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三桂大传》(2)
自明代始,徽州经商之风颇盛,多以经商致富,其中亦不乏家资巨万的富商大贾。他们的活动遍及大江南北,长城内外,故有“徽商”之誉。他们惟利是图,不顾风险路艰,无所不至。《管子》一书对商人作了这样的描述:商人贩运,加倍行路,夜以继日,虽行千里而不以为远,是因为“利”在前面吸引着他们。渔民入海,海深万仞,在风波大浪的危险中航行数百里,昼夜宿于海上,是因他们追逐的“利”在大海之中。【原文见《管子》,“禁藏”篇。】商人趋利所至,家随人迁,也是常有之事。三桂的先人出自经商成风的徽州,不能不参与商业活动,如以贩卖辽东马匹为其营生,最后“流寓辽东”,也就成为可能。
三桂的先人何时迁至辽东?历史文献也没有记载。但是他的“祖父坟园葬立中后(所)”,提供了重要参考。这是三桂于顺治五年(1648年)在向朝廷的一份奏疏中透露的。三桂有大功于清朝,世祖赐封为王,又荣及已故祖父,“特赐葬祭”。显见他的祖父去世未久。又据三桂自叙,他“生于辽,长于辽”,故把中后所看成是他的家庭之“源”。【《明清史料》丙编,第7本,658页。】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早在三桂的祖父一代,他们全家就已迁来辽东,祖父病故后,就埋葬在中后所。三桂的父与继母及弟三辅“俱死寇难”(为李自成所杀),他们的葬地很可能也在中后所。顺治二年十一月他曾为之请,从优赐恤。【见《清世祖实录》,卷21,20页。】
有的书说三桂的“祖墓在锦州”,他反叛清朝后,被“掘而弃之”。【王一元:《辽左见闻录》(手抄本)。】还有的史书说宁远(辽宁兴城)也有三桂的先人坟墓,俗称“吴王坟”。据说该城还有一处三桂先人坟园遗址,有碑记“骠骑将军吴公先莹”等残留的字。【(民国)杨荫芳:《兴城县志》,卷10,15页。】在我们已掌握的有关三桂的历史档案和其他资料中,尚未发现他曾提到在上述两处有他的祖坟的事。如果确有的话,可能是吴氏族人的坟,人们误以为是三桂的祖坟。这一情况,似乎可以说明三桂的祖父辈“流寓辽东”时,先居于锦州一个时期。锦州是明广宁中屯卫、广宁左屯卫的治所,地方高级官员如辽东巡抚曾驻于此。
锦州坐落于小凌河畔,南临海,北依蜿蜒起伏的医巫闾山,中有平川,兼有川海之利,又是陆上交通枢纽,扼辽西的东端,为关内外商旅往来必经之地。明中叶以后,它已发展成一座政治与军事并重的城市。锦州的有利的自然条件和战略地位,吸引着关内人来此居住谋生,促进了它的经济与商业活动的发达,是辽西地区的政治与军事中心。因此,三桂的先人一进入辽西,就为锦州的繁荣所吸引,先在锦州立足,而后迁至中后所,成为吴氏家族的稳定居住地。宁远居于锦州与中后所之间,三桂和他父亲吴襄都曾在这里生活过,特别是三桂发迹后,多年驻守此城,他的家属和部分族人自然也住在城里,并拥有一定的家产,这是没有疑问的。难怪人们有的说他家在锦州,有的说他家在宁远,有的说家在中后所。因为这三处是吴襄父子往来之地,他们的军事与政治活动也多集中在这一地区。不错,人们的种种说法各含有一定的真实情况。
可以想见,当吴三桂的祖父与父亲初来辽东,家中境况并不佳,当然也不是很窘迫。但是,这个外省“流寓”来的家族却奇迹般地发达起来,称得上是辽西地区的豪族巨姓。这有一个发展过程。大约有两个方面的因素,促使吴氏迅速发迹。
一是靠仕宦之途。在三桂降生时,这个家族还不显赫。父亲吴襄于天启二年(1621年)中武举进士,这年,三桂已经十岁。吴襄中举前,有关他早期的身世,迄今没见有可靠史料加以证明。但他以武举,实足以证明他长期习武。为适应同蒙古骑兵和女真人作战的需要,必须熟练地掌握骑射的技能。据说他善养马,这就给他练习骑术创造了条件。后来,他投辽东名将李成梁部,成为一名边防骑兵,在军事实践中,练就了一套高超的马上功夫,能一面在马上疾驰,一面飞箭射目标。他凭此本领在考场上一举夺魁,从此便步入仕宦之途。虽说中举,开始也只能出任低级军官,还谈不上社会地位的明显变化。
