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灯火楼台 胡雪岩传三》三(1)

八月初，在西湖上正是“一年好景君须记，最是橙黄橘绿时”；在上海已略感厌倦于酒绿灯红，脂香粉腻的宝森，为胡雪岩接到了杭州。

他是由古应春陪着来的。船到望仙桥埠头上早有一乘绿呢、一乘蓝呢的大桥在等候，另外一匹顶马、两匹跟马，四名兵丁，都穿着布政司的号衣，四散排开，挡住了行人，留出一片空地，容宝森登岸。

船家将船泊稳，搭好跳板，船家与岸上胡家的听差合作，伸出一条粗竹杆，掐稳两端，高及腰际，宝森以竹杆作扶手，自跳板登上埠头，立即便有一个穿得极体面的中年人，含笑迎上前来——宝森在上海也见此人，名叫陶敦甫，字厚斋，捐了个候补知县，作胡雪岩的清客，专职是接待宾客。“森二爷到底到了，胡大先生盼望了好几天了。森二爷路上还舒服？”

“舒服得很。”宝森舒了口气游目四顾，看过往辐辏的行人，不由得赞叹：“都说杭州是洞天福地，真是名不虚传。”“森二爷只看到今天的热闹，哪知道十六、七年前满目凄凉，惨不忍睹的情形。”

“长毛”两番破杭州，被灾独重，善后复兴之功，推胡雪岩为首。做清客捧宾客以外，亦须不忌捧东主，但以不着痕迹为贵。听得这话，宝森连连点头，“雪岩之有今日，实在是积德之报。”他跟胡雪岩的交情已很厚了。所以径以雪岩相称。

陶敦甫觑空跟古应春招呼过了，请宝森坐上胡雪岩自用的绿呢大轿；古应春坐蓝呢轿，由顶马引导前行，陶敦甫乘一顶小轿自间道先赶往“元宝街”等候。

“元宝街”满铺青石板，足容四马并行；街中突起，两头低下，形似元宝心，因而得名。不过，胡雪岩当初铺这条街时，却并未想到这个能配合他的“财神”之号的俗气的街名，只是为了便于排水；当然，四周的阴沟经过细心修建，畅通无阻，每遇夏日暴雨，他处积雨水三尺，元宝街却只要雨停，便即水消。

由望仙桥到元宝街，只是一盏茶的工夫，坐在绿呢轿中的宝森，由左右玻璃窗中望出去，只见五、六丈高的一大圈围墙墙脚基石，竟有一人多高。大轿抬入可容两乘轿子进出的大门，穿过门楼，抬入二门歇轿，胡雪岩已站在大厅滴水檐前等候了。

“森二爷，”胡雪岩拱拱手说：“一路好吧？”“很好，很好。”宝森扶着他的手臂，偏着脸细看了一下说：“雪岩，一个多月不见，你又发福了。”

“托福，托福。请里面坐。”

宝森点点头，已把脸仰了起来，倒不是他摆架子不理人而是因为胡家的厅堂过于宏敞，必须仰着脸才能看清楚。未看大厅，先回顾天井；天井有七开间大，而且极深，为的是可以搭台唱戏。大厅当然也是七开间，估计可摆三十桌席；由于高敞之故，堂奥虽深，却很明亮；正中树一方蓝地金底、四周龙纹的大立匾，窠巢大书“积善衍庆”四个黑字，正中上端一颗大方印，一望即知是御玺，上下款却因相距得远，看不清楚，不知是慈禧皇太后，还是先帝的御笔。

转眼看去，东西两面板壁上，各悬一方五尺高、丈余宽的紫檀挂屏，西面是一幅青绿山水，东面是贝子奕谟写的《滕王阁序》，旁有两扇屏门，料想其中当是家祠；旗人向来重礼节，当即表示，理录瞻拜。

胡雪岩自然连称“不敢当。”

只是宝森意思诚敬，当下唤人开了屏门，点燃香烛；宝森向神龛中“胡氏列祖神位”恭恭敬敬地磕了三个头，胡雪岩一旁陪礼，最后又向宝森磕头道谢。

“还要见见老太太。”

