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萨特传》向萨特告别1978年

他仍然同许多年轻的妇女密切交往——梅丽娜和别的一些人。一天，他抱怨同维克多在一起工作搞得太少，我笑着对他说：“这是因为年轻的女士们太多了一点！”“但这对我是有益处的，”他答道。的确，我相信这可以激起他对生活的巨大兴趣。他带着一种孩子般的自满心情对我说：“在这以前我从来没有像这样受到女人们的喜欢。”

还有一些因素使他保持了乐观的心情。莉莲·西格尔搜集了他的一些照片；我写了简短的说明，伽利玛出版社拿去作为一个摄影集出版。米歇尔·西卡尔为《斜线》杂志准备了一期关于萨特的重要文章，他们常在一起讨论。让内特·科隆贝尔和许多年轻人来看他，同他谈他们写的关于萨特哲学的研究。伽利玛出版社把他的全部小说列入“七星”丛书出版，由米歇尔·孔达写序。“复兴”还在继续着，他的确被这种情景深深打动。

然而他现在有一个极大的忧虑：钱。自我认识他以来，他在钱财方面一直是慷慨大方的；在他的一生中，他把自己所得的一切都给了各种各样的人。他有规律地每月拿出大笔的钱给不同的接受者。他从伽利玛出版社得来的津贴马上就用光了；他几乎没给自己留下什么钱。如果我要他为自己买双鞋，他会答道：“我没有钱。”而让他作为一件礼品接受一双鞋又是很难的。他欠他的出版者一笔数目不小的钱。这使他产生一种真正的焦虑，不是为他自己，而是为所有那些依赖他的人。

因为他希望就近了解萨达特访问的结果，他在2月由维克多和阿莱特陪同去耶路撒冷，维克多和阿莱特现在成了朋友。虽然这个旅行是很短的，我仍然担心会累着他，但他完全没有累感。在奥利机场，一辆轮椅推着他上了飞机。飞机着陆时，伊莱·本·盖尔接他坐进一辆小轿车。他们四人住在面对耶路撒冷老城的宾馆；他们也在死海海滨一家很好的旅馆中住了一夜。五天来，萨特和维克多同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谈话。气温25度而天空蓝得可爱。萨特陶醉在良辰美景之中。他喜爱活动，愿意了解各种事情，在眼睛允许的情况下他愿意看看当地的风光。如果像有些人说的那样，老年的特点是缺乏好奇心，那么他是完全不老的。

在这样短暂的调查活动之后，萨特决不会主动去写一篇文章的。维克多却希望他写。“你们毛主义者总走得太快，”萨特在他们第一次谈话中就对他这样说。但维克多终于让萨特勉为其难地同意写篇文章，他们把这篇文章寄给《新观察家》，签上他们两人的名。博斯特打电话给我，十分激动不安地说，“这太糟糕了。大家都为这篇东西吃惊。得说服萨特收回它。”我读了这篇文章，发现它写得的确非常差劲。我转达了博斯特的要求。“行，拿回来吧。”萨特不在意地答道。但当我对维克多说起此事时，他勃然大怒。他从未受过这样的冒犯。他责怪我事先没有跟他说这事。我估计萨特原想对维克多谈谈这事，但他没有这样做，无疑是因为他没有把它当多大回事。我对维克多没有多说，至少暂时我们在外表上还是客客气气的。但不久，在我的房间里开了一次《现代》的会议，萨特没有参加；维克多、普隆和豪斯特三人就这篇文章大吵了一通——普隆和豪斯特认为它糟透了。维克多对他们出言不逊。后来他骂我们都是死尸并宣称他从此再不参加这个会议。

他的这种反应使我震惊。萨特和我年轻的时候，我们写的东西不知道遭到多少次拒绝，但我们从没有认为那是什么冒犯或侮辱。维克多当过“无产阶级左派”的头头，他保留了“小头头”的观念——一切都得听他的。他很容易从一种信仰转到另一种信仰，而且总是带着同样的固执。他有一种强烈的难以支配的热情，他对自己的信念从来固守不变，并且不允许别人提出疑问。因为他的这种特点，有些人感到他的话很有煽动力量，但他与批评态度是格格不入的——写作却要求具备这样一种态度，如果有谁对他写的东西提出批评，他就觉得自己受到伤害。从那时起，他和我不再说话；我避免在萨特的寓所遇到他。这是一个不愉快的境况。在这之前，萨特的朋友也都是我的朋友。现在维克多成了唯一的例外。我不怀疑他对萨特的感情，也不怀疑萨特对他的感情。萨特对孔达的一次谈话中谈到这一点：“我希望的一切就是我的工作将有人接着搞。例如，我愿意彼埃尔·维克多去完成这项作为知识分子和战士的工作，他也想完成它。从这个角度看，他是所有我认识的人中唯一使我完全满意的人。”他十分赞赏维克多那种志向激进的特性和他希望一切的雄心，实际上这颇有点类似萨特自己。“当然你不能实现一切，但你应该希望一切。”也许萨特认错了人，但即使这样，也没有什么。他就是这样看维克多的。他有时去维克多称为“公社”的地方吃晚饭，那是维克多和他的妻子同另一对夫妇——他们的朋友——共有的郊外的一套房子。这样的晚上萨特过得很愉快。我不想掺和到他们之中，我遗憾的是，从这时起，萨特生活的一部分向我封闭了。

