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尔谢尼耶夫的一生》第　五　部(12)

在这种时候她总是聚精会神地听我讲，听完之后以深信不疑的语气赞同说：“嗯、嗯，我明白你的意思。”我利用这个时机随即对她暗示：

“歌德曾经说过。‘我们自身依从于我们创立的意识’。有些感情我是完全不能抗拒的，有时我的某种想象唤起我痛苦的渴求，渴求到我想象中的地方去，渴求想象背后的东西，你明白吗？背后的：我无法向你说清楚！”

有一次，我和瓦金一起到卡扎奇布罗德去，那是波德涅普罗维耶的一个古老的村庄，去参加送别乌苏里区移民的仪式，第二天早晨才坐火车回来。我从车站口家的时候，她和哥哥已经上班去了。我晒得黝黑黝黑的，显得精力充沛，精神焕发，洋洋得意。我情绪激动，只想尽快地把我看到的稀罕事讲给她和哥哥听。我亲眼看见一大群人移到这神话般的离卡扎奇布罗德村有一万俄里远的地区去。我在这空空荡荡而收拾得干干净净的房子里转了一圈，然后走进卧室去换衣服，洗脸；我怀着一种既高兴又痛楚的心情瞧了瞧她的所有化妆用品和床上大枕头上面的镶边小枕头——这些在我看来无限珍贵，却又无比孤单，使我内心产生L种强烈的对她抱疚的幸福之感。可是，当我发现床头柜上有一本打开的书时，顿时呆住了：原来是托尔斯泰的《家庭幸福》，而书页上有几行字划了记号：“那时我的一切思想，一切感情都不是我自己的，而是他的思想和感情突然变成了我的……”我往后又翻了几页，又看见还有几行字划了记号：今年夏天，我常常走进我的卧室，发现我已不象过去那样为种种欲望和对未来寄予期望而苦闷，却是为现在的幸福而担忧……夏天就这样过去了，我开始感到孤单。他总在外面跑，把我一个人扔在家里他既不难过，也不害怕……

我站了几分钟，呆若木鸡。真是，我完全没有想到她会产生（并且正在产生）我不知道的、隐秘的、主要是伤感的思想感情，而且已经是过去时态了！“那时我的一切思想、一切感情……今年夏天，我常常走进……”最出乎意料的是最后一句：“夏天就这样过去了，我开始感到孤单……”这就是说，我从希沙基回来的那天晚上她流泪不是偶然的！

我精神特别焕发地走进机关，愉快地跟她和哥哥亲吻，交谈，开玩笑，一直不住口，心里却暗暗苦痛、等到最后只剩我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我立刻厉声地对她说：

“我不在的时候你好象看了《家庭幸福》？”

她脸红了。

“看了，怎么样？”

“你在书上划的记号使我吃惊。”

“为什么？”

“因为从中可以看得十分清楚，同我一起生活已经使你痛苦，你感到孤单、失望。”

“你总爱夸张！”她说，“什么失望？我不过是有点伤心，我确实发现了某些相似的地方……我要你相信，一点也不象你想象的那样。”

她要谁相信呢？要我还是要她自己？不过，听到这些话我还是很高兴的。我很愿意相信她，也乐意相信她。“凤头的草原鸥鸟从大路上腾空而起……她跑着，腰间围着蓝色毛布裙子，两只颤动的乳房在亚麻布衫下抖上抖下，脚上没穿鞋子，腿一直裸露到膝盖上——显示出青春和健康……”这里哪一种想象“背后”的东西没有呢？我怎样能拒绝呢？此外，我以为这些与她是完全可以并存的。我用种种托辞开导她：你只为我活着，只惦着我一个人，不剥夺我的意志和行动的自由，我爱你，而且为此将来还要更爱你。我觉得，我是这样爱她，以至我什么都可以做，什么都可以谅解。

二十五

“你变多了，”她说。“你变得更坚毅，更善良，更可爱了。你成了乐天派啦。”

“是的，可就是尼古拉哥哥，还有你的父亲老是说我们将来会很不幸。”

“这是因为尼古拉不喜欢我。还在巴图林诺的时候，我就感受到他的冷淡、客气，这你是想象不到的。”

“正相反，他谈到你的时候总是满怀温情。他说：‘我十分可怜她，她还是个孩子。你考虑考虑往后你们的前途吧，几年以后你的生活同县里消费税征收员的生活有什么区别？’你还记得我时常开玩笑地描绘我的将来吗？住房三套间，工资五十卢布……”

