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三桂大传》(49)

今特授金册金印，仍封为平西王。王其善励忠勤，屏藩王室。钦哉无。【《清世祖实录》，卷60，6~7页。参见《明清史料》丙编第8本，796页。】

金册内历数三桂镇汉中的功绩，可看做是对他三年来的一个总结。但金册文内，对吴三桂随阿济格第一次入陕的功绩只字不提，这是因为阿济格犯了军律，遭到谴责，所以，朝廷回避提及此次入陕之战果。根据金册所记录的数字，他在陕西已歼灭抗清力量五万余人，为稳定清朝在陕西的统治和大业的统一，做出了新的贡献。朝廷是满意的。尽管多尔衮死后失势，丝毫没有影响和动摇三桂的地位。相反，在顺治亲政伊始，就给他颁发金册金印，这既表示对以前赐封的承认，又等于是重新赐封，来显示新当权的世祖的权威。不言而喻，此举对三桂也是个安抚和鼓励。

事实表明，三桂在汉中三年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他又赢得了顺治和朝廷诸臣的欢心，这使他在前程似锦的道路上继续朝前迅跑！

三、略定四川

在给吴三桂颁发平西王金册金印的同一天，即顺治八年（1651年）九月八日，朝廷又向他发布了出征四川的命令，全文如下：

四川逆贼盘聚，斯民陷于水火，兹特命尔统领大军，入川征剿。凡事与墨尔根侍卫李国翰计议而行。投诚者抚之，抗拒者诛之。若武官有功核实题叙，有临阵退缩、迟误军机、不遵号令应处者，听王便宜从事；若罪大不便自处者，指名参奏。其应用粮饷，会陕西、四川总督、巡抚料理支给。地方既定之后，凡军机事务，悉听王调度，其一应民事钱粮，仍归地方文官照旧管理。文武各官有事见王，俱照王礼谒见。

王受兹重任，其益殚忠猷，礼以律己，廉以率下，务辑宁疆圉，宽朝廷西顾之忧。钦哉。【《清世祖实录》，卷60，7~8页。】

这份皇帝“敕谕”，指授三桂用兵四川前后的大政方针，对军队内部和对敌人的政策也做了具体规定。为了鼓励他早日取得成功，朝廷授给他比以往更多更大的权力，例如，奖惩、生杀皆由三桂自主决定，除特殊情况，不必请示朝廷。平定四川后，凡军事方面事务，都按三桂的命令办理。这就把地方的军事大权都交他掌管。敕谕中还特别规定，各文武官员谒见三桂时，必以王礼。这些都是以前不曾有过的，即使多尔衮在世时，也不曾授予他如此之多的权力！

世祖在颁给李国翰的敕谕中，处处都写明他这次入川“凡事协辅”三桂，“助王（三桂）”处理有关事宜。明确规定，三桂是主帅，李国翰处于辅助地位。【《清世祖实录》，卷61，4~5页。】在顺治五年颁给他们两人镇守四川的命令中，根本不提谁主谁辅，同时，还授予李国翰“平西大将军”的头衔，享有很大的军权，实际上还给予他与三桂同等的地位。所幸的是，两人到了汉中；特别是在剿抚过程中，尚能和衷共济，没有发生摩擦，行动配合默契，进展迅速。这也许是再次任命两人一体进川的一个原因。与前不同的是，明显地提高了三桂的地位，把李国翰降为“辅助”。因为是皇帝的任命，他们无须争高下，就俯首服从皇帝的调遣。

在三桂与李国翰此次经略四川前，清兵已多次进川剿抚。最早是在顺治二年十一月，刚刚剿灭李自成部农民军和南明政权之后不久，执政的多尔衮便腾出兵力取四川。当时，命驻防西安的内大臣何洛会与李国翰等“剿四川”，【《清世祖实录》，卷21，18页。】攻击对象是张献忠的大西政权。而大规模进兵征剿，是在顺治三年正月，命和硕肃亲王豪格为“靖远大将军”，统率精兵猛将，向四川发动了强大的进攻。【《清世祖实录》，卷23，9~10页。】当年十一月，就传送捷报：“献忠伏诛，四川平定。”【《清世祖实录》，卷29，8~9页。】朝廷自以为太平无事，岂料两年后，四川又动乱起来，张献忠余部在四川各地起义、暴动，明宗室也趁机起兵，欲夺回已失去的权力。顺治五年三月，幽禁亲征过四川的肃亲王豪格时，曾指斥他的罪状，首罪是征四川事，说他“出征四川，已及二载，地方全未安定，地方官亦未有以投诚平定入秦者”【《清世祖实录》，卷37，14页。】。

