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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居正大传》第十章第一次打击以后

张居正大传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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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台也有刘台底看法。辽东巡按御史固然是御史,但是张学颜是右副都御史、巡抚辽东地方,也是御史。明代官制的演变,形成监察权高于一切的状态。地方长官文的有布政使司左布政,右布政;武的有都指挥使司都指挥使,以及镇守冲要的总兵官:这是最初的官制,但是后来添了巡按以及巡抚和总督。巡按、督、抚虽然各有疆域,但是他们只是都察院的官,不是地方官。他们底官阶不一定高,但是地方官不能不受他们底节制,这是监察底权威。刘台看到同是代表监察权的中央官,为什么一个可以调度军队,一个连报捷都不可呢?所以他底捷奏还是发出去。

但是在法制上,巡按和巡抚究竟不同。英宗正统四年巡按御史出巡事宜有这样的规定,“总兵、镇守官受朝廷委任以防奸御侮,凡调度军马,区划边务,风宪官皆无得干预。”所以巡按不得过问军事,曾有明文的规定。辽东巡抚底全衔是“巡抚辽东地方,赞理军务”,因此调度军队,正是巡抚底职权。一切都有法制的依据。明代巡抚和巡按底职权最容易混淆,居正对于这一点,时时感觉到有纠正的必要。万历九年他说过:

窃谓抚、按职掌不同,政体亦异。振举纲维,察举奸弊,摘发幽隐,绳纠贪残,如疾风迅雷,一过而不留者,巡按之职也。措处钱粮,调停赋役,整伤武备,抚安军民,如高山大河,奠润一方而无壅者,巡抚之职也。近来抚、按诸君,不思各举其职,每致混杂,下司观望,不知所守,以故实惠不流。至于直指使者,往往舍其本职,而侵越巡抚之事,违道以干誉,徇情以养交,此大谬也。(书牍十三《答苏松巡按曾公士楚言抚按职掌不同》)

居正认为封疆大吏,不应受到牵掣,在法制有成规,在事理有根据,不能不认为正确。假如我们想到万历四十七年,杨镐经略辽东,因为受到兵科给事中赵兴邦红旗督战的迫蹙,以致仓皇进兵,造成辽东空前大败的事实,我们更不能不承认居正底主张。

刘台经过这一次严旨申斥,充满怨愤,就在万历四年正月上疏弹劾居正。这是居正当国以来所受的第一次打击,也是他平生所受的最大的打击。原疏如次:

臣闻进言者皆望陛下以尧、舜,而不闻责辅臣以皋、夔。何者?陛下有纳谏之明,而辅臣无容言之量也。高皇帝鉴前代之失,不设丞相,事归部、院,势不相摄而职易称。文皇帝始置内阁,参预机务,其时官阶未峻,无专肆之萌。二百年来,即有擅作威福者,尚惴惴然避宰相之名而不敢居,以祖宗之法在也。乃大学士张居正偃然以相自处,自高拱被逐,擅威福者三四年矣。谏官因事论及,必曰,“吾守祖宗法!”臣请即以祖宗法正之。

祖宗朝,非开国元勋,生不公,死不王。成国公朱希忠,生非有奇功也,居正违祖训,赠以王爵。给事中陈吾德一言而外迁,郎中陈有年一争而斥去。臣恐公侯之家,布惠厚施,缘例陈乞,将无底极。租宗之法若是乎?

祖宗朝,用内阁、冢宰,必由廷推。今居正私荐用张四维、张瀚。四维在翰林,被论者数矣,其始去也,不任教习庶吉士也。四维之为人也,居正知之熟矣,知之而顾用之,夫亦以四维善机权,多凭借,自念亲老,旦暮不测,二、三年间谋起复,任四维其身后托乎!瀚生平无善状,巡抚陕西,赃贿狼藉,及骤列铨衡,唯诺若簿吏,官缺必请命。所援引者非楚人亲戚知识,则亲戚所援引也,非宦楚受恩私,则恩故之党助也。瀚惟日取四方小吏,权其贿赂,而其他则徒拥虚名。闻居正贻南京都御史赵锦书,“台谏无议及冢宰”:则居正之胁制在朝言官,又可知矣。祖宗之法如是乎?

祖宗朝,诏令不便,部臣犹告阁拟之不审。今得一严旨,居正辄曰,“我力调剂,故止是”;得一温旨,居正又曰,“我力请而后得之。”由是畏居正者甚于畏陛下,感居正者甚于感陛下。威福自己,目无朝廷,祖宗之法若是乎?

祖宗朝,一切政事,台、省奏陈,部、院题复,抚、按奉行,未闻阁臣有举劾也。居正令抚、按考成章奏,每具二册,一送内阁,一送六科:抚按延迟则部臣纠之,六部隐蔽则科臣纠之,六科隐蔽则内阁纠之。夫部院分理国事,科臣封驳奏章,举劾其职也。阁臣衔列翰林,止备顾问,从容论思而已。居臣创为是说,欲胁制科臣,拱手听令。祖宗之法若是乎?

