咸丰与慈禧：咸丰皇帝当年为何想要赐死慈禧？ 咸丰帝

咸丰皇帝与慈禧：1861年11月8日，立冬后第二天。前一日西北风大作，寒气骤降，尘埃弥漫，落叶纷飞，至后半夜方息，京城内外，顿时一片萧索气象。一大早，夜色未褪，沿着从宣武门到菜市口的宣外大街上，便已密密麻麻挤满了各色人等，甚至连两旁酒楼茶市里也人头攒动，大伙儿纷纷踩着桌子蹬着椅子，翘首张望。这一天，国家重要领导人、上一届领导核心委任的顾命大臣肃顺将被绑赴菜市口处决，谁也不想错过这一历史时刻！

名士李慈铭身染重病，高卧榻上，听闻押解肃顺之囚车过其门前，于是勉强起身出宅观看，只见“肃顺白服，缚甚急，载以无帷小车。亲属无临送者”。更有甚者，街道两旁路人莫不“交口称快”，“其怨家皆驾车载酒，弛赴西市观之”。待到行刑之际，一直默默无语的肃顺突然开口大骂，据说“其悖逆之声，皆为人臣子者所不忍闻”。并且他一直不肯跪下，迫于无奈，“出红差”的官吏只得用铁柄猛敲肃之双膝，直至其双胫碎折，方才跪地。刽子手趁势手起刀落。

处决肃顺，大快朝中群臣之心。帝师翁心存写道：“所谓恶不积不足以灭身也，可悯可戒。”其子翁同龢也认为肃“种种欺罔跋扈状，真堪发指”。1861年的初冬，如何揪出了肃顺这只大老虎？平情而论，肃顺可谓晚清少有的“鹰派人物”。这头猛鹫，拥有两张面孔。

首先，肃顺是位不折不扣的权臣。肃之发迹，很有些因缘际会的味道。肃乃宗室后裔，自然享有诸多特权，一出道便任职于侍卫处。不过，他早年秉性顽劣，“好为狭邪游，惟酒食鹰犬是务”，“严冬，（肃）顺盘辫，反披羊皮褂，牵狗走街头”，终日四处游荡，活脱脱一个“风一样的男子”。也正凭借这貌似不堪的市井经历，使他能“习知京师五城诸坊利弊”，加之其“接人一面，终身能道其形貌；治一案牍，经年能举其词”，故屡破大案，升迁颇速。到咸丰即位，肃已坐到礼部侍郎这样副部级的要位。只是于官场混迹的资本，才干仅占其一，出身、后台、时运也是硬通货。肃顺区区普通宗室一名，既非亲王，亦非郡王，想再往上挪挪窝，实在难如登天。若按常规，再熬上二十载，至多混个正部级退休。

然而，上天却格外给他打开了一扇通往权力巅峰之门。咸丰登基后，一心求治，于是对军机处领导班子做大手术。他先罢黜了误国之臣穆彰阿，接着先后任命赛尚阿、祁寯藻为领班大臣。不过二人俱是守成之臣，难以应对内忧外患之危局。迫不得已，咸丰打破祖制，特命六弟恭亲王奕入值军机。恭亲王果然出手不凡，很快即令局势为之一新。然而看着老六干得风生水起，咸丰不禁心生猜嫌，害怕奕坐大成势。一年半后，咸丰找个理由，撤掉老六一切职务，让其回上书房读书深造。继之而起的文庆虽经验丰富，却很快去世，之后的领班大臣无论是彭蕴章还是柏葰，皆谨小慎微之辈，“事上以谄，接下以吝，耆利不学，若出一途，稍有事故，尽为盲痴”。

眼瞅着军机处一干人等很不给力，咸丰只得改弦易辙，转而倚重宗室近支郑亲王端华和怡亲王载垣。可惜咸丰又看走了眼，这两位也绝非济世安邦之才，遇事多无主见。恰好端华是肃顺的同母兄弟，载垣与肃顺也是铁哥们儿。这两位亲王自知汉字水平有限，执政能力不够，而“肃顺习汉文，又多知历史风俗利病，遂合荐其才可大用”，于是联合“荐肃顺入内廷供奉，尤善迎合上旨”，“上稍与论天下事”。得到两位“铁帽子”亲王力挺，肃顺便扶摇直上，进入中枢。三人商议政事，通常是“端华之所为，皆肃顺使之，而载垣又为端华所使”，最终“以肃顺为主谋”。而对于这位“终极谋士”，咸丰也逐渐对其“信任久而益专”，从而形成肃顺独被宠信，端、载二人“听命而已”的特殊情形。

