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历史上汪景祺写书讥讽康熙竟带来灭门之灾 康熙

中国有句古话叫“鸟尽弓藏、功尽人亡”，历朝历代，功臣难以善终似乎是个难以跳出的怪圈。雍正年间的年羹尧，在其风光之时，有位来自浙江钱塘的举人汪景祺向其投书，其中大肆奉承，说“阁下乃词林之真君子，当代之大丈夫”；“制敌之奇，奏功之速”，史上无人可及；什么郭子仪、李元昊、裴度之流，和“年大将军”相比不过是“荧光之于日月，勺水之于沧溟”；“阁下勋名如此其大，功业如此其隆”，不啻于“宇宙之第一伟人”。上书还不够，汪景祺又写了六首专门吹捧年羹尧的七言律诗，其中有这么几句：“词臣帝简抚巴川，开府岩疆十二年；克敌星奔千里寇，宁人月静百城烟”；“叠鼓鸣笳听凯奏，前歌后舞望车尘；芜词敬赋从军乐，欲谒千秋第一人。”诚可谓马屁拍得山响。

要认真说，拍马屁也是门官场学问，汪景祺的功夫就很到位，年羹尧阅后心花怒放，于是将其收入幕中。汪景祺是个不得志的帮闲文人，他去见年羹尧原本只为打秋风，谁知这一打，给自己打出了大灾祸。不久，汪景祺又给年羹尧上了一书叫《功臣不可为》，其中说：功臣之所以难做，问题出在主子身上。那些主子既害怕别人作乱，又要依靠功臣去戡乱；但平乱后，往往又猜疑功臣，认为功臣既能定乱，必也能作乱，因此对功臣起疑惧之心；功臣得到主子的封赏后，往往被小人嫉恨并在主子面前大肆中伤，要是功臣壮着自己的功绩，在主子面前直言相谏的话，往往被主子认为骄横，进而怒之、厌之；如此一来，“进不得尽其忠节，退不得保其身家”，功臣无论如何都要获罪，难逃一死。

汪景祺上书之日，正是年羹尧受宠之时，他对汪的劝告不以为然，未作理会。不料后来“年案”爆发，浙江巡抚福敏、杭州将军鄂弥达奉命查抄年羹尧住所时，汪景祺所写的《西征随笔》被发现，据其奏报，“臣等公同搜查年羹尧内室并书房，橱柜内书信并无一纸。随将伊家人夹讯。据供，年羹尧于九月十二日将一应书札尽行烧毁等语。及问年羹尧，供词无异。臣等再加细搜粗重家伙，于乱纸中得抄写书二本，书面标题《读书堂西征随笔》，内有自序，系汪景祺姓名。臣等细观，其中所言，甚属悖逆，不胜惊骇。……”待雍正看到《西征随笔》后，那真叫恨得咬牙切齿，其在书封上痛批：“悖谬狂乱，至于此极！惜见此之晚，留以待他日，弗使此种得漏网也！”据说，“此、种”二字间似脱漏一“杂”字，雍正之怒，直透纸背。

那么，汪景祺究竟何许人也，他在《西征随笔》里又写了什么，竟惹得雍正如此大动肝火呢？说来此人也非下层，其父汪霖曾任户部侍郎，其兄汪见祺曾任礼部主事，也算是高干子弟，而汪景祺少时即有文名，只是科场上远没有年羹尧那般一帆风顺，一直熬到康熙五十三年，年届四十的他才考中举人，其功名之渺茫、仕途之惨淡，几乎已成定数。虽说久困于科场，但汪景祺一向恃才傲物，目中无人，如其在《西征随笔》中说的，“忆少年豪迈不羁，谓悠悠斯世，无一可与友者”，直到五十岁后，“渐知素昔之非，降心从人，折节下士。”也就在这段时期，汪景祺被年羹尧延请入幕，随同游历，之后即将西北地区的见闻记录成书，献给年大将军作纪念收藏。事后，年羹尧未以此书为不是，获罪时亦忘记加以销毁，由此牵涉两人，成此大狱。

