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学良传》一石激起千层浪

当时被人们誉为救国领袖的张、杨二将军举义西安，由于符合广大群众的抗日要求，顺应了历史的发展，深得人心。一石激起千层浪，在事变初爆发的那些日子里，它虽然不象在兵谏时那么惊心动魄，却也是很不平静的。当“双十二事变”的清脆枪声打破了黎明前的寂静，把一向过着较为安定的生活的西安市民从睡梦中惊醒时，都吃了一惊。最初，谁也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胆小的把门窗关得更严了，商店推迟了开门的时间；但胆子大些的，则悄悄走出来，观察动静，见“街上站满了十七路军的战士在阻止行人通过。大约九时左右，分驻所的警察，拍铺子的门叫喊‘掌柜的，铺子开门照常营业，没啥事。’早饭后，十七路军政治处的宣传车驶向街头，向行人散发‘张杨向蒋实行兵谏和提出抗日救国八大主张’的通电。人们争相阅读，喜形于色。大约十一时左右，钟楼聚集的人群很多，西安二中、西安高中、女师等校的同学列队游行高呼：‘拥护张、杨二将军八大主张’，‘改组南京政府’等口号。有的慷慨陈词，作街头演讲。讲到日寇在平津横行时，声泪俱下，并高唱《毕业歌》、《义勇军进行曲》，歌声此起彼伏，激动人心。”①

事变爆发的当天上午，张、杨二将军向全国和南京政府发出通电，提出八项救国主张。

在通电发出之前，张学良曾到西京招待所，向被扣留的南京军政要员说明情况，谈到此次行动，纯为国家民族，绝非为个人利害打算，一俟达成一定的协议，他们以及委员长都可以返回南京。接着，他拿出拟就通电全国的文稿，当众宣布道：“‘各位，这是我给全国的一个通电。我来向各位宣读，希望各位听完之后，如果同意，便在上面签一个名，我再拿着这个通电去找委员长。’张学良念道：

东北沦亡，时逾五载。国权凌夷，疆土日蹙，淞沪协定，屈辱于前，塘沽何梅协定，继之于后。凡属国人，无不痛心。近来国际形势豹变，相互勾结，以我国家民族为牺牲。绥东战起，群情鼎沸，士气激昂，丁此时机，我中枢领袖应如何激励军民，发动全国之整体抗战。乃前方之守土将士浴血杀敌，后方之外交当局仍力谋妥协。

自上海冤狱爆发，世界震惊，举国痛愤，爱国获罪，令人发指。蒋委员长介公受群小包围，自绝民众，误国咎深。学良等涕泣进谏，屡遭重斥。日昨西安学生举行救国运动，竟唆使警察枪杀爱国幼童，稍具人心，孰忍出此！学良等多年袍泽，不忍坐视，因对介公为最后之诤谏，保其安全，促其反省。西北军民一致主张如下：

（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

（二）停止一切内战；

（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的爱国领袖；

（四）释放一切政治犯；

（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

（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

（七）确实遵行总理遗嘱；

（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以上八项，为我等及西北军民一致之救国主张，望诸公俯顺舆情，开诚采纳，为国家开将来一线之生机，涤以往误国之愆尤。大义当前，不容反顾，只求于救国主张贯彻，有济于国家，为功为罪，一听国人之处置。临电不胜迫切待命之至！

“张学良念完后又说道：‘这电文下面签名的已有兄弟和杨虎城先生二人，如各位同意，也在这上面签个名。’于是马占山先签，接着陈诚、朱绍良、蒋百里、于学忠、邵力子、蒋鼎文、卫立煌、陈调元、陈继承、万耀煌、何柱国、孙蔚如、王以哲、黄英斌、缪澄流、钱大均等均在通电后面签了名。

