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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契诃夫短篇小说精选》11 带阁楼的房子(1)

画家的故事

这是六七年前的事了,当时我住在T省某县地主别洛库罗夫的庄园里。别洛库罗夫这个年轻人,黎明即起,穿一件紧腰长外衣,每天晚上要喝啤酒,老跟我抱怨,说他在任何地方都得不到任何人的同情。他住在花园里的厢房里,我则住在地主老宅的大厅里。这个大厅有许多圆柱,除了我睡的一张宽大的长沙发以及我摆纸牌作卦的一张桌子外,再没有别的家具。里面的几个旧式的阿莫索夫壁炉①里老是嗡嗡作响,哪怕晴和的天气也是这样。遇上大雷雨,整座房子便震颤起来,似乎轰的一声就要土崩瓦解。特别在夜里,当十扇大窗霍地被闪电照亮时,那才真有点吓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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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由H·A·阿莫索夫(一七八七--一八六八)设计的一种气动式炉子。

我这人生性懒散,这一回干脆什么事都不做。一连几个小时,我望着窗外的天空、飞鸟和林荫道,阅读给我寄来的书报,要不就睡觉。有时我走出家门,在某个地方徘徊游荡,直到很晚才回来。

有一天,在回家的路上,我无意中走进一处陌生的庄园。这时太阳已经落山,黄昏的阴影在扬花的黑麦地里延伸开去。两行又高又密的老云杉,像两面连绵不断的墙,营造出一条幽暗而美丽的林荫道。我轻松地越过一道栅栏,顺着这条林荫道走去,地上铺着一俄寸②厚的针叶,走起来有点打滑。四周寂静而幽暗,只有在高高的树梢上,不时闪动着一片明亮的金光,一些蜘蛛网上变幻出虹霓般的色彩,针叶的气味浓烈得让人透不过气来。后来我拐弯,走上一条长长的锻树林荫道。这里同样荒凉而古老。隔年的树叶在脚下悲哀地沙沙作响,暮色中的树木中间隐藏着无数阴影。右侧的一座古老的果园里,一只黄莺懒洋洋地细声细气在歌唱,想必它也上了年纪啦。后来,椴树林荫道总算到头了,我经过一幢白色的带凉台和阁楼的房子,眼前忽地展现出一座庄园的院落和一个水面宽阔的池塘。池塘四周绿柳成荫,有一座洗澡棚子。池塘对岸有个村庄,还有一座又高又窄的钟楼,在夕阳的映照下,那上面的十字架金光闪闪。一时间,一种亲切而又熟悉的感觉让我心旷神怕,似乎眼前这番景象我早已在儿时见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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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一俄寸等于四·四厘米。

一道白色的砖砌大门由院落通向田野,这大门古老而结实,两侧有一对石狮子。大门口站着两个姑娘。其中一个年长些,身材苗条,脸色苍白,十分漂亮,长一头浓密的栗色头发,一张小嘴轮廓分明,神态严厉,对我似乎不屑一顾。另一个还很年轻,顶多十六八岁,同样苗条而苍白,嘴巴大些,一双大眼睛吃惊地望着我打一旁走过,说了一句英语,又扭怩起来。我仿佛觉得这两张可爱的脸儿也早已熟悉的。我兴致勃勃地回到住处,恍如做了一场好梦。

此后不久,有一天中午,我和别洛库罗夫在屋外散步,忽听得草地上沙沙作响,一辆带弹簧座的四轮马车驶进院子,车上坐着那位年长的姑娘。她为遭受火灾的乡民募捐而来,随身带着认捐的单子。她不正眼看我们,极其严肃而详尽地对我们讲起西亚诺沃村烧了多少家房子,有多少男女和儿童无家可归,以及救灾委员会初步打算采取什么措施--她现在就是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她让我们认捐签字,收起单子后立即告辞。

“您完全把我们忘了,彼得·彼得罗维奇,”她对别洛库罗夫说,向他伸出手去,“您来吧,如果某某先生①(她说出我的姓)光临舍下,想看一看崇拜他天才的人是怎样生活的,那么妈妈和我将十分荣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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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原文为法文。

