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汉开国皇帝:刘秀扫平群雄一统天下 刘秀
新朝末期全国一片混乱,反莽起义无处不在。公元17年,以铜马、绿林、赤眉为代表的农民起义在全国爆发。起义过程中,地主阶级中的一部分人和豪强列霸,也乘机聚兵起事,攻城掠地,大闹天下,全国又处于一片互相残杀的混乱之中。
国破家亡,各民族之间互相残杀。处在这种灾难之中的人民,他们日夜思念曾给他们带来幸福的高祖刘邦的西汉王朝。就在这时,南阳大地主刘演、刘秀兄弟打出“复高祖之业”的旗帜,组织了一支七八千人的春陵军举兵反莽。
刘秀是汉高祖刘邦的后代。刘秀自幼丧父,孤儿寡母在叔叔刘良的照顾下生活,直到他长大。年轻时的刘秀,身材高大,一表人才。他为人讲究诚信,处世谨慎,性情温和善良。他在绿林、赤眉等农民起义的基础上,依靠地主阶级的“功臣”、“良将”们,抗击群雄。
各地的起义军迅速发展到十余万人。起义军将领们都主张拥立一个刘姓的皇帝,以此统一号令,顺应人心。他们认为刘玄懦弱,容易左右,因而于公元23年在宛城南面的洧水拥立刘玄为皇帝。刘玄是春陵侯刘仁的曾孙,在平林军中,号称更始将军。刘玄当皇帝后,改元为更始元年,并封了一大批官,封刘演为大司徒,封刘秀为太常偏将军。
南阳一带的起义军严重威胁着王莽,王莽很快集结了43万人马,号称百万,命司空王邑与司徒王寻讨伐起义军。公元17年6月,王莽军队首先与刘秀相遇,刘秀的将领见敌多势盛,不敢作战,都跑回昆阳(今河南叶县)城中。他们怀念家人,都想各自回本土自保。刘秀向将领们分析了当前形势,口吻严厉:“我们的粮草不多,敌强我弱。若我们齐心协力抗击敌人,还有战胜的希望;若我们人心涣散,必然被消灭。我们现在要把宛城攻下,这样我们才会得到后方的援助。现在怎么离心背德,只想看守自己的妻子和财物呢?”将领们受不了这些话,纷纷怒喝道:“刘将军怎么竟敢如此讲话!”恰好这时传来消息——王邑、王寻的大军已到城北,队列绵延几百里。将领们虽平常不看重刘秀,但如今事情紧急,又想不出办法,只好勉强说:“还是再请刘将军拿主意吧!”刘秀就向大家讲了他的主张和具体要求,结果将领们一致同意。
当时王莽军队十余万人围困昆阳,昆阳城中只有八九千人,刘秀要王凤、王常守城,自己和李轶等13人骑马乘夜闯出城南门,召集在外的军队。刘秀到郾县、定陵一带,集合那里的全部军队救援昆阳。将领们舍不得财物,要求留一部分兵力看守。刘秀说:“现在要是打败敌人,我们就会得到更多的财物,甚至可以夺得天下,要是被敌人打败了,脑袋都保不住,要财物还有什么用?”于是刘秀把全部军队都带到了昆阳。刘秀亲率步兵、骑兵千余人当先锋。这时,昆阳城被围得铁桶一般。刘秀到离敌军四五里外停下来,敌军数千人迎战。刘秀率军冲杀一阵,杀敌十来人,首战小胜,士气稍振。将领们高兴地说:“刘将军平时见了小敌就害怕,如今见了大敌却如此勇敢,真是奇怪。有你在,我们一定会打败敌方。”刘秀继续前进,杀敌近千人,敌军败退,刘军士气大振。刘秀紧接着率领3000敢死队,从城西直冲敌军的中军地带。王邑、王寻十分轻敌,下令军队各守营地,不得移动,只率领1万余人迎敌,结果大败,落荒而逃。
昆阳一战,敲响了王莽政权的丧钟。王莽坐立不安,忧懑不食。同时,海内豪杰蜂拥而起,杀掉州郡官吏自称将军,接受更始帝年号,等待诏命。王莽的一些心腹,策划杀掉王莽投降汉朝,保全宗族。正当这时,新市、平林起义军的将领们看到刘演、刘秀兄弟的威名日益扩大,心中不安,劝刘玄除掉他们,甚至连本来与刘兄弟关系密切的李轶也转而谄事新贵。而刘手下的人对刘玄当皇帝之事一开始就不服,有人说:“本来起兵图大事的是伯升(刘字伯升)兄弟,现在的皇帝是干什么的?”公开拒绝刘玄的任命。于是,刘玄就借封刘部将刘稷为抗威将军而不受之故,把刘稷及为他说情的刘演杀掉了。对此,刘秀深感不安,赶紧跑到宛城请罪。刘部下去迎接他,慰问他,他只是在公开场合下寒暄几句,表示过错在自己,但他不与这些人私下交流,不讲昆阳的战功,不为哥哥服丧,饮食言笑与平常一样,若无其事。刘玄见刘秀没有反对他的意思,感到有些惭愧,拜他为破虏大将军,封武信侯。而刘秀每当独居,总是不喝酒、不吃肉,以此寄托哀伤,他只能得到后来的光武皇后阴丽华的安慰。
