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拉格群岛》第十章　法律成熟了(4)

在十月革命节游行时（这是布哈林与红场的告别），他带着老婆凭编辑部的通行证走上来宾观礼台。突然——一个武装的红军战士向他们走来。完了！，—— 就 在这里？就在这样的时刻？……不，红军战士举手敬礼说：“斯大林同志奇怪您为什么在这里？他请您上列宁陵墓站到您的位置上去。”

整个半 年就是这样把他从热到冷从冷到热地抛来抛去。十二月五日欢欣鼓舞地通过了布哈林的宪法，并把它千秋万代地命名为斯大林宪法。在十二月的中央全会 上，打掉了牙的、已经面目全非的皮达可夫被押到会场上来。他的身后站立着一些一言不发的契卡人员（雅戈达的人。须知雅戈达这时也正在受审查，也正在准备扮 演一个角色）。皮达可夫当场对坐在领袖们中间的布哈林和李可夫作了最卑鄙无耻的咬供。奥尔忠尼启则把手掌放到耳朵分（他没有完全听明白）：“请你说，所有 这些供述都是你自愿作一出的吗？”（记下来了！奥尔忠尼启则也得到了一颗子弹）皮达可夫摇晃着身子说：“完全自愿。”李可夫在休息时跟布哈林说：“瞧托姆 斯基多有勇气，八月份就明白了，自杀了。而你我这些傻瓜，还活下来。”

这时，卡冈诺维奇（他本来愿意相信布哈尔奇克没有问题！——但在事 实面前……）、莫洛托夫起来发言，怒气冲冲，充满咒骂。而斯大林！——多么宽大的胸 怀！多么不忘旧情！——“不管怎么样，我还是认为布哈林的罪是没有得到证实的。李可夫也许是有罪的，但不是布哈林。”（这是别人背着他加给布哈林的罪 名。）

一会儿冷，一会儿热。意志就这样软化了。失意英雄的角色就这样练熟了。

这时，开始不断地把审讯笔录送上门来：审讯红色 教授学院先前的青年们的笔录，审讯拉迪克的笔录，以及审讯所有其他人的笔录，——所有这些笔录都对布哈 林的凶恶背叛提供了最严重的证据。给他往家里送材料并不是把他看成被告，噢，不是的！——而是作为中央委员，仅供他了解情况……

布哈林收到新材料，常对这年春天刚给他生下一个儿子的二十二岁的妻子说：“你读吧，我读不下去！”——自己就把脑袋理到了枕头里。他家里有两支手枪（斯大林也给了他时间！）——但他没有自杀。

难道他没有练熟分派给他的角色？……

又过了一次公开的审判——又枪毙了一批人……而对布哈林仍是手下留情，仍是没有抓布哈林……

在一九三七年二月初，他决定宣布家中绝食——要求中央澄清问题并撤销对他的指控。绝食是他在写给亲爱的科巴的信中宣布的——并且诚实地坚持着。那时便通知召开一次中央全会，日程是：1．关于“右派中心”的罪行。2．关干布哈林同志表现在绝食上的反党行为。

布 哈林这时动摇起来：也许他真的做了什么有辱于党的事情？……他胡子拉碴，面容憔悴，外表也已经象个囚犯，步履艰难地来到中央全会的会场。亲爱的科巴 热情地问道：“你想出了个什么名堂呀？”“那该怎么办呢？已经有了这么大的罪名。他们想开除我的党籍……”斯大林听说有这等荒唐事体而皱起了眉头；“谁也 不会开除你的党籍！”

于是布哈林就相信了，又活跃了起来，心甘情愿地在全会面前表示悔过，当即取消了绝食。（在家里：“喂，给我切一段腊肠！科巴说了——不会把我开除。”）但在全会的进程中，卡冈诺维奇和莫洛托夫（可真放肆！胆敢不尊重斯大林的意见！）骂布哈林是法西斯的爪牙，要求枪毙。

