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三桂大传》(1)

卷上 明末悍将

一、辽东豪族

在渤海之滨，河北与辽宁两省临近交界处，矗立着一座雄关，她就是名闻遐迩的“天下第一关”——山海关。

山海关北枕叠嶂，南襟大海。峥嵘险峻的燕山，峰峦林立，高插长空。万里长城沿着峰峦极顶，飞腾直上，似蛟龙起舞，消失在云霭缥缈的苍穹深处。它向南延伸八里，即是长城的起点，俗称老龙头，伸向大海，畅饮着万顷巨浪。山海关整个城垣与万里长城连接，背山临海，虎踞龙盘，所谓“襟连沧海枕青山”，山海关之名，即源出此意。

山海关的位置，恰好处于辽西走廊西端的咽喉之地。从辽宁锦州直至山海关下，共长四百里，于山海之间有一线之通。这一狭长地带，位辽河以西，故称为辽西走廊。山海关像一把大锁，牢牢地锁住了从东北进入华北的陆上通道。在军事技术不发达的古代，正如俗话说：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以山海关之险，当之无愧。难怪古人称颂她：“两京锁钥无双地，万里长城第一关。”

自从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魏国公徐达创建关城，设山海卫，始名山海关，她就成了“关里”与“关外”的分界线。按方位，“关外”也就是山海关以东的地方，所以人们习惯地叫做“关东”。

在明代，山海关以东，包括现今辽宁省大部，称为辽东。山海关设有东、西、南、北四个关门：东门叫“镇东”，即“天下第一关”门，西门叫“迎恩”，南门叫“望洋”，北门叫“威远”。东门外即属辽东地方，是关城的重点防区，像威远城、八里堡等城堡，墩台罗列，紧紧护卫着东门，像哨兵一样，警惕地注视着东方。

出东门30余里，为山海关第一个前哨军事据点“中前所城”（辽宁省绥中前所），由此继续东行30多里，又有一城，叫“前屯卫”（辽宁绥中前卫），再前行数十里，就到了“中后所城”（辽宁绥中县城），距山海关约120里，与中前所城均属广宁前屯卫管辖。

中后所，全称叫中后千户所。明在辽东实行卫所区划，大者称卫，小者称所。中后所是一座“斗大”小城，但所处位置却很重要。它地处辽西西端，西距山海关不甚远，东距辽西重镇宁远（辽宁兴城）不到百里，恰好居于两城的适中之地，交通便利，商贾往来，不绝于道。周围“田地饶腴”，濒辽东湾，又有海产之利，城内“积蓄颇殷”。

中后所在军事上很有价值。到了明末，它已成为关外八城的“冲要”之地。时明崇祯十三年，明在关外仅剩八城：锦州、宁远、松山、杏山、塔山、中前、中后、前屯。明朝在这里常年派驻军队驻防，筑有坚固的城墙，分设东西南北四门，城内军用与民用设施很齐全，官舍、民居、牌楼、庙宇、店铺、仓储、军械库等，应有尽有。全城有房舍七千余间，人口约三万余人。【《明清史料》甲编第7本，626页。】

明万历四十年（1612年），吴三桂降生在中后所城一个低级军官之家。吴三桂生年，史书极少记载，惟孙旭撰《平吴录》记为壬子年，为万历四十年（1612年）。《清史稿·吴三桂传》只记卒年67岁，以此推算，其生年与孙旭所记吻合。又，其出生地不详，姑存此说。父亲吴襄给他取名三桂，字长白多数史书记为“长白”，《清史稿·吴三桂传》写作“长伯”。其实白与伯读音近似，写法不同。又，《平吴录》：“吴三桂，字硕甫，一字雄爽。”，又一字月先。生母姓氏不详，其继母祖氏是辽西豪族祖大寿的妹妹。据现掌握的材料，三桂排行老二，哥哥叫吴三凤。后来，他又有了一个弟弟，叫吴三辅，两个妹妹。关于三桂的兄弟姐妹人数，各书均无完整记载，已知他弟兄三人，是否还有兄弟，不得而知。至于他的妹妹，各书也极少见载，仅见王永章《甲申日记》记有妹妹两人。他出生的时候，祖父母尚健在。