公元23年9月,刘玄的军队相继攻下了长安和洛阳。刘玄打算以洛阳为皇都,便命刘秀先行前往整饬吏制。刘秀到任,安排僚属,下达文书,从工作秩序到官吏的装束服饰,全恢复汉朝旧制。当时,关中一带的官员赶来迎接皇帝刘玄去长安,他们见到刘玄的将领们头上随便包一块布,没有武冠,有的甚至穿着女人衣裳,滑稽可笑,没有庄重威严的样子,但他们见到刘秀的僚属肃然起敬。一些老官员流着泪说:“没想到今天又看到了汉朝官员的威仪!”他们纷纷对刘秀产生了敬佩向往的心理。
刘玄到了洛阳,需要派一员亲近大将代表朝廷去河北一带,宣示朝廷旨意,要那里的郡国遵守朝廷的命令。朝廷经过一番争议,最终又选定了刘秀。这给刘秀提供了避开矛盾漩涡、自由施展才干的机会。刘秀在河北,每到一处都认真考察官吏,按其能力的高低分配财富的多少;平反冤狱,释放囚徒;废除王莽苛政,恢复汉朝的官衔。官民欢喜,竟相持酒慰劳,刘秀一律婉言相拒。在河北期间,刘秀还粉碎了一起假冒汉成帝之子另立朝廷的反叛事件,王郎就参与其中。刘秀在清理缴获的文书档案时,发现官吏与王郎勾结一起毁谤刘秀的材料有几千份。要是按这些材料提供的线索加以追究,必然会使一大批人惶恐不安。刘秀一律不看,他把王郎的部属召集起来,当着他们的面一把大火将这些材料烧掉。他解释说,这样做是“令心怀不安的人放心”。 更始帝见刘秀的影响越来越大,便派使节赶到河北,封刘秀为萧王,并命令刘秀停止一切军政活动,与有功的将领一起到长安去。这表明刘玄已经对刘秀不放心,要削弱他的力量,夺回他的权力。刘秀自然明白这一意图,他便以“河北未平”为理由,拒绝应诏去长安。刘秀与刘玄的裂痕从此开始清晰起来。
公元24年秋天,刘秀调集各郡兵力,先后在馆陶等地击败并收编了铜马、高湖、重连等地的农民起义军,大大加强了自己的军事实力。
河北一带大致平定。以樊崇、逢安、徐宣等人为首活动在今河南东部的赤眉军,正在迅猛地向长安进兵;赤眉一旦攻下长安,刘玄败逃,就会出现一个夺取关中的良好时机。刘秀感到争夺天下的时机即将到来,争夺天下的架势应当拉开了。他便一边派将军邓禹率精兵两万向关中一带进发,相机行事;一边选定北据太行山、南临黄河、地势险要、财物富实的河内郡作为进
取中原的立足点。他先用文武兼备的良将寇恂任河内太守,冠以“行大将军事”的御号。他向寇恂交代任务说:“从前汉高祖与项羽争天下,把萧何留在关中,我现在把河内交给你。你的任务,是像萧何那样保证粮草供给,训练士兵和战马;阻挡其他军队到这块地盘上来,特别是不让黄河以南刘玄的军队过来。”后来寇恂果然不负重托。刘秀又在孟津部署重兵,窥视洛阳。
安排妥当以后,刘秀带领一支军队回到冀中、冀北一带。一路上,将领们纷纷给刘秀建议,要他称皇帝。刘秀故作拒绝,有时还惊讶地说:“你们怎敢说这种话?当心招来杀身之祸!”到了南平棘,将领们又一再劝说,刘秀还是拒绝。乘身边无人的时候,将军耿纯说:“人们抛开亲人和家乡,跟从大王出生入死,为的就是想攀龙附凤,实现封宫拜爵的愿望。现在大王不愿称帝,违背了众兄弟的愿望,我担心他们会感到失望,产生离你而去的想法,况且,人心是不容易收拢的。”刘秀仔细思考之后,明白了将领们要他当皇帝是出于个人利益,并非虚让,于是表示说:“我会考虑这个问题。”
到高县,刘秀把将军冯异从洛阳前线召回,向他询问天下形势。冯异是当时刘秀最亲密的人,自从刘秀任司隶校尉以来,他一直跟在刘秀身边,陪同刘秀渡过了最艰难的时刻,他经常劝刘秀做争夺天下的思想准备。他不争功名,每次论功行赏他总是跑得远远的,不参与其中。他对刘秀忠心耿耿,他担任洛阳前线的军事首领,了解战争的形势,分析的情况非常可靠,故此刘秀才召他来询问。冯异对刘秀说:“更始皇帝的败局已定,宗庙社稷的问题就在大王您了。您应当听从众人的主张。”
