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传》被春天遗忘的地方

１９３７年元旦刚过，浙江奉化溪口雪窦山中国旅行社经理钱君藏接到官方通知，说有人要来此住宿，命他停止对外营业。但何人来此，何时到达，却秘而不宣，直到贵客临门，他才知道，来者不是别人，原来是赫赫有名的少帅张学良！

大家都知道，溪口是蒋介石的家乡，那里群峰叠翠，风景优美。但当局将张学良迁来，纯为此乃僻静之地，便于监管，而决不是让他来欣赏风景的。

张学良是１９３７年年初，由国民党军统局用飞机押解到溪口的。他先是住在武岭学校，两天后迁往雪窦山。张学良被幽禁的第一个年头的大部分时间，就是在这个远离南京、距离溪口镇也有十余公里远的深山里度过的。

溪口是浙东着名的风景区，旅游区。这里山明水秀，景色宜人，有一篇题为《武岭乐亭记》的文章，对此地的湖光山色作了极为形象的描绘，语曰：“武岭突起于剡溪九曲之上，独立于四明群峰之表，作中流之砥柱，为万山所景仰……岭之上，古木参天，危崖矗立。其下有溪，流水潆洄，游鱼可数……隔溪之绿竹与岭上之苍松，倒影水心，澄澈皎洁，无异写真。”

在溪口镇的西北方，大约十公里处，有一座海拨八百米的风光秀丽的高山，名叫雪窦山。它为什么起了这么一个颇富诗意的名字呢？原来此山有个千丈岩，飞瀑如雪，山鸣谷应，甚为壮观，“拔地万里青嶂立，悬空千丈素流分，共看玉女机丝挂，映日还成五色文。”北宋的政治家、文学家王安石曾来此游历，并留下上述千古传颂的诗篇，据说此山的得名就与千丈岩的形同龙腾虎跃的雪白的飞瀑有关。

雪窦山不仅峰峦叠翠，景色如画，名胜古迹也很多。雪窦寺是浙东名刹，也是我国佛教禅宗十刹之一。它始建于唐代，这里古树参天，建筑宏伟。在离此寺不远的西侧，即水基岩风景区，便是中国旅行社的所在地。它虽然并不是什么富丽堂皇的大宾馆，只是一栋两层楼房，内有一些客房和餐厅，但却小巧玲珑，造型美观，犹如一朵盛开的鲜花，掩映在林木葱郁的雪窦山畔。无疑地，对于那些富裕并有闲情逸致来此旅游观光的人来说，这当然不失为一个目迷五色、令人心旷神怡的境地。但对时时有军警特务严密监视的张学良来说，却丝毫引不起观赏的兴趣，置身在这与外界隔绝的深山里，不仅使他感觉愁苦，也更增添了他的孤寂感。尤其在他初到雪窦山的那些日子里，那把树枝吹得沙沙作响的寒风，那一声声哀怨怆凉的晨钟暮鼓，都常常使他辗转反侧，夜不能寐。

但张学良是坚贞不屈的，他没有被眼前的挫折压垮，没有一蹶不振，而是仍然想着他的十七万东北军，想着“三位一体”，想着西安；他仍然以大局为重，想着如何挽救国家、民族的危亡，想着抗战。在论及此一问题时，张魁堂指出：

西北是张学良希望之所在，他本以为只要“三位一体”存在，不仅事变可以和平解决，他也可以获得自由（笔者按：根据当时的形势，只要西安“三位一体”很团结，用和平方法救张的可能性是存在的，这个认识并不错）。后来由于东北军少壮派杀了主和将领王以哲，破坏了“三位一体”的团结，使救张的力量受到严重削弱，救张希望终成泡影，这原是很清楚的史实。但有人说，王以哲被杀之后“蒋介石最大的忧虑是少壮派得势把红军引入西安，因此决定立即释放张学良……后因获悉‘二二事件’已和平解决，于是蒋介石再次（据说第一次想放张是在军法会审之前，蒋预计西安不会轻易放回十多位军政大员和五十架战斗机，因此计划……让张回到西安，因西安爽快地交还了人质和飞机，所以该计划被取消）取消了释放张学良的计划。”①

实际上，蒋介石早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后期，就产生了要把张学良弄起来的想法，一离开西安就通过祝绍周、戴笠等人对囚张进行策划；到南京之后，又对如何审张和“管束”张作了周密的部署，哪里会有释张的可能？这也正如白竟凡、鱼汲胜在《对“蒋介石曾两度打算释放张学良”一文的考证》中所说的：“至于说，蒋介石因为西安方面很爽快地释放了人质和飞机，便取消释张的计划，这只不过是一种推论。事实是张学良在西安机场时即嘱杨虎城放了被扣的中央大员……杨虎城于２７日给南京军委会译转陈布雷电：‘有感电诵悉，辞修，慕尹等于本早分乘飞机，火车遄返矣，特复。’……杨虎城对大员问题的态度，蒋也知道，无论从杨的政治处境或军事处境来看，除放大员外，杨别无选择，因此蒋用不着以放张回西安去解决释放大员的问题，所以释张与放大员问题并无必然的联系。”至于二度释张是因少壮派闹事，后来取消释张，是因为“二二事件”已经解决一说，更难成立，这亦如白、鱼文章所谈的：“在舆论压力下，１９３７年１月２７日，蒋介石不得不在致顾祝同转东北军将领电中伪言：‘关于汉卿出处问题，一俟移防完毕，口（余）可保证，必为负责请求，使汉卿出而效力国家，至于复权，更不成问题’……如协议顺利实施，则对蒋介石继续扣张发生舆论上的不利，因为蒋介石虚假答应释张的条件就是东北军移防，它是有电报文字为根据的，不好赖帐。蒋介石要坚持扣张，需要找到新的借口。恰在这时‘二二事件’发生了……蒋介石才得以‘孙铭九暴动’为借口而对释张的虚假诺言拒不认帐了……由于‘二二事件’，东北军老派不愿执行甲案而执行乙案，东北军东调，三位一体不复存在，所以营救张将军的力量削弱了，蒋介石才无所顾忌地长期囚禁张学良。”②然而“二二事件”之后，“三位一体”体解，东北军、十七路军各自东西，只能是依依惜别；加之蒋介石令其“读书思过”，自由又暂时无望，张学良凄怆心情自是难免。……