我国古代很看重籍贯。它包括祖籍与现籍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户籍所在地，也就是现居住地；二是原籍或祖籍，指先人的居住地。古人报籍贯，一般都是严格按照这两个方面加以说明的。

吴三桂一家原不是中后所人，他们的先祖本是徽州（安徽徽州）人，再迁居至高邮州（江苏高邮）。在他出生前，大约祖父时，第三次搬迁，“流寓辽东”【刘健：《庭闻录》，卷1。】，才定居下来。所以，论籍贯，吴三桂应是中后所人，祖籍徽州或高邮。吴三桂到底是什么地方的人，史书记载不一，歧说纷出。如《清史稿·吴三桂传》笼统说是辽东人；《平定三逆方略》与赵翼《平定三逆述略》说是山海卫人；《明季北略》说是中后所人；《辽左见闻录》与《桑郭余铃》说是锦州人；《平吴录》又说是铁岭卫人，等等。今人也无一致意见。

三桂的先人们离开富饶的江南水乡，一再北迁，最后“流寓”于遥远的塞外。他们为什么多次迁移，又为什么迁到关外定居？当时，辽东系边疆重地，是明朝防御的军事要地。它先是跟蒙古，其后又跟女真人经常处于战争状态。明朝在这一地区派驻大量军队，始终保持高度警惕和戒备。在这种情况下，当地人民的生活不是那么安定。而且这里地处辽远，气候苦寒，居民少，给人以苍凉之感，与内地那种村屯相望，鸡犬之声相闻的景象形成鲜明对照，与江南的繁华以及宜人的气候更是无法比拟！因此，内地人视辽东为“危地”，以去辽东为苦，畏途之心，人皆有之。

有明一代，去辽东的基本有四种人：一种是应戍的兵士，包括将吏，为执行战备和守御任务而被派遣来的；一种是犯有重罪的各种人犯，被处以谪戍，就是俗话说的“充军”，遣来辽东服苦役的；一种是为生活所迫，从河南、山东、河北、山西等地来的贫苦农民，流入辽东谋生，其中也有的因逃避赋税，或畏罪出逃而潜入辽东的；一种是商人，从内地来此经商的。辽东与蒙古、女真人等少数民族为邻，朝廷准许在开原、铁岭、抚顺、宽甸等处开设马市等市场，与汉人互市。汉人所产布匹、铁器、茶叶、食盐等为少数民族所急需；他们所产各种马匹、人参、鹿茸、毛皮等均属名贵之物，皆为内地所不出，因而强烈地吸引着关内远自长江以南的商人慕利而来。有一事为证：明万历四十六年（后金天命三年，1618年），后金汗努尔哈赤攻下抚顺时，俘获了山东、山西、涿州、杭州、益州、河东、河西等处商贾16人。这些商人不惜远涉数百里、数千里，冒险来到抚顺这个边境小城，与女真人搞贸易。他们还算幸运，努尔哈赤一个不杀，把他们都释放回家。【《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2，12页。】

关于吴氏先人的家庭状况，及其屡次迁徙的细节，历史失载，我们几乎一无所知。不过，可以肯定，三桂的先人一直北迁，直至边疆“危地”落户，这大抵与其家庭经济状况有关。他们既不是应戍的将士，也不是因罪谪戍而来辽东，很可能出于生活窘迫或行商这两种情况，才逐渐北迁的。从父亲吴襄习文习武来看，其家庭不像是贫苦之家，但也不是很富裕，如果家中有可观的产业，也不致多次迁移。根据其先人居徽州，累次北迁的情况来判断，可能从事商业活动。据说吴襄善养马，这与经营和贩卖辽东马匹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