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谢尼耶夫的一生》第　五　部(5)

“我能怎么办呢？我看不到任何出路……”

听到这些话，我真要发疯了。我正准备闯进餐室去喊一声：有出路，过一小时我就不在奥勒尔了，恰好她突然又说：

“娜嘉，你怎么看不出，我真心爱他！再说，你毕竟还不了解他，他比外表上看到的要好上千倍……”

是啊，外表上看来，我可能比实际上坏得多。我生活紧张，忧心忡忡，待人生硬，傲慢自大，既容易感伤，又容易盛怒。然而我也容易改变自己，只要看到没有什么东西威胁我同她的融洽关系，也没有谁来染指她，那么，我善良、淳朴、快活的一切天性就会立刻回到我身上。要是我知道，我同她一起去出席晚会，而不会遭受屈辱和痛苦，我将会多么兴高采烈地去赴约啊！我会在镜子前面顾盼不已，自我欣赏，欣赏自己的眼睛、青春红晕的模糊印迹，雪白的衬衫——浆过的衬衫的褶皱掀动时会发出多么绝妙的声响！如果在舞会上我不会为争风吃醋而烦恼，那舞会对于我来说是多么大的幸福啊！每次舞会前我都要经历难受的时刻：得穿上阿维洛娃亡夫的燕尾服，虽然是新崭崭的，看起来一次也没有穿过，但我的心却总感到刺痛。可是，只要一走出家门，呼吸到清冽的空气，仰望繁星点点的天空，匆匆坐上出租雪橇，那些难受的时刻也就抛之脑后了……为什么辉煌耀眼的舞会人口要装饰上红条子的天幕，为什么指挥来宾车辆的警察要在入口处那样飞扬跋扈，真是天晓得！反正，这就是舞会：这个光怪陆离的入口，白光灼热耀眼，照着门前被践踏的白砂糖一样的积雪，这里要进行一场速率与良好秩序的表演。警察厉声尖叫，他们的胡子冻得翘起来，象金属丝一般，光闪闪的长统靴在积雪中跺来跺去，双手戴着白丝绒手套，不知为什么要插在衣兜里，而两肘却要故意使劲地向两边撇开。男客们差不多都穿着制服（那时在俄国制服满街飞），而且都为自己显示官衔的制服而得意洋洋。我那时就已经注意到，即使终身拥有各种最高地位和封号的人也决不会对地位和封号无动于衷。这些人也往往刺激我，使我的目光顿时敏锐起来，立刻对准他们。不过女士们倒几乎个个娇媚。在门厅里她们脱去皮大衣和风雪帽，露出迷人的身段立刻令人魂销魄散。她们人数逐渐增多，在镜子的映照下富有吸引力，宽大楼梯的红色地毯只有她们才配在上面行走。紧接着，舞会前空空荡荡然而又富丽堂皇的大厅、清新凉爽的空气，一串沉重的光华四射的枝形吊灯、没挂帷幔的高大窗户、光滑开阔的镶木地板、鲜花、香粉、香水和跳舞用的细软白羊皮手套的气味——这一切都随着来宾的陆续莅临而开始动荡、兴奋起来，等待乐队吹出第一声鸣奏，等待第一对舞伴——常常是最自信、最娴熟的一对突然飞进这个还未开过张的宽敞的舞池。

