恭亲王呕心沥血倡导践行“新政” 为何最终失败了？ 恭亲王

1898年5月29日，光绪二十四年四月十日，夜幕降临时分，大清朝首席军机兼总理衙门领班大臣恭亲王奕终于久病不治，撒手人寰，终年65岁。于是，“人亡政息”的剧目再次上演：一个超级巨人不在了，他所开启的政治路径迅即终结，甚至根本逆转……

议和与转变

恭亲王奕是道光皇帝的爱子，排行第六。他与异母兄后来的咸丰帝奕詝竞争过皇位，最终，依道光遗诏，1850年，奕詝继承大统，更有才干的奕被封为“和硕恭亲王”。

1853年，年仅20岁的奕充任军机大臣，两年后，年轻的奕为自己的轻率付出了代价，他擅自矫旨，为亲生母亲讨到了太后的封号，却因此触怒了咸丰帝，被解除全部职务，重回上书房读书，初次尝到了被罢黜的滋味。

1860年，英法联军大败清军于八里桥，直逼京师，咸丰帝带着妻妾亲随从圆明园仓皇逃往热河。出逃前，起用奕为“便宜行事全权大臣”。在危急的形势面前，奕只得担起督办和局的大任，谁也没想到这次苦差却为他提供了一个施展才干的平台。

和谈初期，奕通过照会尚据理力争，但在联军的炮火和强横面前，奕被迫全面接受英法赔款、通商、谢罪、割地的要求。交涉谈判让27岁的奕饱受屈辱和惊吓。10月24日，奕终于等来了与英国特使额尔金签约。然而，额尔金故意迟到，让奕及数百名中国官员等了两个半小时。而当奕主动走上前去向迟到的额尔金抱拳行礼时，额尔金却故意露出“骄傲而轻蔑的一瞥”。额尔金还蛮横地要求奕走在他的前面。最终，奕在极不情愿的情况下签署了与英国的不平等条约。“人们注意到，恭亲王在向额尔金告别时，向他投出了恨之入骨的一瞥。”

作为“天朝”贵胄，奕也有着强烈的“夷夏”观念，内心对列强既充满了鄙视和排斥，又满怀恐惧和仇恨。但和约签订后，看到英法联军竟能遵守约定，撤军南返，他逐渐打消了对英法联军的疑虑，了解到原来这些外国只是要通商以及对等的外交关系，并没有想要推翻王朝，可以用“信义”笼络。

随着与西方人的接触越来越多，奕开始赞赏西方人的工作精神和敬业态度。后来他同意由英国人李泰国整顿重建中国海关，充分信任英国人赫德担任总税务司，足以证明他对西方、对世界的看法已发生根本性转变。

新政与挫折

1861年初，痛定思痛后，奕同文祥、桂良等人一起上了《统筹夷务全局酌拟章程六条折》等奏书，提出“自强”口号，洋务运动从此展开。

咸丰帝批准恭亲王建议，“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在北京设立，成为新政推行的中枢。同时，南、北通商口岸分设大臣，中国通往世界的通道渐渐打开。

这一年，咸丰帝病逝。恭亲王与慈禧太后联手，发动辛酉政变，抓捕载垣、肃顺等八位顾命大臣。随后，同治皇帝继位，两宫太后垂帘听政，奕成了摄政王，晚清政治特有的“叔嫂同治”的格局开始了。3 个20多岁的年轻人接手了一个内忧外患深重的帝国，他们没有其他选择，惟有加紧改革。

有了展现才能的机会，奕自然不会放掉，他首先大胆借助西方力量，重用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汉臣，结束了长达十四年的太平天国动荡。同时，他推行新式练兵，开办军事工业，编练近代陆军，筹建近代海军，洋务由军用及民用。短短三十年，福州船政局、江南制造局、开平煤矿，还有影响后世发展至巨的铁路，都在恭亲王时代渐次诞生、一个与传统完全不同的全新时代悄然呈现。奕也因为主持洋务，同洋人打交道，被保守派戏谑为“鬼子六”。

