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三桂大传》(136)

当吴军处于鼎盛之时，清统帅部的诸如此类的布告和招抚，只能被对方视为无稽之谈，不会引动多少人的心。可是，当形势急转直下，人们都开始考虑自己的出路，就不能不认真对待清统帅部的劝诱和招抚，是否有道理，是否符合自己的根本利益。也只有在这个时候，人们始悔前事之非，极欲寻找新的出路，因而清统帅部的政治攻势才产生出更大的影响力。

清军统帅部还及时地利用已被招抚或主动投诚的原吴军将官做典型人物，以他们的实际向吴军劝说更有说服力。康熙十七年八月十一日，刚投清不久已受封“建义侯”的林兴珠，就以侯爵的身份，发布告示，以自己现身说法，鼓动人们投降清朝。

他写道，当年他守辰州，三桂兼程突逼城下，他的士卒解体，孤城无援。他想到，徒死无益，不如忍辱以图后举。五年以来，无日不以杀贼立功为念。接着，他对三桂于三月在衡州即位予以愤怒声讨，指斥三桂“恶贯满盈，天人共愤”。他不能与鸟兽“一日同居”，故“捐弃妻子毅然渡湘（江）”，早已把家置之度外。以下，他更具体说明三桂已是穷途末路，亡在旦夕。岳州的吴应期被围日久，旦暮就擒，广西的吴世琮孤军深入，自投陷阱；刘之复告急于彝陵；吴国贵牵制于虎渡口；高启隆久困于长沙。三桂纠集余烬，谬作困兽之计，日复败亡逃窜，退守耒阳。

三桂所有之众，已屈指可数：彝陵之兵不过五千，松滋、虎渡、石首未满万人，岳州水陆多可万五千人，其余如长沙数千，湘潭几百，渌口寥寥千余，衡州合数伪将军之众，不满两万，广西兼孙延龄之兵也不过万余。通盘计算，兵力不足以当“天朝”一旗之旅，况且处处告溃，被创一年，开三年的税征，民不聊生，每月给五百钱，兵无宿饱，今日事势已成瓦解。他号召被胁的将士、百姓，当此“逆贼”危机之秋，正当立功自新之良机，或擒斩“老贼”（指三桂），“以膺分茅之宠”，或“剪其羽翼，率众输诚”，或投献郡邑，纳土来归，“皆当荣封侯爵”。最后，他总结上述情况，指出：“小固不可以敌大，弱固不可以敌强，况三桂以逆犯顺，以臣背主，其亡固可以翘足待也。”在布告署明年月日之后，又补充一句：你们久有斩吴应期之心，倘能杀此贼来投，定不失公侯之位。【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三藩档案》，案字1385号。】以此补充句来看，这份布告，显系草稿，在取得清军统帅同意后，再抄写传布出去。

林兴珠所说的这些话，并不都是实话，如说他违心降吴、自愿“捐弃”妻子投清等情节，与事实不符。再如说到各处吴军目前兵数，大大压缩数字，实际上，吴军还没到如此穷绝的地步。这些都无关宏旨，举凡政治斗争的需要，不过达到宣传的目的，人们不必去追究事实的真伪。但他的布告是写在康熙十七年八月，吴军确已处于败亡前夕，因此，他指出的吴军危机大体上反映了当时的实际。

清朝的政治攻势，增大了吴军内部的离心力，据林兴珠所提供的吴军内情，“逆贼俱无固志”【《清圣祖实录》，卷72，22~23页。】；又据投奔清朝的吴将诉说，吴应期“残忍擅杀，遂致人心解体，望风归命”【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三藩档案》，案字1679号。】。据当时报道：继林兴珠叛逃后，还有岳州的吴军总兵官陈华、李超等投诚，其后，“陆续投诚”的络绎不绝。【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三藩档案》，案字1679号。】克取岳州的条件与时机已趋于成熟。

