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三桂大传》(19)

阁部议久不决，他又进一步申明撤宁远势在必行：“宁远孤城，其势必弃。今日弃之为弃地，明日弃之为弃人。弃地已不可，弃地兼弃人更不可。吴三桂勇将宜收用，（不可）委之敌人。今寇旦夕至，若使来捍京师，一举两得。”他要求六科共同署名，但他们相互推诿。麟征气极，独自署名，将这一奏疏交崇祯，但崇祯却扣留了奏疏，不批示，不下发。【《明史·吴麟征传》，卷268，6858页。】接着，麟征又补充一疏，写道：“边臣不可令有惧心，尤不可令有死心。臣读三桂疏，言切情危，若有格格不忍言之意。臣知其有惧心，始以裹尸自任，终为父弟乞恩，臣知其有死心。今寇势方张，不早徙近，捍卫京师，何所恃乎！”【《庭闻录》，卷1，2页。】参见《三垣笔记附识中》】

从吴麟征的奏疏中，我们才得知三桂已给崇祯上过奏章，言词恳切，透露出他孤守宁远的恐惧心情，如奉命坚守到底，势必一死，却也不敢明确说出撤宁远的意见，有“不忍言之意”，立誓效死疆场，马革裹尸，为此，他向崇祯为他的父亲和弟弟乞恩，给予格外关照。很明显，三桂的陈述，已暗示了他主张撤宁远之意。【《明季北略》，卷20，368页。】

稍有点政治头脑的人，不能不认识到撤宁远辽兵，集结于山海关至北京近郊一带，是惟一可取之策。吴麟征的疏言，已清楚地阐明撤宁远、调三桂守关的极端重要性。可是，廷臣们囿于以往成见，不知通权达变，以“弃地”为耻，而不顾形势已发生大变，根本不考虑农民军正日益而迅速地逼近京师所造成的严重危机，更出于惟恐得罪于崇祯的明哲保身的私心，顽固反对弃宁远，对吴麟征的疏言完全不予理睬。这时，陈、魏等人又想出一招，建议崇祯召见三桂父吴襄，征求弃宁远、守关门之议。二月十二日【《崇祯长编》，卷2，75页，记召见吴襄为二月十六日（乙亥），《平寇志》，卷8，183页及《国榷》，卷100，6025页，记为二月十二日（辛未），今从此说。】，崇祯在中左门召见户兵两部和吴襄，征询“弃地守关策”。

吴襄明确而坚定地说：“祖宗之地尺寸不可弃！”

崇祯明知他害怕承担“弃地”的责任，忙解释说：“此朕为国家大计，非谓卿父子弃地也。”话又转到三桂能否对付农民军：“贼势甚迫，料卿子方略足以制之乎？”

吴襄胸有成竹地说：“臣揣贼据秦晋未必来，即来亦遣先驱尝我耳。若逆闯（指李自成）自送死，臣子必生擒之以献陛下！”

崇祯听吴襄说得如此轻松，不禁笑了，说：“逆闯已百万，卿何言之易？”

吴襄分辩说：“贼声言百万，实不过数万耳。中原乌合，未遇边兵交手战。”他指斥以往诸将所率之兵皆无战斗力，遇农民军非溃即降，以五千人往，就等于给对方增加五千人；以一万人往，则又增加一万人，遂使农民军越聚越多，势力愈加壮大；相反，明兵势力越发衰落下去。他又说，如今农民军屡胜而骄，是因为没有遇到强劲的对手。他向崇祯保证：“若以臣子之兵当之，直成擒耳！”

崇祯便询问他们父子的兵力：“卿父子之兵几何？”

吴襄忙顿首请罪：“臣罪万死！臣兵按册八万，核其实，三万余人，非几粮不足以养一兵。此各边通弊，不自关门始也。”

崇祯又问：“此三万人皆骁勇敢战乎？”

吴襄说：“若三万人皆战士，成功何待今日？臣兵不过三千人可用耳。”

崇祯很惊讶：“三千人何以当贼百万。”

“此三千人非兵也，乃臣襄之子，臣子之兄弟。臣自受国恩以来，臣所食者粗粝，三千人皆细酒肥羊；臣所衣者布褐，三千人皆纨罗纻绮，故臣能得其死力。”

话题由兵数转到粮饷：“需饷几何？”

“百万！”

崇祯一听“百万”，不禁吓了一跳。忙惊问：“即论三万（人），何用多饷？”

