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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谢尼耶夫的一生》第 二 部(4)

十二

这件事甚至使我父亲惊呆了。

当时一个普通的俄国人如何对待一个胆敢“反对沙皇”的人,现在要想象占来是不可能的,尽管有人不断掊击乃至谋害亚历山大二世①,但他的形象在人们心目中始终是“人间的上帝”,大家对他抱着莫名其妙的崇拜。“社会主义者”一词也叫人莫名其妙,因为人们把它作为一切暴行的代名词,所以这个词就包含着极大的耻辱和恐怖。当传说我们这个地方,甚至是罗加乔夫兄弟和苏波金娜一家的小姐都是“社会主义者’的时候,我们一家就吓破了胆,仿佛是县里出现了瘟疫或者出现了圣经上所说的麻疯病一样。后来还发生了一件更可怕的事情:据说我们的邻居,阿尔菲罗夫的儿子突然失踪了,他原是在彼得堡一个军医学院就读的。不久,他却出现在叶列茨附近的一个水磨坊里,当一名普通的装卸工人,穿起树皮鞋和麻布衬衫,蓄着一大把胡须。他是在“宣传”(提起这个词也十分可怕)的时候被识破的,然后被关进彼得罗巴甫洛夫城堡。我父亲绝非是一个愚昧无知、因循守旧的人,在各方面也不是一个胆小鬼。我童年时就多次听说过,他有时胆大妄为地把尼古拉一世直呼为尼古拉·巴尔金,叫他作粗鲁的家伙。但我也听说过,有时第二天他就完全改换了口气,恭恭敬敬地称他为“可尊敬的尼古拉·巴甫洛维奇陛下……”。我父亲一切都取决于他那贵族的情绪,但到底总有本质的东西吧?所以“逮住了”这个满睑胡须的年轻装卸工的时候,他就只好慌了神。

“费多尔·米海内奇真不幸!”谈到这个装卸工的父亲时,他害怕地说。“大概,这个小家伙要处死的。一定会处死的。”他对于重大的事件总是侃侃而谈。“活该,真活该!我很可怜那老头子,但却不能对他们讲什么客气。我们就是讲客气才弄出法国革命的!我不会错,我肯定,你们要记住我的话,这个额头圆圆的、阴沉的蠢猪一定要当囚犯,要给全家丢丑的!”

现在,这种会丑和可怕的事情突然落到我家的头上了,怎么搞的呢?为什么呢?总不能把哥哥也叫作额角圆圆的、阴沉的蠢猪吧。他的“犯罪活动”看来比苏波金娜家小姐们的活动还更荒谬,更难以置信。苏波金娜家的小姐虽说也属于富贵的善良人家,但她们毕竟由于自己少女的愚蠢,随随便便就被什么罗加乔夫的兄弟们弄糊涂了。

哥哥的“活动”是什么,他是怎样度过自己的大学生活的,我不很清楚。我只知道,这种活动还在中学的时候就已经开始了,那是在一个“着名的人物”,——一个叫杜勃罗霍托夫的师范生的领导下开始的……究竟是什么东西促使我哥哥——一个只靠自己的奇才以优异的成绩读完中学和大学的人,去把自己全部青春的热情献给“地下工作”?莫非是彼拉和塞索伊卡②的悲惨的命运?无疑。他读这本书的时候,曾不止一次地潸然泪下。但为什么他象所有的同年人一样,在诺沃谢尔基,在巴图林诺都从不注意生活中的彼拉和塞索伊卡呢?在许多方面他都很象父亲,无怪父亲喝了两三杯伏特加后说:

“不,好极了!我喜欢喝它两蛊!让它头昏脑涨!”

让它头昏脑涨这句话本来是酿酒厂里常说的,一但喝醉了的人也用它来表示自己感到年青和快乐,感到身上有一种愉快的萌动。感到已摆脱理性的束缚,摆脱日常事务的牵挂和约束。农民们谈到伏特加酒时也这样说:“尽量喝吧!喝了它人就可以解脱!”“罗斯就是纵酒作乐”这句名言看来并非象表面解释的那样简单。难道装疯卖傻,漂泊流浪,宗教狂热,自焚和一切暴乱,甚至那令人惊叹的描述和俄罗斯文学引以为荣的文艺感染力同这种“乐趣”没有血缘关系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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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亚历山大二世(1818—1881),一八五五至八一年的俄国皇帝尼古拉一世之子。