“十五日，张又将西京招待所的一些‘中央’人员迁移到张公馆附近的玄风桥、金家巷房屋居住，一切都优待，分送每人一本《社会发展史》、《辩证唯物论》等书及扑克等消遣东西。张学良除每天到蒋介石住所谈谈外，还经常到这里说说情况，交换意见。

“十六日，张学良对南京的诸人言：‘何敬之派人向华县、渭南进攻，前线接触，虎城部队已有伤亡。我这几天要到前线指挥，少陪各位。如果他进攻不已，只好请蒋先生及各位转移其他地方。”陈诚道：‘你这话可向委员长说，请委员长写信给何敬之，与其他的人说是没有用的。’蒋百里向张学良建议：‘你可与蒋委员长商议，派蒋铭三（蒋鼎文）到南京去与何敬之商议办法。’张即表示首肯，转向蒋介石商议，蒋亦应允。当由蒋百里先生、蒋鼎文分别去见蒋介石，商议派蒋鼎文去南京。”②但张、杨二将军举义西安，这振奋人心的消息却如平地一声春雷，也象一个力量很强的冲击波，很快传遍全国各地，引起了强烈的反响，除了国民党内一些坚持反共和内战政策的顽固分子大叫讨伐、非要向西安兴师问罪外，大多数人对西安事变是同情的，支持的。全国各地群众和爱国团体的函电象雪片般飞来，坚决拥护张、杨八项主张，仅山西、湖南等五省在事变后的三天内拍来的电报就有一千数百封之多。

“不仅人民群众拥护西安事变，而且举国风动，义师云起。国民党政府里不少中下层官员或者发表通电，或者率部反正。驻于甘肃省静远县打拉池的胡宗南骑兵团，击毙团长，全体官兵投奔抗日联军。甘肃省庆阳县，泾川县、环县、合水其、镇原县、正宁县和宁县等县县长致电抗日联军临时西北军政委员会，表示：‘督率所属，保卫治安’，‘健全机构’，‘静待钧命’”③

但在南京国民党政府内，在对待西安事变问题上，却并不是一致的。当时，南京政府中，主张发兵讨伐，认为“不能过于瞻顾蒋公之安全，置国家纲纪于不顾”的虽居多数，但是也有一部分人认为这个事件不可诉诸武力，最主要的是，先应弄清事情真相和蒋在陕情况，再定“万全之策”。由于主战派居多数，所以仍决定讨伐，并任命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发布“讨伐”，定要“扫荡叛逆，以靖凶氛”。总之，那些闻变大惊、六神无主、力主大动干戈的大人先生们，声嘶力竭，大叫大嚷，大有必欲踏平西安、生擒张、杨，方解心头之恨之势。其中比较突出的头面人物，便是戴季陶、何应钦。而当时主战最坚决、且言词激烈、举止反常者则是戴季陶。此公反共、反革命有理论（君不闻，早在二十年代中期，他不是就抛出所谓《孙文主义哲学基础》等歪曲三民主义、攻击共产主义的文章吗？不是因为由于它带“理论色彩”，而还被称为戴季陶主义吗？）有行动，论其反共历史之悠久，并不比蒋介石逊色，如今看到自己的密友被扣西安，怎能不恼羞成怒，极力主张进攻呢！为了说服大家支持以武力威胁的办法来营救蒋氏的决策，他不仅在会议上鼓动，而且也不怕有辱斯文，连磕头作揖那一套也都搬了出来。为救蒋，他真可谓使出了浑身解数：

西安事变一发生，南京国民党中央立即召开紧急会议，由于群龙无首，谁也不敢先提出自己的主张。这时，考试院院长戴季陶突然一变其从来的态度，站起来“痛切”陈词，认为张学良是劫持统帅，为国法所不容，如不立刻明令讨伐，则国将不国，政府不成为政府了。因为戴是蒋介石密友，他的那一番大道理又说得头头是道，谁也不敢反对。于是，在戴季陶、何应钦等的控制下，国民党中央便通过了讨伐的决议。……

