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光绪皇帝死亡之谜 很有可能死于砒霜中毒 光绪

光绪帝的坟墓中留有若干头发、遗骨和衣服等，因而有关砒霜致死的结论，实际上比拿破仑要可靠得多。

一个皇帝是不应该随随便便死去的。他活着的时候，吃饭、出行，甚至做爱都不可能随随便便，何况死亡？当光绪腐败的尸体仅沾染在部分衣物和头发上的砒霜总量就已高达二百毫克的结果出来之后，人们想起了拿破仑。砒霜，一种古老的毒物再度走上了历史舞台。

三氧化二砷，俗称砒霜，分子式As2O3，是最具商业价值的砷化合物及主要的砷化学物料，无臭无味，外观为白色霜状粉末。这是某几种特定的矿物处理过程中产生的高毒性副产品，例如冶炼金矿、高温蒸馏砷黄铁矿(毒砂)，冷凝其白烟，就可得到砒霜。

光绪三十四年三月初九的“脉案”，御医曹元恒写下了这番话：皇上“肝肾阴虚，脾阳不足，气血亏损”，病势到了无药可用的严重程度。同年五月初十的“脉案”，御医陈秉钧写有“调理多时，全无寸效”的话。江苏名医杜钟骏为皇帝看过病后也表示，“不求有功，只求不出差错”。同年九月的“脉案”指出，此时光绪的病状更加复杂多变，脏腑功能已全部失调。

也许这些档案有利于推翻光绪被毒死的结论，但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推荐的洋医的诊断结论也不可忽视，他说光绪“血脉皆治，无病也”。

和死在光绪八十七年之前的拿破仑相比，两者的共同点在于多年幽禁的郁郁寡欢，死亡之前的突发急症。

历史上，砒霜家族(砷化物)就是毒药之王。这种完全无臭无味而又容易携带的毒药，在许多家族财产的继承表演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由于砷中毒的症状和腹泻、食物中毒、霍乱以及一些正常疾病的症状相似，所以它成为杀手们常备的首选药物。宋太宗杀死李煜之后，又陆续有多位皇族成员去世。人们说，这位皇帝在毒物学上造诣颇深，估计就是对砷化物有深入研究。

20世纪50年代，瑞典牙医斯滕·弗斯胡夫韦德(Sten)确信，拿破仑就是死于慢性砷中毒。他曾提出要求接触拿破仑遗体，被拒绝了。拿破仑的侍从路易·马尔尚(LouisMachand)在其死亡的那天从拿破仑身上拿到的一根头发，最终落到了斯滕的手里。这根头发于1960年在格拉斯哥大学法医学实验室，接受了中子激活分析(NAA)。

结果令人目瞪口呆：那根头发的砷浓度高达10ppm(百万分比浓度)，几乎是正常含量的十三倍之多。汉密尔顿·史密斯教授(HamiltonSmith)当时提供了分析理论：头发的生长周期大概是每天0.014英寸，如果砷是从自然环境中吸收的，那每段头发都应该一样，而拿破仑头发的各段含量不同：从最低的到最高的。1974年，斯滕和本·魏德(BenWeid)在合着的《圣赫勒拿岛上的谋杀》里断言，拿破仑身上曾经显示出三十四种已知砷中毒症状的三十种！

但是，他们的结论也遭到了很多质疑。有人认为，斯滕以为正常人头发砷含量标准并不“标准”。在污染严重的墨西哥城，头发中砷含量4ppm并不罕见。此外，孤立地对某一个人的头发进行测验，而没有同时代在圣赫勒拿岛上居民头发的样本，结论不足以让人信服。

1862年，曾经是拿破仑战友的弗拉奥伯爵(FlahautdelaBillarderie)嘲讽说：“过去二十年间我所见到的据称为拿破仑头发的东西是如此之多，简直可以织成地毯铺满整个凡尔赛宫了。”