“改天吧！”胡雪岩说：“家母今天到天竺烧香去了。”“森二爷刚到，先歇一歇。”陶敦甫插嘴说道：“我来引路。岜于是出了大厅，由西面走廊绕出去，往北一折，一带粉墙上开着个月洞门，上榜“芝径”二字，迎门一座玲珑剔透的假山；陶敦甫由东面绕了过去，豁然开朗，宝森放眼一望，但见树木掩映，楼阁差，窗子上的五色玻璃，为偏西的日光照耀得光怪陆离，真有目迷五色之感。

“请过桥来！”

宝森跟陶敦甫经过一道三曲的石桥，踏上一座极大的白石露台，中间便是三开间大，正方的楠木“四面厅”，上悬一方黄杨木蓝字的匾额，榜书“迎紫”二字。

进门可是一番光景，用紫檀隔板，隔出两开大小的一个长方形房间，里面是西式布置，四周红色丝绒的安乐椅，配着白色髹金漆的茶几，中间一张与茶几同一质料式样的大餐台，上面已摆好好八只纯银的高脚果盘。

等主客坐定，随即有两个面目姣好的丫头来奉茶敬烟；至此才是开始寒暄的时候。

“森二爷这一晌的酒兴怎么样？”

“很好哇！”宝森笑道：“从天津上船那天起，酒兴就没有坏过。”

“要这样才好。”胡雪岩问古应春，“森二爷怎么没有把花想容带来？”

“多谢，多谢！”宝森抢着回答，“我到府上来作客，没有把她带来的道理。”

原来花想容是“长三”上的“红倌人”，为宝森所眷；胡雪岩邀他来一赏西湖秋色，原曾在信上写明，不妨挟美以俱，而宝森却认为于礼不合，没有带花想容来。

接下来便纵谈上海声色与新奇之事，宝森兴味盎然地说他开了多少眼界，看了外国的马戏、东洋女子“天胜娘”的戏法。一面谈，一面不断有丫头送点心来；宝森喜欢甜食，最中意又香又糯用冰糖煮的桂花栗子。

“雪岩，”宝森是衷心向往，“我看当皇上都没有你舒服，简直是神仙嘛！”他指着窗外，耸起于假山上的那座“百狮楼”，忽然想起一句唐诗，便念了出来：“‘楼阁玲珑五云起’。”

“森二爷谈诗，我就接不上话了。”胡雪岩转脸说道：“厚斋，你看哪一天，把我们杭州城里那几位大诗翁请了来，陪森二爷谈谈。”

“不，不！”宝森急忙摇手，“我哪里会做诗？千万不必，免得我受窘。”

看他是真心话，胡雪岩一笑置之，不再多说。陶敦甫怕场面冷落，便即问说：“森二爷，上海消息灵通，不知道刘制台的参案怎么样了？”

听得这话，宝森突然站了起来，“嘿！”他蓦地一拍双掌，声音极大，加以动作近乎粗鲁，倒让大家都吓一跳，再看到他险上有掩抑不住的笑容，便越发奇怪了。

“森二爷，”胡雪岩说：“请坐下来，慢慢谈起。”“谈起刘岘庄的参案，可真是大快人心！”他摩腹说道：“我肚里的积滞都消了——”

刘岘庄便是两江总督刘坤一。自从出了盛宣怀的案子，李鸿章便是此人在两江，对他是一大妨碍；而盛宣怀更是耿耿在心，企图中伤。但刘坤一的官声不错，封疆大吏又不比京官，号称“都老爷”的监察御史，见闻不足，无法参他；就上折参劾，慈禧太后亦未必见听。几经筹划，认为只有一个人够资格参他，而且一定见效。

此人就是“彭郎夺得小姑回”的彭玉麟，湘军木师的领袖。洪杨既平、彭玉麟淡于名利，外不愿当督抚，内不愿当尚书；于是有人建议，长江水师龙蛇混杂，盐枭勾结，为害地方不浅，彭玉麟清刚正直，疾恶如仇，在长江威望素着，不如仿照旗营“专操大臣”的制度，派他专门巡阅长江水师，得以专折奏事，并颁给“王命旗牌”，遇有不法官吏，得以便宜行事。彭玉麟接受了这个差使，一年一次巡阅长江水师，其余的日子，便住在西湖上，与他的孙儿女亲家俞曲园唱酬盘桓，消闲如鹤。

