》）
疑问代词作宾语时，如果动词前面还有能愿动词，那么疑问代词不仅要置于动词的前面，而且要置于能愿动词的前面。例如：
臣实不才，又谁 敢怨 ？（《左传·成公三年》）
管伯曰：“公谁 欲与 ？”公曰：“鲍叔牙。”（《庄子·徐无鬼》）
如果动词带有双宾语，那么作为宾语的疑问代词也要置于动词的前面。例如：
今四者不足以使之，则望当谁 为 君 乎？（《韩非子·外储说右上》）[2]
国人弗讳，寡人将谁 属 国 ？（《吕氏春秋·贵公》）
疑问代词作宾语要前置这种现象在汉代以前有少许例外。杨伯峻、何乐士指出，动词“云”的疑问代词宾语一般不前置[3] 。例如：
子张曰：“子夏云何？”（《论语·子张》）
而从西汉开始，疑问代词宾语后移逐渐增多，例如《战国策·西周策》“公不如谓周君曰：‘何欲置？……’”这个句子，疑问代词宾语“何”前置，到了东汉高诱的注“置，立也。欲立谁为太子也”中，疑问代词宾语“谁”则已经后置了。
（2）疑问代词如果跟某些介词（如“乎”、“由”、“自”、“以”、“用”、“与”、“为”等）结合，那么也大都置于这些介词的前面。例如：
彼且恶 乎 待哉？（《庄子·逍遥游》）
何 由 知吾可也？（《孟子·梁惠王上》）
水奚 自 至？（《吕氏春秋·贵直》）
子将何 以 待吾君？（《战国策·赵策》）
身将隐，焉 用 文之？（《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君谁 与 守？（《孟子·离娄下》）
曷 为 与人俱称帝王，卒就脯醢之地也？（《战国策·赵策》）
我们认为，疑问代词与这些介词之间的关系，从来源上说还是一种动宾关系。
疑问代词作介词宾语要前置这种现象在上古汉语中也有少数例外。杨伯峻、何乐士指出，介词“于”、“於”的疑问代词宾语一般不前置[4] 。例如：
哀我人斯，于 何 从禄？（《诗经·小雅·正月》）
所谓伊人，於 焉 逍遥？（《诗经·小雅·白驹》）
（3）否定句的代词宾语往往置于动词的前面。所谓否定句，是指动词前有否定副词“不”、“毋”、“无”、“未”、“弗”等，否定的无指代词“莫”等。例如：
不患人之不己 知 ，患不知人也。（《论语·学而》）
不道，毋之在国，女毋我 怨 。（《史记·殷本纪》）[5]
我无尔 诈 ，尔无我 虞 。（《左传·宣公十五年》）
大道之行也，与三代之英，丘未之 逮 也。（《礼记·礼运》）
无节于内者，观物弗之 察 矣。欲察物而不由礼，弗之 得 矣。（《礼记·礼器》）
世溷浊而莫余 知 兮，吾方高驰而不顾。（屈原《九章·涉江》）
代词作宾语时，如果动词前面还有能愿动词或副词，那么代词大多不仅置于动词之前，而且置于能愿动词和副词之前。例如：
硕鼠硕鼠，无食我黍！三岁贯女，莫我 肯顾 。（《诗经·魏风·硕鼠》）
虽使五尺之童适市，莫之 或欺 。（《孟子·滕文公上》）
用术，则亲爱近习莫之 得闻 也。（《韩非子·难三》）
其臣蔽之，人时禁之，君自蔽则莫之 敢禁 。（《吕氏春秋·勿躬》）[6]
子路有闻，未之 能行 ，唯恐有闻。（《论语·公冶长》）[7]
此行也，君为妇人之笑辱也，寡君未之 敢任 。（《左传·成公三年》）[8]
今世之逐利者，早朝晏退，焦唇干嗌，日夜思之，犹未之 能得 。（《吕氏春秋·介立》）
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 尝闻 。（贾谊《论积贮疏》）
也有少数例子，是代词置于能愿动词或副词跟动词之间的。例如：
武王至殷郊，系堕。五人御于前，莫肯 之 为 。（《吕氏春秋·不苟》）[9]
以其民安而天下莫敢 之 危 ，以其地封而天下莫敢不说。（《吕氏春秋·分职》）
无善事而有善治者，自古及今，未尝 之 有 也。（《管子·枢言》）
吾有喜于玩好，有司未能 我 具 也，则据以其所有共我。（《晏子春秋·内篇谏下》）[10]
关于第二例，原书毕沅注：“‘敢’、‘之’二字似当乙转。”范耕研注：“《治要》引作‘莫敢危之’，与毕说未知孰是？”陈奇猷《吕氏春秋校释》云：“毕校是也。此句法在先秦书中最常见，请以《荀子》为例，《仲尼》‘本朝之臣莫之敢恶’，又‘富人莫之敢距’，《王霸》‘天下莫之敢当’皆是。《治要》多意改，未可从。类书引文，仅可作为参考，若迷信类书，斯则诬矣。”其实上古汉语中，代词置于能愿动词或副词跟动词之间的用例也是有的，这是正常的句型，并不是传抄讹误的结果。