于是,刘秀在鄙城(今河北省柏乡县北)筑起坛台,于公元25年六月初六登台祭告天地众神,当了皇帝,改元建武。
扫平群雄一统天下
刘秀即帝位之初,天下依然四分五裂,“帝王满天下”。除了农民起义军绿林、赤眉军之外,还有更始皇帝刘玄、东方皇帝刘永、蜀中皇帝公孙述、舒城皇帝李宪、匈奴立的皇帝卢芳、燕王彭宠、齐王张步、海西王董宪、楚黎王秦丰等。这些人各据一方,自立为王,互相攻城掠地,战争频繁,广大人民饱受着分裂、战乱之苦。汉光武帝即位之后,利用“人心思汉”的社会心理,打出“刘氏宗室”的旗号,搜罗人才,争取民心。利用招降和用兵两种手段,经过长达10年之久的艰苦战斗,终于一一扫除盘踞各地的帝王,使中国又一次走向了统一。
更始皇帝刘玄,本是没落贵族,并无本事。只是当时的绿林起义军为了招集民众,同王莽新政斗争,急需一个刘氏宗室子弟作为皇帝,便策立刘玄为“更始皇帝”。据说,刘玄在举行登基仪式时,吓得战战兢兢,冷汗直流。
刘玄当了更始皇帝,大赦天下,连封数王,连宫里的厨师、火佚都封了爵位。当时长安的老百姓编了一首歌谣:“灶下养,中郎将;烂羊胃,骑都尉;烂羊头,关内侯。”这样的皇帝仅仅是个木偶,很多绿林军的将领和各郡县的官吏根本不听他的命令。当时刘秀、刘演弟兄俩的军队实力很强,但却被封了个很低的官职。各路起义军心中虽有自己的算盘,但在反对王莽新政问题上目标是一致的。
王莽死了之后,刘玄每日不理朝政,只知寻欢作乐,重用无能之辈。不少人见刘秀日益强胜,多次劝刘玄杀掉刘秀,刘玄却迟迟下不了决心,最后派刘秀出使河北,行大司马职。可刘秀到河北后,镇抚州部,巡察地方,上自郡守,下至平民,不收受百姓敬献的牛肉与美酒,广施恩惠,终于控制了河北并登基称帝。然后,刘秀又举兵攻占邯郸、河内、温邑等地。这时,由于刘玄无能,赤眉军又立一个叫刘盆子的牛倌作为皇帝,也举兵攻打长安。刘玄左右受到攻击,最后投降了刘盆子,被改封为长沙王。 刘秀得知更始皇帝下台,便一鼓作气,命吴汉、冯异等11位将军攻打洛阳。这时的洛阳由更始皇帝的骁将朱鲔把守。由于朱鲔拼命固守,刘秀部队连攻数月,一直没有攻下。后来刘秀听说部将岑彭当年曾是朱鲔的校尉,便派他去劝降。朱鲔对岑彭说:“大司徒(指刘)被害,我参与筹划,更始帝派刘秀去河北,我又阻拦过,并进谏铲除萧王,这些罪过,我想萧王是不会原谅的,因此不敢投降。”汉光武帝得知此事,便托岑彭向朱鲔说:“要干大事的人,不能计较小过。朱鲔如降,官爵不动,我可以对黄河水发誓,绝不失信!”朱鲔听后。叫人用绳子把自己捆起来,到达河北汉光武帝营帐听候发落。光武帝见到朱鲔急忙下座,亲自解开绳索,向他表示慰问,并拜其为平狄将军,封扶沟侯。
至此,以更始皇帝刘玄为代表的一派势力,在赤眉和刘秀的攻击下被平息了。 在群雄并立的大地上,赤眉军也是一支强大的农民武装力量,严重威胁着刘秀新建的东汉王朝。
赤眉军是一支朴实的农民武装,在推翻更始皇帝的斗争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由于缺乏领导,纪律性差,攻入长安后,又烧又抢,令老百姓纷纷逃散。号称百万之众的赤眉大军,在长安城中得不到军饷,开始向秦岭终南山一带转移。赤眉军在行军途中遇到大雪,冻死、饿死了许多士兵,因此,只好又退回长安。汉光武帝派大将邓禹乘机攻击赤眉,结果遭到赤眉军的伏击。邓军大败,死伤3000多人,邓禹只带了20多名骑兵逃了回来。
汉光武帝分析了一下赤眉军的情况,了解到赤眉军打仗个个英勇,但由于兵马太多,粮食缺乏,他们不会久居长安,因此,只有采取以逸待劳、以饱待饥,步步围堵、不断分化的方法。于是他派冯异率兵前去执行这一任务。临行前,汉光武帝送给冯异一辆马车,一口宝剑,嘱咐他说:“长安一带遭兵灾,老百姓穷困到了极点。此次出征,如长安敌军肯降,你只要把他们的头子送到京城来就行了,士兵可以让他们回家种地、养蚕,绝不要杀害。再多带些粮食,到时一定能用得上。”