尽管如此，张学良始终以国事为重，他赞扬杨虎城“苦心支持危局”，勉励其“为国努力，不可抱奋事之想”。他呼吁西北方面为国家牺牲无所吝惜，“凡利于国者，吾辈尚有何惜乎？！”他还让何柱国捎信给东北军各将领，要他们“服从中央命令，团结力量作抗日之准备，以遂初衷”。并让何口头转告他们：“我为国家牺牲一切，交了一个朋友，希望各袍泽今后维持此一友谊。”张学良将军身处逆境，在精神上承受巨大压力之时，还时刻以国家、民族大义为重，不忘与中共的友谊，他的情操是十分高尚的。③

但我们也不能不看到，一个热情、开朗、并且酷爱自由的人，一个驰骋疆场、英姿焕发的抗日爱国将领，如今竟然幽禁古刹，报国无门，这对他的打击和在精神上所遭受的痛苦和折磨，确实是难以忍受的。要不是后来由于于凤至找到了她的干姊妹宋美龄，由她向蒋说情，好不容易来到丈夫身边，使张学良的情绪稍有好转，这最初的囹圄之苦，还真不知怎样才能度过呢！对于将军此时此刻的心态，对于张、于这对患难夫妻的狱中重逢，以及杨虎城代表前来探望的情景，《少帅夫人》一书曾作了掷地有声、催人泪下的描绘。作者写道：

春雨霏霏。整个雪窦山显得岑寂而恬静。

“我要出去。”张学良道：“在里边闷死我了，我要上山散步！”刘乙光（引者按：此系监管张将军的特务队长）却站着不动：“副座，外边下着雨呢！”

“怎么，现在我连出门的权利也没有了？”张学良激动地大声说道。

“不，副座，现在我要带你去看一个人！”

“谁！”

刘乙光皮笑肉不笑：“见了面你就知道了！”张学良疑惑地穿好衣服，随着刘乙光进了黑暗的走廊，刘乙光轻轻地推开一扇房门。立刻，张学良惊愕的目光盯住了里面床头上的一个熟悉的女人背影。她穿着紫色棉旗袍，头发有些蓬乱，浑身显得风尘仆仆。

“大姐！”张学良突然大吼一声，冲进门来。于凤至猛然回过头来，一见张学良蓬头垢面，一脸憔悴，一句话还未及出口，就“哇”地一声哭了出来。一头扑向张学良，伏在丈夫的胸脯上恸哭失声。

“大姐。”张学良用臂弯托住于凤至的头，另一只手抚摸着她那一耸一耸的肩头，连声叹息道：“我已经给你发了两封信了，难道你没收到？你既然看了我的信，为什么还要到这鬼地方来？你来了，我的心反而更加难受。

怎么也没想到，今生你我能在这里会面！”

“汉卿。”于凤至抬起头来，她抹去了眼泪，克制住一腔悲愤，劝慰道：“看了你的信，我生了气！难道我就不该来吗？你仕途顺遂之时，我可以远离你，如今你受了难，我怎能让你一个人在这深山老林里受罪？”……④身穿长袍马褂、头戴礼帽、戴着一副琇琅眼镜的李志刚，是杨虎城的十七路军驻南京的代表。他奉杨将军的指示，特来看望张学良，因刘乙光一直在旁监视，李志刚欲言又止，好半天不说话，张学良都忍耐不住了：

……张学良看出他的为难，用手点了一下刘乙光，对李志刚说：“李先生，有话尽管说吧！我张汉卿既已到了这种地步，仍然光明磊落，我的一言一行，都不需要瞒着蒋先生！”

李志刚见张学良已经挑明了，就不再理会刘乙光的盯视和窃听，对张学良道：“副座，这次杨将军派我来奉化，主要是请蒋委员长同意，让您尽早回西安去。现在西安处于群龙无首的局面，杨将军很难过。他对我说过：

即使牺牲了他自己，也很难挽回由于您不能回来而造成的危局啊！”

张学良神情黯然，道：“杨将军身体可好？”李志刚道：“杨将军想念你！他已经两次给委员长写信了，这次要我到奉化来亲自见见委员长，要求放你回去。委员长总算见到了，他在杭州接见了我。可是……”

张学良见李志刚面有难色，问道：“委员长怎么讲？”

李志刚……道：“委员长说，本来我就不让他张汉卿随我来南京的。是他自己偏要来，有什么办法？他既来了，那可就不由他做主了！”

