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三桂大传》(36)

文件还具体提到立有大功的将领的事迹，如总兵何进忠，“捐驱突阵，血功特懋”；再如副将杨珅、游击郭云龙、参将孙文焕“效力最多”；还如监记同知童逵行、陈全国“摧锋借箸，以文史而兼武弁之劳，其功更难泯灭”；再有游击鲁登，副将陈时登、夏登仕、胡亮“保关御寇，宣力并着”，特别是夏登仕、胡亮“当关门抚道投贼求生之时，独能同仇战守，忠义可喜”。这四个人“智勇兼资，俱属有用之材”。这些有功人员，有的“格外酬异”，有的“优加京衔”，有的“破格升赏”，有的“优补”重要官职。【《庭闻录》，卷1。】

在另一份文件中，就山海关与真定（或为庆都）两大战役作出这样的结论：“我国家应天顺人，定鼎燕京，不期月间，率土来王，已成车书一统之治。揆厥始基，实肇造于关门之一战，而庆都（或为真定）之追剿，独暑星驰，摧锋陷阵亦不可泯之劳勋。”

吴三桂“已叨王爵”，请求给他的有功将吏晋级赐赏。三桂说：

查辽镇文武将吏诸生千有余员，其间有同谋归命者，有远请王师者，有当先迎驾者，有陷阵前登者，有效死守堞者，又有以一人而兼数劳者，虽功有大小，秩有崇卑，其归命投诚以宣力于朝廷，策勋于开创，则一也……查当日同谋归命，又兼督战守者则同知童逵行也，前册另款开列矣。又，远请王师兼任战守者则副将杨珅、郭云龙、孙文焕也，前册亦另款开列矣。此前，册开之总兵、副将、参、游、都、守等二百四十八员，同知、参谋三员，则皆顺天归命，先登血战，应居首功者也。至云某月日，某地战守，此在摄政王（多尔衮）目击，亦贵部之所心悉，本藩（三桂自称）不敢赘陈琐屑……

当日明祚斩绝，本藩总统两镇，值人心皇皇，靡定之秋，其与本藩同肝胆而归顺清朝，舍性命而悍御逆闯，倘非动以望外之功名，万不能有济。今追溯成功之机，全赖此着。本藩又不得不申说明白，仰邀同仁之视也。总之，关门、庆都之役，人人用命，战系实战，功系实功，既开首功，又与寻常战守之功大有区别。破格升袭，赏一劝百，关系重大。贵部必能见及于此矣……

吴三桂力陈他的将吏功勋卓着，为他们邀功请赏，连续上奏疏，编定文武清册两本，要求按功劳“撰给敕书者，即与世袭敕书；文职应超等擢用者，即与转咨吏部超等擢用”【《庭闻录》，卷1。】。

清朝正当巩固已取得的胜利，并需进一步向全国发展之际，多尔衮比谁都需要三桂及原明将吏的合作与支持。因此，他加意笼络吴三桂和他的将士，招降更多的汉官参加清政权，举凡所请，绝大部分都予满足，这使他们感恩于清朝，拼命效力，更踊跃于前。这些，都不在话下。

对于吴三桂来说，爵位已至王位，为人臣之限，无以复加。他所希望的是，给他一块封地。他选择了齐鲁，打算向多尔衮提出这个要求。齐鲁（山东）地区为南北适中之地，历史源远流长，物阜民厚。西周时，周公旦封此；春秋时，有齐桓公称霸。三桂大概想作周公旦，或有朝一日成齐桓公的霸业吧！他的这一企图，是方大猷传出来的。方大猷原任蓟州监军，随三桂一起降清。三桂令他暂驻通州，他于五月一日、二日间入京。这就是说，他是随同三桂一起到了北京的。

三桂南下追击农民军，方大猷没有参与这一军事行动，仍驻守通州。七日，他曾护送他的老师杨士聪出京，经通州，在方家小住数日，至十一日，他又进京，次日即十二日，见到了刚返回京城的三桂。十四日，他离京回通州。第二天，他送别杨士聪南下。三桂求封齐鲁的事，就是他在自己家中向杨士聪透露的。他还说，三桂“切嘱抚镇属各武官不得散往他处”，在批准封地齐鲁后，打算“悉用旧人”。【《甲申核真略》，40~41页。】据杨士聪记载，方大猷说这番话的时间，是在五月七日。显然，三桂于南下追剿农民军前，向方大猷等人透露了自己的这一想法。杨与方是师生关系，自然无话不谈。方提供的这个情况颇重要。大抵三桂估计时局，只要彻底打败农民军，大功就算告成，南北即可议和，划黄河为界，他则居两国之间，可收南北之利。这便联系到三桂与多尔衮在山海关前威远台谈判时所达成的口头协议，大概不是子虚乌有之事！

