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称帝创造了两个第一：文盲皇帝和平民皇帝 刘邦

一、第一个底层小民做天子

公元前202年，刘邦借韩信之力在垓下灭了项羽，又立马搞突然袭击夺了韩信兵权，实力稳操一人之手，“老子天下第一”，于是急不可待地由汉王改称汉皇帝，汉王朝由此开局。

在今天的山东定陶。天寒地冻的北方正月，荒凉破败的氾水北岸，登基仪式进行得如刘邦的流氓习性一样潦草而随意。假戏真做，刘邦的诸侯将相们先来一番“请登帝位”的乞求，刘邦接着假惺惺地来一番谦让。群臣煞有介事地再来一番劝进，虽说“大王起微细”，出身不大尊贵，但您“诛暴逆，平定四海”，功高当作皇帝呀。刘邦再摆出一副为众人逼迫，实在“不得已”，只好违心破例，勉为其难的样子，“诸君必以为便，便国家”，嘿嘿，你们硬觉得我当皇帝合适，那就以国家利益为重吧。“乃即皇帝位氾水之阳”。

司马迁在《史记·高祖本纪》中，真实地记下了当时的场景。这场景在今天看来，有如三流演员彩排，蹩脚生硬，扭捏作态。然而，却万不可因此忽视了刘邦君臣这场政治游戏巨大而深远的历史意义。

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秦末，所有政权的创始者，不管是唤作帝，唤作王，还是唤作天子，唤作皇帝，查其身份，都有着堂皇而悠久的家世渊源，由底层小民“起微细”直接一步跃上全国最高统治者的宝座，做天子，建王朝，刘邦可谓第一人。

《史记》是我国第一部以王朝和人物为纲，主要记王朝之史的通史，其专记帝王的十二本纪，所记五帝、夏、商、周、秦、汉六个全国性政权的创始者，刘邦之外，其余五人，皆出于世代诸侯之家。打开《史记》，跳入眼帘的第一行正文，便是庄严而隆重地记述五帝之首的黄帝的显赫身世：“黄帝者，少典之子，姓公孙”。父亲少典是有熊国的国君，自身姓氏也直接标明是公侯之后，你看，如今举世公认的我们中华民族的人文初祖，血统何等高贵，起点何等辉煌，可真是“黄河之水天上来”呀。其后四帝，顺势高扬，“奔流到海不复回”，颛顼、高辛、尧、舜，一脉相承，皆黄帝子孙。再之后，夏朝开国之君“禹者，黄帝之玄孙而帝颛顼之孙也”。灭夏朝而兴商朝的汤，其初祖契，是黄帝曾孙帝高辛的妾生子，“兴于唐、虞、大禹之际，功业着于百姓”，被舜帝封于商，汤已是第九代地方政权商国的国君。灭商朝而兴周朝的周武王，其初祖后稷，比商汤的初祖契身份更高贵，是帝高辛的大老婆的儿子，以擅长农业而早享盛名，尧时已为天下农官并建国，自那以后，历尧、舜、禹时代和夏朝、商朝，“皆有令德”，到周武王时，已传国十六代，历时一千多年。彻底取代周朝而一统天下的秦始皇，其初祖大业，是黄帝之孙帝颛顼的外孙，大业之子于帝舜时得国，到秦始皇时已传国近40代。

不仅全国性政权如此，地方政权的开国首领，也必须统统出自贵族之门。《史记》所记吴、鲁、燕、陈、卫、宋、晋、楚、越、郑、赵、魏、韩和姜齐、田齐等诸侯国的第一任君主，没有哪一个不是渊源有自的世代贵族。就连曾一度做过杀牛的屠夫和卖饮食的摊贩的姜太公，其先祖也是吕国国君，所以姜太公姓吕名尚，而他本人其时也正做羌族的首领，率领羌族与周人联盟而灭商，得以做了姜齐的开国之君。后来以田齐取代姜齐的田氏，乃舜帝后裔，陈国公族，从陈国跑到姜齐，世为高官，苦苦经营近200年，历10代，才得以废姜齐而建田齐。

所以，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将刘邦以前的政治史归结为四个字：“无土不王”，没有根基，不得为王。的确，自黄帝起，数千年间的王朝更替和地方政权易主，历史，只重复一个事实，只复述一个常识：开国之君必贵种，野小子们别做梦。