赶舞会我总是到得比她们早。我到的时候，来宾们还逐渐从四面八方会集拢来，把带着寒气的男女皮大衣、呢大衣塞给门厅里的侍役。四周凛冽的空气使燕尾服显得过于单薄，而我正穿着别人的燕尾服，头发梳得油光水滑，端庄的身子似乎更加瘦削。我天马行空，落落寡合，显得格外轻松。我，一个自负得古怪的年轻人，在编辑部里担任某种不伦不类的职务，起初感到自己头脑那么冷静，心里明白自己那么与众不同，俨然是一面冰冷的镜子。等到跳舞的人愈来愈多，场面愈来愈热闹，音乐也听得入耳了。大厅门口人头攒动，女士逐渐增多，空气也稠密发热起来。我似乎有了醉意，愈来愈放肆地去看女人，愈来愈傲慢地去看男人，愈来愈有节奏地在人丛中穿来插去，擦着别人的燕尾服或者军服时，向他们道歉也愈来愈虚礼一番，目空一切……过了一会儿，我忽然看见了她们，她们正小心翼翼地挤进人群，脸上透着笑意。我的心仿佛一下子停止了跳动，亲切、局促、惊讶之感一齐涌上心头：这是她们，又不象是她们。尤其是丽卡，样子完全变了！此时此刻，她的青春的体态，娇艳的容颜，每每使我惊讶：紧身的衣饰显出她的体形。节日穿的连衣裙薄如蝉翼，显得她那么贞洁无瑕，两条手臂从手套边露到肩膀，冻得发紫，脸上还带着缺乏自信的表情……只有发式象交际花那样盘得高高的，有一种特殊的引诱力，可又好象准备摆脱我、背叛我，甚至准备与人私通。很快就有人来到她面前，按舞会的习惯急促地向她深深鞠了一躬，她把扇子交给阿维洛娃，似乎有点漫不经心，接着落落大方地把一只手搭在他的肩头，踮起脚尖，旋转着，隐匿在旋转的人群、喧闹声和音乐声之中。我不知怎的已经怀着冷冷的敌意在目送着她远去，好象是在诀别。

阿维洛娃同样也使我惊讶。她娇小玲珑，生气勃勃，总是精力充沛，心情愉快。她在舞会上显得那么年轻，那么好看。正是在舞会上，有一天我忽然领悟到，她才不过二十六岁，我第一次迟疑地猜度，为什么这年冬天她对我的态度有了奇怪的变化——她可能爱着我，为我而生忌妒之心。

十

后来我们长期分离了。

那是从医生不期而至开始的。

一个晴朗而寒冷的早晨，我走进编辑部的前厅时，忽然闻到一股我很熟悉的浓郁的烟卷味儿，接着听到餐室里有人谈笑风生。我止住脚步——怎么回事？满屋烟雾腾腾，原来是医生在抽烟，他兴致勃勃地高声谈笑。人上了年纪，又年年生活安定，都会这样说话的。他心旷神怡，烟不离嘴，唠唠叨叨。这下我慌了神：医生的不速之举意味着什么？有事吩咐她吗？我怎样走进去，举止言谈又应如何呢？最初几分钟，倒没有发生什么大不了的事，我很快平静下来，走了进去，装出一副惊喜的样子……弄得善良的医生甚至有几分尴尬，慌忙抱歉似地笑着说，他由外地来“住上个把礼拜，歇息歇息。”我立刻发现，丽卡很激动，阿维洛娃不知为什么也很激动。可我仍然希望这一切都因为医生的突然到来。医生刚刚从县城来到省城，在车上熬了一夜之后，坐在别人的餐室里喝热茶，自然心绪就特别好。我开始放心了。就在这个当口，一个打击落到我身上。从医生的话里，我忽然猜到，他不是一个人来的，而是同博戈莫洛夫一起来的。博戈莫洛夫是我们县城里有名的青年皮革富商，早就相中了她。接着医生笑着说：

“丽卡，他说他爱上了你，爱得神魂颠倒，这次他破釜沉舟来到这里，现在这个可怜人的命运完全在你的手中。你如果愿意，那是恩赐，如果不愿意，可就毁了他一辈子……”

博戈莫洛夫不仅有钱，人也很精明，性格活泼，是个乐天派，大学毕业，出过国，会两国外语。乍看上去，样子能把人吓一跳：一头红发，梳得平整熨贴，分出一条直道道，面孔又圆又嫩，身体肥胖得不成形——不知是象一个营养过度发育畸形的大娃娃，还是象一头肥大的浑身油光水滑的约克猪。不过这头约克猪倒长得挺帅，讲究干净，身强力壮，甚至叫人感到快活。他的眼睛象蔚蓝色的天空，脸颊泛出难以描述的童稚的红润，言谈举止、音容笑貌都带着一种羞涩和可爱的神气。他的手脚都小巧玲珑，衣服全是英国料子，短袜、衬衫、领带无一不是丝织的。我瞥了她一眼，看见她的难堪的笑容……周围的一切对于我一下子变得那么陌生、疏远，而我自己在这房子里也一下子显得那么多余、累赘，使我心中产生了对她的憎恨……