布 哈林又泄气了，在自己最后的日子里开始撰写“致未来的中央的一封信”。全靠有人背熟了才保存下来的这封信，不久前已经向全世界公布。然而它并没有引 起全世界的震惊。（以及“未来的中央”的震惊。致信的对象可谓高矣！——中央，没有比它更高的道德权威了。）因为这个敏锐的出色的理论家在自己的最后的话 里决定留给后代的是什么呢？是要求恢复他党籍的又一次哀号（他为这种忠贞付出了昂贵的耻辱的代价！）。是完全赞同一九三七年和三七年以前的全部事件的又一 次保证。那就是说，不仅赞同以前各次冤狱，而且也赞同我们伟大的监狱下水道的各股散发出恶臭的水流！

他这就等于签名画押，承认自己也应该淹进去。

最后，他这个筋肉强健的人、猎人和角力土（在闹着玩的角力中，在中央委员们的目睹下，他曾好几次把科巴摔倒在地！——对此，大概科巴也是不能原谅他的）。他已经完全成熟到可以移交给提词人和助理导演了。

他已经准备好到这样的程度，被摧毁到这样的程度，以至对他已经不需要采用刑讯了——他的立场比之雅库博维奇在一九三一年的立场有什么地方较强一些呢？他有什么地方不受那两个论据的支配呢？他甚至还要弱一些，因为雅库博维奇渴求的是死亡，而布哈林却害怕死亡。

只剩下按下列公式同维辛斯基进行一次不难的对话了：

—— 对党采取任何反对派立场就是反党斗争，对不对？——一般说——是的。实际上——是的。——但是反党斗争必然会演变为反党战争。——按照事物的逻辑 ——是的。——那就是说有了反对派的信念，任何卑鄙的反党活动归根结底都可能干得出来（暗杀、进行间谍活动、出卖祖国）？——但是对不起，这种事情并没有 干出来。——们早可能把？——理论上说嘛……（须知是理论家呀！……）——但对你说来最高利益依然是党的利益吧？——是，当然，当然！——那么只剩下很小 的分歧了：应当使可能性变为现实性，为了使今后任何反对派的思想声誉扫地，应当把只是理论上可能做出来的事情承认早已经做了的。不是可能做出来吗？—一可 能……——那就应当把可能的承认为现实的，仅此而已。小小的哲学上的转化。说完了？……还要说一句，我看无须向你解释：现在如果你在法庭上又缩回去，说出 些别的——你要明白，你只会有利于世界资产阶级，只会损害党。而且，不用说，那时也不会让你死得舒服。如果一切摘得好——我们当然会让你活下来：秘密地把 你送到基督山岛去，你可以在那里致力于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研究——但是，过去的那几次审判，你们好像是把人枪毙掉的？——咳，你拿谁比呀——他们和你是两码 事！再者，我们留下了好多人的命，只是报上说枪毙。

这样也许本来就没有什么难解的谜吧？

同样是那支在过去的审判中奏过多少遍的曲调，只是稍加变奏而已；要知道我们与你——都是共产党人！你怎能听信了别人的话——出来反对我们呢？悔悟吧！要知道你与我们在一起—一这就是我们！

一种历史观正慢慢地在社会里成熟着。而一旦它成熟了——将却会是那么简单。无论在一九二二年，无论在一九二四年，也无论在一九三七年，被告都还未能形成这样一种牢固观点，足以支持他冲着这支使人迷惑和僵冷的曲调昂首喊出：

——不，我们不是和你们在一起的革命者！……我们不是和你们在一起的俄国人！……我们不是和你们在一起的共产党人！

好像是，只需要喊出这么一声——布景便会塌散，厚厚的一层化装便会脱落，导演便会从暗梯逃跑，提词人也会纷纷乱钻到老鼠洞里去。而外面的气候将会是——六十年代！

但是，就连演得很成功的戏，也是十分劳民伤财的。于是斯大林决定不再利用公开审判了。

准 确些说，为了让群众看清反对派的凶恶灵魂，斯大林在一九三七年曾经拉开过一个在区一级普遍开展公开审判的架势。但是找不到好导演，没有力量做这么周 详的准备，况且被告们本身也没有多大意思——一结果弄得斯大林左右为难。只是知道这个内情的人很少。几次审判失败了—一整个这件事也就作罢了。