“百万犹少言之也。三千人在外，皆有数百金（亩？）庄田，今舍之入内，给何地屯种？额饷少十四（个）月，作何法请补？关外尚有六百万生灵，委之非算，今驱以同入（关），用何道安插？推此而论，百万（两）恐不足以济，臣何敢妄言！”

吴襄算了这笔“百万”账，崇祯也只好认了，但一想国库空虚，如何能拿出百万两？不禁面带凄色，说：“国库止有七万金，搜一切金银什物，补凑二三十万耳。”【《绥寇纪略补遗》（卷上），36~37页。】

吴襄这番议论，竟是信口开河，大话连篇，崇祯却被他说动了心。这些年来，官兵越剿杀，农民军仍不见减少，却日益发展，官军也越败得惨，不可收拾。吴襄所列举官军败绩，不足以对付农民军，多少也道出了些实情。另一方面，吴氏父子所领“边兵”毕竟没同农民军作过战，他吹嘘他的儿子三桂敢战，能擒住李自成，这肯定会给崇祯留下深刻印象。但当前最紧迫的问题是撤宁远援京师，吴襄作了否定的回答，弄得崇祯又没了主意。

尽管崇祯已有撤宁远的想法，也得到了京外许多督抚的赞成，但以陈演、魏澡德为首的廷臣们仍抱定“弃地非策”的主【见《流寇志》，卷9，149页。】，声明：“无故弃地二百里，臣不敢任其咎。”就是怕崇祯事后以“弃地”论罪，所以咬定不能撤。【《明史·吴麟征传》，卷268，6858页。】参见《明史纪事本末》，卷79，1375页。】议撤宁远足足折腾了一个多月，由于阁臣们反对，崇祯自己也不愿承担“弃地”的责任，就把这件事关国家命运的大事给压下去了。

误了宝贵的时间，失去了良机，京师终于无可挽救了！

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初，农民军已兵临宣府城下，正向京师逼近。宣府距京师五六百里，指日可达。告急文书传来，举朝惊慌。崇祯召集文武大臣、科、道各官，问“战守之策”。诸臣默默无语。崇祯叹了口气，愤愤地说：“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亡国之臣耳！”说完，拂袖而起，恨恨地离座而去。【《石匮书后集》，卷1，36页。】

随着形势的急速恶化，京城内人心惶惶，谣言四起。有一起谣言，说吴三桂投降了清朝。廷臣不胜惊惧，崇祯急忙询问吴襄，核实此事。吴襄很肯定地说：“三桂忠孝，必不至此。”经此解释，崇祯和廷臣才放下心来。【《明季北略》，卷24，“流寇大略”；参见《国榷》，卷100，6065页。】

面对极其危险的局势，廷臣们仍无一言可进。京外督抚大都认为撤宁远援京师为便，崇祯这才后悔不用吴麟征之议，赶急把扣留的奏疏发下，决定弃宁远以卫京师。为了挽救覆亡的命运，他不惜用重赏、高爵位来激励将士用命。三月四日，崇祯手诏赐封吴三桂为“平西伯”，与三桂同封的还有左良玉、唐通、黄得功，皆封伯，后又补封刘泽清为“平东伯”。另给刘良佐等二十余员将官晋级。

六日，崇祯下令弃宁远，征召吴三桂、蓟辽总督王永吉、蓟镇总兵唐通、山东总兵刘泽清率部入京“勤王”。【《流寇志》，卷9，152页，参见《明史纪事本末》，卷97，1379页。】崇祯发出征召全国兵马“勤王”，却几乎无人响应。刘泽清谎报坠马，脚受伤，借故不奉诏。吴三桂、王永吉等离北京远，何时发兵，尚不得而知。只有唐通部离北京近，率八千人马先到北京。这真是杯水车薪，怎能救得了明朝的危亡！况且唐通其人“口辩无勇略”，也是无济于事的。【《明史·曹变蛟传》，卷272，6981页。】崇祯视之如救星，当即给予重赏，封“定西伯”。唐通慷慨激昂，表示不辱君命。不料他与监军太监杜之秩率部赴居庸关防堵农民军时，投降了李自成，居庸关不守而破。此关是北京的门户，农民军一无阻挡地直趋北京。

崇祯直到农民军已临近北京门户才下令撤宁远，征召吴三桂等入援，可惜为时太晚了。明政权已亡在旦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