除了获取皇帝信赖，肃顺还积极拉拢大员，延揽人才，发展自身势力。如他力荐陈孚恩出任兵部尚书，扶植杜翰为自己门生，安排匡源、焦佑瀛破格进入军机处，与穆荫来往甚密。同时，肃顺还多方吸纳汉族幕僚。他常说“咱们旗人混蛋多，懂得什么？汉人是得罪不得的，他那枝笔厉害得很”。于是他对待汉人恭敬有加，但对旗人“睚眦暴戾，如奴隶若”，甚至就连受贿，他也只收旗人不收汉人，搞得整个旗人圈怨声载道。也正秉此原则，肃顺将王闿运、高心夔、郭嵩焘等名流罗致门下，俱为一时之选。

到咸丰九年，一个以肃顺为核心，包括端华、载垣、穆荫、杜翰、陈孚恩、高心夔等重臣名士在内的政治集团基本成型，他们或为心腹，或为羽翼，盘根错节，遍布内外。

其次，肃顺又是位嗜血无情的酷吏。初次面圣时，肃顺曾提出“严禁令、重法纪、锄奸宄”的九字治国方针，此乱世用重典的思路深得咸丰认可。之后掌权，肃顺果然展开了一波声势浩大的“打老虎”运动，不过于反腐背后，却掩盖着其打击政敌、排除异己的真实意图。

彼时清廷中枢，尚有一批立场相对保守且能量甚巨的势力，他们既反对肃顺以严刑峻法重振朝纲，也坚决抵制大规模重用汉臣，其代表人物有柏葰、祁寯藻、彭蕴章、翁心存、周祖培等。依着肃顺刚猛的暴脾气，自然不愿与此辈多做周旋，便借两场“打老虎”行动，将诸位对手一一剪除。

肃顺摆出的“当头炮”乃“戊午科场案”。咸丰八年十月初七，距离当年乡试揭榜尚不足一个月，御史孟传金上书，指出本次乡试存在严重舞弊问题，如旗人平龄，除了会唱两口好皮黄，一无所长，居然高中第七名，事出蹊跷，奏请立案审查。咸丰感到其中定有猫腻，于是命载垣、端华等会审此案。随着调查深入，办案人员发现“应讯办查议者竟有五十本之多”，甚至有一试卷“讹字至三百余”也能中榜。咸丰闻后震怒，将主考官柏葰诸人革职。

与此同时，另一条线索也浮出水面。原来同考官浦安与新考中主事罗鸿绎私下里“交通关节”。于是肃顺建议载、端二王顺藤摸瓜，传讯当事人罗鸿绎。读书人往往骨头软，一经审讯，罗便爆出大料：为了能考中，他曾向兵部侍郎李鹤龄疏通关系，李转而求同考官浦安关照，浦又跟柏葰的门丁靳祥打了招呼。事成后，浦安向柏葰送贽敬银十六两，李鹤龄则向罗鸿绎索要银五百两，其中三百两转交浦安。这显然是一宗腐败窝案。

打苍蝇牵连出了一只大老虎，这可乐坏了肃顺。柏葰可是两朝重臣，《清史稿》称其“素持正”“勤慎无咎”，但他向来反感肃顺等人的施政方针，时常带头抵制。如今抓到了柏葰的把柄，肃顺自然要大做文章，力请将之“比照交通嘱托，贿买关节例，拟斩立决”。这令咸丰着实为难，商议此案时，他询问各亲王大臣“柏葰有无屈抑”，是否有从轻发落之可能。此刻肃顺于殿上高声力争，强调科举乃“取士大典，关系至重，亟宜执法，以惩积习”，柏葰罪不可宥，“非正法不足以儆在位”。而在朝诸臣摄于肃之气势，竟“默无一言”。既然无可挽回，咸丰只得判处斩立决。柏葰也成为清代唯一一位因科举舞弊被处死的中央领导。综观这耗时十个月的“戊午科场案”，共计惩处各级官员91人，不仅处决了柏葰这样的副国级干部，还波及各个部委甚至不少亲王宗室，确实收到“功令为之一肃，数十年诸弊端净绝”的效果。然而，肃顺在具体执法中存在明显不公。如他袒护陈孚恩，使其免受案件牵连。更让人不齿的是，两年后肃顺监视庚申恩科，居然为了能让幕僚高心夔中式，不惜考前泄题，实“为科甲中人所切齿”。可以说，肃顺打掉了一只老虎，却又养了其他老虎。

