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不为人知的一面 提倡节俭同情老百姓疾苦 曹操

曹操一面残杀生灵，一面对当时人民遭受的苦难表示出一定的同情。在连年征战之时实施了一些仰制豪强、减轻人民负担的开明措施，在政治上表达出对仁政的响往。

面对当时北方人民家破人亡的悲惨情景，他写出了“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等着名诗句，对当时社会现实作了真实的反映，寄托了他对民众一定的同情。在另外一些诗作里，他表达了对“劳民为君，役赋其力”的强烈不满，希望有一个“王者贤且明，宰相股肱皆忠良”，人民富足的“太平盛世”，表达出他对仁政的期盼。

曹操的这些思想从他的一些政令中也反映出来。建安七年(202年)，曹操回老家，目睹一片凄凉情景，在其令中说：“吾起义兵，为天下除暴乱。旧土人民，死丧略尽，国中终日行，不见所识，使吾忄妻怆伤怀。”为此，决定给死亡将士家属死绝者对其亲戚授田赐牛，立庙祭祀先人。建安八年(203年)秋，下令说：自动乱以来，“后生者不见仁义礼让之风，吾甚伤亡。”因命郡国修建学校，兴办教学。赤壁之战后第二年，又下令对死亡吏士家属予以抚恤，说自举义兵以来，军士出征频繁，或疫死、战死，“家室怨旷，百姓流离，而仁者岂乐之哉？不得己也。”

正是由于对人民的苦难有一定的同情心理，中原平定后，他下令对河北百姓免除当年租赋，采取抑强扶弱措施抑制豪强，扶助弱民，禁止民间报私仇，禁止厚葬，皆一一立法。鉴于当时军粮匮乏，他最先让军队屯田开荒，在三国时代首创屯田制，并在自己的魏都邺县(今河北临漳县)“亲耕藉田”。建安二十二年(217年)冬，北方发生疫病，第二年，曹操下令：男女吏民凡女年七十以上无夫无子者，十二岁以下无父母兄弟者，手不能作、足不能行而无妻子父兄产业者，其终身生活均由公家供给；幼童到十二岁止家贫无力抚养的，由公家按人贷给粮食。

曹操还提倡节俭，规定衣饰不得华丽，官吏们一时以穿破旧衣服为时尚；规定公卿大臣列将有功者，一律都葬于高处瘠薄之地，不得大搞陵园，并从简改革送终制。他自己以身作则，送终衣服只备四箱，平时“后宫衣不锦绣，侍御履不二采，帷帐屏风，坏则补纳，茵蓐取暖，无有缘饰。”曹植妻子衣着较为华丽，被曹操看见了，以违反家规赐死。

曹操的这些举措，其基本出发点固然是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但毕竟反映了他为政以德的一面。既有宽容之量又患多疑之病

在待人处事特别是在用人方面，曹操也表现出他政治上的双重品格。一方面，他不念旧恶、不计私仇，用人待人十分宽容，豁达大度；另一方面，又猜忌多疑，心胸狭窄，常常翻脸不认人，令人有伴君如伴虎之感。

在不念旧恶、器量广大方面，他对陈琳、张绣这样骂他祖宗、杀他儿子的人也一样任用。陈琳是建安七子之一，董卓之乱后由京师避难冀州，为袁绍起草文稿，曾写檄书历数曹操罪行，骂及曹家祖宗三代。袁绍兵败后，陈琳为曹操所有，曹操说：你当初为袁绍写文稿，只讲我的罪状也就算了，为何涉及到我父亲、祖父？陈琳谢罪，曹操爱其才而不予追究，任用他为文书。张绣原是董卓部将张济的侄子，很会打仗，张济死后张绣接掌军权，引兵至南阳，投降曹操，因曹操纳张济之妻，张绣率众反叛，突然围攻曹操住所，曹操仓忙之间逃生，中箭受伤，差点掉命，长子曹昂因将坐骑让给曹操而遇难。后来，张绣在贾诩的劝说下率兵归降曹操，曹操十分高兴，不计杀子之仇。

为了广揽人才，曹操对归降将士都不咎既往，量才使用，对部下的过错有时也能原谅。官渡之战时，曹操部下和朝中不少人暗中给袁绍写信通好，袁绍兵败后，这些信件落到曹操手里，写信的人都惶恐不安，曹操将这些信件全部烧掉。他说：当时袁绍强大，连我自身也难保，何况众人乎！

曹操一面表现出豁达大度的容人之量，一面对稍有触犯自己的人或认为对自己不利的人又毫不留情，诛杀了一些当时的着名之士。如孔融、杨修、崔琰、娄圭等。杀孔融主要是因为政见不合，杀杨修则因为曹植失宠。孔融是建安七子之首，常跟曹操唱反调，曹操不能容忍，在南征荆州之时借故把他杀了。杨修跟曹植的关系密切，曹植失宠、曹丕立为太子后，曹操在建安二十四年(219年)秋以泄漏军情的名义将其收斩。崔琰直言敢谏，很有威望，曹操原先对他很赞赏，后来曹操认为他出言不逊，诽谤自己，将其赐死。娄圭少时就跟曹操有结交，跟随他多年出谋献策，屡次立功，曹操也常叹：“子伯(娄圭字)之计，孤不及也。”后来，只是对人说了句人生在世当自己有所作为，不要羡慕曹操父子，就被杀头。崔琰的同事毛王介，担任选举之职很有成绩，得到曹操的肯定和支持，因为对崔琰之死有所怨言，曹操就大怒，要将他处死，后经大臣们求情，才免于一死，被免黜回家。

曹操对触犯他的人肚量之小，还反映在对待荀或这样的大谋士、大功臣上。荀或是曹操的第一谋士，在迎献帝、破袁绍等重大决策中都起了关键作用。他的人品也好，是当时“德行周备、名重天下”，为海内英俊都尊崇的长者。曹操在建安十二年(207年)论功行封时对他的评价也很高，说是“忠正密谋，抚宁内外，文若(荀或字)是也。”建安十七年(212年)，董昭等认为曹操应进爵为国公，征求荀或意见。荀或认为曹操“本兴义兵以匡朝宁国”，“君子爱人以德，不宜如此。”曹操由此对荀或十分不满，不再信任，有意冷淡，以致荀或忧郁成病而死。关于荀或之死，还有另外一种记载：荀或病后，曹操赠送给他一提食物，打开一看是个空器，荀或于是饮药而卒。见荀或传中引注的《魏氏春秋》。只因他不赞成曹操进爵为国公，曹操就一点不念前功，给他脸色看，让他活不下去。荀或一死，曹操次年就当上了魏国公。官渡之战时袁绍的谋士许攸投奔曹操后，为打败袁绍立了大功，许攸居功自满，得罪了曹操，也被杀害。

曹操政治品格上的双重性，还表现在其他一些方面。总起来看都是出于政治需要，其思想根子则是他所说的“宁我负人，毋人负我”这句话，一切以自己的利益为转移。是凡个人第一的政治人物，大致都有这种双重人格的特征。作为汉末三国时代杰出的政治家、军事家，曹操有不少方面是应当肯定的，但就其双重性的政治品格来说，无疑是不值得赞扬的，只是为我们提供了认识这种双面人的一种警示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