不过到得彭玉麟出巡时，威名所播，确能使贪官墨吏，相顾敛迹；他所管的事，亦不限于整顿水师纪律，长江沿岸各地他看不顺眼的事都要管，职权仿佛明朝“代天巡守”的巡按御史；曾经在武昌请王命旗牌立斩不法的水师总兵谭祖纶；至于地方官经他参劾，革职查办的，亦颇不乏人。总之，只要彭玉麟参谁，谁就非倒楣不可。

盛宣怀想到了这个人，李鸿章亦认可加利用，于是摭拾浮言，激动了彭玉麟的脾气，真个以密折严劾刘坤一，大致是：第一、鸦片瘾大，又好逸乐，精神不济，无力整顿公事；第二、姨太太很多，稀见宾客，又纵容家丁，收受门包；第三点最厉害，亦是彭玉麟亲眼所见，最感不满而又是他应该管的事：“沿江炮台，多不可用，每一发炮，烟气迷目，甚或坍毁。”

密折到京，慈禧太后召见军机，决定振彭玉麟进一步密查；同时内召来京觐见，打算不让他回任了。据说荣王曾经跟李鸿章商量过这件事，其时陕甘总督改派曾国荃，而曾国荃嫌地方太苦，又怕无法指挥左宗棠的嫡系部队，一直不愿就任，使得朝廷深感为难，不如乘此机会，改派刘坤一当陕甘总督。

至于两江总督则以清望素着的四川总督丁宝桢调补，遗缺由李鸿章的胞兄李瀚章接任。

这是李鸿章的一把如意算盘，原来清朝的制度，封疆大吏划疆而治；总督往往亦仅管得一省，不比明朝的总督、巡抚有是流动性的。这种制度之形成，当然有许多原因，其中之一是，皇帝认为各有专责，易于考查，也就是易于驾驭。因此，尽管常有“不分畛域”的上谕，实际上限制甚严，不准有越权的行为。及至洪杨乱起，这个相沿两百年而不替的传统被打破了。

清朝在道光以前，凡有大征伐，调兵遣将，权皆操之于皇帝；军饷亦由国库拨发，统帅功成还朝，缴还兵权，受赏而回本职，并无私有的军队。但自曾国藩创立湘军，而军饷又须带兵将帅，就地自筹以后，整个情况大变；变成官不符职守非其地、财难己用、兵为私有。曾国荃进围金陵时，他的官衔是浙江按察使，一省司法长官，带兵打仗，岂非“官不符职”？而打仗又非为浙江划守土之责，这就是“守非其地”。

“财难己用”就更微妙了，本秦人视越，肥瘠漠不相关，但在左宗棠西征时，却非希望浙江丰收不可，因为浙江按月要交西征协饷十四万银子，而本省修理海塘，反须另筹财源。至于“兵为私有”，则以湘、淮两军原为子弟兵，父子兄弟叔侄，递相率领，成为规例；淮军的这个传统，更是牢不可破。

因为打破了疆域与职守的限制，李鸿章才能运用手腕，伸张其势力于两江——南洋。直督兼北洋大臣；江督兼南洋大臣，李鸿章一直强调，无论筹办防务或者与外洋通商，南北洋必须联络一致，不分彼此。话是如此，却只有北洋侵南洋之权，南洋的势力达不到北洋，因为北洋近在畿辅，得地利之便，可直接与各国驻华公使联络交涉，这样，有关南洋的通商事务，自然而然地由北洋代办了。同时“总理务国事务衙门”，为了在交涉上留有缓冲的余地，往往先委托北洋从事初步谈判，保留着最后的裁决权，这一来使得李鸿章更易于扩张势力。

如此这般，李鸿章就不能关心两江总督的人选了。最好是能听他指挥，其次也要能合作。象刘坤一这样，李鸿章就觉得有许多不便，因而希望丁宝桢接任江督。丁宝桢是他会试的同年，李鸿章一直很拉拢他；丁宝桢每次奉召述职时，京中上自王邸军机，下至同乡京官都要打点，无不是由李鸿章预备了整箱的现银，这样的交情，他相信丁宝桢调任江督，一定能跟他合作无间。至于李瀚章，除了贪黩之外，别无他能；而四川经丁宝桢整顿以后，是个可以卧治的省分，李鸿章是想为他老兄找个奉母养老的好地方。