如果动词带有双宾语，那么作为间接宾语的代词也会置于动词的前面。例如：
我龟既厌，不我 告 犹 。（《诗经·小雅·小旻》）[11]
若受吾币而不吾 假 道 ，将奈何？（《吕氏春秋·权勋》）
在上古汉语中，否定句的代词宾语也有部分是后置的，例如：
贞，兹雨不唯祸 我 ？（《甲骨文合集》12889）
尔不许 我 ，我乃屏璧与珪。（《尚书·金滕》）
不知 我 者，谓我何求？（《诗经·王风·黍离》）
狂而不直，侗而不愿，倥倥而不信，吾不知 之 矣。（《论语·泰伯》）
取吾璧，不予 我 城，奈何？（《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夫日月之有蚀，风雨之不时，怪星之党见，是无世而不常有 之 。（《荀子·天论》）
据周光午的调查，在上古汉语中，用“莫”、“未”的否定句，其代词宾语前置的占绝大多数，而用“不”的否定句，其代词宾语后置的则是代词宾语前置的三倍，用“毋”、“无”、“弗”的否定句也是代词宾语后置的多于代词宾语前置的[12] 。
我们认为，这一现象表明，在汉语中否定句的代词宾语是逐渐由动词前移到动词后的。事实上，如果观察一下《尚书·大诰》“民献有十夫予翼”[13] 、《尚书·多士》“惟我事，不贰适”[14] 、《诗经·小雅·节南山》“赫赫师尹，民具尔瞻”[15] 、《诗经·周南·葛覃》“是刈是濩，为絺为綌”[16] 、《论语·里仁》“敏而好学，不耻下问，是以谓之文也”[17] 、《左传·僖公四年》“尔贡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寡人是征。昭王南征而不复，寡人是问”[18] 等等，我们就可以知道，不但否定句的代词宾语是逐渐后移的，即使肯定句，代词宾语的位置也是逐渐后移的，不过肯定句中的这个演变过程在上古时代已经基本完成了，所以在上古典籍中只有很少前置的例证。
（4）宾语通过助词“之”、“是”、“焉”、“实”、“来”、“斯”、“于”、“於”、“厥”、“云”、“为”等的帮助置于动词之前。例如：
吾以子为异 之问 ，曾由与求 之问 。（《论语·先进》）
原田每每，舍其旧而新 是谋 。（《左传·僖公二十八年》）
我周之东迁，晋郑 焉依 。（《左传·隐公六年》）
鬼神非人 实亲 ，惟德 是依 。（《左传·僖公五年》）
不念昔者，伊余 来墍 。（《诗经·邶风·谷风》）
朋酒 斯飨 ，曰杀羔羊。（《诗经·豳风·七月》）
赫赫南仲，玁狁 于襄 。（《诗经·小雅·出车》）
王贪而无厌，惟蔡 於感 。（《左传·昭公十一年》）[19]
此 厥不听 ，人乃或诪张为幻。（《尚书·无逸》）[20]
有皇上帝，伊谁 云憎 ？（《诗经·小雅·正月》）[21]
女为人臣子，不顾恩义，叛主背亲，为降虏于蛮夷，何以女 为见 ？（《汉书·苏武传》）
子使漆雕开仕。对曰：“吾斯 之未能信 。”子说。（《论语·公冶长》）[22]
我，文王 之为 子，武王 之为 弟，成王 之为 叔父。（《荀子·尧问》）[23]
这里最后第二例中“吾斯之未能信”一句虽然是否定句，但是没有按照否定句代词宾语前置的规律，说成“吾未斯能信”或“吾未能斯信”，而是采用了加助词“之”把宾语“斯”提前的办法。最后一例是双宾语的句子，“文王之为子”原来是“为文王子”，“文王”是间接宾语，“子”是直接宾语，等于说“我为文王为子”（似可直译为“我对于文王来说是儿子”），这里采用助词“之”把间接宾语提到前面去。“武王之为弟”、“成王之为叔父”同。
在少数场合，通过助词“之”、“是”等的帮助，宾语还可以置于来源于动词的介词之前。例如：
叔仲昭伯曰：“我楚国 之为 ，岂为一人行也？”（《左传·襄公二十八年》）
鼋鼂鱼鳖 之与 处，而鼃黾 之与 同渚。（《国语·越语下》）
齐侯曰：“岂不穀 是为 ？先君之好是继。”（《左传·僖公四年》）
非夫人 之为 恸而谁为？（《论语·先进》）
夏氏之乱，成公播荡，又我 之自 入，君所知也。（《左传·襄公二十五年》）[24]
其一人专心致志，惟弈秋 之为 听。（《孟子·告子上》）[25]
由于“为”、“与”、“自”等介词来源于动词，因此这种现象实际上还是反映了上古的动宾关系。
（5）介词“以”的宾语也往往置于“以”的前面。例如：
将子无怒，秋 以 为期。（《诗经·卫风·氓》）[26]
墓门有棘，斧 以 斯之。（《诗经·陈风·墓门》）[27]