从这以后，我们每天不能单独呆上一个小时。她总是呆在父亲和博戈莫洛夫身旁。阿维洛娃的脸上也总挂着难以猜测的得意的讪笑，她极殷勤周到地招待博戈莫洛夫，使他从第一天起就成了自家人，一早登门，就一直坐到夜深才回旅馆去过夜。此外，丽卡所在的戏剧爱好小组准备在谢肉节演出一台戏。她们通过丽卡不仅吸收了搏戈莫洛夫，而且也吸收了医生来扮演配角。丽卡解释说，为了父亲她听任博戈莫洛夫向她献殷勤，以免对博戈莫洛夫态度生硬而得罪父亲。我拚命克制自己，假装相信她的话，还强迫自己去看排演，竭力去掩饰心中强烈的忌妒以及他们给我带来的其它种种烦恼。我为她，为她可怜的“演戏”欲望而感到羞耻，真不知道让眼睛看哪儿才好。看这班人的蹩脚的表演简直是活受罪！指导排演的是一位失业的职业演员。他当然自认为才华出众，陶醉于一点可怜的舞台经验之中。这个人看不出有多大年纪，脸色好比油石灰，皱纹深得象是存心刻上去的。他指点这个指点那个，时时刻刻大发雷霆，粗鲁丽的狠地骂人，额角上的青筋暴露出来，象一股股绳子一般。他自己一会儿扮男角，一会儿扮女角，大家就尽力模仿他。这位演员你无论怎样宽宏大量都不堪忍受，模仿他的人就更加叫人受不了。他的每一个嗓音，每一个动作都在折磨着我。他们为什么要演戏，目的何在？在这些人中间，有一位瘦骨嶙峋、刚愎自用、果断胆大的团队夫人，这是每个省城里少不了的人物；有一位打扮得如花似玉的女郎，总是显得忐忑不安，若有所待，还染上爱咬嘴唇的陋习；还有闻名全城的姐妹俩，两人形影相随，相貌酷似，都是高挑身材，粗黑的头发，黑眉毛连成一线，不苟言笑，实在象是一对拉单辕车的黑马；还有一位高个的省长特派员，年纪不大，淡黄色的头发就已经谢顶了，红眼眶中鼓着一双蓝眼珠，衣领也高高的，讲究繁文缛节；再有一位地方上有名望的律师，身量高大魁梧，胸脯和肩胛厚实，双脚笨拙，每当我在舞会上看见他穿着燕尾服的时候，总把他误认作是侍役领班；再就是一位青年画家，穿一件黑丝绒短衫，披着印度教式的长发，蓄着山羊胡子，侧面相象山羊，半闭不合的眼睛和娇嫩鲜红的嘴唇露出女性的淫荡，女人一样的臀部看上去叫人怪难受的……

后来，演出的日子到了。开幕前我钻到了后台，那儿的人都慌七慌八，穿衣的，化妆的，喊叫的，争吵的，从更衣室跑出跑进的，你撞我，我撞你，谁也不认得谁。他们的衣着是那么怪模怪样——有一个人甚至穿着褐色燕尾服和淡紫色长裤，假发和胡须是那么死板板的，额头和鼻子上糊着粉红色的贴片，上了油彩的脸缺乏表情，描过的眼睛闪着亮光，眼睫毛染得太黑太粗，就象本模特儿一样眨不动。我碰见丽卡，那副洋娃娃相叫我吃了一惊，同样认不出她来了。她身上穿着华丽的粉红色老式连衣裙，头上戴着厚厚的淡黄色假发，脸蛋既象民间板画上的美人，又象糖果盒上的娃娃……博戈莫洛夫扮演一个黄头发的守院子的人，按照塑造“生活典型”的要求，他们给他特别化了妆。而医生扮演老伯父，一个退役将军，剧就是从他开始的。在别墅里，光秃秃的地上立着一棵．木板做的绿树，他身穿崭新的丝绸上衣，脸上涂了粉红的油彩，乳白色的唇髭密密层层，坐在一把安乐椅中，仰靠着椅背，绷起脸瞧着一张摊开的报纸。别看布景是一个晴朗的夏日清晨，却有眩目的脚灯从下面照着他，使这个须发皆白的老人显得出奇的年轻。他应该看过报纸后说几句牢骚话，可是他死瞧着报纸，提示席上传来频繁的咝咝声，他还是什么也接不上来。只到最后，丽卡笑着从后台跳出来，扑到他背后，带着孩子般的顽皮和活泼可爱，两手捂住他的眼睛叫道：“你猜，我是谁？”这时，他才一板一眼地迸出一句：“松手，松手，你这个丫头，你是谁，我还不知道！”

