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威尔传》 第二部分 1927-1936·7、观景之房(1)

如果我们真的找到一个值得一读的作家，我们是否应该在遇到他时去认识他，就像我们在碰到无聊的作品时一样透不过气来么？

——《让叶兰继续飞扬》

我想让这部作品成为一件艺术品，但这不付出很多血汗是不可能完成的。

——给布兰达·索尔科德的信，1935年2月16日

一爱一书角书店位于汉普斯特德的南坡，《让叶兰继续飞扬》将这里描绘成“某种不成形的广场，4条街汇聚于这里”。它占据肯特郡和西北3区之间树叶茂密的森林边缘间的那一片界限不清的腹地，从附近的剧场影院就能俯瞰到。一条电车轨道从这里通过，这是某一本小说中怪异的“现代”象征的原型：一辆有轨电车“就像一只沙哑的铁质天鹅”从圆石路上吱嘎作响地滑行而过。

毫无疑问，这是奥威尔从商店窗户向外凝望时产生的这种幻想般的比喻。晚上，他会去韦斯特罗普一家在庞德街沃克大厦的公寓，那里是他老板的一交一际圈，还有与他一同寄宿在这里的乔恩·金奇。大家都说，这里总有一种明显的礼貌氛围。韦斯特罗普先生个子很高，有些驼背，他的一个寄宿者形容他外表让人印象深刻，“很像一个安静的乡村律师”。他的妻子——他们都已过中年——更为活泼，他们都尽力想让这个年轻的书店店员感到自在，有时候，还让他借用这里舒适的起居室。韦斯特罗普夫人曾问他是否打算带女人回自己的房间，这不是射一出警告之箭，而是暗示表明，他的私生活是他自己的事。奥威尔早已一习一惯于英国中部的文雅一习一俗，因此他对此有些惊讶。韦斯特罗普公寓的社一交一圈只是奥威尔众多的一交一际圈之一。尽管他初到伦敦，却有好些有用的熟人。《让叶兰继续飞扬》中戈登·康姆斯道克是一个孤独的角色。从本质上来说，他的朋友只有罗斯玛丽和带有负罪感的赞助人雷文斯顿。这部小说表现了奥威尔的技巧——这种技巧一直延续到《一九八四》——把一个孤独的反英雄置于一个充满敌意的世界反面。与之相反，他自己在沃克大厦和随后移居的几个地方的生活都是相对活跃的。这是他第一次在伦敦长期定居下来，他扩展了熟人的范围，频繁地会见里斯以及一群与《阿黛菲》杂志有联系的作家。他保持着与梅布尔·菲尔兹的友谊。最重要的是，他碰到了成为他第一个妻子的女人。

奥威尔通过《让叶兰继续飞扬》一书从文学上和情感上表达了他对所处世界的某种信念。但是，不是所有的故事情节都来自他自己的生活。奥威尔的20世纪30年代中期的大部分朋友都同意，小说中对书店的模仿最为严肃、沉重。在书里，书店的经营者麦肯尼先生在煤气取暖器旁睡着了，烟把他的白一胡一子弄得斑斑点点。此时，他那在几英尺以下的痛苦的助手正在计算着逐渐减少的香烟存储、赶走流一浪一汉、为声音洪亮的女人寻找关于狗的书，心里暗暗鄙视却主持着店里的外借图书馆，把维多利亚经典的书踢到一边来发泄情绪。但是，现实生活中的一爱一书角书店有着与小说中明显不同的气氛，它过去的赞助人都记得，这是一家极好的旧书店，有着颇有鉴赏力的收藏，店主是“一对快乐的夫妇”，只有奥威尔关于外借图书馆的描述和这里的现实有些微弱的联系。30年代中期，一个在这里看过书的12岁的男孩回忆说，书店一逼一仄、布满灰尘、收藏的书堆满书架、快摞到天花板了，它们预示着埋藏的宝藏，“非常让人兴奋”。在给布兰达·索尔科德的信中，奥威尔提到，这里的工作每天大概5个半小时（这又一次表明了他与戈登的不同，戈登每周工作5天半）。7点起一床一后，奥维尔在8点45分从楼上下来打开书店的大门，然后在那待上1个小时。从10点半到午饭前，他都在写作。下午2点回书店，在那一直待到6点半。