紧接着，肃顺再出重拳，彻查“户部宝钞案”。咸丰即位初年，因太平天国起义，户部库房匮乏，于是清廷决定由户部设立宝钞处和官钱总局发行大量钞票。滥发官钞非但没有纾解财政，反倒致使通货膨胀、物价飞腾，而官商乘机勾结，“侵占挪用”，“拒收买抵”，从中牟取暴利，将币制改革失败的恶果转嫁于百姓头上，当时“五城内外兵民不下数百万户，各粮行抬价居奇，小民每日所得钱文，竟不能供一日之饱”。咸丰八年底，肃顺改任户部尚书，决心整顿财政积弊。无巧不成书的是，肃顺的前几任，分别是政敌祁寯藻、柏葰、翁心存，这可给了他现成的弹药。

肃顺从调查五宇官号账目入手，刨根究底，将户部整个掀了个底儿掉，涉案人员几百人，抄没户部司员、商户及满族宗室数十家。就在案情渐趋明朗之际，咸丰九年十一月，户部稿库突起大火，“三日不息，存案悉毁”，“宇廨尽焚”，“统计延烧、拆卸房屋二百余间”，致使户部积案无可稽查。偏偏在此关口，户部起了大火，这令咸丰坚信其中定有更大阴谋，遂命肃顺详查。有了皇帝的力挺，肃顺办案愈发酷烈，定要揪出幕后的“大老虎”。几经核查，耗时一年，肃又将户部司员景雯、崇贵、常禄、忠麟、王熙震诸人利用短号钞换取长号钞，从而吞没巨款的案情查出。经过反复逼供，忠麟等供认此事曾经时任户部尚书的翁心存过目，但翁漫不经心，故毫无察觉。拿到证据，肃顺立即启动对翁心存之弹劾，终使朝廷对翁予以革职留任之处分。而时任大学士的祁寯藻，因对肃顺办案作风不能认同，二人屡次发生冲突，“肃顺议论风发泉涌，寯藻格格然勿能难”，不得不称病辞职。

这场轰轰烈烈的“户部宝钞案”前后延续长达两年多，“波及至数百人，系狱至两三载，南北两监，囚为之满”，确也暂时压制了官场贪贿公行的风气。肃顺以查案之便借机排挤了祁寯藻与翁心存，使个人势力继续膨胀。不过，这种大肆反腐的举动，让官员们人人自危的同时，也迫使他们开始私下紧密抱团，以求自保。难怪李慈铭感慨“然昔岁科场，今兹储库，屡行大狱，亦非国家之福也”。肃顺得到了冷酷的权力，失去了温热的人心。

这波“打老虎”运动，终究还是变了味道。与肃顺风生水起的架势迥异，奕的境遇只能用尴尬来形容。

其实自从被咸丰撵回上书房后，奕就一直处于不尴不尬之地。待肃顺得势后，其处境愈加微妙。咸丰八年，奉旨赴天津与英法议和的大臣耆英擅自回京，引来皇帝震怒。围绕如何处置耆英，朝堂形成两种不同意见：奕依循大清律例，认定耆英不遵旨私自返京，确属冒昧糊涂，但其并非统兵将帅，也无碍大局，况且律例中也无如何具体惩处的专门条文，故建议从轻发落为“绞监候”（死缓）；肃顺则主张必须矫枉过正，立即正法。咸丰对二人建议做了折中，赐耆英自尽，实际上变相采纳了肃顺的主意。哥哥偏向宠臣而不听亲弟之言，这不免让奕心生芥蒂。

一波刚平，一波又起。次年，肃顺在彻查“户部宝钞案”中，发现恭亲王府首席太监孟来喜涉案颇深。倘换做他人，八成会送奕一个顺水人情，从轻处理。谁料肃顺毫不留情，照样查抄，弄得恭王府一时鸡犬不宁。于是二人之矛盾已从政见相左恶化到私人恩怨。只是迫于政治上失势，奕唯有暂时隐忍，摆出一副“鸽派王爷”的样儿。

转机出现于1860年。英法联军兵临城下，咸丰逃往热河，临行前将议和与维护京师诸事宜全权委托奕负责。恭亲王不辱使命，议和成功。拥有了再建社稷之勋，加上其平时亲和恭谦之形象，奕很快就将留守北京的心腹桂良、文祥、宝鋆及周祖培、翁心存、彭蕴章等部院大臣捏合在一起，一股“倒肃”力量渐趋成型。