《诗》三百，一言 以 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
江汉 以 濯之，秋阳 以 暴之，皜皜乎不可尚已。（《孟子·滕文公上》）
先君若问与夷，其将何辞 以 对？（《左传·隐公三年》）
君若以力，楚国方城 以 为城，汉水 以 为池，虽众，无所用之。（《左传·僖公四年》）
然后钟磬竽瑟 以 和之，干戚旄狄 以 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庙也。（《礼记·乐记》）[28]
是 以 太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李斯《谏逐客书》）
楚战士无不一 以 当十，楚兵呼声动天。（《史记·项羽本纪》）
介词“用”也有相似的现象：
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 用 希。（《论语·公冶长》）
诸侯备闻此言，斯是 用 痛心疾首。（《左传·成公十三年》）
我们知道，介词“以”、“用”最早也是动词，因此这一现象也是上古动宾关系的一种遗迹[29] 。
此外还有一个己身代词“自”，也往往置于动词和介词之前，例如：
山木自 寇 也，膏火自 焚 也。（《庄子·人间世》）
所谓诚其意者，毋自 欺 也。（《礼记·大学》）
宁信度，无自 信 也。（《韩非子·外储说左上》）
夫人必自 侮 ，然后人侮之；家必自 毁 ，而后人毁之。（《孟子·离娄上》）
言非礼义，谓之自 暴 也；吾身不能居仁由义，谓之自 弃 也。（《孟子·离娄上》）
子自 爱 不爱父，故亏父而自 利 ；弟自 爱 不爱兄，故亏兄而自 利 。（《墨子·兼爱上》）
其有大罪者，闻命则北面再拜，跪而自 裁 。（《汉书·贾谊传》）
及鄢陵，登城见之，美，自 为 娶之。（《左传·文公七年》）
其势非置之死地，使人人自 为 战。（《史记·淮阴侯列传》）
在古代汉语中，有时为了加强表达的语气，古人把谓语部分提到主语之前，或者甚至把其他结构成分提到句首，例如：
甚矣，汝之不惠！（《列子·汤问》）
若崩，厥角稽首。（《孟子·尽心下》）[30]
这些都是容易理解的，这里不再赘述。
1.3 有的学者认为帮助宾语提前的“之”和“是”等不是助词，而是代词，其作用是复指前置的宾语[31] 。我们认为，当前置的宾语是专有名词时，说“之”、“是”是代词还大致讲得通，如《论语·先进》“曾由与求之问”，可以说成“竟然是问仲由和冉求这两个人”，《诗经·小雅·出车》“玁狁于襄”，可以说成“攘除玁狁这个敌人”；但是当前置的宾语是普通名词时，说“之”、“是”是代词就勉强了，如《左传·僖公五年》“鬼神非人实亲，惟德是依”，很难说成“鬼神不亲近人这种东西，而只是依从德行这种东西”，《战国策·赵策》“前事之不忘，后事之师”，很难说成“不忘记以前的事情这种事情……”。而当前置的宾语是指示代词时，这种说法就更成问题了，如《孟子·滕文公上》“周公方且膺之，子是之学，亦为不善变矣”，难道可以说成“周公尚且要攻击这种人，你却要学习这种人这种人……”[32] ？同时，帮助宾语提前的也不止是“之”、“是”，还有“焉”、“来”、“于”、“於”等，这些词也很难认定是具有复指作用的代词。由此可见，帮助宾语提前的“之”、“是”等还是看作助词比较合适。
1.4 当助词“之”、“是”等帮助宾语置于动词之前，而动词前面又有否定词的时候，这个否定词有两个出现的位置，一是出现在前置的宾语之前，一是紧靠在动词之前。例如：
小国将君是望，敢不 唯命是听？（《左传·襄公二十八年》）
鬼神非 人实亲，惟德是依。（《左传·僖公五年》）
今王非 越是图，而齐鲁以为忧。（《国语·吴语》）
君亡之不 恤，而群臣是忧。（《左传·僖公十五年》）
吾百姓之不 图，唯舟与车。（《国语·越语下》）
吾斯之未 能信。（《论语·公冶长》）
有人对上古典籍进行统计调查，结果是当助词由“是”、“实”充当时，否定词只能出现在前置的宾语之前，而当助词由“之”充当时，则否定词既可以出现在前置的宾语之前，也可以紧靠在动词之前。同时，在这种情况下，所使用的否定词也有不同，即“非”只能出现在前置的宾语之前，而“不”既可以出现在前置的宾语之前，也可以紧靠在动词之前，至于“未”、“无”、“毋”等则只紧靠在动词之前[33] 。
对于这一现象的解释，我们认为马建忠的意见是对的，《马氏文通》卷七说：