恰好在这史可以介绍一下一次这类审判的经过，说的是卡德案件。这个案子的详细报告当时在伊万诺沃省报上已经登了一个开头。

一 九三四年底，伊万诺沃省和科斯特罗马省及下诺夫戈罗德省交界的一个遥远荒凉的地方，建立了一个新区，古老宁静的卡德村便成了区中心。新成立的领导班 子是从各地调来的，彼此在卡德才认识。他们看到的是一片景象凄凉的穷乡僻壤，它需要得到资金、机器的支援与生产事业的合理经营，然而相反，它却被粮食采购 压得气息奄奄。区委第一书记费多尔·伊万诺维奇·斯米尔诺夫是一个具有强烈正义感的人，区地政科长斯塔夫罗夫是一个祖祖辈辈的庄稼汉，出身于“集约”农 民，就是那些在二十年代根据科学原理经营产业的勤恳而又有知识的农民。（这种经营方法当时曾受到苏维埃政权的鼓励；当时还没有决定把这些集约农民铲除 掉。）由于斯塔夫罗夫已经入了党，他在清算富农时没有丧命（也许自己就去清算过富农？）。他们企图在新的地方为农民做点事情，但各种指示从上面滚滚而来， 每一项都跟他们的创举做对；那里，在上面，好像故意发明一些办法来使庄稼人日子过得更悲惨。有一次卡德区的领导人往省里打了一份报告，说明必须降低粮食采 购计划——现有计划区里不能完成，否则会使贫困化超出危险的极限。只要回想一下三十年代的局面（只是三十年代吗？）就可以掂量得出来这是一个对计划的多么 大不敬的举动和对政权的造反行为。但是依照当时的作法，并没有由上头采取正面的措施，而是发挥地方上的主动，当斯米尔诺夫去休假的时候，他的副手第二书记 瓦西里·费多罗维奇·罗曼诺夫在区委会上作了一项这样的决议：“如果不是托洛茨基分子斯塔夫罗夫的干扰，区的成绩将会更加出色（？）”。开始办起了斯塔夫 罗夫的“专案”（做法很有意思：区别处理！对斯米尔诺夫先吓唬吓唬，使之中立，逼他靠边，然后再去搞他——这正是具体而微的斯大林在中央的策略）。然而， 在争论激烈的党的会议上查明，说斯塔夫罗夫是托洛茨基分子，就如同说他是罗马的耶稣会教士。区消费合作社主任瓦西里·格里尤利耶维奇·弗拉索夫，一个偶尔 受过一点零星的教育、具有那种俄国人身上令人惊奇的独特才能的人，他是一个自学出来的合作社事业家，善于辞令，在辩论中能随机应变，凡是他认为正确的事 情，他能为之争得面红耳赤，他说服党的会议应当把区委第二书记罗曼诺夫因进行诽谤而开除出党！罗曼诺夫真地受到了警告处分！罗曼诺夫的最后发言对于他这类 人很有代表性，也充分反映出他们对总形势的信心：“虽然这里证明斯塔夫罗夫不是个托洛茨基分子，但是，我相信他是个托洛茨基分子。党会查清楚的，对我受的 警告处分也会弄清楚的。”党果然查清楚了：区内务机关几乎是立即就逮捕了斯塔夫罗夫，过了一个月又逮捕了区执委会主席爱沙尼亚人乌尼魏尔——罗曼诺夫接替 他成了区执委会主席。斯塔夫罗夫被押到了省内务机关，在那里他招认：他是个托洛茨基分子；他一生与社会革命党人结成联盟；他在自己的区里是地下右派组织的 成员（也是无愧于那个时代的一条罪状，所缺少的就是同协约国的直接联系了）。也许他并没有招认，但其中实情永不会有人知道，因为他已经死于伊万诺沃内监里 的刑讯。而一页页的笔录都已写好。不久，假想中的右派组织的头头区委书记斯米尔诺夫、区财政科长萨布罗夫还有其他的人也被逮捕。