除以上马屁诗文及《功臣不可为》外，《西征随笔》中触怒雍正处颇多，其中有妄议朝政的，有对年羹尧、胡期恒歌功颂德的，更有拿康熙老爷子开玩笑、说“皇帝挥毫不值钱”的。所有这些，最后都成了定罪的依据。汪景祺最严重的当然是“皇帝挥毫不值钱”这句，其中原委是这样：康熙南巡无锡时，士人杜诏道左献诗，康熙颇许可之，遂赐御书绫字，杜捧归启视，则有“云淡风轻近午天”之句。某无锡人听说后，以为皇上题词未免浅薄，遂戏作一七言绝句，曰：皇帝挥毫不值钱，献诗杜诏赐绫笺；千家诗句从头写，云淡风轻近午天。“云淡风轻近午天”出于北宋理学家程颢的名诗《春日偶成》，原诗为：云淡风轻近午天，傍花随柳过前川；时人不识余心乐，将谓偷闲学少年。此为南宋谢枋得编的《千家诗》第一首第一句。想必知道其中危险，汪景祺书中未说这个无锡人是谁，但“不欲言其姓名”的结果则成了自己有意讥讪康熙皇帝（不排除就是出自汪手）。退一步说，即使不是汪景祺所作，其将此事此诗纪以入书，已有明显的讥讪故意。这在当时，可是要被杀头的。

再有对时政的讥讽，汪景祺说雍正清查亏空以来，“诸臣承望风旨，搜根剔齿”，惟以刻薄为能事，甚至“辱及妇女，祸至儿孙”，如山西介休知县“卒于官，亏帑数百金”，山西巡抚诺敏行文陕西清查其干州老家，仅查得“破屋十余间，基地五分，又地五十余亩而已”，而惊恐之下，“两子皆惧罪亡命”；再如西安府临潼县令丁某，病故后亦以亏帑，后查其家产，仅银戒指六枚、银簪二枝，及男女衣服十六件，“并妇人之亵衣在焉”。“亵衣”即今之所谓内衣，汪景祺对此大发议论：“呜呼！罪人不孥于妇人，何罪而至褫其亵衣以为快？况所值几何耶？”

此外，汪景祺在书中大肆菲薄吏部尚书兼文华殿大学士张鹏翮，并借机妄议康熙及皇太后尊号，说什么德妃“皇太后”及康熙“清圣祖”之尊号都来自张鹏翮的自作主张，并连用了三句“谁敢有异议者”，以增加其戏剧性。这篇文章中，最前一段说张鹏翮在翰林院时，“貌如好女子，诸同年皆戏弄之”，散馆时康熙也说他竟似“戏旦”，张鹏翮大惭之余，才“矫强修饰，自称道学先生”。后面一段就更不像话，说张鹏翮为部郎时，一日早朝归，“朝衣未脱”而与仆妇行淫，结果被夫人抓个正着，张“朝衣冠偕寸丝不挂之仆妇跪受责”。张鹏翮是康熙朝的名臣，雍正初殁后被树为典型，其为官数十年，素有清廉之名，汪景祺之谈多属无稽，而其文中用笔轻薄，如同有色段子，这是不甚妥当的。令雍正不可容忍的是，书中竟将康熙及皇太后的尊号来历以讲笑话的方式揉入，这等大不敬，比吹捧年羹尧更为严重得多。此外，汪景祺还曾非议“雍正”之年号，说“正”字有“一止之象”，历来有“正”字的年号如“正德”、“正统”等都非吉号。这等妄议，在当时何止会断送自己性命，就连家人、亲友也得被连累。

事后，汪景祺按“大逆不道”罪被斩立决并枭首示众，其妻发遣黑龙江与穷披甲之人为奴；其亲兄弟及侄辈俱革职，发遣宁古塔；五服内族人，无论现任及候选候补者，查出后俱革职，并交由原籍地方官管束，不得出境。这等牵涉面，比年羹尧还要严重。汪景祺或许有些无聊或无耻，但他怎么也没想到，这本小册子竟会带来如此灾祸。据说，其妻遭遣发时，“家人设危楼，欲其清波自尽”，以全其名。但是，死生乃千古艰难之事，其妻仍欲求生，“盘膝匍匐而渡”，“见者伤之”。至于汪景祺就更惨，他的首级被挂在菜市口的通衢大道上，一挂就是十年。直到雍正驾崩、干隆继位后，在左都御史孙国玺的请求下，汪之头颅才被取下掩埋。政治之案，文字之狱，惨烈如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