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辛格传记》第八章没有出路

1. 越南化

让美国陷入越南的困境的理由很简单：南越军队不能靠自己的力量去抵御共产党的进攻，美军的撤离就意味着南越政府的倒台。而外交规律则是你军事上无法取胜的事，在谈判桌上也无法取胜。惟一解决办法是武装南越军队，让他们接管那里的50万美军。

新政府意识到要抢在反战呼声爆发之前，用定期撤军来安抚民众，赢得时间，于是就产生了一个体面但实际上很冷酷的计划—— “越南 化”。这是一项莱尔德倡导，尼克松接受，基辛格嗤之以鼻的政策。

尽管莱尔德支持这项计划，美国军方对此却不以为然，他们认为这等于慢性投降，尼克松不顾军方反对，决定与南越总统于1969年7月在中途岛会晤。

阮文绍，这个排长出身的总统，竭力要求美国人平等相待——把他当做同盟国领袖而不是傀儡或下属。作为尼克松随员的基辛格请阮文绍先到场，以免尼克松等候，但阮文绍坚持说美国总统是东道主，应先到中途岛迎接他。

阮文绍要求单独会见尼克松，尼克松通过基辛格转达，坚持要基辛格也参加会晤。阮文绍就也带了一个随员。

阮文绍到达美国海军司令住宅的会议室时，发现里面放了一把大椅子，显然是给尼克松坐的，三把小椅子摆在大椅子两侧。阮文绍转身溜进饭厅，找到一把跟尼克松同样大的椅子，搬到会议室，放在尼克松椅子的对面。

阮文绍事先已得到情报，知道撤军规模为25 000人。为了维护一个习惯于外国人背信弃义的民族的尊严，阮文绍坚持这项撤军计划应称为“重新部署”。于是，两位领导人宣布他们一致同意25 000名美军将回国重新部署。

尼克松和阮文绍心里都明白，撤军一旦开了头，就一发而不可收拾了。

尼克松以他惯常的欺骗性向新闻界宜称，这项撤军计划是在阮文绍总统的建议下，依照美方战地司令官的评估实施的。实际上，这两人都不同意撤军。

基辛格则更实事求是一些，也许因为他并不欣赏这项政策，去中途岛途中，他和记者们进行背景讨论时说，如果“越南化”给河内造成将有一个强大对手的错觉，那 么还能发挥一些作用，“如果我们的撤军速度让河内感到我们是为退出战争而寻找借口，这将阻挠谈判的成功，因为他们只需坐等其变。”

结果是，撤军的确是以令人痛苦的速度进行，其速度之慢，又把美国在越南战争中拖了3年，从而导致了国内反战情绪日益高涨；其速度之快，的确又鼓励了河内坐等其变。

对于基辛格来说，“越南化”违背了他的现实原则：军事力量和外交手段应紧密配合。在谈判桌上谈双边撤军的同时已在战场上单方面撤军是不现实的。“我们的撤军越显得机械化，就越不能作为谈判武器。”

莱尔德竭力提倡“越南化”。“我们这是浪费时间，因为公众不再支持这场战争”，他过后说，“亨利不懂这一点，因为他不是政客，他只害怕 ‘越南化’会阻挠他的外交。”

每当要宣布一项撤军计划，莱尔德就召来一批记者和赞同撤军的国会议员大肆鼓噪一番，“我感到我要对基辛格施加压力，叫他无法劝说尼克松改变主意。”

从中途岛回来后不久，莱尔德命令在越南的美军从与敌人正面冲突的状态改为协助南越军队并采取守势。

莱尔德先斩后奏，命令下达后再通知总统。基辛格想说服尼克松否决这项决定，但因命令已下达无法收回而作罢。

基辛格向尼克松递交了一份冗长、悲观的备忘录，促使尼克松决定撤军必须建立在三项原则的基础之上：敌人减少了军事行动；谈判有了进展；南越军事力量有所加 强。这也算基辛格在与莱尔德勾心斗角中取得的一个小小胜利。基辛格告诉记者，三项原则的确立和运用是为了让河内意识到：撤军不是一个机械过程。

但很快，没人再把这三项原则当回事。撤军果真成了一种机械行动。

2. 秘密和谈

1969年8月，陪同尼克松周游世界即将抵达最后一站时，基辛格和他的助理安东尼·莱克悄悄搭上一架美国小型军用喷气式飞机飞往巴黎。到达后不久，以春水为首的两名北越代表也来了，他们带着一副尴尬的笑容，握了握基辛格向他们伸出的手。