果然不出汉光武帝所料,长安城已到了饿死人的地步,一斤黄金只能换五升豆子。赤眉军只好东撤,到了渑池,同冯异军队相遇。冯异用计,把自己的一部分军队也伪装成赤眉军,扰乱赤眉军阵营,结果赤眉军大败,有8万多人因饥饿投降了汉军,还有十几万冲出了重围。逃出来的赤眉军怀着悲怆的心情,扶老携幼,继续向东行进。光武帝刘秀这次亲自带兵堵截,在宜阳与赤眉军相遇。赤眉军见汉军壁垒森严,军威雄壮,他们又饥又饿,无心作战,只好派刘氏宗室刘恭代表赤眉军,向刘秀乞降。刘秀接受赤眉军投降后,立即命令宜阳的县令,把全县的厨师集中起来,给十几万赤眉军做菜、做饭,让他们饱餐一顿。饥饿疲乏到极点的赤眉军,受到这样的待遇,对光武帝感激不尽。第二天,刘秀在汉水边布阵,让赤眉军将领观看,并对赤眉军降将樊崇等人说:“你们投降了,后悔不后悔?如果后悔,朕可以让你们回营,重新集合军队,再
行决战,朕绝不强求你们投降。”樊崇吓得头也不敢抬,徐宣则连连叩头,说:“归顺皇上,早有此心,今日如愿,如同婴儿见了慈母一样,只有喜欢,没有后悔的。”光武帝听后哈哈大笑。
刘秀击败主要对手之后,目标又开始转向东边的刘永。刘永原来被更始皇帝刘玄立为梁王,后来自称皇帝,以睢阳作为京城,占据着青州、徐州一带28个城,封山东的张步、苏北的董宪、庐江的李宪等人为大将军。 刘秀于公元26年夏,命盖延率军征讨。经过整整一年的残酷战争,刘永大败,后被手下将领所杀。
北方的渔阳太守彭宠,原系刘秀部下,后反叛,自立为燕王。占据着蓟城、右北平的上谷等县,北边联络匈奴,南边联络张步,势力范围不断扩大。汉光武帝决定亲自征讨,后经劝说,方派朱佑、耿龛等率兵北进,于公元29年平息了彭宠的叛乱,北方局势安定下来。 接着,张步、董宪、李宪、匈奴立的皇帝卢芳等大大小小的“土皇帝”们也相继被灭,国内大部分地区开始稳定。 但是,还有三大势力,这就是蜀中皇帝公孙述、五郡大将军窦融、西州大将军隗嚣。他们势力强大,有同光武帝平分天下之势。光武帝决定采取逐个击破,分而治之的策略,铲除这三大势力。
公孙述占据着益州(今四川、贵州、云南等),资源丰富,地势险恶;加上公孙述经营多年,势力比其他两个都大;而且,公孙述在蜀中已自称皇帝。为了孤立公孙述,光武帝决定拉拢窦融、隗嚣。他先派人去联络隗嚣,可隗嚣打算自己做皇帝,隗嚣不仅没有听从刘秀的劝说,而且还派人去联络窦融,劝窦融自立为王,他们同公孙述联合起来,建成三个国家,共同对付洛阳的皇帝刘秀。刘秀得知后,立即派人给窦融送了一封信,信中说:“将军日前的地位举足轻重,有人主张分割天下,像战国时期那样,各自为王,要知道,中国的土地即使可以分的话,中国的老百姓也是不能分的。将军如果能从大局出发,上为国家出力,下为百姓着想,我将非常感激!”刘秀的语言情真意切,使窦融和他手下的将士都认为光武帝英明。不久,窦融率部投降,刘秀随即派兵征伐隗嚣。隗嚣大败,于公元31年春病饿而死。汉军乘机收复了陇右(今甘肃六盘山以西)地区。刘秀收复陇右地区以后,集中优势兵力,全力以赴进攻蜀中皇帝公孙述。刘秀亲自带兵征讨,大将军岑彭指挥军队,连连击败公孙述的军队,夺下不少城池,公孙述很快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刘秀又命广平侯吴汉进攻成都,结果公孙述惨败,受重伤而死。其手下将领见汉军来势凶猛,便纷纷投降。这样,蜀中皇帝的全部势力被扫除干净。
刘秀从28岁起兵,到灭掉蜀中皇帝那一年,已经43岁了。15年极为艰苦又残酷的戎马征战,芟夷群雄,扫平大大小小的“土皇帝”,终于结束了豪强割据的局面,使中国又一次走向了统一。
柔术治国中兴汉朝
