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拉格群岛》第六章　那个春天(2)

战俘中很少有人能作为一个自由人越过苏联国境线，如果在忙乱中给漏了过去，那后来也会被抓起来，即便是在一九四六—一四七年。有一些是在德国境内 的集合站上逮捕的，另一些似乎并没有被捕，但从边界就被装上了货车，在押解之下运到分布在全国的为数众多的甄别审查营（甄审营）中的一个去。这些甄审营和 劳改营没有什么区别，除了安置在里面的人还没有得到刑期因而必须在营里得到它这一点外。所有这些甄审营都是有活干的，它们附设在工厂，附设在矿场，附设在 建筑工地，因此过去的战俘们从头一天起就可以投入十小时的工作日，同时，也像他们曾通过铁丝网观看德国一样，今天也是通过铁丝网观看他们失而复得的祖国。 空余时间——黄昏和夜晚——就对被审查人进行讯问，为此在甄审营中配备了比一般多几倍的行动人员和侦查员。侦查照常是从一个定论开始，即你肯定是有罪的。 你就必须身在铁丝网之内设法证明是无罪的。为此你只能接举证人，也就是其他的战俘，而这些人则可能根本不在你的那个甄审营里，而在遥远的省份，于是克麦洛 沃的行动人员向索里卡姆的行动人员寄去质询，那里的人便讯问证人并寄回自己的答复和新的质询，你又被作为证人加以讯问。诚然，为了弄清一个人的命运可能要 化上一年、两年—一但祖国于此并无损失：因为你每天都在采煤。如某个证人关于你做了不大好的陈述或者证人已经死掉，——那就怪自己吧，你的叛国罪马上就定 案，巡回法庭当时就在你的十年叛决书上盖戳儿。如果不管怎样翻腾，各方材料一致说明你似乎真的没有给德国人做过事，—一而主要的你没有亲眼见过美国人和英 国人（如果不是被我们而是被他们从俘虏营解放出来，那就是一个大大加重的情节）—一那末行动人员便决定你应受何种程度的隔离。对某些人规定变更居住地点 （这样做必然使一个人和周围的人不易接近，使他易于受到打击）。对另一些人则体面地建议去干“沃赫拉”的工作，即营内准军事警卫工作：他好像仍保持着自由 人身份，但却失去了任何个人自由，并要到穷乡僻壤去生活。对第三类人则握手告别，虽然这种人因单纯地当了俘虏本应枪毙，但人道地把他放回家。不过，这种人 高兴得太早！他的案卷赶在他的前面，经过保卫部门的秘密渠道已经到达了他的故乡。这种人反正永远不是自己人，因此在第一次大规模抓捕时，如四八——四九 年，就会把他们接反苏宣传或别的适当条文关进监狱，我同这样的人也曾一起坐过牢。

“唉，要是我早知道！……”——这就是那年春天监室里唱的一支主要歌曲。要是我知道会这样迎接我！这样欺骗我！会有这样的遭遇！——难道我还会回到祖国吗？决不干！！会闯到瑞士去，到法国去！到海外去！到大洋外去！到天涯海角去！

然而，当俘虏们即使已经知道了，他们往往也还会这样做。瓦西里·亚历山大罗夫被俘后到了芬兰。某个老彼得堡商人找到了他，问清了名与父名后说：“我从 一九一七年起欠令尊一大笔款子，没有合适机会偿还。现在，对不起，请收下吧！”旧债—一真是意外收获！亚历山大罗夫在战后被接纳进了俄国流亡者的社交界， 在那里还找到了一个他真地爱上了的未婚妻。未来的岳父为了教育他，给他读了《真理报》的合订本——从一九一八到四一年的全部报纸，不加粉饰和修改。同时给 他讲了大体上如第二章中所述的各股水流的历史经过。终究……亚历山大罗夫还是扔下了未婚妻与富足生活，回到了苏联并得了很容易猜着的那种十年刑期加五年的 戴笼口。一九五三年在特别营里他高兴地抓住机会当了小队长……

考虑周到的人纠正说：错误早就犯下了！用不着在四一年往前线钻，于不该万不该就是不该去打仗。应当从一开始就在后方安置下来，找个安安静静的活儿，他 们现在都成了英雄。还有，当逃兵也不错嘛：命一定能保住，给他们的不是十年，而是八年、七年；在劳改营里也不会从什么职务上被赶下来——逃兵不是敌人，不 是叛徒，不是政治犯，他是自己人，普通犯。有人愤怒地反驳说；可是逃兵必须坐满这些年，受完这些年的罪，他们是不能得到原谅的。而对我们——很快就会有大 赦，我们大家都会给放出去（当时还不知道逃兵将享受到的一个主要优待条款！……）。