林兴珠于康熙十七年三月降清后，立即献破岳州之策。他根据清军船只甚多，提出分一半船只停泊君山，以断常德之道，余船泊香炉峡、扁山、布袋口诸处，沿九贡山陆路立营，截断长沙、衡州之道，可阻塞岳州吴军陆上交通。即使城内有粮米，而薪刍器用必致乏绝，可不战而使之毙命。安亲王岳乐将此水陆部署向圣祖报告，当即批准，特别嘱咐：水陆大军进攻岳州，既克之日，乘虚速取常德、澧州等城，“勿令贼得为备”【《清圣祖实录》，卷73，14~15页。】。

清军即按上述方针迅速布置，并于五月十八日由“安远靖寇大将军”尚善、湖广总督蔡毓荣、提督桑格等统帅水师，浩浩荡荡驶入洞庭湖，发起对岳州的总进攻。数日来，与吴军水师对抗，大小十余战，屡挫吴军。【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三藩档案》案字1682号。】六月三日黎明，吴水师乘风而来，攻击柳林嘴、君山两处清军水师。清军各路兵船一齐出动，分道迎击，用炮不断击沉吴船，擒斩吴将官兵丁，终将其进攻打退。【《清圣祖实录》，卷74，10页。】

在发起总攻前夕，清统帅部加紧做瓦解岳州吴军的工作，争取更多的将官兵丁投诚，这样，可减少进攻的对抗力量。他们“大书告示，广布皇仁，更屡次密书悬置高脚庙地方”，向据守此地的吴水师将官陈碧等人“晓以大义”。他们还叫陈华、李超等已降的将领直接到城前，“高声传喻”清朝对他们的政策。陈碧认真考虑后，决定投诚。同时又有吴军兵士及家属一千余口背吴投清。【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三藩档案》案字1679号。】

至康熙十七年七月，清水路围岳州，而九贵山尚未驻兵，吴军仍能往来此地，以通樵采。圣祖派到岳州清军营中督察军事的詹事宜昌阿报告说：如岳州不下，长沙无船可用，而荆州清兵也不能渡江。应固守长沙、荆州，调余兵困岳州，使之内外不得通，断其樵采，吴军困穷，约十月内外，似可克复。圣祖指示：岳州为湖南咽喉要地，必恢复此地，围攻长沙及荆州的兵始能前进。大将军顺承郡王所部兵数不少，攻取岳州，“事关紧要”，再增兵助围，原调江西的陕西兵攻赴岳州、河南巡抚董国兴可遣标下兵一千五百人、安徽巡抚徐国相遣标下兵五百人，令贤能官统领，都赴岳州，还有原军四千人也同往岳州。此诸路兵抵达，可于九贵山设一营，只要有机可乘，即进兵攻取。【《清圣祖实录》，卷76，6~7页。】

尽管圣祖在岳州原集兵力达到六七万人，备船数百只，军需山积，粮饷也足，可是岳州迟迟不下。至八月，圣祖看到诸将军“破贼无期”，又担心满兵不耐水土，因而挫折锐气，再也按捺不住，说：“今日之事，岳州最要，不可不速行攻取。”提出他要亲统六师，“躬行伐罪”。但议政王会议不赞成圣祖亲征，极力劝阻。【《清圣祖实录》，卷76，6~7页。】这反映了圣祖对他所遣将领不用力攻战的不满情绪，等了几年，还未见攻取岳州的行动，他已等得不耐烦了！圣祖正欲亲征岳州，忽然传来吴三桂已死的消息，才改变主意，取消亲征之议，指示前线各将军：吴三桂已死，“贼必内变”，各路大军要乘时分路进剿。他下达指示，新代行刚死去的大将军尚善的贝勒察尼等人，“务水陆夹击，速取岳州”【《清圣祖实录》，卷76，16页。】。

清军从五月进入洞庭湖，至九月初，已达三月余，小战屡次，吴军未受大挫，也不敢倾巢出战，而清军仍没有把城紧紧围住。问题是，清将领临战怯懦，不敢迎战。九月初，一队吴军乘船仅二十余只，赴湘阴取粮米和火药，所经清副都统德业立和提督周卜世的防区，有船一百三十只，竟不敢攻击，任其出入！圣祖得报，将二人革职留任，效力赎罪。将军鄂内总统军师，身为主将，却用“庸懦之徒”，致误大事，待事平之日，“从重议处”。【《清圣祖实录》，卷77，1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