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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秘:朱元璋分封太过演变成了明朝战乱的祸根! 朱元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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诸侯王强大难制是令封建帝王感到头痛的问题。汉景帝采用晁错提出的削藩策,结果引发“七国之乱”,后来汉武帝采纳主父偃的推恩之策,才较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

明初,朱元璋遍封诸子为王,因“分封太侈”,造成易君之后藩王拥兵自重,朝廷权威不立。建文帝朱允炆面临这种困局,没有吸取历史的经验教训,强行削藩,迫使燕王朱棣起兵造反。在这场叔侄之间的较量中,身为长辈的朱棣最终胜出。朱棣能够取代朱允炆,主要原因是朱允炆在决策、用人、军事指挥上屡犯错误,使自己得天下人心、以顺讨逆的优势逐渐失去。而朱棣很少犯错,知己知彼,进退有方,胜利属于他是迟早的事情。另外,朱棣的运气比对方好,在几次重大战役中,突然刮起的大风使他转败为胜,转危为安。难怪朱棣自己说:“此天授,非人力也。”

明代重大事件回顾

朱允炆失误之一:重用齐泰黄子澄激化矛盾

朱元璋在登上帝位的第一年,就立嫡长子朱标为皇太子。洪武二十五年(公元1392年)四月,朱标病故。九月,朱元璋立皇孙朱允炆为皇太孙,朱允炆是朱标第二子,因朱标长子朱雄英早死,故朱允炆被立为皇太孙。朱元璋晚年,功臣宿将被诛杀殆尽,而不少藩王都拥有重兵,皇太孙朱允炆对此深感忧虑。由于朱元璋的二子秦王朱樉、三子晋王朱棡先后死去,镇守北平的第四子朱棣势力最大,便成为朱允炆的心腹大患。

洪武三十一年(公元1398年),朱元璋病逝。朱允炆即皇帝位。燕王“自北平奔丧”,朱允炆称太祖有遗诏,令诸王不得来京奔丧。诸王认为哪里有父死遗令子孙不得奔丧之理,对遗诏的真伪颇有怀疑,一时之间流言四起,朱允炆与众多叔父之间的关系骤然紧张起来.

朱允炆起用齐泰为兵部尚书,黄子澄为太常卿兼翰林院学士,同参军国事。齐黄二人坚决主张削藩,于是朱允炆与他们密谋削藩之事。

对于如何着手削藩,齐泰和黄子澄有不同的看法。齐泰想先削燕王,黄子澄说:“不然,周、齐、湘、代、岷诸王在先帝时多不法,削之有名。今欲问罪,宜先周。周王,燕之母弟,削周是剪燕手足也。”他认为削藩应先从有不法行为的藩王开始,这样才能名正言顺。周王朱橚是燕王朱棣的同母兄弟,又有不法行为,应先削周王。恰逢周王次子告其父谋不轨,并牵连到燕王、齐王、湘王。朱允炆便命曹国公李景隆到开封把朱橚抓回京师。没过多久,朝廷又逮捕齐王朱榑、代王朱桂、岷王朱梗等,对朝廷早有戒心的朱棣更加“疑惧”。

朱允炆失误之二:不听卓敬高巍言引发战争

户部侍郎卓敬也在思考朝廷应如何解决藩王拥兵自重的问题,他秘密上疏朱允炆:“燕王智虑绝伦,雄才大略,酷类高帝。北平,形胜地,士马精强,金元所由兴。今宜徙封南昌,万一有变,亦易控制。”建议把燕王改封为南昌王,把他调离北平。第二天,朱允炆召见卓敬,说:“燕王,朕骨肉至亲,卿何得及此!”卓敬叩头说:“臣所言天下至计,愿陛下察之。”但朱允炆不采纳他的意见。

吏部官员高巍对朝廷削藩持不同意见,他上书朱允炆,称:“高皇帝分封诸王,比之古制,既皆过当。诸王又率不法,违犯朝制,不削则朝廷纪纲不立,削之则伤亲亲之恩。贾谊曰:‘欲天下治安,莫如众建诸侯而少其力。’今盖师其意,勿行晁错削夺之谋,而效主父偃推恩之策。在北诸王子弟分封于南,在南子弟分封于北。如此,则不削之削也。”