据学者研究，到1890年前后，中国国民经济总量重新跃居亚洲第一，世界第二。综合国力与军事力量虽不能与老牌资本主义强国相比，但在亚洲的中心地位与大国气势毕竟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恢复。

当时朝廷大臣大多守旧，对恭亲王的做法很不认同，例如大学士倭仁就反对几乎恭亲王所有的改革措施，最大的一次冲突是设立同文馆。恭亲王也为了顾全大局，手段很软，请倭仁去主持，保证方向正确，倭仁因为缺乏实践经验，只好退缩。同治后期至光绪前期，清廷“清流”言官的活动达到顶峰，虽然客观上起到了“整顿积弊”督促行政的效果，但不少也是“沽名钓誉”、“纸上谈兵”，对于主持政府日常事务的恭亲王来说压力很大。这一切，奕基本上用顾全大局的软手段应对和化解。

朝臣还好应付，曾经“同舟共济”的慈禧太后就不那么好伺候了。加上奕时常一意孤行，不注意小节，许多事都未奏明两宫太后而独断，使得慈禧日渐不满。随着慈禧掌政经验不断丰富，而有议政王身份的奕就成了慈禧专权的阻碍，虽然两人的矛盾并不在于政策，对于自强新政也并无异议。

1865年3月，慈禧太后利用言官的一道折子，发出了罢黜奕的懿旨，称恭亲王妄自尊大，目无君上，所以革去一切差使，不准干预公事。奕认罪复职后，失去了“议政

王”的头衔，不过他仍为朝中首领，许多政令仍需依靠他来决定。慈禧这次也只是惩戒一下恭王，没想动真格的。

然而，光绪七年(1881年)三月，地位在慈禧之上的慈安皇太后猝死，使慈禧与恭亲王之间的平衡彻底被打破。

1884年，中法战争爆发。奕指挥的军机处进退失据，和战不定，最后清军败退。3月13日，慈禧太后借口“委靡因循”，罢去恭亲王一切职务，令居家养疾，改组后的军机处为醇亲王（光绪之父）一派人物所掌控，史称“甲申易枢”。短短几天时间内，羽翼已丰的慈禧太后就完成了对清朝中枢机构的大调整，手腕干净利落。难怪恭王于罢政后曾作感事诗一首，有句曰：“手拍栏杆思往事，只愁春去不分明”，迷茫之情，溢于言表。

此后，恭亲王则形同闭门思过，不入内廷凡十年，直到甲午战败之后，他才又被起用为军机大臣。此时的恭王名位与权势已不如当初了，行事更加戒慎恐惧。

“保守与激进”

恭亲王呕心沥血倡导践行“新政”，然而他对国家“自强”的期待并没有变成现实。1894年中日黄海一战，举全国三十年积累创建的北洋海军顷刻瓦解。紧接着，马关议和，割地赔款，大清王朝陷入空前的政治危机。

洋务新政“只变其末不变其本”的反思很快被朝野各界所认同。此时，重掌军机的恭亲王奕也期待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行改革，重建一个高效廉洁政府。无奈清政府积弊太重，而且奕也真的老了，他在勉为其难地维持着残局。

1897年底，原本与中国关系还算友好的德国突然不宣而战出兵强占胶州湾，中国民族主义情绪因此再度高涨，以康有为为代表的年轻一代提出政治改革的目标，要求清政府取法俄日，从根本上铲除旧制度的根基，建立君主立宪体制。

康有为的呼吁逐步赢得了社会各界的喝彩，光绪帝令奕认真研究这些建议。作为稳健的政治家，奕当然无法认同康有为的政治理念，更不主张采纳改变大清王朝固有政治体制的激进变革。

晚年的奕办事总以保守成局为己任，认为目前国家虚弱已极，不宜再有变动，先是违光绪之意促成马关条约的签订，又以“本朝成例，非四品以上大员不得召见”为由，不让光绪同康有为直接对话。因为他了解光绪年轻气盛， 冲动又缺乏政治经验， 若再有康有为的一番面晤鼓吹， 还不定出个什么乱子。