②彼拉和塞索伊卡是哪一作品的主人公,不详。

十三

我哥哥改名换姓,易地迁居,藏了很久。后来,他认为没有危险的时候,便来到巴图林诺,但一到此间的第二天,就被宪兵逮住了。这是我们一个邻居的管家去告密的。

事有凑巧,就在宪兵来到巴图林诺的那天早晨,这个管家被一棵树打死了,这棵树是照他的吩咐在花园里砍伐下来的。我当时想象出事的这幕情景至今还留在我的脑海里。那是一个古老的大花园,当时秋色正浓,树木疏落,秋风秋雨把满园弄得凋零斑秃,到处结了寒霜,铺满败叶,枝干已经发乌。只剩下几点黄黄红红的衣着。一个清鲜明朗的早晨,阳光闪灼,林间草地上光彩熠熠,一束束暖和的金色的光柱在树干之间倾泻着,它们流到窎远的潮湿而寒冷的空间,流到底下阴暗的角落。那还没有完全消散的晨雾,象一层薄烟似的映照着蓝天的光泽。在两条林荫道的十字路口,一棵雄伟的百年械树撑开巨大的树冠,直插潮湿的明亮的晨空,那象黑色的花纹一样的枝丫,有些地方还吊着淡黄色的齿状的大叶。几个只穿着衬衫的农夫,把帽子推到后脑勺,高高兴兴地嘿呼着,用闪亮的斧头猛劈着,因年岁而变硬了的粗大的树干,越砍越深,。与此同时,那管家把两手插在衣兜里,仰望着在空中抖动的树梢。也许,他是在沉思,怎样巧妙地埋伏下来,好逮住那个社会主义者的吧?但这时大树突然哗啦一声,树梢出其不意地向前倾倒,急速,沉重,可怕,哗啦啦地穿过旁边的树枝,向他身上压下来……

后来我多次到过这个庄园。它曾一度是属于我母亲的。爱败家的父亲,喜欢把一切都卖掉,老早就把这庄园拍卖而且把钱也花光了。新的领主死后,这个庄园又转让给一位住在莫斯科的“获得叶卡捷琳娜勋章的太太”,从此就荒废了。土地分给农民,庄园只好听天由命。我打大路走,经过这座庄园(它离大路只有一俄里远)的时候,常常拐进去;沿着一条宽阔的橡树林荫道走进这个庄园,进入宽敞的庭院,把马留在马厩附近,就转身进屋……在俄罗斯文学中,有多少闲置的土地,多少荒芜的花园总是被热情地描写过啊!为什么荒凉、偏僻、破落会叫俄罗斯人的心灵感到如此亲切和欢欣?我走到屋前,走过屋后的花园……马厩、下房,粮仓以及空院周围的其它杂用房屋,惨淡阴沉,变得十分刺眼。这些房屋破败、倒塌,情景凄凉,菜园和打谷场也都杂草丛生,与后边的田野连成一片。那用灰色薄板包镶的木屋,自然也已陈腐、衰老,但一年一年更令人迷恋,我就特别喜欢欣赏它的带小格框子的窗户……当你偷偷地窥视这座古老的。空空如也的房屋,亵渎地探察它的过去,观看它寂静而奥秘的神殿的时候,你多么想说出你当时的感情!屋后的花园虽有一半已被砍伐,但还有许多古老的椴树、槭树、意大利的白杨树、白桦和橡树,仍旧是很美的。在这个荒废的花园里,这些树孤独和沉默地度过了长久的岁儿度过了永葆青春的晚年。在这孤寂和沉默中,它们过着悠闲自在的幸福生活,显得更加优美。难道天空和古树会看得厌的么?每一棵树总有自已的表情,自己的轮廓,自己的灵性和自己的心思。我在树下徘徊,凝望着炯娜多姿的树梢,看着纷披的枝叶,心中苦于要了解、识破和牢记它们的容姿。在花园下边辽阔的斜坡上,我在数株巨大的橡树根前坐下来,想着这些树木的形态。斜坡上长满了深草和野花,鲜艳、温柔,那些家级题的树墩在它们之间显得格外粗笨。在斜坡下边的田地里,一些池塘还贮满着清水。在花草的衬映下,池水明净晶莹……这时我的神思仿佛已离开了现实生活,怀着忧郁与奇想,从天国的远方俯瞰着人间,察看着世界上的“一切事物”!在这里,我每次都想起那个被老槭树压倒并同这棵树一起毁灭的可怜的人,想起哥哥被这个人无端坑害而遭遇不幸的命运,想起那个遥远的秋天的日子。那天,两个大胡子的宪兵把我哥哥送到城里去,送进那座监狱。在监狱中,曾有一个忧郁的囚徒从铁窗里看着夕阳,这使我当时大为震动……

那一天,父母都失去常态,紧跟在哥哥的官车后头,驱车直奔城里;母亲并没有哭泣,她那发乌的眼睛冷淡而可怕。父亲既不看我,也不看她,只是拚命抽烟,老是嘟哝着:

“这是胡诌,鸡毛蒜皮的事!你要相信,过几天这种无稽之谈就会破产的……”