高巍提到的贾谊、晁错、主父偃均为西汉人。汉初同姓王势力强大,贾谊建议汉文帝把大国分为小国,晁错屡次向汉文帝建议削夺诸王的封地。汉景帝时,吴王跋扈,晁错又上“削藩策”,景帝用晁错之策,引起“七国之乱”。汉武帝时期,诸王虽不像以前那样强大难制,但有的王国仍然“连城数十,地方千里”,威胁着中央政权。汉武帝并未采用削藩措施,而是采纳主父偃的建议,允许诸侯王推“私恩”把王国土地的一部分分给子弟,并封其子弟为列侯。推恩诏下后,诸侯王纷纷请求把土地分给子弟,西汉王朝“不行黜陟而藩国自析”。武帝以后,王国辖地不过数县,诸侯王强大难制的问题就这样基本解决了。

高巍劝朱允炆“勿行晁错削夺之谋,而效主父偃推恩之策”,与卓敬的建议有异曲同工之妙,应是解决明初藩王强大难制问题的良策。但朱允炆优柔寡断,“嘉之而不能用”。他坚决推行削藩,很快就把火烧到燕王朱棣身上。

朱允炆失误之三:讲仁义重蹈宋襄公覆辙

公元1399年7月,朱棣起兵造反的消息传到京师后,朱允炆决定出兵伐燕,并布告天下。他任命老将长兴侯耿炳文为大将军,以附马都尉李坚、都督宁忠为副,率师三十万北伐。又命安陆侯吴杰、江阴侯吴高、都督耿瓛、都指挥使盛庸、平安等分道并进。当时朱允炆方锐意文治,每天与学士方孝孺等人讨论周官法度,把军事决策权交给齐泰、黄子澄二人。在部队出发前,朱允炆告诫将士:“一门之内自极兵威,不祥之甚。今尔将士与燕王对垒,务体此意,毋使朕有杀叔父名。”

朱允炆天性仁孝,他明令诸将不得伤害燕王,相信是真心之言。但他没想到这句圣旨直接关系到这场战争的胜败。俗语说,擒贼先擒王,只有消灭了敌人的首领,才能彻底战胜敌人。燕王以逆犯顺,全靠他个人的威信,如果他一死,“靖难之师”便失去了灵魂,燕军便会不战自溃。朱允炆在将士出征前说出这样的话,给朱棣提供了保护伞,使将士面对朱棣时不敢放手一搏。

在长达数年的战争中,朱棣每每身先士卒,虽然“濒于危者数”,但明军诸将“莫敢加刃”。在东昌(今山东聊城)之战中,燕师大败,主将张玉战死。燕师败退时朱棣独自一人殿后,追者数百人不敢逼。在滹沱河之战中,朱棣竟然在对方阵地中野宿,被明军发现后又穿营而过,而官军将士“莫敢一矢相加遗”,眼睁睁地看着朱棣扬长而去。春秋时期,宋襄公用仁义道德指导战争,在泓水(今河南柘城西北)之战中坐失战机,被楚军打得大败,宋襄公自己也做了“仁义”的牺牲品。朱允炆不懂得战争的规律,在关键时刻讲仁义,重蹈宋襄公的覆辙,最终被朱棣打败,给后人留下深刻的教训。

燕王朱棣福大命大:几场关键战役均得风助

朱棣之所以发动“靖难之役”,实在是逼于削藩的无奈之举。令很多人意想不到的是,实力相对较弱的朱棣竟打败了实力强大的朝廷军队,赢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总结其原因,除了朱允炆用人不当、指挥失误和朱棣善于用兵外,还有一点不能忽视,就是“天时”对朱棣的眷顾,在几场重大战役中,天气都帮了朱棣的大忙,使他转败为胜,转危为安。战争初期,朱棣在北方战场进展顺利,燕军先后攻下通州、蓟县、怀柔等地,屡挫朝廷军队。面对耿炳文率领的三十万大军,朱棣厉兵秣马,出奇兵在真定(今河北正定)大败耿炳文。建文元年八月,朱允炆以曹国公李景隆代替耿炳文为大将军,率领五十万大军伐燕。