那些犯了第10分条，从自己寓所或从红军里给抓去的——一甚至常常羡慕地说：真见鬼！反正同样的代价（同样判十年），本来可以跟这些小伙子们一样，能 看见多少有趣的事呀，哪里不能走走呀Z而我们就这样断送在劳改营里，除了臭气熏天的楼梯外什么都没有见到过（然而，这些犯了第10分条的人好不容易才掩盖 起兴高采烈的预感，对他们嘛，大赦将会首先适用！）。

不唉声叹气地说“唉，要是我早知道！”（因为他们早知道干的是什么），不期待宽恕，不期待大赦的，只有弗拉索夫分子。

还在我意想不到地和他们在监狱板铺上相遇的很久以前，我就知道他们，并对他们感到困惑莫解。

起初这是一批淋湿了多次又晒干了多次的传单，它们散落在奥廖尔前沿阵地上三年没有刈割的长得者高的草丛里。传单上有弗拉索夫的照片，还有生平介绍。在 模糊的照片上那张脸似乎是保养得很好，很有福气的，就像我们所有的新型将军们一样。（实际上并非如此。弗拉索夫又高又瘦。在清楚的照片上可以看出，他更像 是一个上了点学、戴上了角质框眼镜的庄稼汉。）这个福气在传记中好像得到了证实：在横扫一切的抓人年代，他出国去当蒋一介石的军事顾问了。但总的说传单上 的传记中哪些话是可以相信的呢？

安德烈·安德烈耶维奇·弗拉索夫一九0O年生于下诺夫戈罗德省农民家庭。在当乡村教师的兄长的照管下读完下诺夫戈罗德宗教小学，因发生革命而未能读完 宗教中学。一九一九年春应召加入红军，年末已是与邓尼金作战的前线上的排长，内战结束时为连长，作为干部留在部队。一九二八年在射击训练班受训，后在司令 部工作。一九三O年加入联共（布），使他在职务上步步高升。一九三八年以团长军衔被派往中国担任军事顾问。因与军队和党的高层人士无甚瓜葛，弗拉索夫成为 顶替被宰掉的军长-师长-旅长的斯大林“第二梯队”的一员。一九三九年升任师长，一九四0年首次实行“新的”周日的）军衔制时被授予少将衔。根据后来的情 况可以断定说，在包含许多完全没有头脑没有经验的新上来的将军们当中，弗拉索夫属于最有能力者之一。他的第九十九步兵师，原来是红军中最落后的，现在被 《红星报》提作榜样，开战以后也没有被希特勒的进攻打个措手不及，相反，在我军全线东撤时它却向西挺进，夺回了佩列梅什利，并且坚守了六天。弗拉索夫很快 跨过了军长职位，一九四一年在基辅城下已经指挥着第三十七集团军。他带领一支大部队从基辅的“大口袋”里突围出来。十一月接受了斯大林交给的第二十军，立 即投入莫斯科郊区的希姆基保卫战，反攻至勒热夫，成为莫斯科的拯救者之一。（情报局十二月十二日战报中的将军名单排列为：朱可夫，列柳申科，库兹涅佐夫， 弗拉索夫，罗科索夫斯基……）以那几个月的高速度，他很快成为沃尔霍夫方面军（梅列茨科夫）的副司令员，三月，当为突破列宁格勒包围圈而轻率发动进攻的第 二突击军与后方失去联系以后，接受了陷入“口袋”的该军的指挥。最后的冬季道路尚可通行，但斯大林禁止后撤，相反地，强迫危险地突入纵深的集团军继续进攻 ——沿着已经化冻的沼泽地带，没有给养，没有装备，没有空中支援。军队经历了两个月的饥饿和死亡（从那里来的士兵后来在布蒂尔卡的牢房里对我讲述他们刨下 腐烂的死马的蹄子，拿刨屑煮了吃）以后，一九四二年五月十四日德军发动了对被围困军队的四面进攻（空中自然只有德国飞机）。仅在这时，开玩笑似的，才接到 斯大林准许撤回沃尔霍夫一线的命令。还曾经进行过这种毫无希望的突围的尝试呢！——直到七月初。