当天晚上,哥哥被送到更远的地方去了,送到哈尔科夫,他曾因参加那里的地下活动而被逮捕。我们上火车站去送他,看来,最使我感到震惊的是,我们来到车站,不得不要走进三等乘客的候车室。在这里,我哥哥在宪兵的监视下,候着火车,他失去了支配自己的权力,已不能同一些体面的、自由的人坐在一起,不能同他们一起喝茶或吃点心。我们一走进这个杂乱无章、熙熙攘攘、吵闹不堪的候车室,哥哥的样子使我痛苦,他作为囚犯已处于孤立和无权的地位,这一点一他自己也很清楚。他感到自己的身价卑微,因而只好难堪地一笑。他远远地独个儿坐在角落里,靠近进月台的大门旁边,虽还英俊可爱,但那瘦削的身躯,只穿着一件薄薄的灰色上衣,外披父亲的貉皮袄,模样却异常可怜。他四围空寂无人,——宪兵们常把围着看热闹的娘儿们、农夫和小市民赶开,他们出于好奇诚惶诚恐地看着这个已落入笼中的活着的社会主义者。特别好奇的是一个乡下的老大爷,他身材修长,头戴高大的海龙皮帽,脚穿沾满灰尘的深统套靴,他睁大眼睛,凝视着哥哥,象发连珠炮似的向宪兵们提出一连串的问题,竟使他们无言以对。宪兵们不时看着哥哥,象看一个犯了过失的孩子一样,他们都必须把他监视起来,必须把他押解到什么地方去。其中有一个宪兵突然亲切而又温情地笑着对我母亲说:

“夫人,您别担优,上帝保佑,一切都会好的……您同他坐一会吧,到开车还有二十来分钟……少尉马上打开水去,您可吩咐给他买点路上吃的东西……您做得很好,给了他一件皮袄,在车厢里,晚上可有点冷呵……”

我记得,这时母亲开始哭了,她坐到哥哥附近的椅子上,突然放声大哭,用手帕捂住嘴巴,父亲呢,痛苦得皱起眉头,甩了一下手就赶快跑开了。他没有受过任何苦难和不愉快的事情,一旦有这类事情发生,总是出于自卫而想方设法尽快躲避起来,他甚至连一点点生离死别的痛苦也要逃避,老是突如其来地颦眉蹙额,使送别的人大为扫兴,而且嘀嘀咕咕,说什么送的时间愈久,流的眼泪就愈多。他到小卖部去喝了几杯伏特加酒,然后去找站上的宪兵上校,请他允许哥哥乘坐头等车厢……

十四

这天晚上,我除了惘然若失和困惑莫解之外,没有任何感觉。哥哥刚一押走,父母也都走了……,此后,我久久地熬受这新的心灵上的病痛。

父亲不知为什么在第二天早晨就同母亲走了。那是一个晴朗的日子,阳光灿烂,象我们家乡十月份常有的天气那样。只是在城里,凛冽的北风吹得冰肌刺骨。一切东西都显得特别明净,宽敞。无论是大街小巷,或是空旷的郊外,都好象完全失去了空气一样。一明朗的天空上,飘浮着白烟似的浮示,自云之间不时闪出一丝强烈的绿光……我把父母送到寺院和城堡跟前,这儿有一条公路通向田野,路面已结了薄冰。硬得有如石块一样。田野那边。一片萧索冷落。只因为有了阳光和云影,它才显得有些光彩斑驳。马车就在这里停下来。当我们收抬停当。准备启程的时候,太阳已经老高了。虽然它不时从云间探首窥望,耀眼的光芒却不怎么暖人,待我们出城来到田间,北风可吹得叫人难受,以至坐在赶马车座上的车夫,也不得不弯下头来。父亲穿着皮袄,戴着冬季的皮帽,胡须吹得满脸飘扬,直扑到眼睛,害得他眼里冒起金星,泪水直流。我从车上下来,母亲又辛酸地哭了,她那灰色的风帽贴到我的脸上,父亲呢。只在我身上匆匆地划了十字。用冻僵的手放到我的嘴唇上,然后冲马车夫的背后喊了一声:

“走吧!

车蓬半支的马车顿时轰隆一响,那匹强壮的栗色辕马仰起头来,摇动了轭下的小铃铛,那两匹枣红色的拉边套的马立刻跷起了屁股,步伐整齐地跑起来。我久久地站在公路上,目送着这个车蓬,看着滚动的后轮,看着毛茸茸的辕马的蹄子,它们在车身下的轮子之间飞舞着,看着拉边套的马的铁掌,它们在车子两侧高高地、轻巧地奔跑着。我久久地听着逐渐远离的轭下的哭泣声,心中十分痛苦。我穿着一件薄大衣,寒风刺骨,只好缩起两肩,抵御寒冷,想着昨夜父亲在贵族旅馆吃饭时,一边给自己斟黑啤酒,一边说的那番话:

“这是胡扯,鸡毛蒜皮的事!”他肯定地说:“有什么了不得的!唉,让他们逮走吧,也许还要送到西伯利亚去,送吧,他们会送去的。现在送到那边去的人还少么,我问你们,托波尔斯克①有什么地方比叶列茨、沃龙涅日差些呢?简直是胡扯,鸡毛蒜皮的事!正如古洪·扎顿斯基所说,坏事会过去,好事也会过去,一切都会过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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