建文二年(公元1400年)四月,双方战于白沟河。在鏖战之际,突然刮起一阵旋风,吹折李景隆的大将旗。燕军乘风纵火,官军大乱,奔声如雷,李景隆狼狈逃窜。九月,朝廷再次换将,命盛庸代替李景隆。次年三月,燕军与盛庸战于夹河,燕将谭渊战死,燕军不利。次日,朱棣整众再战,双方从早上打到中午仍不分胜负。正在双方难分难解之际,又刮起一阵东北风,两军咫尺不相见,燕军乘风大呼进击,盛庸军大败,退保真定。过了几天,两军又在藁城(今河北石家庄东部)相遇,官军列方阵于西南,燕军从四面攻击,朱棣率精锐攻其东北隅,“会大风起,发屋拔树,燕军乘之”,官军大溃,朱棣乘胜追击,斩首六万余级。

燕军在白沟河、夹河和藁城三场大战中皆得风助,朱棣深感庆幸,他认为:“此天授,非人力也。”后来,朱棣改变以往只顾攻城略地的战略,挥师南下,疾趋京师,于建文四年(公元1402年)六月攻陷南京。朱允炆纵火焚烧宫殿,不知所终。传言朱允炆从地道逃出皇宫,追随者有翰林院编修程济、御史叶希贤等四十余人。

“靖难之役”源于“分封太侈”

明初叔侄相争的“靖难之役”之所以发生,表面上是建文帝朱允炆削藩引起的,而深层次的原因是朱元璋“分封太侈”。是否分封诸子或功臣为王是历代开国皇帝都要面对的重大问题。秦朝开国之初,丞相王绾等人曾向秦始皇提出分封诸子为王,理由是国家幅员辽阔,“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无以镇之。”秦始皇叫大臣们讨论分封诸子为王是否妥当。廷尉李斯提出反对,他说周初大封同姓子弟,但年代久远之后,亲属关系疏远,“相攻击如仇雠,周天子弗能禁止”。李斯主张不必分封诸子和功臣,用“公赋税重赏赐之”就可以了,他认为这才是“安宁之术”。秦始皇接受了李斯的意见,结果留下了天下大乱后王室孤立无援的后患。

汉朝建立后,汉高祖刘邦吸取“秦孤立而亡”的教训,“大封同姓以填抚天下”。起初是同姓王与异姓王并存,后来刘邦逐步除掉异姓王,只保留同姓王。由于当时同姓王势力太大,后来终于造成“七国之乱”。晋初,武帝司马炎也大封同姓子弟为王,这些同姓王都握有军政大权,结果酿成“八王之乱”。唐代采用折中措施,虽封皇室子弟为王,但“有名号而无国邑”。宋代对唐代的做法稍作改动,封王只及自身,不得世袭。元代封皇子为王,并将他们派往各行中书省,专制一方。

朱元璋总结历代经验教训,最终决定封诸子为藩王。他说:“天下之大,必建藩屏,上卫国家,下安生民。今诸子既长,宜各有封爵,分镇诸国。联非私其亲,乃遵古先哲王之制,为久安长治之计。”但朱元璋封诸子为藩王只考虑到有利的一面,对其弊端考虑不周,而且在具体分封措施上也有失妥当,藩王虽无行政权,但封国很大,还握有军权,其护卫“少者三千人,多者至万九千人”,北边防御蒙古的几个藩王,所统兵都远远超过万人,导致后来朱允炆不得不削藩。

叶伯巨上书直言“侈封”弊端

对于朱元璋“分封太侈”的弊端,当时很多大臣都看不出来,反而在平遥县当训导的叶伯巨看得一清二楚。洪武九年(公元1376年),星变屡次出现,钦天监奏“五星紊度,日月相刑”,朱元璋下诏“求直言”。叶伯巨应诏上书,直言“当今之事,太过者三”。