张学良听罢心中难过，叹息一声，道：“我当初坚持要送他回来，主要是为他挽回面子。根本没考虑个人的安危。那时，我以为他是一定能让我回来的。唉，看透一个人真不易啊！”

李志刚凄然泪下……他切齿痛恨道：“杨将军让我转告，即使您暂时不能回去，我们也要想尽办法。杨将军说：他相信委员长一定会遵守西安诺言的！”

“诺言？”张学良霍地站起来，朗声大笑，声震屋宇，大声说道：“李先生，您怎么也跟我当初一样天真？蒋介石是决不会放我出去的。因为我一出去，就会增加他不喜欢的力量！请你转告杨将军：我张汉卿顶天立地，对自己所做过的任何事情，从不反悔！斡旋和营救的事情，不可再搞。抗日事大，个人安危何足挂齿？我的囵圄之灾，在所难免！七尺男儿，为了抗日，捐躯何惜？我只是日日夜夜思念东北故土啊！”

说到这里，李志刚也不免潸然泪下。张学良忽地转过身来，对李志刚道：“我想到了王以哲之死！我想起他和我在东北军共事的那些往事。他也是先大帅交给我的东北军精英，可惜可叹，他如今已经作古！”张学良泪光莹莹，说罢，他从衣袋里取出一个布包来，郑重地交给李志刚道：“这一切都是我张汉卿的罪过！我对不起东北军弟兄！更对不起王以哲将军。这是我手头仅有的两根金条，请你代转给王以哲的家属。就说这是我张学良的一点心意。请求东北军弟兄，不要内哄，要厚葬王以哲！”

李志刚收好金条，由于刘乙光几次打断他们的谈话，告之时间已过。张学良无可奈何，只好作罢。李志刚挥泪下山。……⑤

当然，由于于凤至来到了雪窦山，后来这里的气氛有些变化，稍稍活跃一些，因为“这对孤寂苦闷的张将军来说，是一个意外的喜讯，也是精神上极大的安慰。”于凤至在这里住了将近一个月，才又返回上海住处。后来赵四小姐也来到了雪窦山。不过，在那时，“监视张将军的特务组织，对于于凤至和赵绮霞从上海来是极不放心的，惟恐他们暗中带来枪枝子弹等。当时表面上假惺惺地派副官应汉民到宁波去接于、赵，而暗中却又勾结宁波警察局在轮船码头进行详细检查，但一直并未发现于、赵带有什么‘违禁物品’。

“张将军和赵绮霞生有一个儿子，当时六岁了。这年三月间从美国来看望他的父母。这个儿子一直是寄养在美国，所以连中国话都不会说，来到雪窦山，现学中国话，讲起来非常别扭，如果他要吃蛋炒饭，说成是：‘我要吃饭炒蛋。’张氏夫妇很喜欢他，留他住了一个时候，仍然把他送回美国去。记得临别时，张、赵眼看着自己亲生的儿子又要离开了，谁知道什么时候再团聚呢？他们夫妇对视着，什么话也说不出来。赵绮霞忍不住流了泪，当年驰骋疆场的‘少帅’也不免动了儿女之情，眼眶都润湿了。”⑥

又过了一段时间，张学良的三弟张学思也曾前来探视。当然，这在那时并不容易，那是因为“七七”抗战爆发，社会舆论强烈要求释放张学良，蒋介石为了缓和国人对他的责难，而不得不放出可以释张的风声。也正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张学思才破例得到蒋的批准上了雪窦山的。

但兄弟二人见面之后，却无法在一起谈心，他很想找机会跟大哥说会话，可周围有人监视，除了谈吃、喝、玩、乐外，不能谈别的。张学良有时也“悠闲地”带着弟弟出去看看风光名胜，可是特务总是寸步不离。而张学良似乎并不在意，他谈古论今，游兴颇浓，以致连张学思也不禁暗暗叫苦，甚至对兄长产生了误解：“大哥啊大哥，你玩起来，把什么都忘了！”

张学良真的是无忧无虑、把一切全忘了吗？当然不是，刘永路等所着《张学思将军》对此作了令人信服的回答：

其实张学良将军何尝不急于同弟弟谈话呢？但他知道，如今他处在特务们的严密监视之下，他与外人接触的一言一行都有人细心观察、有人详细记录向上报告啊！

一天、两天、三天都是在玩乐中消磨掉了。

第四天，也就是在张学思临走的前一天，天空突然雷雨大作。张学良将军所预期的雨天果然来到了雪窦山。

吃过早饭后，张学良将军对张学思说：“今天不能出去逛了，走，到书房里看看画报去。”这时，赵四小姐忙着张罗同特务们玩牌：“你们弟兄俩个去吧，我们在这玩玩。”

张学良将军的书房，在走廊的尽头。里面有三座大书架，每座都六尺高，满满地摆着三层书，大多是哲学和历史方面的书，另有很多外国画报和外文杂志。此外还有一个报架，上面摆有《申报》、《新闻报》、《时报》和外文的《字林西报》等报纸。张学良将军把张学思领到书房一角，借着三座书架和一座报架，正好挡住了门窗外的视线。张学思顿时明白了，原来大哥已选好了谈话的场所啦！然而大哥示意张学思别吱声，他指了指墙壁，然后掏出了纸和铅笔。张学思会意，隔墙有耳呀，为了安全保险，大哥要用纸笔同他进行无声的谈话！