刘秀虽然出身于皇族,但由于他长期生活在平民中间,使他深深体会到人民的疾苦。他分析从秦始皇以来中国的动乱原因,懂得要想把国家治理好,要用柔顺、缓静的统治手段,以便稳定社会秩序,巩固汉室统治。他说:“吾理天下,亦欲以柔道行之。”后又说:“柔能制刚,弱能制强,柔者德也,刚者贼也,弱者仁之助也,强者怨之归也。……苟非其时,不如息人。”在“柔弱胜刚强”的思想指导下,他废掉王莽时代苛而繁的律令,学习刘邦的做法,宽简天下,即所谓“解王莽之繁密,还汉世之轻法”,并由此制定出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为东汉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东汉初年,在大规模的战争结束之后,刘秀开始建立一套能加强中央集权的领导班子,“退功臣而进文吏”就是其中一条重要手段。
刘秀通过多年浴血奋战才取得政权,在他的手下,有一大批立过不少战功的将领。这些人擅长打仗,但并不懂得如何治理国家,不少人还往往自恃功高,不听命令,不遵法纪,为所欲为,如果继续受到重用,他们身居高位,对东汉政权是一大威胁。因此,刘秀决定采取稳妥方式,一方面给他们加官晋爵,另一方面剥夺他们的实际权力。为了达到目的,刘秀开始大封功臣,他让郎中冯勤专管此事。冯勤精明能干,他规定按照功臣功劳的大小,决定其封地大小、远近和土质肥瘠,并且制定了一个周密的方案。刘秀根据这个方案,一次就封了360多人为列侯,给予他们崇高的地位。这些列侯的食封数量,最大的有四个县,小的只有数百户,比西汉时少得多。除了大将李通、邓禹、贾复三人参与议论军国大事之外,其他大多数列侯成为闲员。经过削权封侯,汉光武帝有效地控制了这些将领的军事力量。
封完功臣之后,刘秀又特地下了一道诏书说:希望大家“在上不骄,高而不危;制节谨度,满而不溢。敬之戒之!传尔子孙,长为汉藩”。就是说,希望大家不要恃宠而骄,对自己要求要严谨,节制自己的行为,这样就不会有什么危险,并能把爵位传给子孙。光武帝就这样连哄带吓地威慑众臣。 退功臣的同时重用大批文吏。光武帝认为文吏们熟悉封建典章制度,懂得治理国家且情操高尚。建武六年、七年,刘秀连续两次下诏,命令各地官吏推举贤良,到京城参加选官考试。实行“征辟”制度,即下诏特“征”用某人为官,公卿和各地郡守也可自行“辟”用他人做幕僚。在诏书中,刘秀严格规定了选官的条件:第一,品德高尚,身世清白;第二,要有知识,是通经的博士;第三,熟悉各种法令,能熟练地依法办事;第四,具有魄力才干,遇事不惑,能独当一面。各地官吏在选择人才时,必须严格按照这四条标准,如有违者,必将依法治罪。
光武帝为了得到一批有高度文化修养的文吏,多次亲自访求名贤。在刘秀的同学中,有一位叫严光的人,此人很有才学。刘秀做皇帝后,他隐姓埋名,隐居山林。光武帝非常希望能和这位才德高尚的同学共谋国事,于是他叫人画了严光的画像,到严光的家乡去寻找,找到之后,刘秀立即将他接到京城。不料严光不愿做官,刘秀几次光顾他的住所,有时谈得晚了,俩人就睡在一张床上。据说,严光睡觉不老实,还曾把两只脚放在刘秀的肚子上,刘秀也任他如此,并不挪开。还有一个南阳宛城人卓茂,是当时着名的儒生,精通《诗》、《书》、《历法》等,待人宽厚,深受众人敬仰。刘秀即帝位不久,就派人访求这位大名鼎鼎的名士,并且任命七十多岁的卓茂作为太傅,封褒德侯。几年之后,卓茂老死,光武帝驾车素服,亲自送葬。光武帝礼贤下士,求贤若渴,确实网罗了一大批品行端正、廉洁奉公的有用人才。如陈留人董宣,为官清正,执法严明,不畏权贵。有一次,刘秀的姐姐湖阳公主刘黄的家奴仗势杀人,董宣带领士兵,当着湖阳公主的面将这个家奴打死。湖阳公主气得浑身发抖,向刘秀哭诉。刘秀要杀董宣,董宣说:“陛
下圣德,中兴汉朝,而现在竟纵容亲属家奴杀害平民百姓,如此何以治天下?臣不需鞭杀,请让我自杀!”说着把头向柱子撞去。光武帝被刚正不阿的董宣感动,于是不再治其罪。但为了给姐姐一个下台的面子,刘秀让人扶董宣给湖阳公主叩头谢罪。董宣硬是不从,刘秀命人按董宣的头,董宣两手按地,就是不肯俯首。刘秀非常感动,任命他为“强项令”,赐钱30万。