当然一个巴掌拍不响，倘若咸丰不死，后宫挺肃顺，估计要倒霉的人还是奕。然而命运所安排的剧本却是咸丰于热河殡天，慈禧与肃顺矛盾重重。据《慈禧外纪》载，慈禧16岁已“五经成诵，通满文，廿四史亦皆浏览”，如此聪慧，自然深得咸丰宠爱，甚至命其协助整理奏章，代笔披览。不过物极必反，慈禧对政治的热情渐趋浓厚，不仅“时于上前道政事”，甚至屡有参与决策之意。这令咸丰厌恶不已，渐渐对其疏远。

察觉到皇帝的态度变化，恐有失宠之虞的慈禧，决定向政府红人肃顺示好，“隐冀得肃以自援”。谁知热脸贴了冷屁股，早对妃嫔干政不满的肃顺给予傲慢轻视的回绝。尔后不久，肃顺又在咸丰面前请“行钓弋故事”，将慈禧赐死。后因咸丰酒后失言，泄露此事，“西后闻之，衔肃刻骨”。二人间的梁子，算是结下了。

北走热河期间，肃顺负责行宫事宜。由于仓促外逃，妃嫔所乘座驾皆临时从街上征用，故破旧简陋，加之山道崎岖，一路上颠簸不已。慈禧久居深宫，养尊处优，哪儿受得了这般罪，于是多次请求肃顺换辆好车，然而却换来肃顺一顿呵斥：“危难中那比承平时？且此间何处求新车，得旧者已厚幸矣。尔何人？乃思驾中宫上耶？”

等到了热河，咸丰又令肃顺修筑行宫，于是肃“皆便冠服，出入无禁，寝宫亦着籍，嫔御弗避”，可谓明目张胆地破坏后宫规矩。肃顺心中唯有咸丰，焉能将慈禧等人放在眼里，更不料这位平时娇柔的叶赫那拉氏，居然也是位狠角色。后来民国掌故名家黄浚感慨：“灭门之祸，起于饮食之微，可为叹息。”

细数一下，重臣、宗室、后宫、官吏、太监、士子、旗人、商贾，肃顺几乎将三教九流都得罪了个遍。失道寡助，其末日不远矣！

帝制时代，权臣的好日子往往过不了两朝。新旧皇帝更替，权力格局势必重新洗牌，正所谓“一朝天子一朝臣”，弃用旧人，提拔新人，实乃必有之义。咸丰一死，肃顺便失去了“大boss”，政局趋于复杂。咸丰于弥留之际，特意留了一手。他一方面任命肃顺等八人为顾命大臣辅弼幼帝，一方面又将“御赏”和“同道堂”两枚随身私章赐予慈安与同治皇帝，二人可凭印章对决策实行否决权。因此当时朝政的运作形式，既非“八人帮”一家独大，也非两宫垂帘独裁，而是“垂帘辅政，盖兼有之”的制衡局面。一言以蔽之，身处热河的肃顺集团、后宫集团与北京的奕集团呈犬牙交错的“三国杀”态势。

然而由于肃顺继续采取强硬立场，致使“赞襄”与“垂帘”之争日趋白热化，处于弱势的后宫集团不得不转而与奕集团联合：“三国杀”化作“二人转”。在博取列强默许、获得军队效忠及各路朝臣支持后，叔嫂联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掉了以肃顺为首的八只“大老虎”。

打掉了晚清最凶猛的一只“大老虎”，慈禧、奕自然要公开罪状，晒晒“老虎皮”。清廷给肃顺定的罪名，实在耐人寻味：擅坐御位、进内廷当差出入自由，目无法纪，擅用宫内御用器物，把持一切事务，宫内传取应用物件，肃顺抗违不进，并敢声称，有旨亦不能尊，诸如此类，不一而足。

以上诸条，虽堪称大逆不道，但都属于个人违法乱纪、不守臣子本分一类，其谋反作乱的情状却隐而不谈。想必叔嫂明白若将肃顺定为政治犯，那么势必会牵连出宫廷权势斗争之内幕，自己的政治合法性也将受到质疑，因此选择避重就轻、讳莫如深。

曾为肃顺门客的郭嵩焘在其事败之前就预言：“颟顸而宽，犹足养和平以为维系人心之本，颟顸以严，而弊不可胜言矣。”恰如斯言，处理政事，既应施霹雳手段，又当显菩萨心肠，刚柔并济，联合多数，方可立于不败。肃顺非要逆其道行之，攀上权力顶峰之际，亦是坠入万劫深渊之时。昔日的“打虎英雄”，终究难逃被当成“大老虎”被打的宿命。这，就是肃顺式悖论；这，就是权臣的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