张学思以最快的速度在纸上飞写着：抗战的形势……共产党的主张……东北军的情况……人民的愿望……张学良将军看完后，用橡皮擦去铅笔字，也在纸上写起来……

他们的谈话是无声的，然而，他们的心里却似翻江倒海，电闪雷鸣！张学良将军告诉张学思，他曾写信给蒋介石，请求去抗日，蒋介石回信不同意，叫他“好好读书”。此次，蒋派那位娃黄的来（即随同张学思、赵四小姐从上海一道来此地的那位“黄代表”——笔者），是要他给东北军各军军长写信，嘱咐他们服从蒋的指挥，不可乱闹。张学良将军深为自己不能率军奔赴抗日疆场而激愤不已！他还告诉张学思，他是在宋子文保证之下跟蒋介石来南京的，未想到被扣。他要张学思设法告诉东北军各军军长：“东北军如能团结，抗日战争扩大，我就有恢复自由的可能。”并嘱咐张学思：“多看进步书，回东北军去，抗战到底！”

张学思接过大哥递来的一张张字条，默读着，泪水止不住地从腮边滚下，把字条淋湿了。灼热的文字，火一般的激情，燃烧着张学思的心。是啊，张学思怎能不激动呢！此刻，他心里想：多少年来，我们虽然是同胞兄弟，却因为政见不一，从没有谈过一次心。这一次是大哥在被看押的情况下和我谈的头一次心里话。可是，却只能用这种方式！张学思感到非常难过，他看到大哥满怀抗日救国的赤诚之心，却犹如猛狮入笼，壮志难酬。他想安慰一下大哥，可他自己却忍不住鼻酸泪流，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他真想扑过去和大哥抱头大哭一场，把积郁在胸中的感情倾吐个痛快，可是，此时此地，哪里能倾诉兄弟之情呢？！对大哥的最好安慰，就是把他未竟的抗战事业进行到底！他在心里默念着大哥啊，您放心吧，我已经找到了伟大的共产党，您的愿望一定会变为现实的。想到此，张学思擦泪挥笔，给大哥写下几个赫然大字：

“您的话我一定办到！”

兄弟俩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突然，门外传来特务队长刘乙光的声音：“张先生，下棋呀！”话声未落，门已推开。与此同时也传来赵四小姐的清脆嗓音：“刘队长，你的牌还没出完呢！”刘乙光尴尬地把迈进门的一条腿又抽了回去：“哦，我对桥牌不感兴趣，想和张先生下棋。”没等赵四小姐再说话，人已进屋。张学良早已收好纸笔：“你来得正好，看腻了，换换脑子！”他一边说着，一边微笑着迎上前去……⑦看了雪窦山张学良兄弟相会的一幕，张氏当年被幽禁溪口的艰难处境，不难想象。但这一切局外人是不了解的，因为对外界人士来说，蒋介石表面上总还是摆出宽宏大量的姿态，你看，让张学良幽居溪口，住在最阔气的旅馆里，既可读书，又可尽情欣赏美景，还有大批军警“护卫”，对他的这位不那么安分的副司令，他也没有“亏待”呀。前些时，蒋介石的同父异母哥哥蒋锡侯病故，蒋在溪口坟庄开吊，大办丧事，南京国民党要人纷纷前往吊唁，一时溪口成了达官显贵云集之地。那时，蒋介石为了笼络人心，同时也表示他对部下的仁慈宽大，允许张学良到溪口来吊唁，所以开吊那天，张学良也由几个特务跟随着到溪口去了。一些与张学良有过一些交往的高级官员要求到雪窦山去看望张学良，蒋介石也不阻拦，这样趁机顺便去看望他的人不少，其中有汪精卫、宋子文、钱大钧、陈布雷、吴国桢、莫德惠、何柱国、端纳、祝绍周、宋子良、董显光等。

这其中，大多数是出于友谊，是怀着关切、同情和慰问的愿望前来探视的。这种造访虽然不一定能达到预期的目的，有时也许反而还会使他更加伤感，但也总还是一种慰藉。当然，也有少数人是奉命前来，别有用意，因而言不由衷，结果不欢而散的。《秘密囚禁中的张学良》写的陈布雷的访张，就是一个明显的例子。当然，在这里，我们不是借题发挥，硬要把陈布雷也拉出来评说一番。不，对于他，说实在的，我们也并不十分了解。他作为蒋介石的心腹，做过一些对人民不利的事，这是不消说的。但也说过公道话，记得过去报纸上看到过他在蒋面前为进步作家郭沫若说情，保护这位着名的革命作家的轶闻。不过，对于他对张学良的拜访，似难恭维。作者对这位不寻常的雪窦山的来客与张学良的会见作了颇为传神的描绘。这也象某些资料一样，不无传奇性质，但却也反映了当时社会和人物的一些真实的面貌与心态。作者说：

陈布雷是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主任、私人秘书，也是左右蒋介石的心腹。他是浙江慈溪人，字畏垒，早年毕业于浙江省高等学堂，以善写时文见长，曾任上海《商报》总编辑。大革命北伐前，由其族兄荐举到南昌，就任蒋的私人秘书，以后历任浙江省教育厅长兼国民党省党部监察委员。一九三一年在南京任政府教育部次长，后调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任副秘书长，深受蒋的宠爱。蒋发布的重要文电，多出其手。一九三六年底侍从室改组，陈便调任侍从二处任职。