我鞠躬致谢。

她走之后,彼得·彼得罗维奇就讲起她家的情况。据他说,这个姑娘是好人家出身,叫莉季娅·沃尔恰尼诺夫娜,她和母亲、妹妹居住的庄园,连同池塘对岸的村子,都叫舍尔科夫卡。她的父亲当年在莫斯科地位显赫,去世时已是三品文官。尽管广有资财,沃尔恰尼诺夫的家人一直住在乡间,不论夏天冬天从不外出。莉季娅在舍尔科夫卡的地方自治会开办的小学②任教,每月领二十五卢布薪水。她自己的花销就靠这笔收入,她为能自食其力而感到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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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旧俄乡村小学,学制三--四年,由地方自治会开办。

“这是一个有趣的家庭,”别洛库罗夫说,“好吧,我们哪天去看看她们。她们会欢迎您的。”

一个节日的午后,我们想起了沃尔恰尼诺夫一家人,便动身到舍尔科夫卡去看望她们。母亲和两个女儿都在家。母亲叶卡捷琳娜·帕夫洛夫娜当初想必是个美人儿,不过现在身体虚胖,显得比实际年龄要大,还害着哮喘病。她神色忧郁,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为了引起我的兴趣,尽量谈些绘画方面的话题。她从女儿那里得知,我可能会去舍尔科夫卡,她仓促间想起了在莫斯科的画展上曾见过我的两幅风景画。现在她就问我,在这些画里我想表现什么。莉季娅,家里人都叫她丽达,大部分时间在跟别洛库罗夫交谈,很少跟我说话。她神态严肃,不苟言笑,问他为什么不到地方自治机关任职,为什么他至今一次也没有参加过地方自治会的会议。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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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旧俄省、县地方自治机关,一八六四--一九一四年问设置,负责地方教育、卫生、道路修建等事宜。经三种选民(县土地占有者、城市不动产所有者和村社代表)选举出的地方议员组成地方自治会,在贵族会议首脑的主持下每年召开会议。地方自治会每三年选举一次地方自治执行机关--地方自治局。

“这样不好,彼得·彼得罗维奇,”她责备说,“不好。该惭愧啊。”

“说得对,丽达说得对,”母亲附和道,“这样不好。”

“我们全县都掌握在巴拉金的手里,”丽达转向我接着说,“他本人是县地方自治局执行委员会主席,他把县里的所有职位都分给了他的那些侄儿和女婿,自己一意孤行,为所欲为。应当斗争才是。青年人应当组成强有力的派别,可是您看到了,我们这儿的青年人是怎么样的。该惭愧啊,彼得·彼得罗维奇!”

大家谈论地方自治局的时候,妹妹任妮亚一直默不作声。她向来不参加严肃的谈话。家里人还不把她当作大人看待,由于她小,大家叫她蜜修②斯,这是因为她小时候称呼她的家庭女教师为蜜斯的缘故。她一直好奇地望着我,当我翻看照相本时,她不时为我说明:“这是叔叔……这是教父”,还用纤细的手指点着相片。这时她像孩子般把肩头贴着我,我便在近处看到她那柔弱的尚未发育的胸脯,消瘦的肩膀,发辫和紧束着腰带的苗条的身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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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蜜斯”是英语miss(小姐)的音译。“蜜修斯”为“蜜斯”的昵称。

我们玩槌球,打网球③,在花园里散步,喝茶,然后在晚餐时消磨了很长时间。在住惯了又大又空的圆柱大厅之后,来到这幢不大却很舒适的房子里一时还有点不适应。这里的四壁没有粗劣的石版画,这里对仆人以“您”相称,这里因为有了丽达和蜜修斯一切都显得年轻而纯洁,到处都呈现出上流社会的氛围。晚餐桌上,丽达又跟别洛库罗夫谈起县地方自治局、布拉金和学校图书馆的话题。这是一位富有朝气的、真诚的、有主见的姑娘,听她讲话很有意思,尽管她说得大多,声音响亮--这大概是她讲课养成的习惯。可是我的那位彼得·彼得罗维奇,从上大学起,就有个把话题引向争论的习惯,而且讲起话来枯燥无味、拖沓冗长,总想炫耀自己是个有头脑的进步人士。他做手势的时候,袖子带翻了一碗调味汁,弄得桌布上一滩油渍,可是除了我,好像谁也没有看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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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原文为英语。

我们动身回去的时候,天色已黑,四下里一片寂静。

“良好的教养不在于你不弄翻调味汁、弄脏桌布,而在于别人弄翻了你只当没看见,”别洛库罗夫说完叹了一口气,“是啊,这是个极好的、有教养的家庭。我跟这些高尚的人很少联系了,真是很少联系了!成天忙忙碌碌!忙忙碌碌!”