宋子文和宋美龄怕内战发生影响英美在华利益，更怕的是因此而置蒋介石于死地，所以他们是反对讨伐的。

国民党中央开会后，宋子文曾找戴，说戴不应提出那样强硬的主张。戴答复说：“我同介石的关系，决不下于你们亲戚。老实说，我的这一套也是为了救他，我不反对你们去同张学良作私人周旋，拯救蒋介石，同时，你们也不能反对我的意见，因为这是政治问题，不能不如此。”

张学良放蒋介石回南京后，蒋见戴时曾表示戴做得对。但后来宋美龄在《西安事变回忆录》中，虽没有点戴、何之名，却认为戴、何等的做法，他们的见解，还不及她一个妇女，对他们进行了含蓄的讥讽。听说戴季陶看到后，气得在家里大动肝火，用佛尘把一个花瓶打碎。他认为宋美龄不足道，而蒋介石竟容许宋发表那样的话，这是蒋对他耍了两面派的手法。④

另据康泽在有关此事的回忆资料中谈：

西安事变消息传到南京后，……他（即戴季陶——

引者）主张国民党迅速召集中央政治会议，派出总司令指挥全军，主持一切。当天中央政治会议召开了，戴出席了会议。戴说：“明朝英宗为也先擒去，因后方镇定有办法，明英宗才能回来。要张、杨生命掌握在我们手上，蒋介石生命才能保。现蒋介石为张学良、杨虎城所劫持，那是很危险的。现在希望全党全军要镇定，不要动摇，迅速派兵包围西安，将张、杨生命掌握在我们手中才行。”

当时大家无意见。第二天开会讨论，孔祥熙出来说：“不要这样急，蒋介石生命要紧，急很了，蒋介石就没有命了。”戴说孔祥熙的话完全是外行。戴又说：“这件事非采取主动，非用兵不可，否则很难挽救蒋的生命，因张、杨的生命未掌握在我们手中。”说完这几句话后，戴即向孔祥熙恭恭敬敬地作了三揖，离席了。⑤

关于戴季陶以当众磕头的办法敦促武力讨伐之事，黄绍竑（当时他以何应钦预定的参谋长资格参加了孔祥熙公馆召集的这次高级会议——引者）也有记载，他说：

这次会议是孔祥熙根据宋美龄的要求召集的，他提出要在讨伐之前，研究如何进行和平营救蒋介石的问题。

与会者大多数都赞成和平营救，何应钦虽另有用心，也不好公然表示反对。戴季陶原来坚主讨伐，这次他在讨论未决的时候，退入休息室想了相当的时间，又走出来，跪下向大家磕了一个响头，他说：“我是信佛的。活佛在拉萨，去拉萨拜佛有三条路：一是由西康经昌都，二是由青海经玉树，还有一条是由印度越大吉岭，这三条路都可以通拉萨。诚心拜佛的人三条路都走，这条不通走另一条，总有一条走得通的，不要光走一条路。”他说完又磕了一个响头，爬起来哭丧着脸退出会场。他的这一做作弄得大家都很愕然。仔细分析戴季陶的用意是很清楚的。这次他也不赞成单一的硬性的武装讨伐了，主张先进行和平营救，如果和平营救无效，再进行武力讨伐。他跪下磕头和退出会场就是表态。⑥