凡止词先乎动字者，倒文也。如动字或有弗辞，或为疑辞者，率间“之”字，辞气确切者，间参“是”字。
事实上，不管是否定句还是肯定句，这种用助词“之”、“是”帮助的宾语前置句，凡是语气较为坚决、确定的，都倾向于使用“是”，反之则倾向于使用“之”[34] 。
1.5 既然是宾语前置，那么像“何厌之有”这种形式是相当于“有何厌”呢，还是相当于“何有厌”？
“何……之 + 动词（形容词）”的句型有两种情况：一是表示强烈的感叹；二是表示询问和反问。
（1）表示强烈的感叹，大都相当于现代汉语“为什么……这样……”、“怎么……那样……”。例如：
孔子游于匡，宋人围之数匝，而弦歌不辍。子路入见，曰：“何夫子之娱 也！”（《庄子·秋水》）[35]
鲁君之宋，呼于垤泽之门。守者曰：“此非吾君也，何其声之似我君 也！”（《孟子·尽心上》）[36]
婴虽不仁，免子于厄，何子求绝之速 也！（《史记·管晏列传》）
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不然，何忧之远 也！（《左传·襄公二十九年》）
天下之刖者多矣，子奚哭之悲 也！（《韩非子·和氏》）
（2）表示询问和反问。表示询问的如：
齐宣王问卿。孟子曰：“王何卿之问 也？”王曰：“卿不同乎？”曰：“不同。有贵戚之卿，有异姓之卿。”（《孟子·万章下》）
穆子叹而谓其左右曰：“吾何德之务 而有是臣也？”（《国语·晋语》）[37]
“何卿之问”意为“问哪一种卿”，“何德之务”意为“务什么样的德”。表示反问的如：
自践土以来，宋何役之不会 ？而何盟之不同 ？（《左传·昭公二十五年》）[38]
前世不同教，何古之法 ？帝王不相复，何礼之循 ？（《商君书·更法》）
闻子为梯，将以攻宋，宋何罪之有 ？（《墨子·公输》）
“何役之不会”字面意思是“没有参加哪一次战役”，实际意思是“哪一次战役没有参加”，即每次都参加了；“何罪之有”字面意思是“有什么罪”，实际意思是没有罪。
在上古典籍中，这种表示反问的句型中的谓语动词主要是“有”和“为”。对于这种句型的语法结构，《马氏文通》卷二说：
《左昭十三》：“国不竞亦陵，何国之为？”“何国之为”者，犹云“如是尚将为何国”也，“之”字所以明其为倒文，……则“何”字附于名而用为静字，当在偏次。《左僖三十三》：“秦则无礼，何施之为？”又《成十二》：“若让之以一矢，祸之大者，其何福之为？”又《昭元》：“诸侯之会，卫社稷也。我以货免，鲁必受师，是祸之也，何卫之为？”《周语》：“其若先王与百姓何，何政令之为也？”《楚语》：“若夫白珩，先王之玩也，何宝之为？”句法皆同。
又卷七说：
夫“之”字以间倒文，此种句法，《左氏》、《论语》最所习见。后则韩文袭用者最多。《左传·庄公三十二年》云：“虢多凉德，其何土之能得？”……又《隐公元年》云：“姜氏何厌之有？”《论语·子张》云：“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史记·虞卿列传》云：“赵且亡，何秦之图乎？”又《项羽本纪》云：“赵举而秦强，何敌之承？”又《酷吏列传》云：“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以上所引，皆名字之为止词先置，而或有弗辞，或为疑辞，故间以“之”字。
马氏的意思是，“何国之为”就是“为何国”，“何厌之有”就是“有何厌”，也就是说，这种表示反问的“何……之 + 动词”，“何”和它后面的名词是动词的宾语，而“何”是它后面的名词的修饰语。
不过也有学者认为，“何国之为”应该是“何为国”，“何厌之有”应该是“何有厌”，也就是说，这种表示反问的“何……之 + 动词”，“何”是修饰后面部分的状语，动词的前置宾语只包括“之”前面的名词，并不包括“何”在内。这种看法的理由是：
（1）在表示询问的“何……之 + 动词”中，“何”具有区别和限定作用，用在名词前面是为了指明所问的是哪一种人或事物，所以“何”是它后面的名词的定语；而在表示反问的“何……之 + 动词”中，“何”并不起区别和限定作用，它所起的是一种表示反诘的逻辑性作用，它应该属于疑问副词。副词是不能修饰名词的，所以在“何……之 + 动词”句型中，“何”与它后面的名词不发生直接的句法关系，而是越过名词，与动词遥相联系，构成状中关系。