不过，三桂一厢情愿的想法毕竟没有实现。因为种种迹象表明，当时，掌握实权的多尔衮根本无意给三桂封地。他给自己的将吏请功邀赏，多尔衮都予满足，而给三桂赏赐也相当丰厚，却闭口不谈“裂土”封藩。在他看来，清朝仅得到京畿地区，大局还不稳固，而且无地可封，所以此时封藩为时尚早。三桂也算识趣，他观察多尔衮意向，也就绝口不提封藩的要求。他最终封藩云南，那是数年以后的事。此是后话，暂且不提。三桂回京后的活动，史无记载，大概是闲住京师，与士卒休息吧！

十五、弘光赐封

当三月十九日，李自成进北京时，明朝的陪都南京一无所知，还是一派歌舞升平的景象。迟至二十九日，始传京师陷落，但人们仍然半信半疑。南京方面引起警惕，开始戒严。以南京兵部尚书史可法、户部尚书高弘图等人为首的大臣们感到事态严重，便集合起来，联合发布公告，“号召天下臣民起义勤王”，捐献资财，佐助国家讨伐农民起义军。【《明季南略》，卷2，2页。中华书局，1984年版。】他们还蒙在鼓里，根本不了解北方的情况，更谈不到星驰赴援，不过发发号召罢了。

四月十二日【温睿临：《南疆逸史》，卷1，1页，“安宗”；徐鼐：《小腆纪传》，卷1，1页，“弘光上”。惟《明季南略》，卷1。6页载4月14日。】，北京陷落、崇祯殉国的消息终于传到南京，百官无不震惊，相顾失色，预感到大难临头！国不可一日无君，他们意识到必须赶快拥立新君，才能稳定局势。

崇祯诸子都落于农民军之手，生死未卜，无法迎立，只能在明宗室中物色合适的人选。这时，明宗室诸王纷纷逃向南京，其中福王朱由崧，潞王朱常淓已到了淮安（江苏淮安）避难，受到淮扬巡抚路振飞的保护。南京诸臣想在这两王之中推戴一人。因为事先没有思想准备，一时拿不准该立谁。再说，一些重臣不在南京，如参赞机务兵部尚书史可法正在浦口督师勤王，所以不敢贸然做出决定，他们议了一次，不了了之。

潞王朱常淓是隆庆穆宗帝之孙、简王朱翊镠之子、万历神宗帝的侄儿。福王朱由崧是万历神宗的孙子、福恭王长子。崇祯十四年（1640年），李自成率农民军攻入河南，将其父福恭王处死。【李天根：《爝火录》，卷2，83页。】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十七年二月，农民军攻陷怀庆（河南沁阳），朱由崧逃到卫辉（河南卫辉），与他的母亲邹氏失散，仅带内侍数人，辗转逃到淮安。论血缘关系，潞王是福王的叔辈，但福王跟崇祯是近支。若论人品，潞王贤明，为众臣所看重，而福王品行恶劣，他在藩地时，荒淫不法，早有恶名。比较两人，诸臣多数愿立潞王为君。兵部侍郎吕大器、都御史张慎言、詹事姜曰广等人联名给史可法签发一份文件，明确表示反对立福王，指出他有“七不可立”：不孝、虐待下属、擅权干预政务、不读书、贪鄙、淫乱、酗酒。真是五毒俱全！这样的人，当然不该立为君。他们认为“潞王贤明”，可以信赖。【《小腆纪传》，卷1，《弘光上》】史可法赞成他们的意见，说：“非英主不足以定乱！”【《南疆逸史·高弘图传》，卷6，47页。】

握有重兵的兵部侍郎兼右佥都御史、凤阳总兵马士英另有企图，欲乘此拥立新君的机会把持朝政。为达到这一目的，他选择了昏庸的福王，一心夺居“拥戴之功”，以取悦于福王。他抢先秘密派人去淮安，向福王朱由崧传递他的拥戴之意，并授意路振飞为福王备舟急速来南京。同时，他又致书史可法、吕大器等人，反对立潞王，极力主张立福主，声称论亲疏，论贤能，没有一个人能比得上福王。史可法、吕大器表示反对。马士英阴谋内贿操江诚意伯刘孔昭，外结总兵黄得功、刘泽清、高杰、刘良佐等手握重兵的将领，发兵护送福王至仪征（江苏仪征），以造成既成事实，向诸臣施加压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