这把算盘打得极精，哪知真如俗语所说的“人有千算，天有一算”，彭玉麟的复奏到京，大出李鸿章的意外，竟是痛劾李鸿章的至亲赵继元。

赵继元是安徽太湖人，他的祖父叫赵文楷，嘉庆元年的状元。赵继元本人也是个翰林，但肚子里一团茅草，“散馆”时考列三等，分到部里当司官。做官要凭本事、讲资格，赵继元倒有自知之明，自顾当司官既不能“掌印”；而两榜出身虽可派为考官，却又须先经考试，这一关又是过不去的；不如当外官为妙。

于是他加捐了一道员，走门路分发两江。江督正是李鸿章的老师曾国藩；爱屋及乌，所以赵继元一到江宁“禀到”，立即“挂牌”派人他军需总局总办的肥差。

从此赵继元便把持着两江军需总局，历任总督都看李鸿章的面子，隐忍不言。这一次到底由彭玉麟无情地揭发了他的劣迹，复奏中说：“两江军需总局，原系总督札委局员，会同司道主持。自赵继元入局，恃以庶常散馆，捐升道员出身，又系李鸿章之妻兄，卖弄聪明，妄以知兵自许，由是局员营员派往修筑炮台者，皆惟赵继元之言是听。赵继元轻前两江总督李宗羲为不知兵，忠厚和平，事多蔑视，甚至督臣有要务札饬总局，赵继元竟敢违抗不遵，直行己意。李宗羲旋以病告去，赵继元更大权独揽，目空一切。炮台坍塌，守台官屡请查看修补，皆为赵继元蒙蔽不行。”

李宗羲字雨亭，四川开县人，道光二十七年进士，是李鸿章的同年。同治十二年曾国藩殁于两江总督任上，由于李鸿章的推荐，李宗羲竟能继任此一要缺。其人才具平常，李鸿章可以遥制；两江诸般设施，每听北洋指挥。盛宣怀以直隶候补道得以派到招商局去当会办，便是李宗羲任内之事。这样的一个人，赵继元自然不会将他放在眼里。

至于对刘坤一，据彭玉麟在复奏中说：“臣恐刘坤一为其所误，力言其人不可用。刘坤一札调出局，改派总理营务，亦可谓优待之矣，而赵继元敢于公庭大众向该督力争，仍旧帮理局务，本不知兵，亦无远识，嗜好复深，徒恃势揽权，妄自尊大，始则炫其长，后则自护其短，专以节省军费为口实，惑众而阻群言。”

彭玉麟说，在赵继元看，跟洋人如果发生了纠纷，到头来无非归之于“和”之一字。既然如此“江防”也好，“海防”也好，都是白费心血，不过朝廷这样交代，不能不敷衍而已。

但是真的节省经费、粉饰表面，也还罢了。实际上浪费甚多，只是当用不用而已。彭玉麟认为赵继元持这种论调，是件极危险的事，防务废弛，尽属虚文，一旦有警，无可倚恃，必至贻误大计。最后又说：“黜陟之柄，操自朝廷；差委之权，归于总督，臣不敢擅便，惟既有见闻，不认瞻徇缄默，恐终掣实心办事者之肘，而无以儆局员肆妄之心。”这意思是很明白的。如果他有权，即时会将赵继元撤差革职。

此奏一上，慈禧太后震怒；初揽大权，正想整饬纲纪立威之时，当即批了个“劣迹昭着，即行革职”再一次为彭玉麟显一显威风。

这一来，李鸿章自亦大伤面子；不便对两江总督的人选，再表示意见，那把如意算盘，竟完全落空了。

听宝森谈完这段刚出炉的新闻；胡雪岩便即问道：“这么说，刘岘帅还会回任。”

“回任大概不会了。”

“那末是谁来呢？”

“当然是曾九帅。”

“曾九帅”便是曾国荃。江宁是他在同治三年攻下来的，加以湘军旧部，遍布两江——上江安徽、下江江苏，所以每逢江督出缺，总有人把他列入继任人选。这一回，看起来真的要轮到“曾九帅”了。

“曾九不相宜。”宝均金说道：“他嫌陕甘太苦不肯去；最后拿富庶的两江给他，且不说人心不服，而且开挟持这渐，朝廷以后用人就难了。”

宝均金是恭王的智囊，听他说得不错，便即问道：“那末，你看是让谁去呢？”

“现成有一个在那里：左季高。”

“啊，啊！好。”恭王深深点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