对于一个年轻作家来说，在30年代还有比这更差的条件，比如格雷厄姆·格林在《时代周刊》做助理编辑。奥维尔的休息时间正好是他头脑最敏锐的时候，这一点很幸运。他可以打着哈欠度过长长的下午，真正该做的事情都已经做完了。别人对他做书店店主助手还有些模糊的印象。后来与他一同在西班牙的战友、然后成为他在《论坛报》时的同事金奇，从未看他坐下过。他站在书店的中央，看上去像一个“让人难以亲近的人”。除了收藏书和外借图书，这个书店还有其他不同的副业，如二手打字机和邮票。金奇记得这样一个情景：高高的、一阴一郁的他在店里走来走去，“就像一头瞪羚”，后面远远地跟着一个男孩子，一交一给他一包邮票。还有别的证据可以证明，当奥威尔在店里时，这里隐隐约约有一种让人感到害怕的气氛。作家彼德·范西塔特在上学的时候来过一爱一书角书店，他还记得这个“不太有礼貌”的助手想要向他推销《马达加斯加商船号角》，却没有成功，他坚持购买了沃德豪斯的《少女的烦恼》。

尽管《让叶兰继续飞扬》的结尾是乐观的，但这本花了他在韦斯特普罗书店里15个月时间的小说是一本表达忍无可忍感受的书，充满了对戈登·康姆斯道克想要融入的文学世界以及对拒绝和漠视的愤怒之外的更广阔环境的深深失望，谴责了喧嚣纷乱的生活迫使他出卖自己虽然少却真诚的才华。戈登也不安地感觉到，他对窗外混乱的挣扎和愤恨越发地无关紧要了，这也许正是标志了30年代反英雄的某种东西。从某种程度上看，与其说《让叶兰继续飞扬》是一本关于一个觉得自己被排挤在文学大本营之外而挣扎的诗人的小说，不如说它是描述了某个人认识到，现在并不令人满意的生活将要被另一些更糟糕的东西所湮没，而他试图去预见未来。因此，把奥威尔置于他所处的大环境下来看，了解他在职业上、社会生活上和政治观点上的变化是非常重要的。此时正是30年代中期，欧洲大一陆传来的消息越来越令人担忧。60多年以后的今天，我们很容易把30年代看成一段单独的、没有区别的时间段：领救济品的长队；轰炸机突袭格尔尼卡四散的人群；火炬在马刺靴子前闪烁；潮水般飘扬的小旗子。这些都是当时典型的形象。再回到奥威尔自己的职业领域，如果没有意识到那种深刻的、常常会发展成完全恐惧的不安全感，是无法去阅读在1935年以后所写成的任何一本严肃的英国小说。而且，当时的迹象也表明，可以把30年代划分为几个不同的阶段：从1929年到1931年间的萧条期，以国家政一府的成立而结束；一段时间的恢复期，此时希特勒的势力在别的地方不断增强；1936年佛朗哥攫取了西班牙政权并开始了3年的内战；随后是确定的“战前”时期（这在当时的小说中有所体现），此时，人们都意识到武装侵略已经不可避免。“1933年到1936年是仅有的愉快时期，”亚历克·沃在近半个世纪以后的自传中这样写道。沃是一个花花公子般的作家，娶了个富有的妻子，她对贾罗地区的贫困比不上对新闻纪录片亲切。但是，很多没有4位数收入的人都这么认为，这是德国纳粹首次袭击犹太人的水晶之夜和开垦德国西部莱茵兰地区的时代，也是斯坦利·鲍德一温一“安全第一”和哈利法克斯勋爵一温一和外一交一的时代。