（2）《左传·昭公五年》的“何不可之有”与《荀子·儒效》的“恶有不可”相对应，两种句型可以互相转换；《左传·襄公二十八年》的“何劳之敢惮”与《国语·晋语》的“何敢惮罚”相对应，这两种句型也可以互相转换。当两种句型互相转换的时候，只是宾语的位置有所变动，而句中的“何”、“恶”不随之而动，可见这些词不是宾语的组成部分——定语，而是动词的状语。
（3）《孟子·离娄上》：“不仁而可与言，则何亡国败家之有？”赵岐注：“如使其能从谏从善，可与言议，则天下何有亡国败家也。”从古人的注释看，古人也是把“何……之 + 动词”这种句型中的“何”作为状语而不是作为定语来理解的[39] 。
针对这些意见，李先华指出：
（1）要确定“何”的词性，归根结底要看它在句中同什么词结合，构成怎样的句法关系，而不是表不表反诘。“何”在表示反问的“何……之 + 动词”中虽然不再像它在询问句中那样具有区别和限定名词的作用，指明要问的是哪一种人或事物，但是这并没有改变它的句法功能，影响到它同别的词的结合。《诗经·小雅·隰桑》：“中心藏之，何日忘之？”“何日忘之”等于说“无日忘之”，“何”用在“日”前并不是对“日”起区别和限定的作用，指明要问的是哪一日，而只是表示反诘，但是它无可争议是个疑问代词。
（2）“何……之 + 动词”与“何 + 动词……”所表达的语义相同，二者具有同义转换关系，这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根据什么认为这两种句型的差异只是宾语的位置问题，它们相互转换只是变动了宾语的位置呢？相同的语义可以用不同的句法形式来表达，句法形式的不同并非仅仅是语序的不同，转换也并非只有“移位”一种手段。例如：
不我知者，谓我士也骄。（《诗经·魏风·园有桃》）
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诗经·王风·黍离》）
孔子曰：“居，吾语女其故。”（《荀子·宥坐》）
孔子曰：“居，吾语女以其故。”（《孔子家语·始诛》）
而忘越王之杀而父乎？（《左传·定公十四年》）
尔忘句践杀汝父乎？（《史记·吴太伯世家》）
这里，第一句和第二句、第三句和第四句、第五句和第六句分别语义相同，但是除了第一句和第二句的转换只涉及语序外，第三句和第四句有无介词“以”、第五句和第六句有无助词“之”都会影响到句子的结构关系。因此，不能认为“何……之 + 动词”与“何 + 动词……”具有同义关系，就认为“何……之 + 动词”的结构应该按“何 + 动词……”的结构去理解，单凭这两种句型可以互相转换，是无法证明句中“何”的词性及其所充当的句子成分的。
（3）用“何 + 动词……”句型来说明表示反问的“何……之 + 动词”句型并非古注的通例。在《国语》中表示反问的“何……之 + 动词”句型共27例，韦昭诠释句义的有7例，而采用“何 + 动词……”句型的仅2例；在《左传》中表示反问的“何……之 + 动词”句型共52例，杜预诠释句义的有14例，而采用“何 + 动词……”句型的亦仅2例。如果古人真的认为“何……之 + 动词”就是“何 + 动词……”，那么为什么采用“何 + 动词……”句型来诠释的比例会这样少？同时，古代注家在说明句义的时候，并不是处处要与原句型在结构上保持严整的对应关系。古人注书的宗旨是为了解读古籍，他们关注的是语义；只要不违背原意，他们完全可以换用不同的句型。既然注文与原文在句法上存在不一致，我们就不能简单地根据注文的结构来判断原文的结构[40] 。
我们同意李先华的看法。李先华还举了《国语·晋语》中的一个例子：
晋师溃，戎马泞而止，公号庆郑曰：“载我！”庆郑曰：“忘善而背德，又废吉卜，何我之载？郑之车不足以辱君避也。”[41]
这里“何我之载”不能转换成“何载我”，这就生动地证明了“何……之 + 动词”并不是“何 + 动词……”，这两种句型具有本质的不同。
1.6 古汉语用作疑问的有“何如”，也有“如何”，两者意思差不多，好像是同一个词的不同形式，为什么前者遵守宾语前置的规律，而后者不遵守宾语前置的规律？
我们认为，古汉语的“何如”早就是一个疑问代词，而“如何”则本来是一个词组，是“拿……怎么办”的意思。古汉语中有许多把“如（若、奈）”、“何”分拆开来使用的例子，可以说明这一点，例如：
宋，小国也；今将行王政，齐、楚恶而伐之，则如之何？（《孟子·滕文公下》）