至于何应钦，作为一个军政部长，竟突然变成了权倾朝野的讨逆军总司令，这与他积极主战，完全站在与以张、杨为代表的西北军民和全国人民相对立的立场上有关是不消说的。他之所以主张讨代，不排除别有用意。但他是否果真象有人所说的是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以“讨逆”为名，阴谋发动大规模内战，“不惜玉石俱焚”，置蒋介石于死地，从而取而代之，笔者没有看到这方面的确凿证据，因而不下断语。但他与蒋介石有矛盾（“一九二七年宁汉分裂，蒋介石下野，何应钦与桂系李宗仁、白崇禧勾结，想脱离蒋介石自树一帜。他违背了蒋介石的意旨，命令第一军参加龙潭战役，与桂系军队共同消灭了孙传芳渡江的北洋军队，因而增强了桂系的气势。蒋介石的原意是要何应钦将第一军向浙江方面撤退，让桂系军队单独作战，好借孙传芳的力量来消灭桂系。因此蒋介石重新上台后，一直不喜欢何应钦。”⑦）却是事实，加上何当时在黄埔系军人中有一定影响，若是蒋有个三长两短，他就可以达到自树一帜的目的，所以对于讨伐可能会激怒西安，危及蒋氏生命这一点，他并不很担心。但说他是在日本帝国主义支持下，要发动大规模内战，置蒋于死地，从而取而代之，阴谋建立亲日政权，以充当日本帝国主义的忠实走狗等，则是言过其实的。因为从上述事实看，那时在南京，主张武力讨伐张、杨“最力”的并不是何应钦，而是戴季陶和蒋介石在各地的忠实信徒。“如果说何应钦有阴谋的话，那么正好利用国民党元老戴季陶等人和黄埔系少壮派的要求，兵进西安，炸死蒋介石，以便取而代之。因为当时整个国民党及军政机构都不会怀疑戴季陶等人及黄埔系少壮派会有阴谋。然而何应钦不仅没有这样做，而是对黄埔系少壮派的上述‘过激行动’以激昂情绪进行‘抚慰’，‘遏阻’（《何应钦将军九五纪事长编》），这不是说何应钦反对武力讨伐，是因为何应钦在国民党政府没有颁布讨伐令之前，认为讨伐张、杨应取‘审慎’的态度。”“何应钦等人认为，张、杨军力有限，绝非中央之敌，但在蒋被劫，安危尚不知的情形之下，‘示张、杨以力，蒋公倘在，或尚可安全；示张、杨以弱，蒋公虽在，或竟不能安返”。“对于‘讨伐派’及何应钦的用心，应该说蒋介石看得再明白不过了。当端纳到西安后告诉蒋介石，中央已决定讨伐张、杨，蒋得知这一消息后甚感‘滋慰”。当蒋介石在听到国民党中央空军在渭南、赤水等地轰炸消息时，惊喜万分。他在日记中写道：‘余闻此语，知中央戡乱定变，主持有人，不啻客中闻家庭平安之吉报也’，而且，蒋‘终日盼望飞机声与炮声能早入余耳’，由上可见，蒋介石本人也是赞成武力讨伐张、杨主张的。当然蒋介石也深深懂得，如果中央空军真的轰炸西安，他自己的身家性命也难保，即使不被炸死，也有被挟持而去的可能，那他为什么‘甚盼中央剿讨部队能早到西安’（蒋介石：《西安半月记》）呢？其实这也并不难理解，因为蒋介石也看到了这步棋，仅凭张、杨的实力，无法与中央军相对抗，实行军事政治兼顾解决事变之法，或许可以早日解决问题。所以他在１２月１７日给何应钦下的停战手令中，只肯停战三天，想利用国民党军事实力这张‘王牌’，要挟张、杨在几天之内放他回南京。宋子文到西安后，他又对宋子文说：‘唯京中军事计划与兄正同也。’并嘱宋子文说：‘如照余之计划五日内即可围西安，则余乃安全，虽危亦无所惧，宣告京中诸同志，勿为余之生死有所顾虑以误国家之大计。’蒋还以手向宋子文示意‘暗示中央应从速进兵。’（见《西安半月记》）如果何应钦果真有炸死蒋介石取而代之的阴谋，那么这的确是个天赐良机。然而何应钦并没有派空军去轰炸西安，对于蒋介石的用心，何应钦也可谓是深得其意，当他接到蒋介石１７日下令暂停轰炸三天的‘手谕’后，一面令空军暂停轰炸，一面声称，如张、杨‘藉此希图缓兵，不于此期内送委座回京，则本人自当严厉执行原定计划，彻底扫荡’。在１２月１９日、２２日两次讨论决定暂停轰炸时，何应钦一面令各部队‘遵令’，一面积极布置东西两路军事，以压迫张、杨，及早送蒋回南京。应该说作为蒋忠实走卒的何应钦与蒋介石的配合是相当默契的。”⑧由此可见，何应钦虽然当了讨逆军总司令，也有不少敌视张、杨二将军及西安事变的言行，但他并非主张讨伐最力的人。在何积极布置讨伐张、杨的过程中，他与以宋氏兄妹为代表的“和平解决派”虽有分歧，但还是作了相应的配合。

