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上最苦命的皇帝光绪：饿得去太监房中偷食物 光绪

1875年春天的一个深夜，北京紫禁城狂风怒号，沙土飞扬。一队急匆匆的人马，抬着一顶八乘黄轿，在寒风中直奔养心殿。当人们揭开轿帘，发现轿中那个哭闹不止的孩子早已歪倒酣睡了，可爱的小脸蛋还挂着湿淋淋的泪珠儿。

这个不足四岁的孩子名叫爱新觉罗·载湉。他哪里知道，这一梦醒来，自己的命运将发生天翻地覆的变化。因为他已摇身一变成为这个庞大帝国的皇帝，年号“光绪”。除延续道光皇帝血脉之意，更兼“光大未竟之功业”。清廷把重振国力的厚望全都寄托在他的身上。

当这个一脸泪珠鼻涕、“脐间常流湿不干”的小孩被稀里糊涂扶上皇位时，在焕然一新的日本帝国，轰轰烈烈的明治维新已经开始整整七年了。二十三岁的明治天皇，这个光绪皇帝未来的强大对手，已然长成一个雄姿勃发的青年。在分发到日本各所学校的天皇照片上，他腰挎战刀，全副武装，目光坚毅，冷酷骄横。继上一年发动侵略中国台湾的战争后，这一年他又将炮口对准朝鲜，并就北部领土问题在与老对头俄国人的谈判中旗开得胜。当紫禁城的老太监们还在为小光绪皇帝体弱气虚，哭闹拒食而头痛不已时，明治天皇正驾着日本帝国的疯狂战车东征西伐，攻城略地。短短十年间，日本建立巩固起以天皇为中心的中央集权政府，帝国可怕的铜牙铁齿开始磨得霍霍有声。

性格决定命运。一个人童年的成长经历，对其禀赋气质的形成具有决定性的意义。若是凡夫俗子则罢，而这两个男人主宰的却是两个帝国的命运。他们出生经历虽然大同小异，而成长过程却有天壤之别。

中国的帝王，绝大多数都是“生于深宫之中，长于妇人之手”。光绪特殊的成长史，更是一部辛酸不幸的奴化史。慈禧作为中国近代中上举足轻重的女人，其权力欲望之强，古今罕见。当时的清王朝，历经两次鸦片战争，已是“日之将夕，悲风骤至”。然而，面对艰难时局，慈禧仍置国家社稷于不顾，首先考虑的仍是满足自己的政治欲望。她之所以将年仅四岁的爱新觉罗·载湉扶上皇位，完全出于一已之私，因为载湉的母亲是她的亲妹妹，这样幼主即位，容易驾驭，不致于大权旁落。光绪只不过是她君临天下的御案上一个不可缺少的摆设罢了。在权力舞台上，她是超一流的魔术师，得心应手地把一个泱泱大国像一个村庄般控制得服服帖帖；而在政治舞台上，她却是一位缺少远见卓识的独裁者，短视与贪婪令人无奈。曾国藩初次与她会面后，就失望地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两宫（东太后慈安、西太后慈禧）才地平常，见面无一要语。皇上冲龄，亦无从测之。”

慈禧为了长期操控皇权，建立一种特殊的人身依附关系，将光绪从小驯化为惟命是从的提线木偶，可谓煞费心机，毫不手软。天生孱弱的光绪不但没能培养起坚强自信的品格，反而变得更加胆怯懦弱。

为了让光绪心悦诚服认定自己才是他的“母亲”，慈禧严格实施“威权”教育，处心积虑地制定了断亲情、立威严、传孝道的教育方针，让光绪不伦不类地称呼她为“亲爸爸”。据慈禧的贴身女官德龄公主在《瀛台泣血记》中回忆：

当光绪初进宫的时候，太后就嘱咐那一班服侍他的人，像灌输什么军事知识一样的天天跟他说，使他明白了自己已经不是醇王福晋的儿子了，他应该永远承认太后是他的母亲，除这个母亲之外，便没有旁的母亲了。

既然是母亲，本该给幼年入宫的光绪一份母爱和关怀，可慈禧为了在这个孩子幼小的心灵中强化她绝对权威的形象，使其言听计从，她无时无处不施其霸威：

西太后待皇上无不疾声厉色，少年时每日呵斥之声不断，稍不如意，常加鞭挞，或罚令长跪；故积威既久，皇上见西太后如对狮虎，战战兢兢，因此胆为之破。

--梁启超《变法通议》

史料记载光绪“畏太后甚。上本口吃，遇责问，益战栗不能发语。”长此以往，光绪后来连听到锣鼓吆喝之声，也吓得脸色大变。华裔史学家黎东方撰文说，光绪是中国历史上最苦命的皇帝之一，从进宫到囚禁，他几乎没有一天不向慈禧长跪。“不命之起，则不敢起。”德龄回忆说光绪帝“一至太后前，则立严肃，若甚惧其将死者然，有时似甚愚蒙。”其母子之间，严厉之甚，根本没有一点儿人伦亲情的味道。

由于幼年光绪经常受到慈禧的严斥和惩罚，加之年龄又小，宫中照顾他饮食起居的太监们未免见风使舵，对他心存不敬。光绪自幼性情敏感，体弱多病，经常“腹痛不思饮食”，由于饭菜干冷难咽，有时想叫御膳房做点可口饭食，膳房必须奏明慈禧，慈禧动辄以俭德责之，光绪再不敢声张了。