吾见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孟子·告子上》）
晋侯谓庆郑曰：“寇深矣，若之何？”（《左传·僖公十五年》）
吾城郭已治，守备已具，钱粟已足，甲兵有馀，吾奈无箭何？（《韩非子·十过》）
因此，“如（若、奈）”本来是动词，它的宾语是“之”、“有萌焉”、“无箭”等，“何”是疑问代词，跟“如（若、奈）”并列在一起充当谓语，“之”、“有萌焉”、“无箭”这些宾语不是疑问代词，当然就不必前置。以后，“如何”逐渐成为一个凝固结构，“何”在表面上才好像是一个宾语了。
古汉语中还有“之谓”和“谓之”，有人认为二者有别，如清代戴震《孟子字义疏证·孟子私淑录》卷上说：
古人言辞，“之谓”、“谓之”有异：凡曰“之谓”，以上所称解下，如《中庸》“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此为性、道、教言之。……凡曰“谓之”者，以下所称之名辨上之实，如《中庸》“自诚明谓之性，自明诚谓之教”，此非为性、教言之，以性、教区别“自诚明”、“自明诚”二者耳。
而马建忠《马氏文通》卷三“同次三之四”则认为二者无别，他说：
《孟·告上》：“生之谓性。”“性”与“之”、“生”同次，犹云“生谓之性”也。又《滕下》：“此之谓大丈夫。”犹云“此谓之大丈夫”也。《史·商君列传》：“反听之谓聪，内视之谓明，自胜之谓强。”三句同上。
我们同意戴震的说法。具体来说，“谓之”有两种用法，一是对某人某物的认识和称谓，例如：
请京，使居之，谓之京城大叔。（《左传·隐公元年》）
吾有大树，人谓之樗。（《庄子·逍遥游》）
二是对于事物特征的品题和归类，例如：
以善先人者谓之教，以善和人者谓之顺；以不善先人者谓之谄，以不善和人者谓之谀。（《荀子·修身》）[42]
少而无父者谓之孤，老而无子者谓之独，老而无妻者谓之矜，老而无夫者谓之寡。（《礼记·王制》）
“……谓之……”是双宾语的句型，“之”是间接宾语，它指代的对象往往在前面已经出现，如例句中的“大树”、“少而无父者”，另一个宾语是直接宾语，是句中的新信息，如例句中的“樗”、“孤”。
“之谓”也有两种用法，一种用法是后面不带宾语，表示对前面所提出的内容的认同和解释，例如：
谚所谓“辅车相依，唇亡齿寒”者，其虞虢之谓也！（《左传·僖公五年》）
公曰：“《诗》所谓‘彼日而食，于何不臧’者，何也？”对曰：“不善政之谓也。……”（《左传·昭公七年》）[43]
这种情况下，“之”是帮助宾语提前的助词，例句中所提前的宾语是“虞虢”、“不善政”。这种“……之谓……”相当于现代汉语的“……说的就是……”、“……是说……”，比如这里两个例句可以译为：“……大概说的就是虞国和虢国吧”、“这是说不能办好政事……”。
“之谓”的另一种用法是后面带有宾语，这是用前面比较具体的事物、情况来解释和印证后面比较抽象的概念、事物，例如：
何谓刑、德？曰：杀戮之谓刑，庆赏之谓德。（《韩非子·二柄》）
鲁哀公问于孔子曰：“子从父命，孝乎？臣从君命，贞乎？”……孔子曰：“……父有争子，不行无礼；士有争友，不为不义。故子从父，奚子孝？臣从君，奚臣贞？审其所以从之之谓孝、之谓贞也。”（《荀子·子道》）
在这种情况下，“之谓”相当于现代汉语的“叫做，就是”，而其中的“之”是一个音节助词。在这种用法中，也有把后面的宾语提到句子头上去，作为一个话题的，例如：
诸侯所以归晋君，礼也。礼也者，小事大、大字小之谓。（《左传·昭公三十年》）[44]
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孟子·梁惠王下》）[45]
这就跟“之谓”的第一种用法在形式上很相近了，后人也就难以把它们区分开了[46] 。
此外，关于“是以”和“以是”，学者们也有不同意见。楚永安《文言复式虚词》[47] “是以”条下说：
关于“是以”的结构关系，通行的古汉语虚词和语法著作中都认为是一个宾语提前的介宾结构，与“以是”相等。实际上“是以”和“以是”不能相等。“是以”是个凝固形式，其作用相当于一个连词；而“以是”则是个临时组合的介宾词组，通常用作状语，说明行为动作发生的原因或凭借的对象。如果追根溯源，“是以”的结构应该是同义并列关系。“是”本是个代词，同时也可用作连词，表示结果或推论。如：“夫唯无以生为者，是贤于贵生。”（《老子·七十五章》）“楚以缓失宋，将法齐之急也；齐以急得宋，后将常急矣。是从齐而攻楚，未必利也。”（《战国策·楚策一》）“以”作为连词，也常常表示结果或推论。如：“阖庐惟能用其民，以败我于柏举。”（《左传·哀公元年》）“且夫妇不故生子，以知天地不故生人也。”（《论衡·物势》）由此可见，“是”和“以”的用法是相同的。在古汉语中，两个意义和用法相同的词常常结合在一起使用，即所谓同义连文。“是以”也当是这种同义连文。