至于说何应钦与日寇相勾结，甚至说他与日本人“联合害蒋”等，则是根据不足的。因为，“第一，武力讨伐张、杨是南京国民党政府的一贯主张，与日寇当局对西安事变的处置毫无联系……当然，日本当局一面声称对西安事变取‘静观’和‘不干涉’的政策；一面又积极挑拨南京与西安之间发生战争。１７日，东京《朝日新闻》发表社论，表示支持武力讨伐张、杨，企图造成中国内战爆发，借中国内战之机侵入中国。可见，日本帝国主义支持武力讨伐的意图与南京当局武力讨伐的意图是截然不同的（但效果并非“截然不同”，它同样都是有利于外敌入侵的——引者），因此不能说南京当局的武力讨伐是日本帝国主义的‘阴谋’。第二，何应钦当时是奉国民党政府的讨伐令行事，既不存在日本人暗中支持何应钦，也不存在何应钦勾结日寇‘联合害蒋’的事实。据史料记载，１１月２４日之前，何应钦同日本方面没有任何接触，直到１２月２４日，日本驻华大使川樾访问何应钦，对讨逆军事有所探询，何应钦的答复是‘本人惟知遵循中央政府既定方针办理’。”（《日本人注视西安事件》，载《西安事变资料选辑》，西北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等合编，１９７９年４月出版）⑨

也许有人会讲，不管怎么说，何毕竟是亲日派、讨伐派，是反对西安事变的，也是反共的。是的，笔者也并不否认这一点，更不是要为你开脱，而是从实际出发，希望薄重事实，尊重历史，以利于西安事变历史的研究。至于赞同“取而代之”说，甚至写进公开发表的文章中，是可以商榷，可以探讨的，笔者把这些看法摆出来，无非是想向读者提供一些有关西安事变学术研究的信息，以期引起读者对历史问题的兴趣而已。

至于与讨伐派的主张相对立的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另一个派别中的代表人物宋美龄、孔祥熙、宋子文等人在西安事变期间的活动，前面已经约略提到，笔者认为最主要的是不管其动机如何（这与张、杨二将军光明磊落的情怀显然是不相同的），他们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这一点，还是有积极意义的，这也就是说，由于他们的抵制，在一定程度上对讨伐派起了抑制作用，缓和了南京与西安的矛盾，促进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尤其是宋美龄，更为积极、坚定，如当南京１６日下达讨伐令后，她曾断然表示：“如打时，即飞往西安，同介石同死。”她还奔走呼号，对求战心切的南京军校学生讲演，要求军校学生“于未明事实真相前，切勿遽加断定”，要他们“遇事镇定，勿尚感情”，强调“谈判之途径，自当勿令壅塞”。后又亲往西安进行谈判，竭力劝蒋让步，终于使蒋态度有了转变，使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步伐加快了。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虽然是多种社会力量相互作用的结果，特别是张、杨二将军的主导作用，中国共产党的有力的调停，周恩来等同志艰苦卓绝的工作，强大的群众舆论的影响等，但宋美龄、孔祥熙、宋子文等人在南京和西安等地的积极活动，对事变的和平解决的促进作用，也是应当肯定的。