界定奥威尔所处的文学背景也有必要做出相应的调整。我们倾向于把30年代看成是奥登、斯彭德和衣修伍德的时代，而且偶尔会把他们置于绝对支配的地位而排除了其他所有作家。这个时代的确有他们，但不仅仅只有他们。英国文学生活一如既往地让人感到困惑，有利益相争的群体、新旧等级、独来独往的人、一操一纵者以及一些无法分类的人。虽然布鲁斯伯里文学社一团一和西特韦尔姐弟们的20年代的旧势力仍然在不断强大，我们仍然可以看到一些更新、更流行的作家聚集成群体，比如，出版寿命不长的《日夜》杂志就汇集了格雷厄姆·格林、伊夫林·沃、伊丽莎白·鲍恩、彼得·弗莱明和西里尔·康诺利。伦敦以外，以沃尔特·格林伍德《失业救济金之一爱一》为例的、一些勉强可以称为现实主义文学和对抗一性一的工人阶级文学开始在英国扎根。然而，这些革新、实验和政治目的几乎完全没有影响到中产阶级品味的平静表面。那些颇为平庸的畅销书大家——普莱西里、沃波尔、迪屏——所有这些在《让叶兰继续飞扬》中戈登所诅咒过的名人，都顺着现代主义的潮流没有任何阻挡地前行。对于布特的图书馆、文学茶会、由《星期日泰晤士报》主要评论家拉尔夫·施特劳斯发起平和的炉边闲谈，都是一段最好的时期。1936年《星期日泰晤士报》在南摄政街的多兰大厅所举办的读书俱乐部书展活动为期两周，充分展示了当时大众所喜一爱一的读物。这里观众们可以聆听A.E.W.梅森讲《历史小说》、亚历克·沃如何条分缕析《作家的工作台》、彼得·弗莱明描述《光速旅行》的经历、跟随着多萝西·赛耶丝一起被《谋杀倾向》而吓得要死，或是恭敬地接受库珀关于《传记》的思想。奥威尔在社会生活上和经济地位上都不属于这个世界。30年代，一本畅销“商业”小说的平均预付款是500英镑，约是他年收入的3倍——但这并不表明他完全被排除在文学圈之外。《让叶兰继续飞扬》里描述了这样一个恐怖的场景：戈登受一位颇有影响的评论家之邀参加一个晚会，却弄错了出现的时间，他认为对方是故意弄错时间来羞辱他的，于是，他对主人致歉信的答复口出恶言，由此而毁灭了他通向正式文学世界的仅有之路。与之相反，奥威尔凭借《在缅甸的日子里》的出版恢复了与西里尔·康诺利的关系，在《新政治家》时期认识他是非常有用的。康诺利可能会成为他最可靠最支持他的赞助人之一。认为奥威尔是他那个时代文学界的中心人物纯属一胡一说，然而如果说他是个永远痛苦的局外人也是无稽之谈。

重要的是，在这个时代，文学变得越发政治化。即使对于被《星期日泰晤士报》的读书俱乐部所喜一爱一的文学一团一体也是如此。在苏联官方保护下的莫斯科实地考察之旅成为30年代现代国际文学上的盛事。甚至这个时代最着名的文学界社一交一名流贝弗利·尼科尔斯也在格拉斯哥的公寓里搜寻一番，看看是否有赴苏理由，结果一无所获。奥威尔当时还没有形成一系列统一的政治信仰，在汉普斯特德的工作让他第一次与那些对政治——左翼政治有强烈兴趣的人们有了天天接触的机会。这些影响一部分反应在里斯身上（《让叶兰继续飞扬》中雷维尔斯顿“多年来”一直试图让戈登信仰社会主义，却从没有成功地引起他的兴趣），但是更大的推动力可能是来自韦斯特罗普一家，他们很久前就是独立工一党一的成员，也劝人加入。伯纳德·克里克指出了独立工一党一对于30年代普遍感到不满的左倾作家的吸引力。在凯尔·哈尔蒂支持下早在1893年就成立的独立工一党一，促进了20世纪初社会主义同盟的形成。工会、中产阶级的费边主义者和醒悟的自一由主义者都集合到了工人代表委员会。除了艾德礼是明显的例外，早期的议会工一党一几乎都是从独立工一党一中初尝经验。后来成为首批议会大臣的拉姆齐·麦当劳和菲利浦·斯诺登都曾是重要人物。尽管独立工一党一在30年后已经成为一股微小而排外的流派（安奈林·贝文曾经揶揄他的未婚妻詹妮·李坚持的“贞节”，认为它的确比30年代工一党一所有宽敞的教堂要好），它以艾伦·威尔金森为代表，这位贾罗下院议员在她所写的一本颇具煽动一性一的书《被谋杀的城市》中描述了萧条时代她的选民的贫困生活。虽然如此，独立工一党一的独立地位、反保守而民一主的观点、一温一和的和平主义者观点以及公然的革命一性一，都对那些在工一党一主流之外的理想破灭的社会主义者有一定的吸引力。同时，韦斯特罗普一家的联系已经完全超出了这个界限之外，事实上几乎到了正派政治话语的边缘。正是通过他们，奥威尔见到了着名的煽动者、托派分子雷吉·格罗夫斯，他在奥威尔之前也在书店里工作过。这些新的关系至少扩展了奥威尔的政治范围。他们也许没有鼓励他参加某个政治一党一派，但他们促使他去思考一些社会和经济的问题。而之前他是不会考虑或是被这些问题所吸引的。