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光武帝在政治制度上采取了“虽置三公,事归台阁”的统治措施。
光武帝采取了西汉时加强尚书台权力的措施。东汉初年,中央的最高官职是三公,即司徒、司空和太尉。司徒是由丞相改称的,管民政,权力比丞相小得多;司空是由御史大夫改称的,不再管监察,而是管重大水土工程;太尉管军事。三公职位虽高,却徒有虚名,并无实权。刘秀为了把权力集中到自己手中,设置了尚书台机构,并加强尚书的职权,扩大机构,增设官吏。尚书台设尚书令一人,尚书仆射一人,尚书六人,合称“八座”。他们直接听命于皇帝,分掌全国政事。尚书的官位不高,尚书令每年的俸禄只有一千石,副职尚书仆射和六名尚书,每年的俸禄也只有六百石,他们的地位和待遇远不能同每年俸禄为万石的三公相比,但实际权力远在三公之上。尚书台是最重要的行政决策机构。
光武帝除了通过尚书招揽大权外,还在宫廷内设置中常侍、黄门侍郎、小黄门、中黄门等宦官职务,由他们负责传达皇帝的旨令和诏书,阅览尚书进呈的文书。光武帝认为这些宦官们地位更低,他们不可能取得倾国大权,就更保证了他的集权统治。
刘秀以柔术治国,宽民众,而对官吏极严。东汉初年,他恢复了西汉时曾设置过的三套监察机构,还进一步予以加强。这三套监察机构是:(1)御史台——有侍御史15人,负责察举官吏违法事件,接受公卿、郡史奏事和解释法律条文。(2)司隶校尉——有从事史12人,主管察举中央百官犯法者和各部各郡违法官吏。他们既是京官,又是地方官,监察权力很大,“无所不纠,唯三公不察”。(3)州刺史——全国分12州,每州设刺史一人,他们遵照皇帝命令,代表中央,乘坐驿车,巡行全国各地。他们每年八月出巡,调查各地有无冤狱,同时考察各郡县官吏政绩,并根据政绩好坏,决定升迁罢免。他们在年底或翌年初回到京城,向中央汇报。刘秀对巡察制度非常重视,授予他们很大的权力。
朝中无论官员职位高低,一律严格按照法律办事。若有不遵守法律者,必会如实量刑定罪。曾任汝南太守的欧阳歙,世授《尚书》,八世皆为博士,德高望重,刘秀十分器重他,但在他度田不实、贪赃枉法的罪行被查出来之后,他立即被捕入狱。当时朝廷有上千名儒生守候在大殿门口,请求宽赦他,甚至有人情愿替他牺牲,但刘秀坚决对其绳之以法,予以处死。
由于刘秀加强了监察制度,对违法官吏要求甚严,从而保证了皇帝的权力和意志能够得以实现,这对中央集权制的巩固,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解放奴婢发展生产
当时,王莽改制就是因为土地问题(高度集中,兼并问题严重)和奴婢问题(奴隶化严重),这些西汉末年困扰统治者的问题,同样危及东汉政权的稳固。刘秀为此采取了一些措施,主要的就是解放奴婢、精兵简政和解决土地问题。
要解决农业问题,劳动力是核心因素。解决奴婢问题,理所当然是重之又重。西汉中后期,由于地主、官吏无限制地兼并土地,使大量农民丧失了自己的土地,他们本人也被卖给官僚、贵族、商人家为奴。奴婢在主人家过着非人的生活,稍有不慎,就有可能受到主人的毒打,甚至被当成牛马在市场上公开出售。奴婢问题,影响国家的安危和发展,汉哀帝和王莽新政都想解决,但都没能够解决这个问题。光武帝即位后,把解放奴婢作为一项大事来抓。
从公元26年到公元38年光武帝先后多次下诏令解放奴婢,并且严禁虐杀奴婢。公元26年5月的诏令宣布:民有出卖妻子,其妻子想归父母者,从其便,如主人刁难,按律令论处。建武六年诏令:王莽时吏民被当成奴婢而不符合西汉法律的,一律免为平民。公元31年的诏令:吏民因饥饿战乱沦为奴婢、妻妾的,留去自便,强制不让走的,以卖人罪处置。建武十年诏令:取消奴婢因射伤人处死的法律。公元35年2月诏令:天地之间人为贵,杀奴婢者罪在不赦。同年6月诏令:炙灼处罚奴婢的,按律治罪,被伤害者免为平民。公元36年诏令:陇、蜀的人民被劫为奴的,如要离去,一律免为平民。公元38年诏令:益、凉二州奴婢八年来向官府上讼者,一律免为平民,也不必偿还卖身钱。