西安事变爆发后，张学良、杨虎城曾分别致电或派出专人与各地实力派联系，寻求支持。当时各地方军阀因为惧怕如果蒋介石不倒台会进行报复的，所以多数持观望态度，不敢明确表示支持张、杨。但也有支持正义、态度较为明朗，“虽救人自溺，在所不惜”而明确表示支持的，这便是两广。

程思远先生说：

十三日，孔祥熙以行政院副院长的名义，以“元电”询李、白对西安事变的态度。李、白即以“寒电”复孔祥熙云：“汉卿痛心乡邦，激于义愤，发为行动，情有可原，盼审时度势，遵循政治途径解决，并团结全国力量，一致抗日。”

当时李济深在梧州，特电国民党中央，主张号召全国一致对外。后闻南京亲日派策动任命何应饮为“讨逆军总司令”，李又进一步表示反对讨伐张、杨。……

一九三七年初，蒋介石将杨虎城、于学忠撤职留任，又扣留张学良，并调大军进逼陕西，显有以武力解决张、杨所部的企图。一月五日，张、杨两部将领联名电责蒋介石，表示坚决抵抗，于是局势又复紧张。一月十二日，东北军与中央军在渭南北岸发生冲突，战争有一触即发之势。李宗仁又获悉蒋介石的中央军有可能在一月十五、十六日向陕南发动总攻之势。消息传来，深为忧虑，于是急与四川军阀刘湘联系……一月十五日，由刘湘领衔（原作者注：《民国大事旧志》只提“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五日李宗仁、白崇禧通电，请入陕中央部队停止前进，盼蒋委员长领导抗战”，而未提到刘湘领衔之事），李、白联名，通电全国，表示对陕不能用兵，应和平解决。⑩

四川是西安的近邻，川康绥靖主任兼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湘，是当时四川最有势力的实权派代表人物。他因对蒋介石１９３４年派参谋团入川插手川政不满，与南京国民政府是有矛盾的。但对西安，特别是张学良则是友好的，早在张学良调到西安之初，他们就常往来，双方不但在抗日等问题上认识比较一致，在其他方面也有一些交往。有一篇题为《刘湘请张学良吃“姑姑筵”》的文章中，提到一桩他们之间的往事，尤其这个“姑姑筵”，还有一段妙趣横生的故事呢，原来：

成都的“姑姑筵”，在二、三十年代，确实是享负盛名，推其原由，殆在于该店主人黄晋临颇多不类凡俗。黄原为读书人，曾应清代科举，民国初作过县官，富有文才。其人平日讲究饮食，对《随园食谱》大有心得，因而所制菜肴十分精美。店之所以名“姑姑筵”，盖厨师尽属一家姑嫂妯娌也。黄晋临初于店外悬出一联，极见风趣：

右手拿菜刀，左手拿锅铲，急急忙忙干起来，做出些鱼翅燕窝，供给你们老爷太太；

前头烤柴灶，后头烤炭炉，烘烘烈烈闹一阵，落得点残汤剩饭，养活我家大人、娃娃。

读之略可窥其现世之态。

记得是一九三五年秋，张学良将军因公来成都见蒋介石（这时蒋正在川开办峨嵋军官训练团）。刘湘为尽地主之谊，将设宴为张接风。张因常闻人言成都“姑姑筵”庖艺绝精，因有亟欲一试之意。刘湘认为这有何难，当即令督署副官处立为备办。该处马某及李某承命，急赶至“姑姑筵”店，与店主人黄晋临说明来意，要黄当天特制一席以飨佳宾。不意黄晋临竟斩钉截铁地答曰：“不行！”叩其故，则云“来不及。”经一再婉商，皆被推拒，马、李二人正苦难于复命，忽闻屋后操作有声，乃排闼直入，见厨下珍馐盈案，正自忙个不停。因回身再对黄言道，“即便以此相应，有何不可？”黄答：“以我一家人力量有限，每日只能做上一桌，这是人家先行预定的，歉难从命。”看来已无商量余地。最后试询此席为谁所订，答曰王元虎。于是事情有了转机。因为王元虎是不久前才下台的师长，马、李二人便急去向刘湘回报。当下用刘湘名片略批数语，要王让出此席：另派人叫名餐厅“容禄园”办一席与王交换。王元虎心里虽不乐意，亦不得不表示谨遵台命。这样，张学良将军便品尝了成都“姑姑筵”制作的佳肴，并对之赞赏不绝。……⑾