“他只疼爱你。”

“不很疼爱。他说，他唯一的希望是我的‘放荡’能挽救我和你，说我就是在这个行当上也显得无能，我们两人将会很快分手。他对我说：‘或者是你无情地抛弃她，或者是她干一阵子这舒服的统计工作，明白你给她安排了什么样的命运之后，就会抛弃你。’”

“他对我的希望是落空的，我永远不会抛弃你。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我才会抛弃你，那就是我发现我不再是见你所需要的，我妨碍你，妨阻你的自由、你的志向……”

当一个人遇到不幸的时候，他会不断地陷入这种或那种无益的苦思苦索之中。这是什么时候和怎样开始的呢？由什么造成的呢？我当时怎么会没去注意对我大概是一种警告的东西呢？“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我才会抛弃你……”我怎么就没有注意到这些话，没有注意到她毕竟没有排除某种“情况”呢？

尼古拉哥哥说得对，我太看重自己的“志向”，而且愈来愈滥用自己的自由。我在家里愈来愈坐不住，一有空就马上出门，乘车也好，步行也好，随便到哪里去都好。

“你这是在哪儿晒得这么黑呀？”吃午饭时哥哥问我。“你又上哪儿去啦？”

“寺院，河边，车站……”

“老是一个人去，”她埋怨道。“答应过多少次，说一起去寺院，可我来了以后只去过一次，那儿美极了，厚厚的墙，燕子，修士……”

我觉得惭愧，难过，不敢抬眼看她，但又怕失去自己的自由，只耸了耸肩膀说：

“这些修士你有什么好看的？”

“那么你呢？”

我竭力变换话题说：

“我今天在那里的墓地上着见了一种非常奇怪的现象：一位僧侣预先命人为他自己挖一个空的，但已全部造好了的墓穴，连墓首上的十字架都安好了，上面已写着某人葬于此，生于何时，甚至写上了‘卒于’二字。只空出去世日期的位置。那地方周围都是干净、整齐，有许多小径，栽满鲜花，可突然出现这么一个空墓穴。” “喏，你看。”

“看什么？”

“你还故意装蒜哩！算了吧。屠格涅夫说得对……”

我打断她的话说：

“你现在看书似乎就是为了在自己和我身上找到点什么东西。话又说回来，所有的女人都是这么看书的。”

“哼，那又怎么样呢？我虽说是个女人，可没有那么自私……”

哥哥出面调解，他温和地说：

“算了，你们再别说了！”

二十六

夏末，我在机关里的地位更有所改善：以前我是个“编外”人员，现在是编制之内的人了，而且得到了一个对我最合适不过的新差事：当参议会图书馆的“保管”——参议会地下室里堆着地方自治会的各种书刊。这个差事是苏利马替我出的点子，责任是分类整理这些书刊，入库（在半地下室一间长长的有拱顶的房间里，配有足够数量的书架和书柜），再就是管理，借阅，供机关临时使用，有时满足某个部门某一情况的需要。我分了类，入了库，然后开始管理，等着别人来借阅。可是一本也没有借出去，因为只有在秋季地方自治会开会前才有人来借，这样，我只剩下一项管理的事，也就是呆坐在这个半地下室里。我喜欢这间屋子，它象要塞一样有异常厚实的墙壁和拱顶，又特别安静，一点声音也传不进来，还有一扇不大的而离地面很高的窗户，阳光可以照射进来，看得见机关大楼后面空地上所有野生的灌木和杂草的根部。从此我的生活变得更加自由自在。我一个人整天孤单地坐在这地穴中读书写字，只要我愿意，哪怕是一个星期不来打照面，把那扇低矮的橡木门锁上，干脆走掉，想上哪儿就上哪儿。

我不知为什么到尼古拉耶夫去了一趟，而我经常去的只是一个城郊的村庄，那里有弟兄俩，都是托尔斯泰的信徒，为了过遵守宗教训诫的生活而迁居于此。有段时期我逢星期天晚上都到一个乌克兰人的大村庄去，在郊外第一个火车站附近，直到深夜才乘火车回家……我为什么这样跑来跑去呢？她感到除了别的原因之外，还有一件隐秘的事是我东奔西跑的目的。我关于希沙基那个女医生的谈话，给她的刺激要比我想象的深得多。从那时起她的嫉妒愈来愈强烈，她竭力掩饰这种嫉妒，但不是任何时候都能掩饰得过去。这次谈话后约莫两个星期，她一反自己温和宽厚的常态和少女的性情，突然象最通常的“家庭主妇”一样，找到一个借口就狠心地辞退了那个服侍我们的哥萨克女佣人。