我们认为，说“是以”的作用相当于一个连词，“以是”则经常用作状语，说明行为动作发生的原因或凭借的对象，这种观察还是比较正确的[48] ，但是说“是”也用作连词，表示结果或推论，则可能与事实不符，即以这里所举《战国策》一例来说，“是”完全可以解释为“这样”或“这样看来，这就是说”，这个“是”还是属于指示代词的用法[49] 。由“是”和“以”组成的因果连词，在上古汉语前期主要表现为“是以”，在上古汉语后期则表现为“以是”，这正是介词“以”的宾语由前置变为后置的一个过程。
1.7 有人认为，古汉语中还有定语后置的现象。如杨伯峻《文言语法》第七章云：“文言的特点是简洁流畅，较长的形容语加在中心词之上是不习惯的。如果有较长的形容语，一般是移在中心词之下，用一个‘者’字来联络。”[50] 其所举的例子有：
约与食客门下有勇力文武备具者二十人偕。（《史记·平原君虞卿列传》）
缙绅而能不易其志者，四海之大，有几人欤？（张溥《五人墓碑记》）
计未定，求人可使报秦者，未得。（《史记·廉颇蔺相如列传》）
村中少年好事者驯养一虫。（《聊斋志异·促织》）
马之千里者，一食或尽粟一石。（韩愈《杂说》）
其石之突怒偃蹇，负土而出，争为奇状者殆不可数。（柳宗元《永州八记》）
据杨氏之意，即认为“食客门下”、“人”、“少年”、“缙绅”等为中心语，而“有勇力文武具者”、“可使报秦者”、“好事者”、“能不易其志者”等为定语，“食客门下有勇力文武备具者”，等于说“有勇力文武备具的食客门下”，“马之千里者”，等于说“千里马”，这就是所谓的古汉语中的定语后置现象。
但长期以来，学者们对于此说多持反对态度[51] 。反对者的根据是：
（1）古汉语中跟在动词、形容词后面的“者”，不论看作代词还是看作助词，意思都是“……的人”、“……的东西”，比如“求人可使报秦者”的“者”在动词之后，应是“……的人”之意，而不是“……的”，不能看作定语的标志。
（2）说文言文为了“简洁流畅”，较长的形容词“一般是移在中心语之下，用一个‘者’字来联络”，这种说法与古汉语的实际不符。古汉语的名词和名词性词组做定语，不管怎么长，总是置于中心语之前，而不是之后。这一点即使是“者”字短语做定语也是如此，例如：
不为者与不能者 之形何以异？（《孟子·梁惠王上》）
臣愚以为陛下得胡人，皆以为奴婢，以赐从军死事者 家 。（《史记·汲郑列传》）
此与东方之戍卒不习地势而心畏胡者 功 相万也。（《汉书·晁错传》）
与上述例子相比，“有勇力文武备具者”和“可使报秦者”等虽然都是名词性词组，但它们是处在“食客门下”和“人”等之后，所以不可能是“食客门下”和“人”等的定语。
（3）古汉语中代词“其”一般只作定语，比如《论语》“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其”为定语，“不善者”为中心语，同理可得，“乡人”为定语，“善者”为中心语，“马之千里者”，“马”为定语，“千里者”为中心语。
（4）古人有“全体中的一部分”这样的观念，如《吕氏春秋》“人有亡鈇者”、《史记》“卒之堕指者十二三”，“人”、“卒”都表示全体，“有”、“之”则表示全体当中有、全体当中的。则“求人可使报秦者”即“求人之可使报秦者”，“人”只能是定语，不是中心语。至于有的学者说：
下列句子里的“名词 + ×者”就无论如何也不能再用“全体中的一部分”来解释了：
高乃与公子胡亥、丞相李斯阴谋破去始皇所封书赐公子扶苏者 。（《史记·秦始皇本纪》）
呼韩邪单于……乃收其兄呼屠吾斯在民间者 立为左谷蠡王。（《汉书·匈奴传下》）
第一句，秦始皇病重时亲自密封的遗书恐怕就只有给公子扶苏的那一封；第二句，“呼屠吾斯”是一个人的专名。我们分析这两个句子的时候，只能把加点的“×者”认作它前面的名词的后置定语，不能反过来说前面的名词是后面的“×者”的范围定语。[52]
其实这两个句子属于古汉语中的插说现象[53] ，这里作为反例不妥。