他讲到,如果你想把农业经营得极好,就必须付出许多辛劳。而我却想:他这人多么迟钝、懒散!每当他谈起什么正经事,就故意拖长声调,哎呀哎的,干起事来,跟说话一样--慢慢腾腾,总是拖拖拉拉,错过了期限。我对他的办事认真已经不大信服,因为我曾托他去邮局发几封信,才知他一连几个星期把信揣在自己的口袋里。

“最难以忍受的是,”他跟我并排走着,嘟哝道,“最难以忍受的是,你辛辛苦苦地工作,却得不到任何人的同情。一丝一毫的同情都没有!”

从此我经常去沃尔恰尼诺夫家。通常我坐在凉台最下一级的台阶上。我心情苦闷,对自己不满,惋惜我的生活匆匆流逝,而且没有趣味。我老想,我的心变得如此沉重,真该把它从胸腔里挖出来才好。这时候凉台上有人说话,响起衣裙的客牵声,翻书声。不久我就习惯了丽达的活动:白天她给病人看病,分发书本,经常不戴帽子、打着伞到村子里去,晚上则大声谈论着地方自治局和学校的事。这个苗条而漂亮、神态永远严肃、小嘴轮廓分明的姑娘,只要一谈起正经话题,总是冷冷地对我说:

“您对这种事是不会感兴趣的。”

她对我没有好感。她之所以不喜欢我,是因为我是风景画家,在我的那些画里不反映人民的困苦,而且她觉得,我对她坚信不疑的事业是漠不关心的。我不由得记起一件往事,一次我路过贝加尔湖畔,遇到一个骑在马上、穿一身蓝布裤褂的布里亚特族①姑娘。我问她,可否把她的烟袋卖给我。我们说话的时候,她一直轻蔑地看着我这张欧洲人的脸和我的帽子,不一会儿就懒得答理我。她一声叱喝,便策马而去。丽达也是这样蔑视我,似乎把我当成了异族人。当然,她在外表上绝不表露出她对我的不满,但我能感觉出来,因此,每当我坐在凉台最下一级的台阶上,总是生着闷气,数落道:自己不是医生却给农民看病,无异于欺骗他们,再者一个人拥有两千俄亩②土地,做个慈善家那还不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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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俄国境内少数民族,系蒙古族的一支。

②一俄亩等于一·0九公顷。

她的妹妹蜜修斯,没有任何要操心的事,跟我一样,完全过着闲散的生活。早上起床后,她立即拿过一本书,坐在凉台上深深的圈椅里读起来,两条腿刚够着地。有时她带着书躲到极树林荫道里,或者干脆跑出大门到田野里去。她整天看书,全神贯注地阅读着。有时她的眼睛看累了,目光变得呆滞,脸色十分苍白,凭着这些迹象才能推测到,这种阅读使她的脑子多么疲劳。每逢我上她的家,她一看到我就有点脸红,放下书,两只大眼睛盯着我的脸,兴致勃勃地向我讲起家里发生的事,比如说下房里的烟囱起火了,或是有个雇工在池塘里捉到一条大鱼。平时她总穿浅色的上衣和深色的裙子。我们一道散步,摘樱桃做果酱用,划船。每当她跳起来够樱桃或划桨时,从她那宽大的袖口里就露出她细弱的胳膊。有时我写生,她则站在旁边,看着我作画,连声赞扬。

七月末的一个星期日,早上九点多钟我就来到沃尔恰尼诺夫家。我先在花园里一边散步,越走离正房越远,一边寻找白蘑菇。那年夏天这种蘑菇多极了,我在一旁插上标记,等着以后同任妮亚一道来采。和风习习。我看到任妮亚和她的母亲身穿浅色的节日衣裙,从教堂里回来,任妮亚一手压着帽子,大概怕被风刮掉。后来我听到她们在凉台上喝茶。