令人颇感 兴趣的是，弗拉索夫的命运是怎样决定的。他不久前曾号召把新的区执委会主席清除出党。我们已经写过（第四章），他曾致命地得罪了区检察长鲁索 夫。他曾坚持不让把自己手下两个善于经营的有才识的但社会出身有污点的合作社干部（弗拉索夫总是任用各种“过去的人”——他们熟悉业务，并且工作努力；而 那些无产阶级出身的新提拔起来的人，则什么也不会干，而主要的是什么也不想干）以假造的暗害活动罪名逮捕入狱，因而得罪了区内务科长克雷洛夫。尽管如此， 内务机关还是愿意同合作社和解！区内务科副科长索罗金亲自来到区消费合作社向弗拉索夫建议：免费给内务机关（“以后随便想个办法注销掉”）价值七百卢布的 布匹（贪小便宜的人！但对手弗拉索夫来说，这是两个月的工资，非法的东西他是分毫不取的）。“要是不给——你要后悔的。”弗拉索夫赶走了他：“你怎敢向 我，一个共产党员，建议干这种交易！”第二天，克雷洛夫已经作为区委的代表出现在区消费合作社（这种假面舞会及所有这类小手段是一九三七年的灵魂！）并吩 咐召开党员大会，议程是：“关于斯米尔诺夫一乌尼魏尔在消费合作社的暗害活动”，报告人——弗拉索夫同志。每一步都是绝妙的高招！暂时谁也没有点弗拉索夫 的名！但只要他说上两句关于前区委书记在他弗拉索夫这个部门里的暗害活动的话，内务机关就可以插话：“当时你在什么地方呢？为什么你没有及时到我们这里来 报告？”在这种情势下许多人就会不知所措而掉进陷阱。但弗拉索夫不是这样的人！他立即回答说：“我不作报告！让克雷洛夫当报告人吧——因为斯米尔诺夫和乌 尼魏尔是他逮捕的，他们的案子是他处理的！”克雷洛夫拒绝说：“我不了解情况。”弗拉索夫说：“如果连你都不了解情况——那就是说他们被捕是没有根据 的！”这样，大会干脆就没有开成。但人们是否经常敢于进行自卫呢？（同日晚上很晚的时候区消费合作社的会计主任T某和副主任H某走进弗拉索夫的办公室，拿 给他一万卢布：“瓦西里·格里戈利耶维奇！今天夜里逃走吧，必须在今天夜里，否则你就完了！”但弗拉索夫认为，逃跑是与共产党员不相称的。我们如果不提一 下这件事，三七年的情势将是不完整的，我们就会忽略掉还有一些坚强的人和坚强的决心。）次日早晨，区报上出现了一篇关于区消费合作社工作的措词严厉的小评 论（应当说，在三七年报刊总是同内务机关携手合作的），傍晚时候，通知弗拉索夫到区委报告工作（每一个步骤——都是全苏联的型式！）。