多尔衮出于对豪格的个人恩怨，所作上述指责是没有道理的。清朝接管四川，又出现新的动乱，是在豪格率大军撤离四川以后的事，地方已留给朝廷命官处理，但地方驻军不足，没能巩固已取得的胜利，当张献忠余部，以及明朝遗臣等又组织抗清时，就打乱了清朝在四川的统治。他们攻城略地，纷纷把清朝官员驱逐出境，或活捉处死。这种情况，在全国其他地区都有发生，已成为一个普遍性的问题。所以，多尔衮独责豪格是不公平的。

在这个问题上，多尔衮已看到四川形势的严重性。顺治五年四月，四川巡抚李国英报告的四川形势，令人不寒而栗！他于顺治三年正月随豪格征四川，被留下，委任为成都总兵。当时，成都残破不堪，到处是坵墟，“孑遗饿莩，百里无烟，寇党纵横”。所幸豪格大军尚在，地方还较安定，渐有起色。“不意王驾（指豪格）凯旋，寇党又复四起。”他领兵千人，已死亡过半，处境危迫。四川东南镇、道各官，有柏永馥、张勇、袁一相、董显忠等人，因为“无粮，贼众合营”，都来成都商量对策。正愁无兵无饷之际，李国英又被任命为四川巡抚，他“惊慌莫措”，不敢接任。他看到四川形势朝不保夕，岂能担此重任！正如他惊呼：“斯何时也！全川皆贼，已成燎原之势，兵寡饷无，何为恢剿之资？”当时四川惟一的希望，是盼“秦兵”（陕西兵）入川援救。可是秦兵“数不过千”，所赖秦饷，不过仅够千名秦兵之用！种种困境，不一而足。【《明清史料》丙编第7本，666页。】

这正是顺治五年后出现的形势。几乎同时，在山西大同，有姜瓖叛乱，引起山陕两省大乱。山陕为京师右臂，近在肘腋，多尔衮把大批兵力和能征惯战的将官都用于这两处，甚至他还两度亲征大同，把山陕的叛乱放在他处理问题的首要位置，远在四川的叛乱，一时顾及不到，只好先听任下去，等平定山陕之后再作打算。

从顺治五年到顺治八年，将近四年时间，清朝以很大的代价平定了山、陕，这才考虑并迅速做出决定再派大军进川，恢复它的统治。驻扎南郑的三桂与李国翰部，兵力既强，足以对付那里的抗清的武装力量；还有，从汉中入川最近。凡“大兵之剿逆下川，必取道于汉中”【《明清史料》丙编第6本，568页。】。由三桂与李国翰部入川最为便利。

吴三桂进川前，四川半是南明永历政权的天下。永历是继弘光、隆武等政权之后又一个南明政权。永历帝即朱由榔，是明神宗的孙子、桂王朱常瀛的第四子。他的封国在衡州，于崇祯十六年被张献忠攻破，他的长兄与二兄被处死，其父携宫眷逃到广西，最后在梧州定居。由榔与家人失散，历经波折，也到了梧州。不久，他的父亲与三兄也相继去世，他成了桂王的惟一继承人。至南明第二个政权隆武灭亡，一些重要大臣如瞿式耜、吕大器、丁魁楚、李永茂等相聚于广东肇庆，紧急磋商拥立新君，都以由榔为神宗嫡孙，入选最为合适。顺治三年（1646年）十月，他们去梧州迎接由榔即位。他的嫡母王太妃极力劝阻，说：“此大事，恐不胜任，愿先生更择可者。”群臣坚请，硬是把由榔接到肇庆，并在这里即帝位。【见［明］鲁可藻：《岭表纪年》，卷1，5页；［明］瞿共美：《天南逸史》，264页。［明］钱澄之：《所知录》，卷2，180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