我这人无牵无挂,而且总想为自己的闲散生活找点借口,所以夏天我们庄园里的节日早晨总是格外诱人。这时郁郁葱葱的花园里空气湿润,露珠晶莹,在晨曦的照耀下,万物都熠熠生辉,显得喜气洋洋;这时房子附近弥漫着木犀花和夹竹桃的香味,年轻人刚从教堂里归来,在花园里喝着茶;这时人人都穿得漂漂亮亮,个个都兴高采烈;这时你再知道,所有这些健康、饱足、漂亮的人,在这漫长的夏日可以什么事都不干--在这种时刻,你不由得想道:但愿一辈子都能过上这种生活。此刻我一边这么想着,一边在花园里漫步,准备照这样无所事事地、毫无目的地走上一整天,走上一个夏季。

任妮亚提着篮子来了。看她脸上的那副表情,仿佛她早知道或者预感到会在花园里找到我。我们一块儿采蘑菇,聊天。当她想间我什么时,就朝前走几步,这样好看清我的脸。

“昨天我们村里出了奇迹,”她说,“瘸腿的佩拉吉娅病了整整一年,什么样的医生和药都不管事,可是昨天有个老太婆嘀咕了一阵,她病就好了。”

“这算不了什么,”我说,“不应当在病人和老太婆身上寻找奇迹。难道健康不是奇迹?难道生命本身不是奇迹?凡是不可理解的东西,都是奇迹。”

“可是,对那些不可理解的东西,您不觉得可怕吗?”

“不怕。对那些我不理解的现象,我总是精神抖擞地迎上去,不向它们屈服。我比它们高明。人应当意识到,他比狮子、老虎、猩猩要高明,比自然界的一切生灵和万物都要高明,甚至比那些不可理解、被奉为奇迹的东西还要高明,否则他就不能算人,而是那种见什么都怕的老鼠。”

任妮亚以为,我既然是画家,知道的东西一定很多,即使有些事情不知道,多半也能琢磨出来。她一心想让我把她领进那个永恒而美妙的天地里,领进那个崇高的世界,照她看来,在那个世界里我是自己人,她可以跟我谈上帝,谈永生,谈奇迹。而我不认为我和我的思想在我死后将不复存在,便回答说:“是的,人是不朽的,”“是的,我们将永生。”她听着,相信了,并不要求什么论证。

我们朝房子走去,她突然站住了,说:

“我们的丽达是个了不起的人,不是吗?我热烈地爱她,随时都可以为她牺牲我的生命。可是请您告诉我,”任妮亚伸出手指碰碰我的袖子,“您说说为什么老跟她争论?为什么您动不动就生气?”

“因为她是不对的。”

任妮亚摇摇头表示不同意,眼睛里闪着泪花。

“真是不可理解!”她说。

这时,丽达刚好从什么地方回来,手里拿一根马鞭站在台阶附近,在阳光的照耀下更显得苗条而漂亮。她正对雇工吩咐些什么。她匆匆忙忙,大声说话,接待了两三个病人,之后一脸认真、操心的神色走遍所有的房间,一会儿打开这个立柜,一会儿又打开另一个立柜,最后到阁楼上去了。大家找了她好久,叫她吃午饭。等她来时,我们已经喝完汤了,所有这些细节不知为什么我至今都记得清清楚楚。整个这一夭虽然没有发生什么特别的事,回忆起来却栩栩如生,令人欢欣。午饭后,任妮亚埋进深深的圈椅里又看起书来,我又坐到台阶的最下一级。大家都不说话。天空乌云密布,下起稀疏的细雨。天气闷热,风早就停了,仿佛这一天永远不会结束。叶卡捷琳娜·巴夫洛夫娜也到凉台上来了,她一副睡眼惺忪的样子,手里拿着扇子。

“啊,妈妈,”任妮亚说,吻她的手,“白天睡觉对你的健康是有害的。”

她俩相亲相爱。一人去了花园,另一人必定站在凉台上,望着树林呼唤:“喂,任妮亚!”或是“妈妈,你在哪儿呢?”她俩经常在一起祈祷,两人同样笃信上帝,即使不说话,彼此也能心领神会。她俩对人的态度也一样。叶卡捷琳娜·巴夫洛夫娜很快就跟我处熟,喜欢我,只要我两三天不去,她就会打发人来探问,我是不是病了。跟蜜修斯一样,她也赞赏地观看我的画稿,絮絮叨叨地、毫无顾忌地告诉我发生的事,甚至把一些家庭秘密也透露给我。

她崇拜自己的大女儿。丽达向来不对人表示亲热,只说正经的事。她过着自己独特的生活,在母亲和妹妹的眼里,是个神圣而又带几分神秘的人,诚如水兵们眼里的海军上将,总是坐在舰长室里,叫人难以接近。

“我们的丽达是个了不起的人,”母亲也常常这样说,“不是吗?”