弗拉索夫的第二突击军就这样（好像重复着同样丧失理智地被扔进敌人包围圈的俄国第二萨姆索诺夫军的命运）覆灭了。

这当然是有对祖国的背叛的！这当然是有残忍的叛卖行为的！但这是斯大林的。背叛不一定卖身投靠。战争准备上的无知与疏忽大意，战争开始时的惊慌失措与怯懦，仅为拯救自己的元帅服而让许多军和集团军作无谓的牺牲——对于一个最高统帅说来，还有什么比这更严重的背叛？

与萨姆索诺夫不同，弗拉索夫没有自杀，还在森林沼泽地里徘徊，七月十二日在西维尔区就俘。他很快就进入了设在文尼察的关押高级军官的战俘营，那是由后 来密谋反对希特勒的施陶芬贝格伯爵组建的。弗拉索夫此后两年都是在持反对派立场的军人们（其中许多人后来在反希特勒的密谋中暴露和牺牲了）的这种庇护下生 活。他头几个星期就和第四十一近卫师师长博亚尔斯基上校一起写了一份报告，说如果德国承认新俄国的平等地位，大部分苏联平民和军队都将拥护推翻苏维埃政 府。（弗拉索夫的这个迅速的决定也许是受了他个人经验的影响：他妻子的父母被当做富农扫地出门了，她表面上跟他们断绝关系，暗中却在帮助他们。现在她和儿 子一道又成了被俘将军新的举动的牺牲品——不知从哪天起他们都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血盆大口里消失了。）

手里拿着这张传单，很难忽然相信这是一个杰出的人，或者相信他为苏维埃政权忠实地服务了一辈子以后，早就在为俄罗斯感到深深的忧虑。至于后来的那些报 道成立“俄国解放军”的传单，不仅是用恶劣的俄文写成的，而且还带着外国人的、显然是德国的气味，甚至对它宣布的事情本身显得无所谓，倒是粗俗地夸耀什么 他们那边吃得好、士兵心情愉快等等。叫人不能相信真有这支军队。如果它真是存在的话——哪能有什么愉快心情可言呢？

……只有德国人才能这样撒谎。

几乎直到战争结束实际上并没有存在过什么POA“俄罗斯解放军”。这些年曾有几十万志愿助战队员—一Hilflfswllige以完全的或部分的士兵 身份分散编入各德军部队。倒是存在过一些志愿反苏部队——是由不久前的苏联公民组成的，但由德国军官指挥。最早支持德国人的是立陶宛人（我们在一年之内把 他们整得太惨了！）。然后组成了一个乌克兰人的志愿SS师，若干爱沙尼亚人的SS支队。在白俄罗斯有对付游击队的人民警察部队（达到十万人！）。一个土耳 其斯坦营。在克里米亚有一个鞑靼营。（这一切都是苏维埃政权自己播下的种子，例如在克里米亚——是由于愚蠢地迫害清真寺，而有远见的征服者叶卡捷琳娜女皇 却拨官费兴建和扩建这些寺院。希特勒来了也想到该保护清真寺。）德国人占领了我国南部以后，志愿营的数量又有增加：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北高加索各有一 个，卡尔梅克人的志愿营有十六个。（而南部几乎没有出现过苏联的游击队。）大约有一万五千来人的哥萨克马车队跟着德军从顿河撤退，其中一半人是能拿枪的。 一九四一年在洛克奇（布良斯克州）附近，德国人还没到以前，当地居民就把集体农庄解散了，武装起来对付苏联游击队，一九四三年建立了自治州（为首的是沃斯 科博伊尼科夫），有一支两万人的武装部队（旗徽为胜利者格奥尔吉），自称POHA“俄罗斯解放人民军”。然而并没有建立起真正的全俄性的解放军，尽管对此 有过一些幻想和企图—一它们来自急于拿起武器解放本国的俄国人自己，也来自一批德国军人，他们影响有限，处于中等职位，但有现实的眼光，认为靠希特勒的狂 暴的殖民政策不可能打赢对苏战争。这些军人当中不少是波罗的海沿岸的德国人，其中也有曾在从前的对俄部门服务过的，对俄国的情况有特别清晰的感觉，如施特 里科-施特里克费尔德大尉。这一批人徒劳地力图说服希特勒当局上层人物必须建立德俄联盟。军队的名称、未来的条例、缝在德军制服上的袖章（安德烈底色—— 白底蓝色斜十字），都在他们的幻想中设计出来了。一九四二年在奥尔沙附近的奥辛托尔夫村，在几名俄国流亡者（伊万诺夫，克罗米阿迪，伊戈尔·萨哈罗夫，格 里戈里·兰斯道夫）的协助下建立了由苏联战俘组成的“试验部队”——穿苏联军装，拿苏制武器，但佩戴旧式肩章和民族帽徽。这支军队到一九四二年未有了七千 人，四个准备扩编为团的营，他们认为自己是PHHA“俄国民族人民军”的前身。志愿者超过了这支部队能接受的数量。但是——没有信心：因为不信任德国人， 而且这是对的。一九四二年二月突然收到了将部队解体的命令：化分为单独的营，穿德国军服，编入德军建制。当夜就有三百人投奔了游击队。