但是奕绝不是一个刚出土的老古董， 而是倾向于支持，至少是纵容改革新思潮的。

事实上，在甲午战后三年时间里，奕对于改革新举措还是持积极态度的，比如同意贵州学政严修的建议创设特科以广收人才，同意荣禄的建议增练新军以固国本，开设武科以培养新式军官等。即便对康有为等人创办的强学会，虽然朝野上下要求严厉查封，但奕的处理则比较低调，在某种程度上保护了爱国热情。

1898年，就在维新呼声不断高涨之时，恭亲王奕的病情越来越严重，进入5月就基本卧床不起。

5月26日、27日，慈禧太后和光绪帝多次前往探视恭亲王，并且就他身后的国家大事，进行了广泛而坦率的征询和探讨。恭亲王希望年轻的皇帝能够很好地尊重慈禧太后，要在用人行政上要格外小心，恪守成宪，维系人心，与那些忠诚的大臣们共同商量，治理国家，经武整军，富国强兵。对于贵为光绪帝师的翁同龢，奕认为他“居心叵测，并及怙权”，如果不进行防制，将来一旦他与康有为等人联手，必将祸及大清王朝。

恭亲王的临终交代引起太后与皇上高度重视。在恭亲王奕去世之后半个月，光绪断然罢黜翁同龢一切职务，然而他却接受了康有为的建议。

去世与失衡

康梁持变法所依靠的核心力量主要来自以光绪帝及翁同龢为首的帝党。但表面上已亲政近10 年的皇帝，仍然无法逾越慈禧太后这道巨大的权威屏障。而太后本人， 正如恭亲王一样， 并不主张过激、过快、打击面过宽的变法。

然当奕在世时，她尚不需亲自出马， 毕竟，此时的恭亲王已非30年前那个胆敢同她顶撞的热血青年了，而是一个老成持重、调和各方、作风稳健的老年人了。她相信有奕在，局面是可以控制的。同时，恭亲王对康氏变法所持的态度，使光绪在做出决策时也不得不有所顾虑。

但恭亲王5月29日故去，清廷中枢失去了一股特殊的对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对政府中各个不同派系均有牵制和威慑作用的力量。在慈禧尚未考虑采取强制措施时，光绪遂于6月11日，奕逝世后第13 天颁定国是之诏。在他看来，恭亲王一死，阻力就减少了。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说，太后是默许他的变法之举的，但是光绪误解甚至是夸大了这种默许。

事实上， 慈禧太后对变法之宽容远不及恭王，手段之狠、之酷也非恭王所能及。奕去世后，她不会容忍变法越走越远了。于是，在一片乞求太后保全、收回成命的呼声中，她迅速采取措施，以9月21日囚光绪于瀛台、遍捕维新志士、尽革新法来结束这场变法运动。

在戊戌维新整个过程中，奕充当了一把协调各个方面均衡存在的尺子，使守旧派与维新派在某种程度上共存。随着他的死亡，原本处于静止的天平失去了稳度，变法运动的狂潮也在瞬间爆发，而又瞬间熄灭。

慈禧一手培养的光绪皇帝，与自己意见相左，再加上人事纠葛，戊戌变法终于酿成政变。事后，慈禧欲废光绪不成，转恨外国干预，以致盲目纵容义和团，造成大祸，最后与列强宣战，完全是她的决定，这是慈禧生平最大的败笔，她大难归来，不再仇外，甚且媚外，但也不能挽大厦之将倾了。

洋务新政三十年埋头发展壮大自己的思路并不错，然问题在于以恭亲王为首的洋务派未将发展后的路径向知识精英说明白，或许他们自己也不明白经济发展之后要怎样，“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究竟要达成一个怎样的目标。而中国知识精英也缺乏理性自觉，所以当中国在三十年发展之后，却在甲午战争中败给东邻小国日本，心理上的不适应在所难免，陷入整体困惑，不过在这个时候，恭亲王还能把握住大局，并没有让中国这艘大船迷失方向。然而，恭亲王病逝仅仅十三天，一场超越“中体西用”的政治变革（戊戌变法）突然发生，从此中国踏上一条极为坎坷的曲折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