此人，身体矮小，瘦弱，干瘪的面庞上一对老睁不开似的眼睛，看去活象个老太婆，他貌不惊人，说话又细声细语，但办起事来，果决认真。他善于体察蒋的意图，代蒋起草一切重要文章、文电，蒋遇有重大事情，时常单独与他商谈。西安事变不久，蒋介石回到南京，为掩人耳目，一下飞机就要他草拟对张学良、杨虎城的“训词”。尔后，蒋介石到杭州，他又随蒋住进杭州新新旅馆，杜撰《西安半月记》。他未去西安，秉笔胡编，确有难言之苦，当时他愤懑无从发泄，就手握狼豪，往墨盒里乱戳，以此出气。他一连戳断几支笔头，其夫人发现，便上前劝告，他暴跳如雷，说：“你们什么也不懂，叫我全靠编造谎言，于心有愧，于天难容，怎叫人不动肝火？”他有时想解职归乡，不愿在官场混下去。有一次他到鸡鸣寺求了一个观音签，签语写的是：“一朝丹篆下阶除，珠玉丰余满载归。”签解又有“官非宜解”四字，自此心境十分矛盾。

这次，他奉蒋介石之命，前来“探望”张学良，心情也是矛盾重重。一则他认为张将军“兵谏”抗日，是爱国之举，何必将这样的人囚禁？二则他又想维护“领袖”的尊严，认为张学良做事莽撞，有失一国之主的体面。所以他带着四大木箱的“礼品”和一把鱼竿，怀着踟躇的心情，步入妙文台。

“陈主任！”

“张将军！”

张学良与陈布雷在别墅一楼楼门口相遇，彼此打着招呼。

张将军把陈布雷迎进客厅，开门见山地就问：“陈主任，委员长什么时候放我，回西安呀？”

陈布雷干瘪的嘴唇抖了抖，低语道：“雪窦山风景如画，你先在这里歇息歇息，何必着急呀！”

“西安军情复杂，我不回去，怕出乱子。”张将军坐在沙发一端，恳切地说。

“委员长这次派我来，就是劝你吃好，睡好，玩好，学好。”陈布雷说着，就叫侍从们打开四个楠木箱。

木箱打开，只见四个箱子分别装着名贵的烟酒，云南的银耳，长白山的“猴头”，海南的鱼翅，几套西服，进口的网球、网拍，还有一本本的明史线装书，书法碑帖等。

陈布雷将打开的木箱之物，一一细数着叨咕一遍，然后又将一手提木匣打开，拿出一支多节的意大利进口鱼竿，干笑了两声，说：“将军，委员长告诉我，锦溪池有的是鱼，他希望……”

“希望我在雪窦寺钓一辈子鱼！”张将军霍然站起，心事沉重地说。

“不，不。”陈布雷尴尬地扶着没有胡须的干瘪的下巴，说：“委员长只是说叫你玩好。”

“大敌当前，叫我离群索居，不食人间烟火，这不是捉弄我张汉卿吗？”张学良将军愤慨地在地上踱着步子。

“委员长这是为您好呀！他不会忘记你们的私交，没有你张学良，关内关外就不能统一，委员长，也不会作一国之君。这一切，他还是牢记于心的。”陈布雷不慌不忙，象写文章似的，字斟句酌地说着。

“全是谎话，全是扯淡！”张将军愤然拍着桌子，声音很高地喊着，“你们沆瀣一气，全在搞阴谋！”

陈布雷一时脸红耳赤，在张将军面前竟束手无策，他站起来，低头绕了一圈，最后推托说：

“委员长还托我到他家乡去看看，恕兄先辞。”

张将军背着陈布雷，头也没回地喊了一声：“送客！”⑧

又过了些日子，邵力子夫妇也来到了溪口，这情景就与前者大不相同了，因为邵氏此行，名义上是探望正在溪口老家休养的蒋介石，实际更主要的是看望被幽禁的张学良，并打算在蒋介石那里为张学良说情。据邱秀虎谈，“邵力子先生和夫人，同张将军情谊甚深，为了解除张的沉闷，还在雪窦山陪同张住了一个多月，邵力子先生夫妇在山上的时候正是夏末，雪窦山到处都是绿荫丛林，气候凉爽。他们与张经常到山上野餐，每次张将军与邵先生夫妇都是谈得津津有味。张的情绪很好，有两次乘竹轿到山下桃园去摘桃子，他边摘边吃，连说‘这味道美极了！’有一次他对邵先生说：‘我在书房简直坐不住，好象屁股上有刺一样。”邵先生说：‘你喜欢在外面，就多在外面玩玩吧！’”⑨至于找蒋说情，在那时当然是不会有满意的结果的。果然，“在丰镐房的客厅里，身穿长袍的蒋介石，待邵力子说完几句问候的话，就阴沉着脸对邵力子说：“邵先生，这个张汉卿知识太浅薄，要多读点书。要好好读下去！’他提出，邵先生是否也留在溪口，当张学良将军的老师？邵力子知道蒋介石心胸狭窄，猜疑心重，让张学良将军‘读书’，本是为了惩罚解恨，万一将来有什么不称心的地方，随时会找个借口嫁祸于他，邵力子当即拒绝了。”⑩“风景秀美，林木幽深的雪窦寺西侧的中国旅行社的小楼，被春天遗忘了！它成了幽禁张学良将军的樊笼。邵力子，傅学文乘坐滑竿来到这座楼前。张学良将军和赵一荻看见是老朋友从远道来看望他们，高兴异常，一定要留邵力子、邵夫人在这儿多住几天。张将军、一荻陪着邵先生、邵夫人遍游了雪窦山的名胜，东看看，西游游，好象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实际上蒋介石派来的特务随之左右，监视甚严。一次，傅学文、赵一荻守在门外，高声谈着家常，屋里，张学良看左右无人，就对邵力子说：‘老大哥，我亲送委员长回京，是为了恢复委员长的威信。……委员长若是放我回去，表示特别宽大，岂非千古美谈！不料，……唉，我要抗日，何罪之有？’悒郁，愤怒之情，溢于言表。邵力子夫妇，理解他，同情他，但无法安慰他。当时，谁也摸不清蒋介石的心思，更未料到他会终生监禁张学良。”⑾