一九四二年秋，为了统一所有的反布尔什维克部队，打出了弗拉索夫的名号，同在一九四二年秋天，希特勒大本营否定了中级军官为使德国放弃东方殖民计划代 之以建立俄国民族武装力量而进行的尝试。刚刚决心作出性命攸关的选择，刚刚在这条路上迈出第一步——弗拉索夫已经变成仅为宣传所需要的人物了——这样一直 到最终。庇护弗拉索夫的军人们想让事情运作起来增加自己主意的分量，于是便决定搞了那个“斯摩棱斯克委员会”公告（一九四三年一月十三日在苏军前线上空撒 下）——许诺给予一切民主自由，取消集体农庄和强迫劳动。（同在一九四三年一月，禁止了俄国部队有营以上的建制……）他们违背禁令在德军占领的各州也散发 了这份公告，引起了很大的激动和期望。游击队揭露说，根本不存在什么斯摩棱斯克委员会，什么俄国解放军，这是德国人的谎言。头一个主意现在又迈出了下一个 主意——让弗拉索夫到占领区各地去作巡回宣传（又是未经请示大本营和希特勒的擅自行动；这样的自由放任是我们的准极权主义意识难以想象的，在我们这里没有 最高当局的批准，任何重要的一步都不能迈，不过找们的体制也要比纳粹的过硬得多，我们那时已经挺了四分之一世纪，而纳粹才十年）。弗拉索夫穿着自制的不属 于任何军队的军大衣——褐色，有将军服的红色翻领，没有等级标志——于一九四三年三月做了首次这样的旅行（斯摩棱斯克-莫吉廖夫-博布鲁伊斯克），四月做 了第二次（里加-佩乔雷-普斯科夫-格多夫-卢加）。这几次旅行鼓舞了俄罗斯居民，它们造成了俄罗斯独立运动正在诞生、独立的俄罗斯可能复活的逼真的表 象。弗拉家夫在人满为患的斯摩棱斯克和普斯科夫的剧场里发表演说，谈了解放运动的目标，同时公开说，国家社会主义是俄罗斯不能接受的，但是没有德国人也不 可能推翻布尔什维主义。听众也公开地问他：德国人想要把俄国变为殖民地，把俄国人民变为牛马，是不是真的？为什么至今没人宣布战后俄国将会怎样？为什么德 国人不准许占领区俄国人自治？为什么反斯大林志愿军只能受德军指挥？弗拉索夫回答得很拘谨，比他本人此时尚能指望的要乐观。而德国大本营对此的反应是凯特 尔陆军元帅的一纸命令：“鉴于在未报告元首和我的情况下发生的战俘俄国将军弗拉索夫赴我军北方集群期间的毫无知识的无耻言论，将其立即移送战俘营。”将军 的名字只许利用于宣传目的，如果他再次以个人名义讲话——即应交盖世太保处置。

这是尚有成百万苏联人处于斯大林政权之外的最后几个月，还可以拿起武器反对本国的布尔什维克奴役，还能建立自己独立生活，——但是德国领导人并未发生 动摇：正是在一九四三年六月八日，库尔斯克-奥廖尔会战前夕，希特勒重申：永远不会建立俄国独立军，德国只需要俄国人作为劳动力。希特勒不懂得推翻共产主 义制度唯一的历史机会就在于居民本身的运动，受折磨人民的兴起。希特勒害怕这样的俄国和这样的胜利甚于任何一种失败。甚至在斯大林格勒和失去高加索之后， 希特勒仍未注意到任何新的因素。当斯大林捞取着最高的祖国卫士的角色，恢复着旧时的俄国肩章、东正教会并解散共产国际的时候，希特勒下令解除所有志愿部队 的武装，把他们送去挖煤，后来改为把志愿部队调往大西洋壁障，去对付同盟国军队，从而有力地帮助了斯大林。