这 是一九三七年，是莫斯科和其他大城市里Mikojan－pros－perity（米高扬繁荣）的第二个年头，现在有时可以读到一些记者和作家的回 忆，说那时就已经达到了丰衣足食。这已经写入了历史，并且大有冒险在那里永远留下去之势。但是，在一九三六年十一月，即废除粮食配给制后两年，在伊凡诺沃 省（以及其他省）发布了一条关于禁止面粉贸易的内部指示。在那些年代，在小城市里，特别是乡镇和农村里，许多家庭主妇还是自己烤面包。禁止面粉贸易就是意 味着：没有面包吃’在区中心卡德镇形成了从来没有见过的长得不像话的购买面包的队伍（不过，对他们也给予了打击：从一九三七年二月起禁止在区中心烤黑面 包，而只许烤昂贵的白面包）。在卡德区除了区办的面包房外没有其他的面包房，现在从各村里纷纷到那里去卖黑面包。区消费合作社仓库里面粉是有的，但两道禁 令堵塞了把它供给人们的一切途径！！然而弗拉索夫却找到了办法，尽管有国家的狡猾规定，在这一年他仍然喂饱了全区：他下去到各集体农庄跑了跑，和八个农庄 商定，在空闲的“富农”房舍里建立公共面包房（就是说只要供给劈柴，。派几个农妇，利用现成的俄国炉子，就能办起来，这可是公共的而不是私人的面包房）， 区消费合作社负责供应它们面粉。解决办法一旦找到，它永远是简单的！弗拉索夫并不修建面包房（他没有资金），同时却在一天之内把它们建成了。他不进行面粉 贸易，同时却不断地从仓库里批发并要求省里继续供应。他不在区中心出售黑面包，却供给全区黑面包。他字面上没有违反规定，但违反了规定的精神——节约面 粉、坑害人民——所以在区委会对他的批评是有理由的。

受了这次批评之后他还挨过了一夜，次日就被捕了。像只厉害的小公鸡（他个子矮小，老 是昂着头，总显得有些傲慢的样子），他不肯交出党证（昨天区委会没 有作出开除他党籍的决定！）和苏维埃代表证（他是人民选出来的，还没有区执委会关于剥夺他代表人身不受侵犯权的决定）。但民警不懂这一套手续，他们扑了上 去，强力夺走了。从区消费合作社押着他大白天走过卡德镇的街道，送往内务机关时，他手下的一个青年商品鉴定员，共青团员，从区委会的窗里看到了。当时还并 不是所有的人都已经学会了言不由衷（特别是在农村，由于性格纯朴）。商品鉴定员叫了起来：“瞧这些畜牲！把我的头儿也抓走了！”他还没有走出房间，当时就 被开除出了区委会和共青团，并且沿着一条熟知的小道掉进了深坑。

弗拉索夫比自己的同案人被抓得晚，他还没有进去，案子差不多已经办好了， 现在正为公开审判做些具体安排。他被带进了伊万诺沃内监，但因为他是最后一 个，对他已经没有搞逼供，只简短地审讯了两次，一个证人也没有讯问，侦查案卷夹子里装满了区消费合作社的各种表报材料和区报的剪报。弗拉索夫被控告的罪名 是：1．造成购买面包的排队现象；2．货物品种不全（好像货物就在什么地方放着，并且有什么人主动要供给卡德镇）；3．食盐进货过剩（而这是必须的“战 备”贮备——因为照俄国的老规矩，总怕遇到战争时没有盐吃）。

在九月底，被告们被押回卡德去公开审判。这条路是不近的（令人不禁想起特别 庭和不公开审判之类的省钱办法！）：从伊万诺沃到基涅什马乘斯托雷平车厢， 从基涅什马到卡德——坐110公里汽车。汽车有十辆以上——排成不平常的行列，经行荒凉古道，它们在农村中引起惊奇、恐惧和战争的预感。克留根（省内务局 处理反革命组织的特密处处长）负责整个审判的组织工作，要求做到既无可挑剔又能引起威吓作用。骑警后备队派出四十人担任警卫，从九月二十四到二十七日，每 天刀出鞘枪出套地把一千人犯从区内务科带到还没有修建完工的俱乐部去，往返经过卡德镇的街道——经过这个他们不久前还是它的政府的镇子。俱乐部已经装上了 窗子，但舞台还没有建成，也没有电（在卡镇德根本没有电），每天晚上法院就在煤油灯下开庭。从各集体农庄按摊派原则运来听众。整个卡德镇的居民全来了。不 仅坐在长凳上和窗台上，过道里也密密麻麻站满了人，这样每次都装下了七百人左右（在俄罗斯毕竟是喜欢看这种场面的）。前排的长凳固定给党员坐，以便法庭始 终能得到善意的支持。