基辛格和北越为期3年的秘密谈判序幕拉开了。在此之前，基辛格只为尼克松扮演了两种角色：私人顾问和国安会的操纵者。但现在，他可以扮演第三种，而且是最令人兴奋的角色——谈判代表。他不再生活在总统的阴影中，而是开始了他天马行空式的超级外交——先是巴黎，然后是北京、莫斯科、中东——充分展现出他天才的创造性操纵外交的能力，并使他一跃成为当代最着名的政治家之一。

8月上旬，尼克松曾请罗马尼亚总统齐奥塞斯库传话给中国，说美国有兴趣开辟一条沟通渠道。尼克松还向齐奥塞斯库透露：如果11月1日越南方面没有进展，美国将采取严厉措施。

尼克松就是打算罗马尼亚把这些信息转达给苏联，为巴黎和谈做些铺垫工作。

在这次谈判中，基辛格奉尼克松的旨意放弃了约翰逊政府的立场，不再要求北越在美国撤军的6个月之前撤军。基辛格以缓和姿态表明，如果河内同意双边撤军，美方答应不在南越保留常驻部队。

为了说明美方的新立场，基辛格要莱克制订一个全面的双边撤军时间表。基辛格深怕别人知道他参加了巴黎和谈，甚至连自己班子里的越南问题专家都蒙在鼓里，以至于不熟悉情况的安东尼·莱克把时间表上的人员分配弄错了。

幸亏这个漏子捅得不大，因为北越人对这份双边撤军的时间表既不注意也无兴趣。春水滔滔不绝地讲了45分钟，历数越南人数世纪抵御外来侵略者的丰功伟绩——所有的侵略者都通通被赶出国门。所以，美国也不例外，只能无条件地、单方面撤军。越南人决不会改变这个立场。

叫基辛格恼火的是，北越人在私下的秘密和谈所说的与他们在公开场合说的一样，他们固执地奉行表里一致的原则。

把谈判秘密化只起到一个作用，那就是把美国公众和国务院等官僚机构排斥在外，事实上河内是大占便宜。美国的真正谈判建议不为人所知，而他们则可以就自己的立场大肆进行公开宣传。假如基辛格把巴黎和谈公开化，恐怕更符合美国利益，至少能把反战情绪平息下去。

这次和谈春水惟一能提供的是河内考虑与基辛格进行更多的秘密谈判的可能性。

1970年，新的一年开始后，基辛格感到开展新一轮谈判的条件成熟了。这时的美国处于一个强有力的位置。尼克松“沉默的大多数”演说暂时赢得了公众支持，随着撤军的继续，反战热情开始减退，《新闻周报》报道说：“理查德·尼克松使战争不再成为头版新闻。”“越南化”

也出人意料地进行得不错，南越军队从85万人增加到100万人，并全面控制了55％的农村。

这一切都是暂时现象，所以基辛格急于回到谈判桌上。尼克松对河内是否作出让步表示怀疑，但基辛格还是说服尼克松同意发出和谈邀请。

基辛格急于恢复和谈还因为北越将派遣一名特殊顾问来，他就是黎德寿。基辛格和其属下都知道，按春水的标准，谈判是进行不下去的。

黎德寿一头灰白头发，一成不变地穿着一件毛式中山装，他的一双见多识广的眼睛总是那么不动声色。他虽然大谈和平，但和平对一位15岁参加共产党游击队、有10年是在监狱中度过的人来说，仅仅是一个抽象概念。基辛格认为他蛮横无礼，这是一种针对比自己低下的人的看法。

基辛格开玩笑，说奉承话，嘲弄自己，想借这一套和他建立私人交情。黎德寿有礼貌地听着，甚至还会开怀大笑，但基辛格清楚地知道，一个在监狱里受了10年罪、战斗了20年的人是不会轻易被一个资产阶级的所谓魅力打动的。

