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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希·伯尔短篇小说选》一定照办

——一则事业心强的故事

在我一生中最为奇特的经历,要算我在阿尔弗雷德·冯西德尔的工厂里当职员时度过的那段时间了。我天生喜欢沉思默想,宁愿无所事事而不愿工作。可是经济上的困难接连发生——因为沉思默想同无所事事一样,都不能给我带来任何收益——,使我有时不得不去求得一个所谓的职位。有一次我又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便把自己的命运托付给职业介绍所。经他们介绍,我和其他七个同命运的弟兄们一起,到冯西德尔的工厂里去接受一次能力考试。

一见到那个工厂,我就疑虑重重:整座厂房是用玻璃砖建造的,而我讨厌明亮的建筑物和明亮的房间,就象讨厌干活一样。厂方马上请我们到明亮的、色彩柔和的工厂食堂去吃早饭,那时我的疑虑更重了:漂亮的女招待给我们端来了鸡蛋、咖啡和烤面包片,还有盛在雅致的刻花玻璃杯里的桔子汁;金鱼高傲的脸撞在浅绿的鱼缸壁上。那些女招待是多么高兴愉快,仿佛差一点就要情不自禁地手舞足蹈了。在我看来,只是因为她们具有坚强的毅力,才克制住自己不唱起歌来。她们的心里满是没有唱出来的歌儿,就象母鸡怀着没有下出来的蛋一样。

我马上发现一件事,而我那些同命运的弟兄们似乎并没有意识到:这顿早饭也是考试内容之一;所以我就专心致志地大嚼起来,就象一个清楚地知道自己正在向体内输送宝贵养分的人那样自觉。我还做了一些在正常情况下绝对不会干的事:空肚子喝下桔子汁,留下咖啡和一个鸡蛋和大部分烤面包片不吃,马上站起身来在饭厅里大步踱来踱去,装出一副焦急难耐,急于要做事的样子。

这样,我被第一个领进考试室里,在那里诱人的桌子上放着试卷。屋子四壁都漆成绿色,那种热衷于布置屋子的人看到了,准会情不自禁地说出“迷人”这样的词来。屋里阒无一人,可是我肯定有人在窥视我,便装出一副醉心于工作的人明知无人注意也应有的样子,我急切地从衣兜里掏出自来水笔,拧开笔套,在最靠近门口的桌子旁坐下,象一个性情急躁的人在饭店里拿过帐单时那样,唰的一下把试卷拉了过来。

第一题,人只有两条胳臂、两条腿和两只耳朵,您以为这种说法是否正确?

这时我那喜爱思考问题的习惯第一次有了收获。我毫不迟疑地写道:“即使有四条胳臂四条腿,外加四只耳朵也不能满足我的事业心。人身上的装备少得可怜啊!”

第二题:您能同时使用几部电话机?

回答这个问题同样易如反掌,犹如解一道一元一次方程式。“如果只有七部电话机,”我写道,“我将闲得发慌。要加到九部电话机,我才感到充分发挥了自己的力量。”

第三题:您在工余时间干些什么?

我的回答是:“我已不认识‘工余时间’这个词——我在十五岁生日那一天,就已把这个词从我的词汇里划去了,因为我是个工作第一的人。”

我受雇供职了。事实上,就是管九部电话机,我也没有忙碌不堪之感。我无非对着电话机的送话器大声说:“马上动手!”或者“请您办理!——非办不可——一定照办——事已办妥——应该办理。”之类的话而已。当然在大多数情况下我都用命令式,因为我觉得只有命令式才同厂里的气氛相称。

中午休息是很有乐趣的。我们都坐在工厂食堂里,一片无声的欢乐气氛,吃着维他命丰富的午餐。在冯西德尔的工厂里,聚集着一大批人,他们特别热衷于讲述自己的履历,这正是事业心强的人物所喜爱的。对他们来说,他们的履历比他们的生命更重要,只要让谁开个头,他们都会一本正经地细述起自己的履历来。

冯西德尔的副手是一个名叫布罗舍克的人,他颇有些名声,因为他在大学读书时就已经靠做夜工养活七个孩子和瘫痪的老婆,他卓有成效地同时身兼四家商号的代理人;尽管如此,他还在两年之内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两项国家考试。有一次记者问他:“布罗舍克,您究竟在什么时候睡觉?”他回答说:“睡觉简直是作孽!”

冯西德尔的女秘书靠打毛线养活她瘫痪的丈夫和四个孩子,她同时取得了心理学和乡土学的学位,饲养许多牧羊狗,还化名“狐狸精七号”当裸体歌星而走红。

冯西德尔本人是个大清早一睁眼就决心干事的那种人。“我要有所作为。”他们这号人一边使劲系住浴衣腰带,一边这么想。“我要有所作为。”这号人一边刮胡子,得意洋洋地瞧着同肥皂沫一起从刮脸刀上冲下来的胡子茬儿,一边这样想。刮下的胡子就是他们事业心的首批牺牲品。即使蹲厕之类私事也会使那号人得到某种满足:哗哗地冲了水,使用了手纸。这都叫做事已办妥。面包吃下去了,煮鸡蛋的一头磕碎了。

那些最最微不足道的举动,在冯西德尔看来都是有所作为:诸如他戴上帽子,他——因为用力过度而浑身发颤——扣上大衣扣子,吻他妻子的脸颊告别,—切的一切都是有所作为。

每当冯西德尔走进自己的办公室,他用这样的话向女秘书问好:“非办不可!”女秘书心情愉快地高声答道:“一定照办!”接着冯西德尔到各部门一一视察,愉快地高声说:“非办不可!”人人都回答说:“一定照办!”每当他走进我的屋子,我也容光焕发地向他高呼,“一定照办!”