那时，为防止张学良逃走或有人前来劫狱，国民党当局在中旅社四周这么一个弹丸之地，竟派遣了几十个特务，还有一个连的武装宪兵，真可谓岗哨密布，如临大敌，戒备之严，实属罕见。

说到这里，有必要把当局多年来是怎样幽禁张学良的这一世人关注的问题，根据部分知情者的回忆，作一些披露，也好让人们看看张学良究竟是怎样被“优待”的。

原来，张学良自从在南京受审、判刑、复又被赦免、但却必须“严加管束”后，便从此销声匿迹了。他是怎样被严管的？都关在什么地方？又是怎样熬过这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幽禁生涯的？这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个难解的谜。是的，他没有戴刑具，也没做苦役，可他过的却是无可置疑的囚徒生活，他活动的空间是比一般犯人大一些，但却是“划地为牢”，并不是想到哪里就到哪里，活动范围是有严格限制的。不妨这样说，对他的关押是表面宽松，如那时军统局成立了一个专门的监视机构，连名字都动听得很，竟美其名曰“张学良先生招待所”呢！实际是防卫森严，处处戒备的。那时，对张学良的幽禁由军统局负责，是戴笠亲自掌握的。抗战胜利后，戴笠因飞机失事摔死了，这个“招待所”就由蒋介石直接控制，是从不松懈的。如在雪窦山时，他的住室、饭厅、前后院门都有人监视，“旅行社门口有武装宪兵，还放有步哨。雪窦山山麓修有一座亭子，名曰‘入山亭’，是登上雪窦山的唯一要道。在这里派有宪兵一班人，配合特务队四个警卫，一方面放哨，一方面对前来登山的游客进行盘查。只要有人上山，马上用电话通知山上，好叫山上加强戒备。在这种情况下，原来游客众多的雪窦山，就逐渐冷落了。”⑿

张学良的囚禁之地是常常变换的，但对他的看管却始终很严，不管到了哪里，也不管是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一般都是层层设防，至少设立三道封锁线，实在是用心良苦。如第一道封锁线多由特务队担负，他们共有三十多人，全由军统特务组成，下分若干小组，组有组长，队有队长、队附。队长一职较稳定，长时间是由刘乙光担任；副队长常常变换。三十多岁，矮敦敦的个头，凶狠狡猾的刘乙光是湖南郴州人，早年他曾在浙江警官学校任教官，后任复兴社（军统局前身）特务处特务队长，是个所谓绝对忠于职守的特务。国民党的特务对结婚是有严格限制的，但他却倍受青睐，不但结了婚，还一直把老婆孩子带在身边。多年以来，他就是靠着这点本事，居然加官晋级，平步青云，一个当年仅仅是个小小的中尉的小军官，在不长的时间内，竟爬上了少将专员的宝座，其对张学良看管之严、“保护”（戴笠语）功勋之大，就可想而知了。

第二道封锁线是一个连的武装宪兵，他们的职责是站岗放哨，日夜戒备，原本也是比较固定的，但因为有一次，张学良在雪窦寺遇到了麻烦，被蒋介石得知，宪兵连很快便被调换，从此这第二道防线的部队就经常变更了。当然，当局之所以这么小心提防，与怕他们同张学良在一起的时间长了，会受影响，也不无关系。关于此事的起因和经过，在邵池翊的《雪窦寺囚禁轶闻》中有介绍。文内还谈了蒋经国在雪窦山与张学良的几次会见呢。他告诉我们：

一九三七年四月底，蒋经国由苏联携妻蒋方良、子蒋孝文回国。在南京晋谒父亲蒋介石后，即返溪口视亲生母亲毛氏夫人。五月初，登雪窦山游览，住在妙高台蒋介石的一幢三层别墅内。知道发动“西安事变”的张学良将军住在雪窦山上中国旅行社内，就经过队长刘乙光的允许，偕妻子蒋方良到中国旅行社以子侄辈称呼谒见张学良将军（因蒋介石和张学良曾经结拜为兄弟，蒋经国理所当然为子侄辈）。蒋经国刚从苏联归来，目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罪行，对张学良将军的抗日爱国思想和行动非常钦佩。张学良将军与蒋经国的谈话中，主要是勉励蒋经国归来后，一定要在抗日救国的大前提下做好工作。相见时，刘乙光始终在旁不离，连张学良将军夫妇请蒋经国夫妇午餐时也不例外。在山上蒋经国与张将军先后见了三次面，耽搁四日蒋经国夫妇就下山了。