基辛格常说他的谈判策略是迈大步而不是零敲碎打地让步，因为在他看来，一小步一小步地后退，会使对方待价而沽。但实际上，基辛格仍在微妙地一点一滴地软化美国的立场。

令基辛格痛苦的是黎德寿和他的看法一致，都认为“越南化”撤军削弱了美国的谈判地位。“美国50万军队打不赢的战争，让其傀儡去打，又怎么可能打赢呢？”黎德寿微笑着问。

基辛格与黎德寿3月16日的第二轮谈判让人最难忘的不是谈判本身，而是这次旅行。基辛格乘坐的波音707因油料问题不得不降落在西德的法兰克福。安排巴黎 秘密和谈的美国武官沃尔特将军别无他法，只得径直去爱丽舍宫向法国总统蓬皮杜求救。蓬皮杜把自己的私人飞机借给了他，他乘坐这架飞机到法兰克福，把基辛格 接回巴黎。在返回途中，西德地面指挥向这架来路不明、事先没有降落计划的飞机提出询问，并要求知道美国波音707飞机上为什么少了一个人。蓬皮杜的驾驶员 征求沃尔特的意见，沃尔特想了想说：“告诉他们，离开的是一个女人。”

“如果蓬皮杜夫人知道了怎么办？”驾驶员问。

“如果蓬皮杜夫人知道了，我以美国军人的名义担保，我会告诉她真相的。”沃尔特回答道。

沃尔特的救援行动给基辛格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他觉得德国地面指挥对乘客的性别不会那样轻易地被蒙混过去。

等平安地来到谈判桌旁，基辛格向黎德寿出示了一份准确的美军撤出时间表，但黎德寿拒绝任何双边撤军计划，坚持美国单方面撤军。在4月4日的谈判中，他提出如果美国不改变立场，会谈就不必再进行下去了，基辛格只得中断谈判。

基辛格为秘密谈判付出了代价。有一段时间，美国国内风闻河内提出了一系列合理的和平建议，而尼克松政府却顽固不化，这无疑给国内的反战运动注入了一针强心剂。

基辛格在与春水8月份的会谈中曾发出威胁。如果到11月仍没有进展，美国要考虑采取会产生严重后果的措施。11月1日，是约翰逊停止轰炸纪念日，尼克松周游世界时到处散布这种威胁，特别是对罗马尼亚的齐奥塞斯库。“这任政府的政策是只警告一次”，尼克松不止一次地说道。

9月，基辛格召见苏联大使多勃雷宁时说，如果苏联在越南问题上不合作的话，美国将不考虑武器控制谈判。谈话期间，尼克松根据事先安排好的打来了电话。“总统刚才在电话里告知我”，基辛格对多勃雷宁说，“就越南问题来说，火车已经离开了车站。”

“我希望是飞机”，多勃雷宁不为所动地说，“飞机飞行时能改变航线。”

“总统用词很慎重，他说是火车。”基辛格说。

基辛格赞同在越南策略中加入军事威胁，不然的话，他认为谈判不可能成功。9月，他召集了一群助理讨论如何把尼克松有关11月1日的威胁变为现实，而不仅仅 是句空话。这些人中间有黑格、索南费尔特、温斯顿·洛德、劳伦斯·林、莫里斯、华茨。他们的任务是制定一项代号为“鸭钩”的野蛮的报复计划，但华茨、安东 尼·莱克、罗杰·莫里斯及劳伦斯·林都反对“鸭钩”计划。一天晚上，华茨在写他的反对意见时，走到白宫草坪上想换换脑筋，他看见他的妻子和孩子们与其他反 战抗议者一起拿着蜡烛站在白宫的大门外。

劳伦斯·林是个头脑冷静的分析专家，他写出了一份非常重要的反对战争升级的备忘录。基辛格虽然命令对“鸭钩”计划进行研究，但他鼓励劳伦斯·林尽其所能地 写出有说服力的反对意见。“我有一个印象，基辛格不赞成 ‘鸭钩’计划，他的目的是要让尼克松知道这个计划行不 通”。劳伦斯·林说道。

但莱克得到的却是相反的印象，他感到基辛格赞成军事打击，并且因为尼克松不像洛克菲勒那样强硬而感到失望。

基辛格综合了大家的看法，最后写出了一份不搞军事升级的建议备忘录，尼克松同意了。

许多年以后，当回顾这段历史时，尼克松称这项决定是他一生中的大错。基辛格后来也有后悔之意，他认为：“我们一上任就该炸他个天翻地覆。”

令人吃惊的是，尼克松同意不实施“鸭钩”计划之后却仍对多勃雷宁发出这种威胁。多勃雷宁只当尼克松是吹牛，答复说他的领导人在越南问题上帮不上什么忙，但他们已为尽快开始军备控制谈判做好准备。

尼克松接受了他的请求。

会谈结束后，基辛格把尼克松大肆奉承了一番，但他知道这次美国是栽定了，多勃雷宁不再会把尼克松的威胁当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