光绪读书时经常出现血糖太低，体力不支的情形，有时饿急了，竟然跑到太监房内偷找吃食。据信修明《老太监的回忆》说：光绪帝“十岁上下，每至太监房中，先翻吃食，拿起就跑。及至太监追上，跪地哀求，小皇爷之馍馍，已入肚一半矣。小皇爷如此饥饿，实为祖法的约束，真令人无法。”这样便造成光绪帝“先天既体弱，后天又营养不良，以致胆气不足。”不仅如此，有时太监还为一些小事到西太后那儿告小皇帝的刁状，使光绪经常“受责”挨骂。光绪六年，慈禧生病，光绪的生活更加无人过问。太监们让他自己照顾自己：小光绪自己爬上去铺炕，弄得手指头出血；自己倒水，结果手上被烫起了泡。小皇帝堂堂一国之君，凄凉至此，惟一关心他的师傅翁同见状气得大骂：“左右之人皆昏蒙，不识事体！”

光绪长年面对慈禧冷若冰霜的面孔，咄咄逼人的训斥，面对刻薄寡恩的宫廷禁院，没有童年的欢乐和自由，变得抑郁多病，优柔寡断，更失去了作为至高无上的帝王独断干坤的尊严和君临天下的霸气。亲政后的光绪帝，目睹国家的巨变，忧国伤时，也想有所建树。尤其是甲午战争，对光绪帝来说是一场恶梦，使他蒙受奇耻大辱，他不甘做傀儡皇帝，更不堪设想做亡国之君。熟悉光绪帝的德龄女士，对甲午战争后光绪帝的心境有这样的记载：“光绪为想挽救他的国家，使他在国际上得到一个较好的地位。至少是他心里所想往的那种地位，几乎连饮食睡眠也忘掉了，他恨不能立刻就使他的国家一跃而为世界上的一等强国。”应该说，变法给光绪提供了一个情绪的突破口--只有变法，才能在公私两方面给光绪提供反叛慈禧的契机，使他站在道德和公理的制高点上与慈禧一决高下。但是长期养成的懦弱性格，使光绪遇事畏缩，“虽有亲裁大政之名，而无其实”（梁启超：《戊戌变政记》），他根本没有胆量与实力去和慈禧对抗。

美国人查尔斯·约翰斯顿在《中国的危机》中这样描绘光绪：

光绪皇帝身材瘦小，身体虚弱，看上去几乎像个孩子。他的眼睛大而忧郁，面部微呈橄榄色。他的表情透着随和，更多是表明了梦想而不是将梦想付诸行动的力量。蒙古部落的后裔中有这么空灵的一个人是很奇怪的。不过光绪皇帝也许可以被当做运气不佳的东方圣人的典型。

每当在养心殿召见群臣时，光绪犹如在玻璃房子里办公，虽然正襟危坐，但身后慈禧太后的目光却令他如芒在背，凡事必须由“亲爸爸”定夺，连在挑选皇后这样的事情上也不敢擅作主张，只能作一个唯唯诺诺的“儿臣”。对光绪颇有好感的维新人士张元济在变法期间应召去见光绪，说光绪语气极温和，而面貌“殊欠刚健。”其实，光绪的性格更是“殊欠刚健”。待到戊戌激变，大事临头，光绪手足无措，任人宰割。苏继祖在《清廷戊戌朝变记》中这样记述戊戌变法失败后，光绪惨遭痛斥的场面--

1898年9月21日，慈禧亲自指挥镇压了变法，狠毒地杖毙了光绪身边的两位亲信太监，把奕勖等亲王大臣召集至大殿，令光绪跪于案旁，并置一竹杖于案前，气氛威严，杀气腾腾。慈禧对跪在面前的光绪厉声斥骂道：

天下者，祖宗之天下也，汝何敢任意妄为！诸臣者，皆我多年历选，留以辅任，汝何敢任意不用！乃意敢听信叛逆蛊惑，变乱典刑。何物康有为，能胜我选用之人？康有为之法，能胜祖宗所立之法？汝何昏愦，不肖乃尔！

一言九鼎的帝王，瞬间堕落为亡国败家的祸首，光绪连大气也不敢出。慈禧余怒未消，继续指斥：“变法祖法，臣下犯者，汝知何罪？试问汝祖宗重，康有为重？背祖宗而行康法，何昏愦至此？”光绪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地位，表现出的软弱真令人揪心，他战战兢兢地回答：“是固自己糊涂，洋人逼迫太急，欲保存国脉，通融试用西法，并不敢取康有为之法也。”可怜情状，跃然纸上。

对于光绪复杂的性格成因，张宏杰先生在《光绪：被“帝王教育”败坏的人》一文中分析得颇为透彻。他认为，按照传统的政治设计，中国的帝王必须是由超人的意志和道德感组合起来的完人，因为中国这架庞大无比的政治机器必须要依靠皇帝一人只手操纵。过高的标准以及严苛的环境使光绪从小成为最容易体会到挫败感的孩子。圣王教育使他成了一个完美主义者。他的信条是要么最好，要么干脆最坏。要么倾尽全力，做得尽善尽美；要么破罐破摔，逃避现实。有时候，他把自己的意志水平调动到极高的程度，一丝不苛地“学做圣人”，表现得非常振作进取。然而由于先天缺乏刚毅气质，他难以长时间地克制自己。他的行为中透显出冲动与鲁莽，他的意志又缺乏韧性与耐力。一旦受挫，他又会对自己极度失望，陷入长期的萎靡不振状态。他缺乏那种退而求其次的现实主义态度，实质上是一个间歇性的抑郁症患者。

这种不成熟的心理模式，给国家前途和个人命运带来的恶果可想而知。光绪最后孤家寡人、泣血瀛台是他个人的悲剧，也是民族的悲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