（5）如果承认有“定语后置”，那么像《汉书·沟洫志》“今堤防狭者去水数百步，远者数里”这样的句子中，“远者”前面根本没有中心语，又何来后置一说呢？又如“诸侯、名士可下以财者，厚遗结之；不肯者，利剑刺之”（《史记·李斯列传》），说“不肯者”是后置定语，也过于勉强了。
（6）如果承认有“定语后置”，那么像《史记·吕太后本纪》“不如视诸王最贤者立之”这样的句子，就要把“诸王最贤者”理解为“最贤之诸王”，这样显然“最”跟“诸”自相矛盾，也跟原意不合。而像《汉书·匈奴传》“左贤王围李广，广军四千人死者过半”这样的句子，如果理解成“死去之广军四千人”或“广军死去之四千人”，则更是与原意大相径庭[54] 。
此外，有的学者鉴于下面这些句子：
蚓无爪牙之利 ，筋骨之强 ，上食埃土，下饮黄泉，用心一也。（《荀子·劝学》）
以孟尝、芒卯之贤 ，帅强韩魏之兵以伐秦，犹无奈寡人何。（《战国策·秦策》）
驾八龙之婉婉 兮，载云旗之委蛇 。（屈原《离骚》）
带长铗之陆离 兮，冠切云之崔嵬 。（屈原《九章·涉江》）
如果省略加点的部分，则不影响句意，而如果删去“爪牙”、“筋骨”等词，则不成话，因此确认加点的部分是次要成分，应该是定语，从而认为这是古汉语中的另外一种定语后置现象。
我们认为，句子的主要成分也可以在一定条件下省略而不影响句意，句子的次要成分也有省略而影响句意的，用能否省略来判断是否主要成分次要成分，是不科学的。上面所引的前两个句子，“利”、“强”、“贤”这些形容词在一般情况下往往充当定语来修饰名词性中心语，但在这里却是原文在表达上所要强调的，从而事物化了，反过来成为“爪牙”、“筋骨”等修饰的中心语。因此，“利”、“强”、“贤”并不是后置的定语。至于《离骚》的两例，它们都是诗歌，诗歌的语法有它自己的特点，是不适宜拿来研究自然语言的。
1.8 有人认为，在古代汉语中数量词往往置于名词的后面，这也是一种“定语后置”。例如：
子产以幄幕九张 行。（《左传·昭公十三年》）
皆赐玉五瑴 ，马三匹 ，非礼也。（《左传·庄公十八年》）
为长安君约车百乘 ，质于齐。（《战国策·赵策》）
复以弟子一人 投河中。（《史记·滑稽列传》）
汉王赐良金百镒 ，珠二斗 。（《史记·留侯世家》）
马牛羊驴橐驼七十馀万头 。（《汉书·西域传下》）
人们以为，这里“九张”是“幄幕”的后置定语，“三匹”是“马”的后置定语，如此等等[55] 。
对此，有学者指出：“古汉语中名词和它后面数量词之间的关系，和一般所说的定语、中心语的关系不完全一样。”[56] 因为，古代汉语名词数量的表达，最早采用这样一种形式：
孚人万三千八十一人，孚马□匹，孚车卅两，孚牛三百五十五牛，羊卅八羊。（小盂鼎）（注□同纸书原文）
如果把“□匹”、“卅两”看作“马”、“车”的后置定语，那么就必须把“万三千八十一人”、“卅八羊”也看作“人”、“羊”的后置定语。但是如果按一般的词序，把定语放到中心语前面去的话，“□匹马”、“卅两车”固然可以讲得通，而“万三千八十一人人”、“卅八羊羊”就讲不通了（注□同纸书原文）。所以放在名词后面的数量词跟一般所说的定语性质不完全相同。同时，古汉语中还有这样的句子：
唯桥姚已致马千匹，牛倍之，羊万头。（《史记·货殖列传》）
“马千匹”、“羊万头”固然可以说是定语后置，但是“倍之”很难说是“牛”的后置定语。
根据以上意见，我们认为名词后面的数量词不妨看作补语，比如“孚人万三千八十一人”，“孚人”为动宾结构，“万三千八十一人”是这个动宾结构的补语。又“以幄幕九张行”，“以幄幕九张”是“行”的状语，“幄幕九张”是主谓结构做介词“以”的宾语。
至于像下面这样的句子：
大王之国，北有甘泉、谷口，南带泾、渭，右陇、蜀，左关、阪，战车千乘 ，奋击百万 。（《战国策·秦策》）[57]
莱人使正舆子赂夙沙卫以索马牛，皆百匹 。（《左传·襄公二年》）[58]
酒酣，吏二 缚一人诣王。（《晏子春秋·内篇杂下》）
“千乘”应是“战车”的谓语，“百万”应是“奋击”的谓语；“皆百匹”等于说“索马牛皆百匹”，“皆百匹”也应是谓语（“索马牛”承上省略）。“吏二”则可以看作主谓结构做主语（“吏”为主语，“二”为谓语）。这些句子我们都不看作定语后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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