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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朱元璋是如何当上皇帝的:只因从小立志反腐 朱元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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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元璋出生在贫苦农民家庭,很小就给地主放牛。1344年,他家乡安徽凤阳一带发生了严重的旱灾、虫灾、瘟疫。朱元璋的“父母兄相继死于旬日之内”。十七岁的朱元璋无依无靠,就到附近的皇觉寺当了和尚。不久,寺庙打发他以“化缘”为名去乞讨。在三年的“游方僧”生涯中,他走遍了安徽、河南许多地方。亲眼看到元朝末年贪官污吏夺取民财,强占民女。广大农民被田赋、徭役盘剥得背井离乡,死在路上。他愤然喊出:“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贪财好色,饮酒废事,凡民疾苦,视之漠然,心实怒之。”因此,他立志反元、反腐。

朱元璋二十五岁弃僧从戎,投到以郭子兴为头领的反元部队——红巾军中。

在郭子兴部队的基础上,逐渐招募了很多农民,还通过招降、俘虏、规劝等方法,收编了许多元朝官军和其他反元集团的人。他们大多是农民出身,受过元朝官、兵和豪绅欺压,有反元的积极性,但农民意识严重,生活散漫,自私自利。这支部队在郭子兴死后由朱元璋率领,南征北战,屡立战功。许多将领和士兵就出现了居功自傲、违法乱纪现象。特别是来自元军和其他反元集团的人,原来就纪律很差,归顺以后恶习未除,一有战功,就有恃无恐,肆意横行,强占民财民田,霸占民女,嗜酒妄杀。面对这种现象,朱元璋就把整军当做反腐的当务之急,狠抓不怠。

元至正十五年(1355年)一月,朱元璋受郭子兴之命初任“总兵”去增援和阳。先到和阳的是郭子兴的内弟张天佑。张入和阳“暴横多杀人”,把女人集中起来,准备带回滁州。朱元璋赶到和阳,就严整军纪,放归女人,使家人团聚,“人民大悦”。以后,朱元璋取太平,据金陵,以至以后的一系列政治军事活动中,无数次大整军纪。

朱元璋治军整军的特点是狠抓将,继抓兵。他派将出征以前,都告诫将士:征战并非为“略地攻城”,重要的是“平祸乱以安民生”。“城下之日,勿夺民财,勿毁民居,勿废农具,勿杀耕牛,勿掠人子女,有犯令者,处以军法。纵之者,罚无赦。”朱元璋发现将领有问题,就严肃处理。他曾对徐达、常遇春等将领说:“闻尔等所畜家僮乃有恃势骄姿,逾越礼法,此不可不治也。小人无忌,不早惩治之,他日或生衅隙,宁不为其所累?”朱元璋严诫诸将,将官也严管部下。

朱元璋治军整军的另一特点是“言到法随”。取太平以前,朱元璋就令人写好“戒戢军士”的榜文,一入城,便将榜文张贴出去。有士卒欲行“剽掠”,一见榜文,“愕然不敢动”。有一名士兵违令而行,被斩首示众。此后,全城“肃然”,“人心悦服”。朱元璋治军的再一特点是赏罚严明。洪武三年(1370)大封功臣时,他对那些论战功该封高一级爵位,因有违法乱纪行为的人,如汤和、赵庸等四人,封了低级爵位。而对那些不自私贪财,服从调迁的人,如李文忠、邓愈二人,则封高级爵位。

正因为朱元璋严格治军整军,他的军队纪律严明。史载:取镇江,“号令严肃,民不知有兵”。下婺州,“民皆按堵”。入南昌,“军令肃然”。武昌降,“士卒无敢入城,市井晏然”。其后攻杭州、苏州、大都等,都有类似的记载。开国以后,针对武将干预地方事务的作法,他下令:“民间词讼,虽事涉军务者,均归有司申理,毋得干预”;“遇有造作,……其合用物料,并自官给,毋擅取予民。”不许军人干预地方政务,不许军队直接向居民征用器物,就有效地从源头上避免了军队的腐败现象。

在整饬军纪的同时,朱元璋更加关注政府官员的反腐问题。随着战争的节节胜利,逐步建立了各级地方政权,其官员多是留任的元朝官吏,腐败恶习严重地沿袭着。朱元璋说:“元朝之所以失天下,就在其官吏贪得无厌,……然此风流传至今,未有遏制,如蝼蚁蝇蚋本性难移一样,贪官污吏随处皆是,不思悔改。”面对官吏“掌钱谷者盗钱谷,掌刑名者出入刑名”的腐败现象,必须整饬政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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