由此可见，刘湘是非常重视他与张学良的友谊。二人一直十分友善，两广事变期间，刘与张、杨之间也常交换意见，他们对两广地区实力派的正义行动是同情和支持的。西安事变发生后，刘湘感到高兴，但鉴于南京对四川的压力，起初没有公开表态，而是暗派密使去西安，赞成张、杨的八项主张，并表示愿以四川作为张、杨的后方。但在那时，南京及孔祥熙也有电报给刘，不公开表态是不行的，刘便于１２月１８日发出通电，提出“拥护中枢，抗御外侮，弭息内争，营救领袖”等问题，希望放蒋，同时肯定事变的正义性。电文中说：“国人频年以来，因外侮日亟，御侮雪耻之念无时或忘，主张虽有缓急，所见或有偏全，而爱国抗敌之志，实无轩轾。……各方所争，即在抗敌之时间与方法，而不在抗敌之是非，更何忍自耗国力，使强敌坐收渔人之利？”

在绥远的抗日将领傅作义，早在１９２８年就曾得到张学良的保护，从那以后，二人关系一直很好。绥东抗战爆发后，张学良不仅在政治上给予声援，而且还派一个骑兵师前往援助，所以对西安事变傅作义积极支持，态度鲜明。１２月２４日，他还亲自乘飞机来西安，后来只是因为飞机迷航，在途中耽误了时间，而这时张学良也已送蒋回南京了，二人才没有见面。

时任太原绥靖公署主任、掌管晋、绥两省的山西地方实力派阎锡山，则是另一种类型。在西安事变发生的前几年，他是摇摆不定的，他一会儿与日本人勾搭，一会儿拥蒋反共；一会儿表面服从蒋介石，暗中却积极支持张学良、杨虎城联共抗日，甚至与共产党也有一些秘密交往。着名的老共产党员彭雪枫、薄一波等在此期间都曾在山西工作过，并与阎锡山有过一些接触。可是西安事变发生后，他却变了脸，连呼“惊痛”，一片责难之声，如在复电中说：“……兄等此举，增加抗战力量乎？抑减少抗战力量乎？……移内战为对外战乎？抑移对外战争为内战乎？……兄等能保不演成国内之极端残杀乎？……”后来，根据孔祥熙的请求，拟派山西省政府主席赵戴文、山西省清乡督办徐永昌去西安，以调停南京政府与西安的争端，张学良断然拒绝了，并对部下说：“要阎锡山来做保证人，是不必要的，我们是好汉做事好汉当，自己的事儿自己了。我们不请客，更不请阎锡山那样的客，他对我们只是满篇责备，毫无半点同情。他把他给我们的电报还全文抄送南京，登在那里的报纸上，向南京政府讨好，这样的人我们不同他共事，不让他投机取巧找便宜。”⑿

在冀察的宋哲元、山东的韩复榘和新疆的盛世才，也都有抗日要求，但由于他们各自的特殊情况，最初不敢公开表态，等看到事变将会和平解决时，才发了通电，如宋、韩１２月２３日在向全国发出的联名通电中，就主张保证蒋介石的安全，事变应政治解决，避免军事冲突。西安事变爆发后，《新疆日报》曾发了“号外”，人们都认为盛世才一定会发通电支持张、杨的。他在当时有表示赞同之意，只是由于看到苏联不欢迎这一事变（苏联《真理报》对西安事变作了歪曲事实的报道，认为是反对中央政府的叛乱，英、美、德、意、日等国都跟着指责张学良；有的是因情况不明，有的是别有用心），对张学良有所指责，他才又改变了态度。对此人在西安事变后的急转，周春晖有如下评述：