然而，这个铁则，被“起微细”的刘邦在公元前202年那天嘿嘿一笑，就再也铁不下去了。

司马迁写《史记》，于本纪和世家，凡记刘邦之前的天子王侯，开篇必记明传主的家世、姓氏、名号，而到本朝开国皇帝的《高祖本纪》，理应更加大书特书，却一改惯例，低调行文，径直写道：高祖，姓刘氏，字季。父曰太公，母曰刘媪。既不写刘邦的家世，于刘邦及其父亲、母亲也不写名讳，显然是无所可记，只好如实阙如。因为按那个时代的规矩，凡士以上贵族，必定姓、氏、名(包括字、号)俱全，而细微低贱之人，则一般只有姓，无氏，也无名——没有资格论氏起名呀。孔子最得意的弟子颜渊，“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够穷了吧？人们也知道他姓颜，名回，字子渊。与刘邦同时的陈胜，“尝与人佣耕”，给人当雇工，社会地位够低了吧？史书也清清楚楚地记载，他姓陈，名胜，字涉。而刘邦一家，祖上无事可记，父子无名可载，只知道时人按模糊叫法，称其老爸为太公——老大爷，老妈为媪——老太婆。刘邦兄弟四人，三人同父同母，按照世俗通行的伯仲叔季的叫法，人们称老大为伯：刘老大;老二为仲：刘老二;刘邦排行老三，就称其为季：刘老三，或刘老幺。至于后来常说的刘邦姓刘、名邦、字季，最早见于东汉末年荀悦《汉纪》，那已是刘邦身后400年的记载了。穷得到处蹭饭赖账，低贱到不知祖宗来历，父子两代都是莫名大王，连雇工也不如，刘邦的家世和身份也真“微细”得没法再微细了。

就是这样一个起于细微的刘邦，居然造反八年，就统一天下，当了皇帝。要说破天荒，中华五千年政治史上，刘邦破的这个天荒也真够大的了。

谈到刘邦这次破天荒的意义，史家的普遍说法，是称刘邦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农民皇帝。乍一听，似乎颇有道理，细一想，就觉得远远不够。比较到位的评价应该是：刘邦是中国有史以来第一个社会底层人物做了全国性政权的最高统治者，不仅仅是农民做皇帝而已。

在刘邦之前，中国还从未有过社会底层人物登上全国至尊之位，奴隶中没有过，农民中也没有过。当奴隶的，通过个人奋斗，最高获得过相当于后世丞相或宰相的地位，如商代辅佐武丁中兴的名相傅说，就是奴隶出身。先秦的奴隶起义，似乎还没有夺取政权的意识，当然也不会因此从奴隶中产生岀最高统治者来。刘邦之前，农民中已有王侯意识，农民起义已建立过政权，并从农民中产生了王，陈胜就是如此。不过，陈胜虽然发出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惊天呐喊，并领导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农民起义，建立张楚政权，称王而号令天下，但全国性政权尚未建起便迅即失败身亡。刘邦则一举成功，灭群雄，建大汉，称皇帝，成为中国历史上完全意义的“起微细”而践至尊者。

微细而创盛大，草民而登至尊，刘邦以巨大的反差，让历史变色，为天地生色。从骨子里瞧不起刘邦的司马迁，写史至此，也止不住连连感叹，一边问天，一边赞赏：“此乃传之所谓‘大圣’乎？岂非天哉！”

二、第一个世代文盲当皇帝

在我国古代史上，刘邦还破了一个天荒——第一个世代文盲当皇帝。刘邦之前，王侯将相，特别是全国最高统治者天子和皇帝，全都是文化人。

传说中，华夏第一代圣君我们的人种初祖伏羲，是象形文字的发明者，“始画八卦，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孔安国《尚书序》)第一个统一北方的君王我们的人文初祖黄帝，在先民的传说中，更是创始文明的集大成者，“考定历纪，始造书契，服冕垂衣”，“造舟楫”，“吹玉律，正璇衡，置四史以主图籍”(晋·王嘉《拾遗记》卷一)。据传世最早的谱牒《世本》的《作篇》，举凡历法、文字、衣服、舟车、音乐、图书，都是黄帝发明。而在世俗传说中，甚至还有中医、指南车等等，也由黄帝首创，传世最早的中医经典，书名就叫《黄帝内经》。夏王朝创始人大禹，精通水利、地理和各地物产贡赋，“别九洲，随山浚川，任土作贡。”(《古文尚书·禹贡序》)我国第一部地理专着《禹贡》，就是记述大禹所论而成。商，当其还是夏王朝属下小方国的时候，几代君主都是杰出的发明家，尤以相土发明马车，王亥发明牛车最为着名，深受其国人崇仰。周王朝奠基人周文王，被商纣王关在羑里牢中，居然还着成《周易》;文王之子周公，既是周王朝最主要的创始者，又是可与孔子齐名的华夏文明大圣人，其所制礼乐，被孔子赞叹不已，“郁郁乎文哉，吾从周！”终生对之“述而不作”。

创业难，守成也不易。明君圣主依靠自身的文化优势开国，自然希望后代也依靠文化优势把国家政权守牢，所以特别重视其接班人的文化教育。《尚书·大传》说：“古之帝王，必立大学、小学，使王太子、王子、群后之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嫡子，年十有三入小学，见小节焉，践小义焉;年二十入大学，见大节焉，践大义焉。”天子、诸侯、公卿、大夫、士，各级贵族的正妻所生的大儿子，也即他们的接班人，必须从十三岁就开始严格的文化学习，到二十岁，还得继续深造，以谙“大节”“大义”，成为合格的统治者。这倒真个是“学而优则仕”呢。经过这样的文化专利的训练和熏陶，想当文盲也没门儿。倘若对文化略有所爱，甚至可以成为实际上的学问家。周景王不过一平庸的国君，一次与晋国使臣籍谈论及晋国历史，滔滔不绝，籍谈竟不能对答，被周景王嘲谓“数典而忘其祖。”(《左传》昭公十五年)成语“数典忘祖”即由此而来。商纣王是有名的昏君暴君亡国之君，其文化素养却极高，史书上说他“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智足以拒谏，言足以饰非”，天赋高，反应快，见多识广，能言善辩，常常“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岀己之下”(《史记·殷本纪》)，特别自负，认为天下臣民都不如自己，牛气得很呢。