雪窦寺自驻宪兵后，就不准善男信女烧香拜佛及做佛事。但到了八月初，“西安事变”中在西安华清池为保卫蒋介石（蒋孝先实际是在临潼华清池捉蒋之前，在他乘汽车由西安返回华清池的途中被捕，并由于他曾经镇压过学生运动，有民愤，而在部分官兵没有请示张学良的情况下将他处死的，他没有参加华清池“保卫蒋介石”的战斗——笔者）被打死的侍从室少将侍卫长蒋孝先的夫人，带了一个同时被打死的蒋姓侍卫的遗孀，在雪窦寺大做佛事七天，超渡亡灵。因为蒋孝先是黄埔一期生，又系蒋家皇亲，故先已得到队长刘乙光的特别允许，驻在寺内的宪兵更无权阻止。佛事的规模相当庞大，在大雄宝殿内，十斤重的红烛高烧，撞钟击鼓，叩鱼敲磬，雪窦寺三十多名和尚，斜披袈沙，合什念经，一改平日肃静冷漠气象。张学良将军听到钟鼓木鱼声，和尚念经声，出于好奇，由中国旅行社到雪窦寺看看。哪知刚进庙走到大雄宝殿前的平台阶上，就被蒋孝先的夫人看见，她冲到张学良将军面前，哭哭啼啼要张将军赔他丈夫的性命，而且用手扯住张将军的衣服不放。随行的队附许歆和特工人员束手无策，又不便前去强拉。雪窦寺内驻的宪兵不少，也没人敢近前，张学良将军温和地对蒋孝先夫人说：“人死了不能复生，这一场佛事由我出资来超度。”并立即叫李副官回去拿五百元钱来交给雪窦寺和尚，才算解决。事后，刘乙光即电报蒋介石，诿过于宪兵，说宪兵没有防范好，才出了事。当下蒋介石电令宪兵司令谷正伦，立即派一连宪兵到雪窦寺调防。宪兵第八团第七连在南昌奉到电令后，在二日内赶到雪窦寺，将原来担任警戒任务的宪兵第八团特务连调回南昌（宪兵第八团特务连长陆文康，浙江永康人，中央军校七期毕业，原于一九三七年一月，随蒋介石回溪口休养担任警卫。四月蒋介石返回南京，张学良将军由南京迁雪窦山管束，就由该连担任警戒任务）。⒀

关于张学良出资“超度”蒋孝先这场风波，夏明曦还有新的补充，他说：

……一天夜里，蒋孝先的妻子袁静芝在寺里做佛事超度丈夫亡灵，张学良碰巧来到大雄宝殿观看。袁静芝见来者气宇轩昂，仪态不凡，便问知客僧这人是谁？和尚告诉她：是张学良。袁静芝听了顿时怒火中烧，一把揪住张的长袍衣角，一边哭，一边嚷，非要他赔她的丈夫不可。张学良被闹得摸不着头脑，忙问知客僧是怎么一回事。和尚见事情尬尴，只得骗张说：“她是一个疯子，是蒋孝先的妻子。她说，她丈夫被你的部下打死了，现在要你还他的丈夫来。”张学良听后笑着说：“人死了，哪能活，我也没办法。我看这样吧，她的这堂佛事费用，全由我来付清。”张学良替袁静芝偿付了超度蒋孝先亡灵的道场费用，这场风波始告平息。

解放后，袁静芝随女儿由溪口搬到宁波居住。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她曾任宁波市政协委员，直到去世之前，对祖国统一的大业至为关切。她在生前提及上述往事时，对于张学良将军当年那种豁达的气度，犹为之念念不已。⒁

在第二道封锁区域内，张学良可以出来走一走，但不能越过划定的范围，外人也绝不允许接近这个严密警戒的营垒。他们对张学良囚禁的地点是时常变换的。具体地址的选择，也都是煞费苦心的，他们不住大城市，连一般的小县城也很少光顾，而是专门选择人烟稀少之处，所以不是钻山沟，就是住到渺无人迹的深山古寺里头。这不是因为他们好静或爱好风光名胜，而是因为他们干这种见不得人的事总不愿让人知道；另方面，也是因为这样可以避开一切干扰，使警戒万无一失。

第三道封锁线，一般是在住的时间较长的地方搞。这便是派遣特务去充当囚禁张学良地区的地方官员，如县长、乡长、保警队副之类，以利于军政配合，在防范方面更加天衣无缝，无懈可击。他们还指派特务，参与地方上的通讯联络工作，控制电台，作为他们与军统局随时进行联络之用。

如此层层设防，禁锢得密不透风，犹不满足，还从精神上折磨他。据说张学良需要闭门读书，静以思过，所以还特地为他请了一位姓步的前清老进士，天天上山摇头晃脑地来给他“上课”，给他讲解四书五经，论说三纲五常。对这些老古董，对这种死气沉沉的说教，张学良实在厌烦，几次想“逃学”，可因为他是“奉命读书”，是委座的“关怀”，他怎能不奉陪如仪、洗耳恭听呢？

后来，张学良实在不愿学，陪他听课的特务也如坐针毡，不知听云，也巴不得早点“结业”，这位老先生倒还知趣，看到学生不欢迎，就来了个一去不回，这才算把张学良“解放”了。