大厅里若明若暗，舞台上却明亮耀眼，阳光灿烂。我坐在头排，时而看着舞台上，时而瞧瞧周围的人。最有钱的，胖得喘不过气来的文官和军衔赫赫的警察与军人，都坐在头排。他们仿佛都被舞台上的演出钉住了——神志紧张，笑意难尽……我连等到第一幕结束的耐性都没有，一听见台上咚地敲了一下，传来快要落幕的信号，就急急忙忙起身走了。此刻台上演得正起劲。走廊里，灯光明亮，气氛自然，一个对一切都习以为常的老侍役帮我穿好大衣。我听到演员们过分活泼的叫喊声，感到格外不自然。我终于奔到街上来了。一种在劫难逃的孤独感使我发狂。街上干干净净，冷冷清清，路灯发出凝滞不动的光。回到客栈我那窄小房间里呆着实在太可怕了，我没有回家，而走向编辑部。我经过机关区，拐到空旷的广场上。广场中央耸立着一座教堂，那微微放亮的金色圆顶消失在星空里……即便我的脚步踏在积雪上，那咯吱声也包含一种深奥而可怕的东西……温暖的屋子里温暖静寂，明亮的餐室里钟发出平静、缓慢的嘀嗒声。阿维洛娃的小儿子睡了，保姆出来为我开门，睡眼惺松地望了望我就走开了。我走进楼梯下面的那间房里，它对我来说太熟悉了，太特殊了。我摸黑在沙发上坐下，它也是熟悉的，此刻对我可又有某种不祥的成分……我期待，然而又害怕他们突然回来，他们会叽叽喳喳地走进屋，围坐在水壶旁，争先恐后地叙述各自的感想，更使我害怕的是传来她的欢声笑语的那一瞬间……我觉得房间里无处没有她的存在，充满了她在时和不在时的气氛，充满了她本人、她的衣裳、香水、搭在我身边沙发扶手上的柔软的宽服所散发的各种气味……窗外，深蓝深蓝的冬夜，阴森可怕，星光在花园中黑魆魆的树枝后面闪烁……

斋戒的第一个星期，她跟父亲和博戈莫洛夫一起走了，她拒绝了他的要求，但我早已不和她讲话。她收拾东西准备上路，不停地啜泣，一直在盼我突然拦住她，不让她走。

十一

省里的大斋戒节到了。马车夫生意清淡，闲着无事，站在街角上挨冷，偶有路过的军官，便拚命向他挥手，划十字，怯生生地呼喊：“长官大人！坐快跑的车子吗？”寒鸦神经质地、兴奋地叫唤，预感到春天快要来临，可是乌鸦的聒絮，依然是生硬和刺耳。

我们是在晚上分别的，显得格外可怕。我半夜醒来，不禁气丧胆寒。现在怎么活得下去，又为什么要活下去呢？难道我就是这样，不知为什么要躺在这个毫无意义的夜的黑暗中，在一个居住着成千上万的陌生人的省城内，在这家客栈的房间里，它的狭窄的窗户通夜都象个瘦长的不会说话的灰色魔怪一样！现在全市只有阿维洛娃算是我的一个亲密的朋友了。不过，她真的和我亲密吗？这种亲密关系是虚假的、难处的……