法国人怀疑，英国人杀死拿破仑也许不是用砒霜，而是用糟糕的医疗技术。我们为20世纪医疗技术的伟大进步而惊讶，深感过去的医疗活动是何等令人恐惧。大致来说，西方医学最有价值的理论，在一千多年的时间里基本上是建立在一套“见鬼的”理论上的。最有影响力的撒伦诺学派是真正的中世纪医学学术机构。他们说，正如世界是由四种元素组成的一样：火气水土，人体也存在同样四种相对应的液体。十字军生病期间，他们首先会向某个圣人的脚趾或者其他部分祈祷，以求早日康复。圣物是最后的药方，包治百病，每个圣人都有各自的招数：圣布勒斯专门治疗卡在喉咙里的刺，圣阿加沙专门治疗发炎的乳房。1881年7月2日，美国第二十任总统加菲尔徳(JamesAbramGarfield)在华盛顿被刺客打中。医生很快赶到，他用一根未经消毒的金属探针找子弹。格雷汉姆·贝尔(GrahamBell)用一个线圈在总统的身上移动，试图通过电磁感应找到子弹。他检测出一个地方的感应最大，但是医生并没有在那里找到什么。9月19日，总统去世了。尸检发现，子弹在距离那个地方十英寸的位置。不过，贝尔的发明后来被改成了地雷探测器。

光绪帝的坟墓中留有若干头发、遗骨和衣服等，因而有关砒霜致死的结论，实际上比拿破仑要可靠得多。

1912年1月16日，北京冬季的寒风吹过乔治·恩斯特·莫里森(GeorgeErnestMorrison)的马车。马车行至丁字街，时近中午，店铺中却食客寥寥。那时的中国，不少劳苦大众一天只吃两顿饭。

在中国历史上，更多的人将莫里森称为“莫理循”，他是袁世凯的老朋友，也是老资格的外籍顾问。莫理循出生于澳大利亚，1894年从上海步行到仰光，写下了《一个澳大利亚人在中国》，记述了自己用十八英镑完成三千英里行程的故事，算是历史上最早的穷游中国的外国背包族。凭借这段不寻常的经历，《泰晤士报》将其聘为通讯员，并资助他继续从曼谷到昆明一线，以及后来穿越东三省的旅行与采访。

这是莫理循在北京的第五个年头，此时他多了一个新身份：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袁世凯的顾问。他的马车就在袁世凯的车队中。这位中国最有权势的人刚好退朝，带领大帮幕僚、卫兵，乘马车出东华门，行经东安门至丁字街，也就是今天的王府井。

此时，莫理循听见了重物飞过的声音，爆炸！车队迅即陷入了混乱。

“我马上意识到有人投掷炸弹，一匹马冲过追赶的人，片刻的沉寂之后，袁世凯乘坐的马车在卫兵保护下迅速从出事地点冲了出来。感谢上帝，袁世凯安然无恙。”莫理循后来回忆说。

但莫理循没有预知到，他当时担心的这名中国英雄，随后会走上称帝的道路。莫理循之于袁世凯，就像当年贝多芬之于拿破仑，从钦佩到不理解到最终唾弃。在以往的政治生涯中，袁世凯的所作所为只有两个字：背叛。他背叛朋友，背叛朝廷，背叛皇帝。很少有人探及他的真实内心—他只忠于自己。

这就是东华门事件，又称丁字街炸弹案。辛亥首义之后，北方地区京畿附近的起义被袁世凯消灭得一干二净。革命党人认为，如果不除去袁世凯，中国统一并迈向民主的最大障碍就不可能消除。1912年1月16日，革命党人黄之萌、张先培、吴若龙、钱铁如、杨禹昌、郑毓秀、罗明典等十八人，预先埋伏在路边店铺楼上。当他们看到车队驶来时，纷纷扔下炸弹，当场炸死袁的卫队长等十余人。但黄之萌、张先培、杨禹昌等十人被捕。1月17日，黄、张、杨等人在北京就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