光武帝在12年内,连续不断地发布解放奴婢的诏令,使大批奴婢获得了自由,农业劳动力的问题得到了基本解决。 精兵简政,是光武帝为发展生产而采取的措施之一。公元30年6月,光武帝下令说:“设官置吏,是为了奉行皇帝法令,为天下百姓谋福利,如今百姓遭难,户口减少,而县官吏职还这样繁多。兹令各郡、国、县削减吏员。县级机构不够设置长吏的,可以撤减合并。”这一年,裁并了四百多个县,合并了十个郡、国,裁减大小官吏数万人。在封建社会,能够这样大量地精简官吏,确是少有之举。
公元31年,光武帝又大量地裁减军队。建武七年,他下诏令说:“军士中都是年轻力壮之人,应当立即罢除轻车、骑士、材宫、楼船和相关的军吏,让他们回去种田。”大批的士兵得以还乡,从事农耕。这样,既减少了军费开支,又为农业生产提供了相当数量的劳动力。
劳动力问题解决之后,还有一项就是土地问题。东汉初期,土地兼并严重,很多农民没有地种。光武帝于公元39年6月,下令各州、郡清查田地的数目和人口实数,称为“度田”。这样做的目的有两个:一是核查田赋收入,防止大地主隐瞒田产,逃避纳税;二是可以从大土地占有者手中没收一些多余土地,分给无地的贫民。当时,许多大地主拥有武装,号称“大姓”、“兵长”。他们隐瞒田地数量,谎报人口,反对清查。地方官吏也惧怕他们,有的还贪于贿赂,与他们勾结,任凭他们谎报。
刘秀得知此事,以“度田不实”罪诛杀了十余个郡太守,并加紧“度田”。于是大姓、兵长们就武装反抗。许多农民由于分不到土地,或分到的土地实际数量比政府应允的数量要少,也开始反对度田,参加武装反抗。“群盗处处并起,攻劫在所,害杀长吏”。这就是史称的“度田事件”。刘秀大怒,一再发兵镇压。但这些“群盗”等官兵一到,立刻解散,官兵一走,“群盗”又聚集起来。为了平息暴乱,光武帝采取了分化与镇压相结合的手段。宣布:群盗们相互揭发,均可免罪,并可分到土地。原来因不敢追捕“群盗”而治罪的官吏,现在只要能够使乱民遣散,政府就可以不再洽罪。光武帝
不愧为一个有经验的统治者,他这种软硬兼施的手段,很快就把反抗平息下去了。但是“度田”却并没有得到预期的效果。
光武帝还把田租的十税一恢复到三十税一。并下令,各郡国凡有余粮的,要赈济老年人和鳏寡孤独以及无依无靠的穷人,各级官吏要亲自负责此事,不允许失职。这些被称为“德政”的小恩小惠,在广大农民中树立了东汉王朝的良好形象,稳定了人心。
汉光武帝刘秀,在两汉之间激烈的动乱年代,顺应历史的潮流,采用军事手段,平息群雄,使分崩离析的中华民族再度走向统一。统一之后,采取柔术治国,在政治、经济等方面进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推进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到了建国40年时,全国已出现了“天下安平,人无徭役,岁比登稔,百姓殷富,粟斛三十,牛羊被野”的盛景。这也是东汉王朝最富庶和最安定的时期,史称“东汉盛世”。
明君风范瑕不掩瑜
刘秀作为一代明君,从不恣意放纵,豪华奢侈。他不喜欢饮美酒,也不喜欢听音乐,从不把珠玉当作珍宝。他曾令太官不要接受郡中奉献的珍馐美味,还把远方异国进贡的名马宝剑赐给骑士。汉朝自武帝以后,后宫嫔妃达到3000之多,除皇后以外,有爵秩品级的就分婕妤、容华、充衣等14个等级。刘秀即位后,只有皇后、贵人有爵秩,贵人的待遇只有谷数十斛。此外有美人、宫人、采女三等,均无爵秩和规定的待遇。刘秀在世时要建陵墓,名日寿陵,特意叮嘱地面不要太大,不要起高坟,低洼处只要做到不积水就可以了,将来要像汉文帝那样,不随葬金宝珠玉。