盛世才为了测验部属思想趋向，于西安事变翌日，在都署西大楼召集驻省少校级以上军官及各机关正副首长，当场出了三个题目：一、张副司令兵谏蒋介石这项措施是否正确？二、张副司令此种举动是否响应本督办七项救国纲领？张副司令此种举动是否以下犯上？给与会者每人发白纸一张，要他们记出一、二、三题号，下面按个人认识，注明“对“或“不对”，然后签上答者姓名。收卷后，盛看过即令写“不对”的人举手，这些人大都是军人。盛当场讲：“你们不要以为部下扣长官都是以下犯上，这是旧观念，不对。我以后如果反革命，你们也可以这样对待我。”

可是就在这天晚上，他……知道苏联方面对西安事变持否定态度，指斥张学良行动不当。回来后立即嘱排字房把已排好的社论拆掉，对西安事变不作论述，并说那天测验的事不要再提了。……

按（原作者按语）：一九三六年张学良曾派代表栗又文、车向忱等来新疆。盛曾表明他抗日救国的主张，并希望西北各地当局在这个问题上合作。但西安事变的发动，他事前并未与闻，事后最初估计，至少西北各地会与南京决裂。所以先来测验一下部属心理，并进行说服。

但因苏联对事变的否定评价，而他个人又不能出尔反尔，只有不再评述，不表示态度了。在他公开反革命后，他对他的友人曾谈过这件事，说他在西安事变时险些上了当，弄得八方不是人。并说政治领导者，尤其握有兵权的人，不能犯冲动，张学良就吃了好冲动的亏，在冲动下把蒋介石扣起来，在冲动下又陪蒋去南京，结果把偌大的东北军都输光了。）⒀

这一记载，使我们对盛世才其人有了进一步的了解。此人原本就不是革命的，他在西安事变时的反复，他的见风转舵，是一点也不奇怪的。至于他后来的所谓“上当”、“冲动”云云，完全是站在反动立场上判断是非的，对事物的看法往往是颠倒的，这与有的把革命说成“反动”、把抗拒说成“正气”，以及硬把义举说成“叛乱”、“劫持统帅”之类的言论不是如出一辙吗？

当然，在那时，在群众中对一些问罪的认识也不一致，也有些人是偏激的，如他们认为既然好不容易把蒋捉住了，将他押上历史的审判台，以报仇雪恨，有何不可？

对蒋介石怎样处理？

怎样才能达到预期的目的？

西安事变何去何从？……

这些问题似乎并不复杂，可究竟怎样发落，怎样结局，又一时难以弄清，也不是轻而易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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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引自王德林关于西安事变当天见闻的回忆资料，原载１９８６年１２月《西安晚报》。

②晏道刚：《我在西安事变中的经历》，见《西安事变亲历记》一书，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２月出版。

③房成祥：《西安事变史话》，陕西人发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５月出版。

④周一志：《戴季陶坚决主张讨伐张杨》，见《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２月出版。

⑤康泽：《西安事变后南京情况》，见《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２月出版。

⑥⑦黄绍竑：《西安事变片段回忆》，见《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２月出版。

⑧⑨李松林、张秀芬：《浅析西安事变中的何应钦》，纪念西安事变五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未刊稿。

⑩程思远：《李、白主张西安事变应政治解决》，见《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２月出版。

⑾陈雁翚：《刘湘请张学良吃“姑姑筵”》，原载１９８６年１２月１４日《陕西日报》。

⑿申伯纯：《西安事变纪实》，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９年１１月出版。

⒀周春晖：《西安事变后盛世才的急转》，见《西安事变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１９８６年１２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