“我知道得很清楚，”她不高兴地说，“你心里不痛快，当然罗，这匹‘小母马’的蹄子在屋里象你所说的‘踏踏’该有多好。它有那么好看的踝骨，那么亮的斜眼睛！可是你忘了，这匹小母马多撒野，多任性，我的忍耐是有限度的……”

我非常坦率地说：“你怎么能对我多疑呢？我看着你这只举世无双的手就想：为了这只手我不要世上一切美人！但我是诗人，艺术家，而任何艺术，照歌德的话说都是感性的。”

二十七

八月，一天傍晚，我曾到那两位托尔斯泰信徒住的庄子里去了一趟。这时天气尚热，加上是星期六，市区街上没有人影。我经过一排犹太人的商店和货摊，全都关闭着。傍晚的钟声悠悠袅袅，街面上已经映出花园和房屋的细长的阴影，然而暑气未消。南方城市的夏末通常如此。每天烈日炎炎，花园和庭前花圃里的所有花草都蔫缩了，烤焦了。漫长的夏天弄得市区、草原、瓜园的一切都了无生气。

在广场上，一个身材高大的小俄罗斯姑娘光脚穿一双钉了掌的皮靴，站在一口市区水井旁，那神态就象一位女神；她有一双深棕色的眼睛，还有那小俄罗斯和波兰妇女特有的开阔而轮廓分明的前额。一条街道由广场伸向山脚下，山谷间。远远看得见日暮前南方的地平线和隐隐约约的草原丘陵。我顺着这条街走下去，拐进城郊的中产阶级住宅区内一条僻静小胡同，走出胡同来到村头，由此翻山，山那边就是草原了。在村头和打谷场上的几间浅蓝色或白色的泥屋当中，有连枷在空中闪动，这是小伙子们在脱粒，夏夜里正是他们在一起嬉闹，唱赞美诗，唱得那么粗犷而又动听。站在山上放眼四眺，整个草原上是一片金色的密密麻麻的麦茬外大路上的细土那么厚，走在上面就仿佛穿了一双绒靴，周围的一切——整个草原，整个空间都被西沉的太阳照得耀眼。大路左边，在俯瞰山谷的悬崖上有间小屋，墙壁的石灰已经剥落，这里就是两位托尔斯泰信徒住的庄子。我离开大路沿着麦茬地走到庄子前，可是庄子里空空荡荡，这屋里屋外也没有人。我从大开的窗户往里望了望，只见无数苍蝇黑压压地在墙壁、天花板和搁板架上的水壶四周嘤樱嗡嗡。我又向打开大门的牲口棚里瞧了瞧，只见一抹夕阳的光辉映红了一堆干粪。我来到瓜地，看见那位弟弟的妻子坐在地头上。我向她走去，她没发现我或者假装没发现，一动也不动地斜着身子坐着，显得娇小、孤单；两只光脚板伸向一边，一只手撑在地上，另一只手拿着一根麦秸放在嘴里。

“晚上好，”我走到她跟前说。“您怎么一脸不高兴？”

“您好，请坐，”她扔掉麦杆，微笑着回答，还向我伸出一只晒得黑黑的手。

我坐下一看，完全是个照瓜园的小丫头！头发晒褪了色，穿一件乡下人穿的大领口衬衫，旧黑布裙子裹着妇女般的发达的臀部。两只小赤脚上沽满尘土，也晒得黑黑的，皮肤干干的。于是我想，她怎能打着赤脚踩在粪便和各种刺草上呢！因为她是我们这个阶层的人，我们这个阶层的人是从不打赤脚的，所以我始终不好意思去看她的脚，可又老是很想去看。她觉察到我的目光，就把脚缩回去了。

“你家的人都上哪儿去啦？”

她又笑了笑。

“各走各的。两个圣徒兄弟，一个到村头帮一个穷寡妇脱粒，一个进城给大师父送信。每周照例一次报告我们所犯的全部罪过、受到的诱惑、对肉欲的克制。除此以外，还要照例报告受到的‘考验’：在哈尔科夫，巴甫洛夫斯基‘兄弟’被捕，当然是因为散发传单反对兵役制。”

“您大概心情很不好。”

“烦死人的，”她说着摆了摆头，向后一仰。“我不能再忍下去了。”她悄声补充说。

“忍不了什么？”

“什么都忍不了。给我支烟。”

“烟？”

“对，对，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