由省法院副院长舒平、审判员比切和扎奥焦洛夫组成了专门庭。德尔普大学的毕业生省检察长卡拉西克负责起诉（虽然被告 们都放弃辩护，但强加给他们一个官 方律师，为了使审判不致没有检察长参加）。庄重、严厉和冗长的起诉书归结如下：在卡德区有一个由伊凡诺沃来人组成的（换句话说——那里也等着逮捕吧！）地 下布哈林右派集团在进行活动，其目的是通过暗害活动推翻卡德镇的苏维埃政权。（右派为了发难找不到比这更大一点的偏僻角落了！）

检察长在 法庭上提出一个申请：斯塔夫罗夫虽然已在狱中身死，但他临死前的供述应在这里宣读，并应认作是在法庭上作出的供述（而集团的所有罪名都是建立 在斯塔夫罗夫的供述上的！）。法庭同意：把死者的供述，当作他还活着一样，列入法庭材料（然而却有一个优越性，被告谁也不能同他争议了）。

但是，卡德镇的愚昧的群众并没有察觉出这些学问高深的奥妙，他们等待着的是往下怎么进行。在侦查中被打死的人的供述当众宣读了一遍并重新作了笔录。开始讯问被告，这时出现了难堪的局面！——他们全体拒绝承认自己在侦查中所作的供认！

不 知道在工会大厦的十月大厅里遇到这种情形会怎样处理——而在这里则毫不害臊地决定继续进行！审判员责备说：在侦查的时候，你们怎么能那么说？已经衰 弱无力的乌尼魏尔用几乎听不到的声音说：“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不能在公开的法庭上讲出内务机关里使用的审讯方法。”（这是布哈林审判的模式。正是这点束 缚着他们：他们首先要遵守的原则是不要使人民对党产生坏的想法。他们的审判员们却早已不去操这个心了。）

在休息时，克留根巡视了被告的监 室，对弗拉索夫说：“听到了斯米尔诺夫和乌尼魏尔怎样拆烂污吗？你应当承认自己有罪，应当把实话都说出来！”还没有变 衰弱的弗拉索夫痛快地表示同意：“对，说实话——说实话你们跟德国法西斯分子毫无区别！”克留根怒不可遏：“你瞧着吧，妈的……你会付出血的代价的！”从 这时候起，弗拉索夫在审判中便作为集团的思想鼓舞者由第二位的角色转为第一位的角色。

当出现了以下场面的时候，在塞满过道的群众眼里，事 情才明朗化了。法庭理直气壮地谈论排队买面包的现象，谈论关系到每个人切身利害的事（尽管在审判开 始之前当然大量地出售了面包，所以今天没有排队的现象）。向被吉斯米尔诺夫提出问题；“你知道区里排队买面包的现象吗？”“是，当然知道，队伍从商店一直 排到区委会门前。”“那么你采取了什么措施？”斯米尔诺夫尽管备受摧残，但还保持了响亮的嗓音和对正义的沉着的信心。这是一个长着一张质朴的面孔、骨骼粗 大的褐色头发的人，他讲得从容不迫，大厅里听得见他的每一句话：“因为向省级机关的一切呼吁都无济于事，我委托弗拉索夫写了一份报告给斯大林同志。”“那 为什么你们没有写出来呢？”（他们还不知道！……他们马虎过去了！）“我们写了，我通过信使越过省里直接送到中央去了。副本保留在区委的档案里。”

整个大厅屏住了呼吸。法庭一阵慌乱。本来可以不再往下问了，但有个人还是问道：

“结果呢？”

对呀，这是挂在大厅里每个人嘴边的问题：

“结果呢？”