刘秀常常显示出一种宽宏大度、平易谦和的气概。公元28年,割据陇右的隗嚣正徘徊于公孙述和刘秀之间,到底归服哪方,犹豫未决。他就派他的将军马援先后去威都和洛阳观察时政。马援自幼就聪明过人,人们都认为他是神童,在西州很有名气,很受隗嚣敬重。刘秀接见马援这样一个关系重大的使者,却没有升堂坐殿,只是便衣便服,连帽子都没带,他独自一人坐在洛阳宫宣德殿的廊庑下面,让一个宦官引导着马援去见他。他一见到马援就微笑着说:“贵客敢往来于两个皇帝之间,见多识广。今天有幸见到贵客,真是深感荣幸。”这一平易谦和的姿态,使马援立刻感到了一种明君的魅力。于是,马援叩头说:“当今的局势,君主在选择臣下,臣下也在选择君主。”接着就说起公孙述接见他时戒备森严的情况,并说:“我现在从远方来,陛下接见我连警卫都没有,就不提防我是间谍刺客吗?”刘秀又笑着说:“我知道你不是刺客,你只不过是个说客罢了。”这次会见,让马援目睹了刘秀的宽宏气量。刘秀与当年的刘邦有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不愧是东汉的真正帝王之材。后来马援劝隗嚣归服刘秀,隗嚣不听,他就脱身自己归服了。
刘秀宽宏大度的气概,还表现在他对待“逸民”、“隐士”、不驯人物的态度上。太原郡当时还留有大量的晋国公族的后裔,他们对新的统治者常常保持一种对立情绪,或者寻机报仇,或者隐居不仕,王侯面前不肯称臣。至汉初,_太原郡(在今太原市以南)被称为“难化”之地。刘秀时,太原郡广武县有个叫周党的,在地方上很有名望,朝廷几次征他去做官他都不愿意,后来不得已,就穿着短布单衣,用树皮包着头去见朝廷大员,刘秀却亲自召见了他。按礼节,士人被尊贵者召见,必须自报姓名,否则便是不尊重对方。周党见了刘秀,不通报姓名,只说自己的志趣就是不愿做官,刘秀也没有强迫他。博士范升上书,说周党在皇帝面前骄悍无礼,却获得了清高的名声,应治“大不敬”罪。刘秀把范升的上书拿给公卿们传阅,并下诏书说:“自古明王圣主都有不愿为他做臣的人,伯夷、叔齐就不食周粟。太原那个周党,不接受我的俸禄,这也是各自的志愿,赐给他40匹绸子。”
刘秀对于臣下的歌功颂德、阿谀奉承,常能持一种清醒的、有时甚至是厌恶的态度。他更愿意多表扬一些刚正不阿的官吏。在他的诏书中,经常说自己“德薄”,要上书者不要称他圣明。各郡县经常报告一些所谓“嘉瑞”事物,群臣要求史官将这些“嘉瑞”记载撰写成书,以传后世,‘刘秀一律不许。有一次,刘秀外出打猎深夜方归,要从洛阳城的东北门进城,掌管这个门的官吏郅恽拒不开门。刘秀让人点起火把,并告诉说皇帝回来了,郅恽说:“火光闪烁,又远远的,看不清楚。”就是不开。刘秀没法,只好转到东城门进了城。第二天,郅恽上书批评了刘秀一顿,说他游猎山林,夜以继日,带领出一种不良风气,危害国家。刘秀不但没有治罪于他,反而赏了郅恽100匹布,把掌管东城门的官吏贬为登封县尉。
刘秀对官吏要求严格,以致以粗暴的方式对待,对贪赃枉法的行为更是严厉惩罚。他在执政初期,内外群官,多由他自己选任;如干不完他交办的事,尚书一类的近臣常被拉到面前棍打鞭抽,以致“群臣莫敢正言”。
刘秀对贵戚的过分行为一般能够理智对待。司隶校尉鲍永、都事从官鲍恢性格刚直,不避豪强,敢于弹劾贵戚的恣纵行为。他们曾弹劾刘秀的叔父赵王刘良仗势呵斥京官为“大不敬”,刘秀借此告诫贵戚们应当约束自己,“以避二鲍”。刘良临死时,刘秀去看他。问他还有什么要说的话。刘良说他没有别的话了,只有一件事,他的朋友李子春犯了罪,县令赵熹要判李子春死刑,他希望能保住李子春的命。刘秀说:“官吏公正执法。我不能徇情枉法。另说别的愿望吧。”
刘秀的明君风范,使刘氏汉家天下走向繁荣,实现了“光武中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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