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锷早年遇到“贵人” 关键时刻都有贵人相助 蔡锷

吾乡湖南邵阳，近世仍有楚风遗留，乡民信巫鬼，命相、风水之学盛行。小孩子特别是男孩出生，家里的长辈多半会请八字先生为其算命。有些小孩命中带“将军箭”——即成长过程中有各种暗藏的危险，祛除之法则是请石匠打一块“指路碑”，上面刻着小孩的生辰八字，以及“弓开弦断，箭来碑挡。左通某地，右通某地”等字，实质上是做公益来祈福。而长辈最欢喜的是孩子命格中有“贵人相助”。

如果是“官二代”，本身就降生在“贵人之家”，自然意义不大。而对普通老百姓而言，给自己儿子的成长，没能力提供更多的帮助，只希望他在人生的道路上，能在关键时刻遇到贵人帮一把。

邵阳一百多年来最知名的伟人，是蔡锷将军。蔡锷，字松坡，1882年诞生在宝庆府。宝庆府的辖地和今天邵阳市大抵相当，蔡氏出生地有两说，一说是出生在今属于邵阳市大祥区的原邵阳县亲睦乡(即蔡锷成人后所填的籍贯);一说是其出生前全家已从邵阳县亲睦乡迁移到武冈州，松坡即诞生在山门。2006年有乡民在山门挖出其父母为儿子蔡艮寅(蔡锷的原名)所立的指路碑。

看来，蔡锷刚出生时，有算命先生告诉其父母，此男孩身带“将军箭”，其父母采取当地流行的风俗化解。但不知道当时算命先生是否告诉蔡锷双亲，此男孩命中有“贵人相助”。考诸蔡锷的一生，其早年总是在重要时期，有重要人物赏识他、帮助他。

蔡锷生命中的第一个贵人是当地秀才刘辉阁。松坡幼时即显露出天资聪颖、有胆有识，秀才刘辉阁认为此儿非池中物，在蔡四岁时，将侄女刘侠贞许配给蔡锷——刘是蔡的原配夫人。蔡六岁时，刘资助蔡锷在自己开办的私塾开蒙读书，亲自督导课业。

蔡的第二个贵人是邵阳赫赫有名的维新派人士樊锥。樊锥自幼好学且具狂生意气。戊戌变法前，出面组织强学会邵阳分会，并上书湖南巡抚陈宝箴，倡议变法维新。蔡锷十二岁考中秀才，入县学。樊锥一见此儿，惊异非常，立刻收他为学生，并带到家里悉心教导。松坡跟着樊锥，通习周秦诸子之学，打下了坚实的国学功底。

第三位贵人是时任湖南学政的江标。江标字建霞，江苏元和(今吴县)人。光绪十五年(1889年)进士。任湖南学政时，致力于改革学风，兴办新学，以舆地、掌故、算学、方言诸科选拔人才。蔡锷十三岁参加府试，主持府试的正是巡考至宝庆的学政江标。江标欣赏其才华，蔡锷得以补廪贡生。江标并让他和其他两位学子一起进官署，与其交谈，勉励他向另一位邵阳士人前辈魏源学习。——这也为后来蔡锷去长沙进时务学堂埋下伏笔。

另外几位贵人是当时署理湖南按察使的黄遵宪、湖南凤凰籍的探花熊希龄和名满天下、松坡一生师事之的梁启超。樊锥因在邵阳组织强学会，当地守旧的缙绅指责他，“首倡邪说，背叛圣教，败灭纲常，惑世诬民，直欲邑中人士尽变禽兽而后快。”不得不避祸远走长沙，蔡锷也跟随老师到了长沙。师徒二人参加丁酉年(1997)的湖南乡试，双双落第。当时陈宝箴任湖南巡抚，陈为人开明，在其子陈三立的影响下，倡导新学，在长沙开办时务学堂，并指派黄遵宪、江标、熊希龄负责具体事宜，梁启超被聘请为中文总教习。丁酉年八月二十八日，学堂第一次招考，录取学生四十名。于九月正式开学。蔡锷投考，以第三名的成绩录取。

蔡锷在时务学堂仅仅读了一年的书，但这一年对其影响巨大。比起偏处邵阳一隅师从樊锥，时务学堂使他眼界大为开阔，而且所接触的师长都是当时国内一流人物。那时候清廷的官员多数是真的爱才、惜才。以黄遵宪为例，当时蔡锷才是个未满16岁的少年，黄遵宪年长其34岁，且出使过日本、美国、新加坡等地，此时署理按察使(相当于一个省的政法委书记)，可黄一点官架子都没有，常邀请蔡锷和同学李炳寰、唐才质(唐才常胞弟)去官舍谈话，娓娓不倦，态度和蔼。戊戌政变后黄遵宪居上海，而三位少年追随恩师梁启超去了日本。已入暮年的黄遵宪写诗怀念三位少年：“谬种千年兔园册，此中没埋几英豪。国方年少吾将老，青眼高歌望尔曹。”——兔园册，原指五代时教育童蒙的私塾课本，此乃黄公批评旧式教育埋没英才。感叹自己即将老去，而“国方年少”，希望寄托在那几位原在东瀛的弟子身上。1900年蔡锷回国参加唐才常组织的自立军起义，失败，唐才常被杀，蔡锷再次流亡日本，改学军事。蔡氏以后精彩的人生故事已为世人熟知。1911年领导云南“重九起义”首造共和，1915年底在云南领导“护国军”反对袁世凯称帝，再造共和。从古到今，不知有多少俊才生在偏僻山乡或贫寒家庭，又有多少人因为环境被埋没，泯然于众人。蔡锷的家境贫困，父亲是个穷裁缝。降生在这样的家庭，无法和官二代、富二代“拼爹”。然而在外侮内困交加的清末，他在十六岁以前碰到那么多“贵人”提携。今天，天资过人的少年，出生在贫寒之家，有多少人可能在小学、中学时代遇上樊锥、江标、熊希龄、黄遵宪、梁启超这样的老师和前辈提携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