斯米尔诺夫没有因理想的破灭而痛哭，而呻吟。（莫斯科的那些被告们就是缺乏这种精神！）他响亮地，镇静地回答：

“没有结果，没有答复。”

在他的疲乏的声音中可以听出：说实话，我也是这样预料的。

没有答复！父亲和导师没有答复！公开审判到此已经达到顶峰2它已经把吃人者的狠毒心肠拿出来示众了！审判本可以到此结束了！但是不，他们哪有这种分寸感和头脑，他们还硬要在这块尿湿了的地方泡上三天。

检察长破口大骂起来：两面派！你们原来是这么回事！——一只手搞暗害，另一只手却胆敢向斯大林同志写信！而且还想得到他的答复？？让被告弗拉索夫回答——他是怎样想出停止售卖面粉、停止在区中心烤黑麦面包这类惨无人道的暗害行为的？

小公鸡弗拉索夫不用招呼，自己就急忙跳起来冲着全厅尖声叫道：

“如果你，检察长卡拉西克，离开公诉席坐到我旁边来，我同意在法庭面前对这些事作出全部回答！”

简直莫名其妙。喧嚷、叫声。决维持秩序！你说什么……

用这种方式抢到了发言权以后，弗拉索夫现在原原本本地把话说清楚：

“禁止出售面粉，禁止烤黑面包，有省执委主席团发下来的决定。省检察长卡拉西克就是主席团常委。如果这是暗害行为——为什么你不以检察长的名义禁止呢？可见——你当暗害分子在我之前？……”

检察长喘不过气来了，打击来得又准又迅速。法官也不知所措，咕咕哝哝说：

“如果需要（？）——我们也会审判检察长的。今天我们审判的是你。”

（两种是非标准——以等级高低为转移。）

逞勇好斗、不肯罢休的弗拉索夫继续追击：

“那我要求把他从检察长席上撤下来！”

休息……

咳，这样的审判对群众有什么教育意义呢？

但他们还是坚持干下去。在审讯被告后开始讯问证人——会计付。

“关于弗拉索夫的暗害活动你知道些什么？”

“一无所知。”

“这怎么可能呢？”

“我去过证人室，那里说了些什么我没有听见。”

“不需要听见！许多文件都经过你的手，你不能不知道。”

“文件都没有问题。”

“你瞧，这是一叠区报，甚至这里都说到弗拉索夫的暗害活动。而你却什么也不知道？”

“那就请去讯问那些写文章的人吧！”

面包商店经理。

“请你说，苏维埃政权有许多面包吗？”

（喂！怎么回答呢？……谁能拿定主意说：我没有数过？）

“许多……”

“那为什么你们那里要排队？”

“不知道……”

“这是谁造成的？”

“不知道……”

“你怎么不知道？谁是你们的领导？”

“瓦西里·格里尤利耶维奇。”

“什么他妈的瓦西里·格里戈利耶维奇！”是被告弗拉索夫！这样说就是他造成的。”

证人沉默不语。

审判长向书记员口授：“答。尽管苏维埃政权拥有大量的面包贮备，由于弗拉索夫的暗害活动造成了购买面包的排队现象。”

检察长抑制住自己的担心，作了愤怒的长篇发言。辩护人的发言基本上是为了保护自己，强调说，祖国的利益对于他，也像对任何一个正直的公民一样，是无上珍贵的。

斯米尔诺夫在最后陈述中，没有提出任何请求，也没有表示丝毫悔过。现在所能记忆起来的，这是一个坚强的人，并且过于爽直，所以就没有能够保住脑袋闯过一九三七年这一关。

当萨布罗夫请求保留他一条命的时候——“不是为了我，而是为了我那些年幼的孩子。”弗拉索夫气恼地扯了一下他的衣襟说：“你是傻瓜！”