这时下着细雨,我们谈到了丽达。

“她是个了不起的人,”母亲说,然后战战兢兢地四下里看看,压低嗓子,鬼鬼祟祟地补充说:“这种人白天打着灯笼也难找。不过,您知道吗,我开始有点担心了。学校啦,药房啦,书本啦,这些都很好,可是何苦走极端呢?她都二十四岁啦,早该认真想想自己的事了。老这样为书本和药房的事忙忙碌碌,不知不觉中大好年华就要过去了……她该出嫁了。”

任妮亚看书看得脸色发白,头发散乱,她抬起头来,望着母亲,像是自言自语地说:

“妈妈,一切有赖于上帝的旨意。”

说完,又埋头看书去了。

别洛库罗夫来了,他穿着紧腰长外衣和绣花衬衫。我们玩槌球,打网球。后来天黑了,大家吃晚饭,又消磨了很长时间。丽达又讲起学校的事和那个把全县都抓在手里的拉巴金。这天晚上我离开沃尔恰尼诺夫家时,带走了这漫长而又闲散的一天那美好的印象,同时又悲哀地意识到:这世上的一切,不管它多么长久,总有结束的时候。任妮亚把我们送到大门口,也许是因为她从早到晚伴我度过了一天,这时我感到,离开她似乎有些寂寞,这可爱的一家人对我来说已十分亲切。人夏以来我头一次产主了作画的愿望。

“请告诉我,您为什么生活得这么枯燥,毫无色彩?”我和别洛库罗夫一道回家时,问他,“我的生活枯燥,沉闷,单调,这是因为我是画家,我是怪人,从少年时代起我在精神上就备受折磨:嫉妒别人,对自己不满,对事业缺乏信心,我向来贫穷,到处漂泊;可是您呢,您是健康正常的人,是地主,是老爷--您为什么生活得这么乏味?为什么您从生活中获取的东西那么少?为什么,比如说吧,您至今没有爱上丽达或者任妮亚?”

“您忘了我爱着另一个女人。”别洛库罗夫回答。

他这是指他的女友,和他一起住在厢房里的柳博芙·伊凡诺夫娜。我每天都能见到这位女士在花园里散步。她长得极其丰满,肥胖,举止傲慢,活像一只养肥的母鹅,穿一套俄式衣裙,戴着项链,经常打一把小阳伞。仆人不时喊她回去吃饭或喝茶。三年前她租了一间厢房当别墅,从此就在别洛库罗夫家住下,看样子永远不会走了。她比他大十岁,把他管束得很严,以至他每次出门,都要征得她的许可。她经常扯着男人般的嗓子大哭大叫,遇到这种时候,我就打发人去对她说,如果她再哭下去,我就立即搬家,她这才止住了。

我们回到家里,别洛库罗夫坐到沙发上,皱起眉头想着心事,我则在大厅里来回踱步,像个堕人情网的人,感受着内心的激动和欢欣。我不由得想谈谈沃尔恰尼诺夫一家人。

“丽达只会爱上地方议员,而且像她一样,还得热心办医院和学校,”我说,“啊,为了这样的姑娘,不但可以参加地方自治会的工作,而且像童话里说的那样,穿破铁鞋也心甘情愿。还有那个蜜修斯,她是多么可爱呀!”

别洛库罗夫慢慢腾腾地大谈时代病--悲观主义。他说得振振有词,那种口气就好像我在跟他辩论似的。要是一个人坐在那里,高谈阔论,又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才走,这时你的心情远比穿过几百俄里荒凉、单调、干枯的草原还要烦闷。

“问题不在悲观主义还是乐观主义,”我恼怒地说,“问题在于一百个人当中倒有九十九个没有头脑!”

别洛库罗夫认为这话是说他的,一气之下就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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