我上班后一周之内,就把使用的电话机增加到十一部,第二周内增至十三部。有一件事使我感到乐趣无穷,每天清晨,我在电车里编造各种新的命令句,或者把办事这个动词变成各种时态,变成主动式或被动式,变成虚拟语气或直陈语气;有两天之久我只说一句话:“早就该办了嘛”,因为我觉得这句话非常美。又有两天我专说另一句话:“不该这么办嘛。”

有一次果真出了一件事,我这才感到真正发挥了自己的才能。那是一个星期二的早晨——我还没有来得及坐端正——冯西德尔冲进我的屋子,高声说道:“非办不可!”可是,他脸上某种难以捉摸的表情使我犹犹豫豫,不能按照规定心情愉快地回答“一定照办!”大概是我犹豫太久的缘故,冯西德尔这个平时很少大叫大嚷的人竟然对我咆哮起来:

“您回答!您按规定回答!”我就象一个孩子被人家逼着低声而又抵触地回答说:我是个坏孩子。我使了好大的劲才说出那句话:“一定照办。”我这句话刚一出口,就真的出事了;冯西德尔一头栽倒在地,滚到一边,横躺在打开的门前。

我一眼就看出是怎么一回事了,当我慢慢地绕过桌子走到他身边后,又得到证实:他死了。

我摇了摇头,从冯西德尔的身上跨过去,慢慢穿过走廊,朝布罗舍克的房间走去。我连门都没敲就闯了进去。布罗舍克坐在他的写字台旁,两手各拿一个电话听筒,嘴里咬着一支圆珠笔在便笺本上写电话记录,同时用赤裸的双脚操纵放在办公桌下的一台打毛衣机。他就用这种办法帮助解决全家的穿衣问题。

“出事了,”我轻声地说。

布罗舍克吐出嘴里的圆珠笔,挂上两个电话,犹豫不决地把脚趾从打毛衣机上解开。

“究竟出了什么事?”他问道。

“冯西德尔先生死了。”我说。

“不会的。”布罗舍克说。

“真的,”我说,“您来看嘛!”

“不会的,”布罗舍克说,“这是不可能的。”但他还是赶紧穿上拖鞋,跟我走过走廊。

“不会的,”当我们站在冯西德尔的尸体旁时,他还在说,“不会的,不会的!”我不去反驳他,而是小心翼翼地把冯西德尔翻过身来,让他朝天躺平,替他把眼睛闭上,并且沉思着凝视他。

我感到自己对他几乎可说是温顺体贴的,我也第一次认识到,我从来没有恨过他。他脸上的表情,就象某些孩子执拗的面孔,他们无论如何也坚信圣诞老人是有的,不管其他的小朋友用多么充分的理由说圣诞老人是不存在的。

“不会的,”布罗舍克说,“不会的。”

“该办后事了,”我轻轻地对布罗舍克说。

“是啊,”布罗舍克说,“该办后事了。”

事情就这样办了:安葬冯西德尔时,我被选中拿着纸做的玫瑰花圈,走在棺材后面,因为我不仅天生喜好沉思默想、无所事事,而且我的面孔和身材都特别适合穿上那套黑色的丧服。显然我的模样——手中拿着纸做的玫瑰花圈,跟在冯西德尔的棺材后面——很出色,所以我收到了一家高级殡仪馆的聘书,请我去当职业送殡人。“您是天生的送殡人,”殡仪馆经理对我说,“行头我们给你准备。您的脸——妙不可言!”

我向布罗舍克辞职,理由是我感到在那个工厂里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才能;虽然我一个人要管十三部电话,但是我的一部分才能还是被埋没了。在我第一次干完职业送殡人的差事后,我就意识到,这是专为我安排的工作岗位,真可谓得其所哉!

我站在棺材后面、哀乐乐队中间,默默沉思着,手里拿着素花一束,乐队奏着亨德尔①的《广板》,一首不受人注意的乐曲。公墓咖啡馆是我常去的地方,职业送殡之余我就在那里消磨时间。有时候,虽然没有人请我,我也去送殡,还自己掏腰包买一束鲜花,同慈善机关的职员一起,跟在流离失所老死他乡的人的棺材后面走着。有时我还到冯西德尔墓上去看看,因为我终究得感谢他,是他使我找到了这个合适的职业,做这种工作时,沉思默想正是人们对我的要求,无所事事则是我的职责。

后来我才想起,我那时从不关心冯西德尔工厂制造什么产品。大概是生产肥皂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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