现在我到编辑部上班去得迟了一些。阿维洛娃从接待室一看见我在前厅，就高兴地对我微笑。她又变得温柔可爱，不再讥笑我了。我现在常常看到她始终不渝地爱着我，时常惦着我，关心我。我经常同她一起度过夜晚，她长时间地为我弹琴，我半躺在沙发上听着，沉醉于音乐的幸福之中，同时爱的痛苦与宽恕一切的柔情始终在我心中猛烈击撞，泪水不时涌上眼眶，我老闭着眼睛，不让眼泪流出来。我每次走进接待室都要吻一吻她那结实的小手，再到编辑室去。社论作者坐在那儿抽烟，他是个愣头愣脑、爱沉思默想的人，是被流放到奥勒尔来的，受到警察当局的监视。他相貌相当奇特，蓄一把老百姓那样的大胡子，穿一件原色粗呢外衣，腰部打着皱褶，一双高统皮靴，擦了油，气味浓重，然而好闻。此外他是个左撇子，因为右臂半截没了，剩下的半截，藏在衣袖里，用它来按住桌子上的纸，用左手写字。他长时间地坐在那儿思索问题，一个劲地抽烟。突然间，他把纸按得紧紧的，开始奋笔疾书，动作遒劲有力，迅速敏捷，有如猴子一般。接着到的是一个短腿老头儿，一个外籍评论家，戴着一副令人惊奇的眼镜。他在前厅里脱去兔皮短上衣，摘下有护耳的芬兰帽子，只剩下一双小高统靴、一条小灯笼裤、一件腰间系皮带的法兰绒上衣，身体显得那么渺小，那么赢弱，好象只有十岁的光景。他一头厚密的灰白发十分可畏地向四面八方高高竖起，使他和豪猪相仿；他的那副令人惊奇的眼镜也显得十分可畏。他上班的时候，手里总是拎着两只盒子，一盒装着卷烟纸筒，一盒装着烟丝，并且时常一边工作，一边卷烟：习惯地一边瞧着一份首都报纸，一边抓一撮淡黄色烟丝塞进卷烟器里可以开合的黄铜管中，漫不经心地摸出纸筒，把卷烟器的栖顶在胸部柔和的短衫上，再把铜管插进纸筒中，一按，一支卷烟就轻巧地弹到桌子上。随后来的是拼版工人和校对员。拼版工人进来的神态安详，举止自如。他非常谦恭有礼，沉默寡言，胸有城府。他出奇的干瘦，一头茨冈人那样的黑发，橄榄青的面孔，小黑髭须，死人一般灰色的嘴唇。他的衣着一向极为整伤，干净新崭，黑裤子，蓝上衣，浆过的大领翻在上衣领外面。我有时在印刷厂里同他交谈几句，那时他就打破了自己的沉默，深色眼睛平静地凝视着我，象上了发条的话匣子一样滔滔不绝。他嗓门不高，总是诉说人间的不平——天下乌鸦一样黑。校对员时常来，经常是这不懂，那不明白，或者不满意他校对的那篇文章，时而要求作者解释，时而要求修改：“请原谅，这儿用词不太恰当。”他身体肥胖，举止笨拙，一头小卷发。好象总有点湿润润的；神经质和恐惧症害得他身躯怄搂，大家都看得出这是由于他酗酒过度所致。当他弯腰求人解释时，他屏住充满酒味的呼吸，用一只肿得发亮的手远远地、哆哆嗦嗦地指着他不明白或他认为不妥的地方。我坐在这个房间里，心不在焉地修改别人的手稿，常常茫然望着窗外思忖：我自己该写点什么，怎样写？

如今我又暗暗多了一个苦恼，一个伤心的“无法实现”的愿望。这时我重新开始写作，多半是写散文，并且重新开始发表作品。可是我考虑的不是我写作和发表的东西。我想写的完全不是我能写和正在写的，而是我写不出来的，这个愿望使我苦恼。把生活提供的素材组织成一种真正值得写的东西，这是多么难得的幸福，而且要付出多少精力啊！于是我的生活开始日益变成征服这“无法实现”的东西的新的斗争，变成对另一种同样是不可捉摸的幸福的寻求和捕捉，我对这种幸福念念不忘，朝思暮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