所以，先秦时期，文盲休做君王梦。

同时，在先秦，对整个贵族阶层子弟的文化教育，也有很高的要求和严格的制度保证。《礼记·学记》说：“古之教者，家有塾，党有庠，乡有序，国有学”，家中有私塾，城乡各有地方学校，城里叫“庠”，乡间叫“序”，国都叫“学”。每年入学一次，每两年考一次试，每个阶段的考试都有很高的目标：“一年，视离经辨志;三年，视敬业乐群;五年，视博学亲师;七年，视论学取友”。合格者，谓之“小成”。这是第一个阶段。学到第九年，测试的目标更高，看其能否“知类通达，强立而不反”，不仅掌握必备的具体知识，还要有科学的思维方法，举一反三，触类旁通，并能独立思考，不受诱惑，立场坚定，固守大道。如此，方可谓“大成”，方可在入仕后“化民易俗，近者悦服而远者怀之”，作到“学而优则仕”。孔子办私学，搞民营教育，虽然具体施教方式方法别有创新，但所收弟子仍是贵族子弟，培养目标则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也是为各级政权输送高文化素养的干才，与官方教育完全一致。

文化既属贵族特权和专利，教育又以这种特权和专利不断铸造贵族接班人，这就决定了：刘邦之前，统治者中决不会有文盲，文盲也不可能当上统治者，更不可能称王称帝做天子。特别是自西周初年周公制礼作乐后，礼乐文化就成为各级贵族必须具备的文化素养，并被融注于政务和生活的全部细节之中，一个贵族成员，倘若不会行礼、诵诗、奏琴，直接就无法生存。打开《左传》，你看春秋时期的贵族人物，哪一个不是文质彬彬？光是民间聚会和国际会盟之时，都必须赋《诗》表意——有选择地诵读古诗，以儒雅地表达自己的志意，不把孔子以前传世的三千首古诗背个滚瓜烂熟，并深悟其微言大义，应付得了吗？这就是有名的“春秋赋诗”。仅此一点，就足以让后世的文人才士汗颜不已，更遑论文盲。

刘邦的可贵之处在于，他能在实践中逐渐认识到文化的不可或缺，从而虔诚地亲近文化，礼敬文化，自觉地学习文化，传承文化。

汉高祖十二年(公元前195年)，当了3年沛公、4年汉王、8年汉皇帝的刘邦，临终前，亲笔给太子刘盈写了一封敕书，要他的接班人记取自己的教训，勤奋地学习文化。在这封敕书里，刘邦对自己的文化出身、学习经历讲得十分清楚：“吾遭乱世，生不读书，当秦禁学问，又自喜，谓读书无所益。洎践阼以来，时方省书，乃使人知作者之意，追思昔所行多不是。”又说：“吾生不学书(写字)，但读书问字而遂知耳，以此故不大工，然亦足自解。”(南朝梁·殷芸《小说》卷一)刘邦以“践阼”(即帝位)为界线，分两个时段描述了自己的文化状况：当皇帝前，因为“生不读书”，“生不学书”，幼少时期没读过书，没练过字，所以全然文盲一个，也不把这当回事，还以为读书本来就没用。当了皇帝后，因为职务需要，这才开始读书，让人讲解书中要义，回顾对照以前所作所为，竟然很多都错了，深感悔恨，深感读书学文化的重要。读书就得识字，于是又自觉扫盲，边读书，边问字，问字音字义，也问字的写法，随之学着练写字，渐渐连猜带蒙能读了，也凑凑合合会写了，虽说写得不大工正，但勉强也能对付日常政务了。

刘邦把自己幼少时没读书的原因，归结为生遭乱世，归结为秦朝野蛮的文化专制和自己受读书无用论的毒害，乍听来颇有道理，其实压根儿不是那回事。出于不愿在后人面前过于暴露家丑的考虑，刘邦掩盖了唯一的真实：他出生于底层小民世代文盲之家，在先秦时期，这种家庭的子女，根本就没有读书学文化的权利。即便不遇秦朝的暴政，即便天天听人讲“唯有读书高”的道理，像刘邦那样的家庭条件，也不可能让他去读书学文化。那个时代，以及之前悠悠数千年，读书一直是贵族的专利。据《史记·卢绾列传》，刘邦少年时期，曾与其好友卢绾“俱学书”，学过几天认字写字，但这充其量和项羽一样，自己家里找人稍作指点，认得写得和姓名有关的几个字，“足以记名姓而已”(《史记·项羽本纪》)，与正儿八经的上学读书无关，所以刘邦临终前想起青少年时期，那样不堪回首，一再说是“生不读书”，“生不学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