弗拉索夫自己没有放过最后的机会发表一篇毫不客气的言论。

“我不认为你们是法庭，我认为你们是一群戏子，正在按写好的台词演一出审判的闹剧。你们是内务人民委员部卑鄙挑衅勾当的执行者。不管我对你们说些什么，反正你们都会把我判处枪决。我只是相信，时间一到，你们也会站到我们的地位上来！”

从晚上七点钟直到夜里一点钟，法庭一直在拟写判决书，在俱乐部的大厅里点着煤油灯，在马刀下坐着受审人，人群没有散去，嗡嗡地议论着。

判 决写的时间长，读的时间也长，那里面堆积着各种各样异想天开的暗害活动、联系和图谋。斯米尔诺夫、乌尼魏尔、萨布罗夫和弗拉索夫被判处枪决，有两人 判了十年，有一人——八年。除此以外，法庭的结论导致在卡德镇又破获了一个共青团暗害组织（立即把有关人员提了起来；记得那年轻的商品鉴定员吗？），在伊 万诺沃又破获了一个地下组织中心，它本身当然又是受莫斯科操纵的（一直挖到布哈林那里去）。

在说出“判处枪决”这几个庄严的字以后，审判 员作了一下停顿，好让鼓掌——但在大厅里却是一种阴森森的紧张气氛，听到的是不相干的人们的叹息声和啜泣 声、亲属的叫声和昏厥，甚至从坐着党员的前两排座位上也没有响起掌声来，这已经是太不成体统了。大厅里的人们向着法庭叫喊：“老天爷呀，你们在干什么事情 呀？！”乌尼魏尔的妻子放声号哭起来。这时在半明半暗的大厅里，人群中起了骚动。弗拉索夫向着前两排喊道：

“你们为什么，畜牲，不鼓掌？党员们！”

警 卫队的排政治指导员跑过去用手枪戳他的脸。弗拉索夫伸出手去要夺掉手枪，这时一个民警跑过来把自己的犯了错误的政治指导员推到一边。押解队长发出号 令“拿起武器！”——于是民警警卫队的三十支马枪和本地内务人员的手枪一齐对准了被告和群众（群众真像是就要扑过去抢走被判刑的人们）。

大 厅里只点着几盏煤油灯，晦暗的光线加强了普遍的混乱和恐惧。如果没有被审判说服，那也被现在对准了他们的马枪彻底说服了的人群张皇失措地挤成一团， 不仅向门口拥去，而且还从窗口往外爬。木头嘎吱作响，玻璃发出清脆的破裂声。乌尼魏尔的妻子被踩得几乎失去知觉，在椅子下一直躺到早晨。

掌声终于没有响起来……

让 一条小小的附注专门献给八岁的小姑娘卓娅·弗拉索娃。她没命地爱她的爸爸。她再也不能去上学（别人故意刺激她：“你的爸爸是暗害分子！”她就跟人打 架：“我的爸爸是好人！”）。她在审判后只活了一年（以前没有害过病）。在这一年里她一次也没有笑过，走在路上总是低着头，老太婆们预言：“老往地里瞧， 快死啦。”她死于脑膜炎，临死的时候还不断地叫喊：“我的爸爸在哪里呀？还我爸爸！”

当我们计算牺牲在劳改营里的几百万人时，我们总是忘记乘二、乘三……

被判刑的人不仅不能立即枪决，而且现在还要保护得更好，因为他们已经再也不会失去什么了，而为了执行枪决应当把他们送到省中心去。

第一项任务——经过夜里的街道把他们押送到内务机关去，是这样完成的：每个被判刑的人由五人护送。一人提灯。一人举着手枪走在前面。两人架着一名死刑犯，空下来的一只手还要拿着手枪。还有一个走在后面，把枪对准被判刑人的脊背。

其余的民警则间隔一定的距离分布，以防群众的袭击。

现在每个明智的人都会同意，如果一个劲儿地搞公开的审判——内务人民委员部永远完成不了自己的伟大任务。

这就是公开的政治审判在我国行不通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