在工作时间之外，奥威尔远不是像《让叶兰继续飞扬》中那样整天呆在卧室的隐士，当女房东一转身就偷偷把用过的茶叶冲下厕所。晚上与金奇的聊天总是集中在罗马天主教和它对大众生活的有害影响：金奇记得奥威尔不愿意谈论自己的工作。他寻找女伴的一习一惯也停止了。一个商业艺术家“萨莉”，戈登女朋友罗斯玛丽的职业背景就是取自她，她总是与他保持一定的距离。但他与一个叫凯·艾科华的女孩亲近得多。他是在1934年的秋天在书店里碰到她的，她比他小8岁，有着他所不熟悉的独立头脑（比较而言，布兰达·索尔科德和艾伦娜·杰奎斯都是中产阶级的淑女，生活于褊狭隔绝的环境中），她好像有些喜欢他，尽管有时会觉得他的某些态度有些荒谬。男朋友恶劣的健康状况让她颇受打击。他是个“英俊的小伙子”，却有些干干的，苍白干燥的皮肤“就像他被缅甸的热度烤干了一样”。凯一爱一着奥威尔，甚至准备好了跟他上一床一，这是许多她的同辈人不会做的事情。但她认识到，这段关系受到阻碍，表面上是因为对她而言是陈旧的社会一习一俗，深层次上却是本质上的分歧。例如，考虑到奥威尔“极端男一性一化”的倾向，约会时各付各的钱总是一个问题。除此之外，她还相信当奥威尔足够喜欢女人时，“我不认为他把她们看成生命的力量”。

凯说，只有在全是男一性一的文学聊天或是在这个孤独的作家桌旁，他才是真正的他。与他一起在汉普斯特德荒原漫步或是在附近的咖啡馆打发时光，凯还注意到了他的其他特一性一。其中一点就是对金钱的迷恋，而这常常与他的自怜相冲突，或者说正是这种迷恋让他觉得自怜。据凯所说，奥威尔把自己想像成“不公正的牺牲品，因为他支付不起他觉得自己应该得到的东西，而不得不为此挣扎……”就像戈登在兑换了一家美国杂志的支票后喝得酩酊大醉一样，他在手头有钱的时候也喜欢挥霍。还有一种怀疑，这个观点非常进步的人（凯常常得听他反帝国主义的长篇大论）却不能对抗自己教育中的很多陈旧一习一俗。“我认为他不能勇敢面对他的很多偏见。我觉得他很小心地保存着它们。”尽管倾向于把自己描绘成一个反叛者，奥威尔仍然不可避免地与他成长的上层中产阶级的价值体系连在一起。假装对公立学校教育的优点表示轻视，凯却发现他很难和一个跟他才智不相当的人谈话。毫无疑问他们之间的很多差距都是时代一性一的，人们会发现他这段时间所一交一的年轻朋友回忆起来都有种相似的愉快情感，但是也有一种无法达到30年代进步论者们严格要求的感觉，虽如此，这种感觉还是与他早期生活愉快地一交一织在一起。

工作完毕后，奥威尔与韦斯特罗普家客人聊天和与凯共度的夜晚是一样的愉快，在这样的前提下，奥威尔在1934年末主要关心的还是他的职业生涯。他继续为《阿黛菲》写作，并且专心研读深奥的理论着作。11月的刊物上发表了他对克里斯托夫·道森的《中世纪宗教》的评论（即使在英国，也有罗马天主教作家可以写出比贝洛克的一胡一说八道和诺克斯的喋喋不休更好的东西，这真让人感到安慰）。但他的主要兴趣还是在于《牧师的女儿》的写作，并设法通过维克多·戈兰茨所布下的法律上和编辑上的雷区。时刻警惕的戈兰茨委托了不下3份书评，而这些书评都对小说颇为赞赏但同时各有保留意见。公司的主要评论者杰拉德·古德是评论界颇有影响的人物（他是《观察家报》的主要评论人），他认为这本小说是一部非凡的作品，但同时觉得学校的场景描绘得太过分，而“夜城”的模仿虽然有力却犯了艺术上的错误。哈罗德·鲁宾斯坦从法律和美学两个角度评价了这本小说，认为法律问题是可以克服的，但抱怨小说的5个部分连接得太松散。戈兰茨的初级主管诺曼·柯林斯提出了一些改动的意见，但他担心奥威尔不会接受。尽管奥威尔同意修改，戈兰茨为诽谤罪而担心了好几个月，一直愁到下一年春天的出版前夜。11月中旬，奥威尔在给摩尔的信中承认学校的场景的确是“过度”了。5天后他与戈兰茨在海瑞特街会面，他同意把这部分删去。12月中旬打字稿送回后（提及罗马天主教的部分删去……提及《星期日快报》的部分删去），林伍德豪斯夸张地用蓝色笔删改。直到2月，戈兰茨仍在为一些次要的小细节折磨自己，如布利菲和戈登的甜菜工厂、叶·欧德的茶叶商店、梅菲尔小一姐和森普瑞尔夫人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