在吴襄的上一辈人中,也就是三桂的祖父辈,我们还没看到有一个为官的。无论是三桂本人,还是当时及其以后的史书,都没有提到其祖父的职业或社会身份。在封建社会,从事贩卖等商业活动,往往被人们视为贱业。三桂大概耻于谈及祖父与父亲经商的事,对这一点,从来不予透露。在他位至王爵,回忆往事时,也绝不谈其祖父、父亲的早年身世。因为在吴襄中举前,他的家实在没有可向人们夸耀的东西。这就是说,吴氏家族跻身于官僚阶层,并以此为发达之阶,实始自吴襄。随着父亲官位的不断提高,其家庭地位和经济状况也稳步上升。
吴氏发迹的另一个因素是,他与辽西望族祖氏联姻,靠着跟祖氏的广泛的社会关系,迅速地发展起来。
祖氏世居辽东,是宁远卫世将,到祖大寿时,已历五世,皆以军功发家。大寿于泰昌元年(1620年)为官,授职靖东营游击;天启元年(1621年)为广宁(辽宁北镇)巡抚王化贞部属,任中军游击。后与袁崇焕同守宁远,获“宁锦大捷”,立下大功,至崇祯元年(1628年),擢为前锋总兵,挂征辽前锋将军印。【《清史列传·贰臣传》,“祖大寿传”,参见《清史稿·祖大寿传》,卷234。】随着祖大寿地位的迅速上升,祖氏满门皆官。他的兄弟祖大乐、大成、大弼,子侄有祖泽远、泽沛、泽盛、泽法、泽润、可法等,都是上自总兵、下至副将、参将、游击的各级军官,分驻宁远、大凌河(辽宁锦县)、锦州诸城。祖氏是辽西首屈一指的巨族,他们都在当地为官,更助长了这个大地主大官僚军阀的权势。为表彰祖氏世代镇辽的功勋,至崇祯即位后,特命于宁远城内敕建祖氏四世镇辽的功德牌坊。至今,这座牌坊仍矗立在兴城内中心大街。
吴氏以祖氏家族为后援,得到他的庇护和扶持。两家结成关系,大约也是从吴襄投效祖氏门下开始的,进而招为祖氏的门婿,大寿的妹妹嫁给了他。于是,从部属关系进一步发展成血缘的裙带关系。吴襄在祖大寿手下任参将,累官至都指挥使,留镇宁远。崇祯四年(1631年),已是锦州总兵官。总兵一职,在明代是一地区的最高军职,拥兵万人乃至数万的高级将领。六年(1633年),以军功授为都督同知,荫一子锦衣百户世职。【《庭闻录》,卷1。】吴三桂因此得到提拔,此是后话。
借助祖氏的力量,吴襄官运亨通,不仅如此,而且吴氏的人能当官的纷纷登上仕宦之途。三桂的哥哥吴三凤也是祖大寿的部将,驻守大凌河。姨夫裴国珍同为大凌河的军官,都在祖大寿的指挥之下。崇祯四年(后金天聪五年),大凌河城被围,他们都投降了后金。【《清太宗实录》,卷60,10页,载:裴国珍降清后,在给吴三桂的劝降信中,称吴为“贤甥”,故知裴为吴的姨夫。除此,他书皆失载。】通过这种血缘关系,使祖吴两家结成一个独霸辽西的声势煊赫的望族。他们执掌兵权,握有数万军队,又有数千家丁的私人武装。因而这又是一个以祖氏为首的军阀集团。旁及有关亲戚、部属、心腹等等都紧紧地依附于这个集团,他们分布辽西地区各城镇,占据一切要津,把持着这一地区生杀予夺大权。实际上,这一地区已成为祖吴两家的天下。就连朝廷大员,直至皇帝也不敢轻易触动他们当中任何一个人,即使犯了大罪,也不得不采取宽容的态度。
后金天聪三年(崇祯二年,1629年),皇太极率八旗兵第一次突袭入关征明,设反间计,诱使崇祯皇帝将入援的袁崇焕逮捕。祖大寿是袁的部将,他见主将被逮,惊恐万状,竟置勤王于不顾,率部逃离北京,掠山海关,返回宁远。他敢于离京出关,就是仰仗他在辽西的势力以图保全自己。按律,临阵脱逃,形同叛逆,必处以极刑。令人意外的是,崇祯并没有怪罪,也不予处罚,还发下诏旨,极力安慰他。【《明史·袁崇焕传》,卷259,参见《清史稿·祖大寿传》,卷234。】天聪五年,皇太极发动了大凌河之役,将该城围困起来。祖大寿守城,因援绝食尽被迫投降。他以回锦州取家属、智取该城之计脱身。回锦州后,还与皇太极秘密书信往来。他投降的事,很快被辽东巡抚丘禾嘉侦知,密奏朝廷。崇祯却按下此事不提,装做不知道,竟然容忍下来。【《明史·丘禾嘉传》,卷261,677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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