有关独立的俄国军队的整个构想的结局，实质上就是如此了。而弗拉索夫做了些什么呢？一方面是他不知道情况如何糟糕（不知道自己放行演说之后又被当做战 俘，处于受威胁的地位），一方面是他不可挽救地走上了对野兽抱希望做妥协的毁灭道路，而与启示录的野兽们相处，只有从第一到最后一刻都不让步才能得救。不 过，俄国公民解放运动总的说来有没有过这样的一刻呢？它从最初起就注定了要作为尚未冷却的一九一七年祭坛上的一份补加的牺牲品而毁灭。消灭了几百万苏联战 俘的战争的第一个（一九四——九四二）冬季就已经拉出了一条还从夏天为拯救布尔什维主义而动员手无寸铁的人们去当民兵就开始了的这些牺牲品的白骨制成的长 链。

这里适合拿弗拉索夫和十九集团军司令卢金少将做一个对比，那人在一九四一年就同意为反斯大林制度而斗争，但要求保证非共产主义俄国的民族独立，在没有 得到这种保证之前，他一步也没有迈出过战俘营。弗拉索夫却被无保证的希望所引诱，在这条道路上不止一次地听从了他的顾问们安抚性的论据。他进行过挣扎—— 想停止，退后，拒绝，但总有这样一类论据：“他们会解除所有志愿部队的武装”，“战俘们将会没有出路”，“东方工（即在德的俄国工人）的处境会恶化”。在 这些论据的借口下弗拉索夫于一九四三年十月签署了致被调往西部前线的志愿部队公开信：讲这项措施的暂时性，讲必须服从……

这个痛苦的志愿军运动的最后一点转瞬即逝的意义就这样完全丧失了：把他们当做炮灰送去对付同盟国军队和对付法国抵抗运动——去对付饱尝德国人的残忍和 德国人的自傲的在德俄国人唯一对之抱有真诚好感的那些人。弗拉索夫周围的人们当中怀抱的对英美人的暗藏的希望渐渐地破灭了：如果同盟国连共产党也支持，那 么难道他们不会支持民主的非共产主义的俄国反对希特勒吗？……特别是随着第三帝国的崩溃，当苏联向欧洲以至全世界扩展自己的制度的压力明显地暴露出来的时 候，——难道西方还会继续支持布尔什维克专政吗？这里就有一个时至今日也未能克服的俄国人和西方人观念的差异了。西方进行的仅是一场反对希特勒的战争，为 此认为一切手段和一切同盟者，特别是苏联，都是好的。再说，非不能也，是不愿也，设想苏联各族人民可能有与共产党政府不一致的自己的任务，西方觉得麻烦， 碍事。同盟军向开到西部前线的反布尔什维克志愿营散发号召书说，保证将投诚者立即送往苏联，真令人哭笑不得

弗拉索夫周围的人们在幻想和希望中把自己描绘为“第三势力”，即处于斯大林和希特勒之外的势力，但是斯大林，希特勒，西方都在踢掉他们脚下的支撑：对于西方他们是某种奇怪类别的纳粹帮凶，并没有什么特别值得注意的地方。

真的是有俄国人在打我们，而且打得比任何党卫军分子还凶，这点，我们很快就尝到了味道。例如，一九四三年七月，在奥廖尔附近有一个穿德军制服的俄国排 防守索巴金新村。他们打得那么不要命，好像这新村是他们自己建造的。我们把一个敌人赶进了地窖，每次往那里面扔手榴弹的时候，他的枪就停了。但只要我们钻 进去往下走，他就用自动步枪射击。我们往里面扔了一颗反坦克雷，才弄清楚，他在地窖里面还有一个坑，可以躲避手榴弹的爆炸。他是在多么难以想象的震耳欲聋 的响声、气浪的冲击和无希望的处境下继续进行战斗的。