据舜祁在《张学良在溪口的日子》里谈，中旅社的钱经理是个厚道人，他敬佩张学良将军的人品，所以在他被软禁在雪窦山这个时期，他对他在饮食起居等各方面都尽量提供方便，多方关照，他每次到上海等地办事，就帮张学良买些他需要的东西，有时还充当邮差，悄悄地为他传递信息。时间长了，张学良总觉得有点过意不去，常对经理说：“你这么一个小旅行社，给我包下来，怎么过得去啊！”钱经理却不在乎，也总是乐呵呵地说：“没关系，有人付钱，你放心住着好了。”张学良还是于心不忍，有一次，又谈到此事，经理还是用上面的话作答，张学良却不同意了，并提出了他自己想盖房子的设想：“钱经理，我反复想过了，既然我短时间走不了，长期住旅行社，也不是办法，这样吧。我给你一笔钱，你在附近另给我造一幢房子！”说罢，拿出五百英镑，交给钱经理。钱经理起初有点犹豫，后来看他是诚心诚意真的要盖房，就在附近一个叫水涧岩的地方，给他建造了三间结实的楼房。房子竣工后，张学良提出搬迁，却被当局拒绝了。对此，他愤慨地说：“不搬也罢，我死也死在这里了！”⒂

搬迁的受阻，使他的痛苦更为加深了。为幽禁他一人，当局竟如此兴师动众，如临大敌，而他则不能越雷池半步，这哪里还是什么管束，明明是把他作为十恶不赦的罪犯在进行漫无止境的监禁，使他一辈子过着不死不活的囚徒生活，以泄私愤，这难道还不是明摆着的现实吗？

但后来，当芦沟桥事变爆发，全国人民同仇敌忾，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普遍展开时，张学良的情绪才渐渐有些好转。有一天，他甚至还一反常态，显得异常兴奋和激动呢。钱经理后来回忆起这段往事时还特别谈到：平常他总是在房间吃饭，那天他特地到餐厅就餐，并豪迈地对大家说：“我唯一的希望就是收复失地，以雪国耻，就是全国人民的抗日，现在这一天终于被我等到了，以后我即使死在这里，也心甘情愿了！”⒃

又过了一段时间，中旅社厨房突然起火，因这里没有水源，无法抢救，不到一小时，旅社房屋全被焚毁，张学良和那些监管人员只得移居雪窦寺内暂住。不久，日军进攻上海，“八一三”事变爆发，溪口已不是安全的地方，所以当局很快便下令搬迁，向西开拔了。

不过，对于中旅社的失火原因，在那时也引起了人们的关注，多所猜测，议论纷纷，正如溪口张明镐所说的：“有人说，因张学良不愿久留山居，故意放火；亦有人说，个人被辱软禁，不愿留下这个历史污点，故意引火灭迹。其实这种说法，都是毫无根据的揣测之词，不能置信。”⒄那末，真正的原因是什么呢？据他说，原来，“奉化山民传统习惯，逢时逢节都要做些土制点心。是年农厉八月十六日，张学良出外闲逛，看到农民在吃米制发酵馒头，打听一下，才知道是当地人过节的习俗。而他一时好奇，回到别墅后，就出钱叫厨师大量仿制，预备分赠全体警卫人员。到了第二天，因蒸烧时间过久，烟囱旁的天花板炙热烧焦，一时引起火灾。时值深夜，监卫人员已多数入睡，待发觉后进行抢救，已措手不及。张学良在急迫中叫大家全力抢救四大箱书画，对其他用物，毫不介意，他还说，‘书画是花钱亦买不到的’。说明他对书画古玩爱好很深。”⒅

撰述此一资料的作者，是溪口人，据他说，他家距雪窦寺只有四公里，所述皆张学良的侍值员张宝顺及当时监视张的工作人员中的他的一些“奉化同乡”亲口讲给他听的，所以看来此说是靠得住的，讲的是实情。据此推断，中旅社起火当是阴历八月十七日夜，而在那之后，由于“抗日烽火已起，举国沸腾”，特别是，震动京沪的“八一三”上海抗战已经打响，当局还怎能让张氏在此久留，所以他“在雪窦寺只住了九天”，便又被特务押解离山，开始了更为艰难的动荡不定的囚禁生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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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白竟凡、鱼汲胜：《对“蒋介石曾两度打算释放张学良”一文的考证》，载《党史资料通讯》１９８８年第４期。

①③张魁堂：《身在禁中，心忧国事——张学良将军在奉化写的三封信》，原载《纵横》１９８３年第２期。

④⑤赵春江、窦应泰：《少帅夫人》，吉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６月出版。

⑥邱秀虎：《张学良将军被囚琐记》，载《在同张学良相处的日子里》，辽宁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０月出版。

⑦刘永路、吴国良、胡序文：《张学思将军》，解放军出版社１９８５年１２月出版。

⑧刘恩铭：《秘密囚禁中的张学良》，山东文艺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２月出版。

⑨⑩⑾肖涵：《西安事变中的四位女性》，载《名人传记》杂志。

⑿邵池翊翊：《雪窦寺囚禁轶闻》，载《在同张学良相处的日子里》，辽宁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０月出版。

⒀⒁夏明曦：《张学良“超度”蒋孝先》，载《张学良囚禁生涯》，河北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９月出版。

⒂⒃引自舜祁《张学良在溪口的日子里》。原载１９８５年８月１７日《团结报》。

⒄⒅张明镐：《张学良被软禁在奉化溪口》，载《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２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