叶伯巨所说朱元璋做得太过分的三件事是“分封太侈、用刑太繁、求治太急”。对于“分封太侈”一事,叶伯巨认为,古代圣王分封诸侯,其目的是“强干弱枝,遏乱源而崇治本”,而今天“裂土分封诸王”,是“惩宋元孤立,宗室不竞之弊”。但在具体措施上,“秦、晋、燕、齐、梁、楚、吴、蜀诸国无不连邑数十,城廓宫室亚于天子之都,优之以甲兵卫士之盛”。叶伯巨指出:“数世之后,尾大不掉。然后削其地而夺之权,则必生觖望,甚者缘间而起,防之无及矣。”

叶伯巨说:“议者曰,诸王皆天子骨肉,分地虽广,立法虽侈,岂有抗衡之理?然独不观于汉、晋之事乎?孝景,高帝之孙也。七国诸王,皆景帝之同祖父兄弟子孙也。一削其地,则遽构兵西向。晋之诸王,皆武帝亲子孙也。易世之后,迭相攻伐,遂成刘、石之患。无他,分封逾制之过也。”他认为汉朝的“七国之乱”和晋朝“八王之乱”及刘渊、石勒扰乱中原都是“分封逾制”造成的。

叶伯巨建议:“昔贾谊劝汉文帝尽分诸国之地,空置之以待诸王子孙。向使文帝早从谊言,则必无七国之乱。愿陛下及诸王未至国之先,节其都邑,减其卫兵,限其疆域,以待诸王之子孙。此制一定,世为屏藩,与国同休。割一时之恩,制万世之利,消天变而安宗社,莫先于此。”叶伯巨的意思是赶在诸王赴国就任之前,把他们的封地分成若干份,只给他们一份,其余先空置下来,留待以后分封给他们的子孙。这本是有利于明朝长治久安的建议,但朱元璋阅罢大怒,骂道:“小子间吾骨肉!速逮来,吾手射之!”把叶伯巨抓来后,大臣见朱元璋“怒稍懈”,建议先把叶伯巨关起来,后来叶伯巨终因此事死于狱中。“靖难之役”发生后,朝中大臣都很佩服叶伯巨的先见之明。

袁珙称朱棣有“太平天子”相

朱棣是明太祖朱元璋第四子,生于元至正二十年(公元1360年),洪武九年被封为燕王,镇守北平(今北京)。建文帝接受齐泰、黄子澄的削藩建议后,矛头直指拥有重兵的朱棣。朱棣虽然暗中防备,但仍不敢公开与朝廷对抗。促成朱棣起兵的是僧人道衍和着名相士袁珙。道衍即姚广孝,苏州长洲(今江苏吴县)人,他精通儒、道、佛诸家之学和阴阳术数,对《易经》和兵法也颇有研究。在嵩山寺认识袁珙。袁珙说他:“是何异僧,目三角,形如病虎,性必嗜杀,刘秉忠之俦也,幸自爱!”刘秉忠是辅佐元世祖忽必烈打天下的开国功臣,也是僧人,故袁珙把道衍比作刘秉忠。

后来,道衍经人推荐成为燕王朱棣的重要谋士。随朱棣至北平后,道衍住持庆寿寺。他常常“出入府中,迹甚密,时时屏人语。及高祖崩,以次削夺诸藩,周、湘、代、齐、岷等皆相继得罪。道衍遂密劝燕王起兵”。朱棣觉得起兵没有把握取胜,他说:“民心向彼,奈何?”道衍回答说:“臣知天道,何论民心!”为了打消朱棣的疑虑,坚定他起兵的信心,道衍还给朱棣推荐了两个人,一个是相士袁珙,一个是卜者金忠。《明史》称袁珙生有异禀,尝游海外,遇异僧别古崖,得相人术真传。相人“百人一谬”,在元末已很出名。朱棣对袁珙的相术将信将疑,袁珙到达北平后,朱棣混杂在九个和自己长得很像的武士当中,统一装束手拿弓矢饮于市肆中,没想到还是给袁珙一眼就看出来,从没见过朱棣的袁珙直接走到朱棣跟前跪下,说:“殿下何轻身至此。”朱棣不出声起身就走。回宫后召袁珙入府。袁珙审视了一番朱棣,说:“龙行虎步,日角插天,太平天子也。”听到这句话,朱棣终于下决心起兵造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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