我们有点厌倦威尼斯了。复活节假日我选择了去西尔蒙拉，一个加达湖上有城墙的小城。那儿不允许汽车进去，除非车中的人是要在这城里住下的，我们正是这样。我们住进一家湖滨旅馆。像往常那样，我在他的房间读书给他听，因为他喜欢沿着狭窄而空旷的街道（星期天除外）散步，我们常走到靠近广场的一家咖啡店里，在阳台上坐坐。我们在近处的一家小饭馆吃饭。西尔薇开车带我们出去转很长时间，我们围着湖转。有一次我们重游了维罗纳，另一天，我们重游了布莱西亚。在返回巴黎的路上，我们在塔洛瓦尔的“冬爷爷”小旅馆歇脚。一般说来，萨特吃得非常简单、节省，但这一次他也不反对品尝一客真正好的饭菜。

从这时起到暑假的这几个月，他的政治活动较少一些。年初，一个假的“萨特的政治遗嘱”在西西里岛出版。作者罗列了一些陈旧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把它们归之于萨特写的东西。萨特发表了一个声明否认此事。6月，他写信给《世界报》说，到了今天，1968年事件后的第十年，不应该再禁止科恩-本迪特回到法国来了。在这个月，他还签名于一个关于海德·肯普·博尔特切尔的情况的声明，她是一个德国姑娘，5月21日在巴黎受到警察审讯时被严重烧伤。

但真正使他感兴趣的事是他同维克多写《权力和自由》这本书。录音机记下了他们的谈话。他同米歇尔·西卡尔有一个谈话发表在《斜线》上，其中他谈到他是怎样看待这部作品的：“如果这书能坚持搞完，它将具有一种新的形式……是在两个活人之间的形式……是在两个活人之间的真诚坦率的讨论，在这部作品中他们详尽地阐述了各自的思想；当我们相互对立和辩驳时，这不是故意做出来的而是真实的……在这本书中，我们有相互对抗的情况，也有一致的情况，这两方面都很重要，……对我说来，最根本的是，这书有两位作者，这样，在这书中就有矛盾、生活。人们……可以采取不同的观点来读它。这是使我特别感兴趣的地方。”

夏天来了。像往年一样，我同西尔薇在瑞典旅行之后，接着同萨特在罗马相会；我们在那儿度过了非常愉快的六个星期。我们返回巴黎时他的健康状况看来是稳定的。他同维克多讨论；我读书给我他听。他仍然从他与许多女性的友谊中得到愉快。梅丽娜回到雅典，但其他的人取代了她。弗朗索瓦兹·萨冈在报刊上发表了《给让-保尔·萨特的情书》后，萨特和她常在一起吃午饭。他十分喜爱她。约瑟·达扬和马尔卡·里鲍斯卡为我拍电影时萨特也参加了，而《斜线》为他准备的一期专号也已出版。

10月28日，他会见了从拉扎克来的一个农民代表团。《现代》上有几篇关于他们的斗争的文章。萨特出于几种原因对这个代表团产生兴趣：他们反对政府；他们反对扩张军队；他们找到了新的反抗的技巧：他们的活动是非暴力的，同时又完全打破了当局的秩序。1976年他们开万灵节会议时他本想前去同他们探讨这些问题，但他的健康状况使他未能如愿。

1978年10月他们有些人在圣塞弗兰进行了一场绝食斗争。有人来请萨特参加他们第二天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他因太累而没有接受他们的邀请，但写了一个在招待会上对记者宣读的声明：“你们当然相信必须保卫法国，但你们认为军队不应该居留在远离国境的地方，不应该在乡村中占地万宙，不应该建立一个由新武器造成的灭绝地带；你们还会认为政府不应该把住有居民的大片土地租给别的国家的军队，让他们来此演习。你们是对的。在这样一个和平时期，把拉扎克变成一个据说是防止世界大战的基地，这真是莫名其妙，这只能说明当局者的愚蠢和欺世盗名。”

与此同时，他在考虑一个计划，这是一个从里昂来的演员吉约马向他提出来的——上演一部名叫《剧中人》的作品，这个作品是让内特·科隆贝尔根据萨特的一些历史和政治文章编写的。这个演出获得巨大成功，首先是在里昂的两个主要的剧院上演，然后在法国各地演了两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