例如，他们还防守过图尔斯克以南打不掉的第聂伯河登陆点，在那里为争夺几百米的地面进行了两星期毫无结果的战斗，战斗是凶恶的，严寒也同样凶恶（四三 年十二月）。在这场讨厌的连续多日的冬季战斗中，我方和他们都穿着遮住军大衣和帽子的伪装罩衣。我听说在小科兹洛维赤附近发生过这样一件事。两个人在松林 中跃进时迷失了方向，并排匍匐下来，他们已经摸不清楚．但仍然朝着什么人、什么方向射击着。两个人的自动步枪都是苏式的。两人共用子弹，互相打气，因为自 动步枪润滑油开始冻结而一起骂娘。最后，他们决定抽根烟，把白斗篷从头上拉下来——这时彼此就看清楚了帽子上的鹰和红星。马上跳了起来！自动步枪已经不能 射击！抓起来当棍子使，开始互相追赶：这已经与政治无关，与俄罗斯母亲无关，而只不过是洞穴时代的互不信任：我要怜悯了他，他就会把我杀死。

在东普鲁土，在离我几步的地方，沿路边押送着三个被俘的弗拉索夫分子，公路上正好轰隆轰隆地开过一辆T－34坦克。突然一个俘虏挣脱出来，纵身一跳， 像燕子飞似的扑到了坦克下面。坦克问了一下，但履带的边缘还是把他压了。被压坏的人还在扭动，鲜红的血沫流到了嘴唇上。他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宁愿像士兵 一样死去，而不愿在刑讯室给吊死。

没有给他们留下选择的余地。他们不能有别的打法。打起仗来没有给他们留下稍许爱惜自己一些的出路。如果光是“单纯地”当俘虏我们这里就已经认为是不可 饶恕的背叛祖国行为，那对于拿起了敌人武器的人还能说什么呢？我们宣传机构的板斧对这些人的行为用下述原因来解释：1．叛变的天性（生物学上的？在血液里 流着的？）2．怯懦。用怯懦恰恰讲不通！怯懦的人寻找的是宽容、照顾。而他们去参加隶属国防军的“弗拉索夫”队伍，只能是由于事情到了极端，出于超过限度 的绝望，由于不可能在苏维埃制度下凑合着活下去，由于对个人安危的轻蔑。因为他们知道，在这里他们不必希望得到一丝一毫的宽恕！被我们俘虏后，只要听到他 们嘴里清楚说出一句俄国话，就要被枪毙。（我曾在博布鲁伊斯克附近叫住一批前来就俘的人，告诉他们要改扮成农民，分激进到各个村子里去）。被俄国人俘虏也 像被德国人俘虏一样，最倒霉的是俄国人。

这次战争一般地向我们揭示了，当一个俄国人是地球上最糟糕的事。

我羞愧地回想起，在打扫（就是说抢劫）博布鲁伊斯克大包围圈的战场时，我沿着公路走在打坏和翻倒的德国汽车中间，走在撒落一地的贵重战利品中间——一 些大车和汽车陷在路旁的洼地里，德国的比曲格马在那里失神地踯躅，战利品堆成的篝火在冒着烟，我突然从那里听到呼救的号叫：“大尉先生！大尉先生！”这是 一个穿着德国军裤，光着上身，脸上、胸上、肩上、背上鲜血淋淋的步行人用纯粹的俄语向我叫喊，请求保护——个中土特科人员骑在马上用鞭子的抽打、用马身的 逼近驱赶着他走在自己前面。他用鞭子抽打他的赤裸裸的身体，不让他回过身来，不让他求助。边赶边打，在皮肤上引起一条条新的鲜红的伤痕。

这不是布匿战争，不是希腊波斯战争！地球上任何一个军队的任何一个有权的军官都有义务制止私刑拷打。任何一个军队——说得对，可是我们的军队呢？…… 在我们那种残忍而绝对的区分两类人的原则的支配下，我们能做到吗？例如，“不和我们站在一起的人，就不是我们的人”——那种人就只应受到蔑视和消灭。这 样，我就未敢在特科人员面前保护一个弗拉索夫分子，我什么也没有说，什么也没有做，装作没有听见似地去了讨会——免得我自己沾惹上这个公认的瘟疫，（说不 定这个弗拉索夫分子是个超级坏蛋……？必说不定这个特科人员会对我有想法……？说不定……？）其实了解我军当时情况的人看这件事更简单，——个特科人员还 会听一个陆军大尉的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