至于按臣回道考察,苟非有大败类者,常不举行,盖不欲重挫抑之。近日御史俞一贯以不听指授,调之南京,由是巡方短气,莫敢展布。所惮独科臣耳,居正于科臣,既啖之以迁转之速,又恐之以考成之迟,谁肯舍其便利,甘彼齮龁,而尽死言事哉?往年赵参鲁以谏迁,犹曰外任也;余懋学以谏罢,犹曰禁锢也;今傅应祯则谪戍矣,又以应祯故,而及徐贞明、乔岩、李祯矣。摧折言官,仇视正士,祖宗之法如是乎?

至若为固宠计,则献白莲、白燕,致诏旨责让,传笑四方矣;规利田宅,则诬辽王以重罪而夺其府地,今武冈王又得罪矣;为子弟谋举乡试,则许御史舒鳌以京堂,布政施尧臣以巡抚矣,起大第于江陵,费至十万,制拟官禁,遣锦衣官校监治,乡郡之脂膏尽矣;恶黄州生儒议其子弟幸售,则假县令他事,穷治无遗矣;编修李维桢偶谈及其豪富,不旋踵即外斥矣。盖居正之贪,不在文吏而在武臣,不在内地而在边鄙。不然,辅政末几,即富甲全楚,何由致之?宫室、舆马、姬妾、奉御,同于王者,又何由致之?在朝臣工,莫不愤叹,而无敢为陛下明言者,积威之劫也。

臣举进士,居正为总裁;臣任部曹,居正荐改御史:臣受居正恩亦厚矣,而今敢讼言攻之者,君臣谊重,则私恩有不得而顾也。愿陛下察臣愚悃,抑损相权,毋俾偾事误国,臣死且不朽。

刘台底奏疏上去了,居正想起明朝开国二百余年,从来没有门生弹劾座主的故事,偏偏自己在隆庆五年所取的进士,竟对自己提出弹劾,这是一个异常的刺激。三、四年来,当国的苦辛,刘台不一定明白,但是刘台既请皇上抑损相权,自己以后怎样办事?最使居正痛心的,是刘台所提出的几点,不一定是对的,然而也不一定全无根据。是刘台底诬蔑呢,还是他底不能体谅?自己底门生,一手提拔的人,还不能体谅,以后又怎样办事?自己是大臣,当然谈不到和刘台辩驳,他和神宗说:

依法,巡按御史不得报军功;去年辽东大捷,刘台违制妄奏,法应降谪,彼时臣仅请旨戒饬,刘台已经愤愤不已。后来御史傅应祯妄言下狱,请旨穷诘党与,当时并不知道刘台和傅应祯同乡亲近,从中主持,因此刘台妄自惊疑,全不顾忌,对臣泄恨。二百年来,没有门生弹劾座主的故事,如今臣惟有一去以谢刘台。

神宗看到居正跪在御座前面,眼泪簌簌地直下,只有自己扶他起来,和他说:

先生起,朕当责台以谢先生。

居正仍是具奏请求致仕,神宗下旨慰留道:

卿赤忠为国,不独简在朕心,实天地祖宗所共降监,彼谗邪小人,已有旨重处,卿宜以朕为念,速出辅理,勿介浮言。

皇上底恩意很显然了,但是居正还是感觉到办事底困难,他再疏乞休道:

臣捧读恩纶,涕泗交集,念臣受先帝重托,既矢以死报矣。今皇上圣学,尚未大成;诸凡嘉礼,尚未克举;朝廷庶事,尚未尽康;海内黎元,尚未咸若;是臣之所以图报先帝者,未尽其万一也,臣岂敢以去?古之圣贤豪杰,负才德而不遇时者多矣,今幸遇神圣天纵不世出之主,所谓千载一时也,臣又岂可言去?皇上宠臣以宾师不名之礼,待臣以手足腹心之托,相亲相倚,依然蔼然,无论分义当尽,即其恩款之深洽,亦自有不能解其心者,臣又何忍言去?然而臣之必以去为请者,非得已也!盖臣之所处者危地也,所理者皇上之事也,所代者皇上之言也。今言者方以臣为擅作威福,而臣之所以代王行政者,非威也则福也。自今以往,将使臣易其涂辙,勉为巽顺以悦下耶,则无以逭于负国之罪;将使臣守其故辙,益竭公忠以事上耶,则无以逃于专擅之讥。况今谗邪之党,实繁有徒,背公行私,习弊已久,臣一日不去,则此辈一日不便,一年不去,则此辈一年不便。若使臣之所行者,即其近似而议之,则事事皆可以为作威,事事皆可以为作福,睊睊之谗日哗于耳,虽皇上圣明,万万不为之投杼,而使臣常负疑谤于其身,亦岂臣节之所宜有乎?此臣之所以辗转反侧,而不能不惕于衷也。伏望皇上怜臣之志,矜臣之愚,特赐罢归,以解群议:博求廊庙山林之间,必有才全德备之士,既有益于国而又无恶于众者,在皇上任之而已。臣屡读宸严,无任战栗陨越之至。(奏疏四《被言乞休疏》)

神宗随即再下圣旨;

卿一精一诚可贯天日,虽负重处危,鬼神犹当护佑,谗邪一阴一计,岂能上干天道。朕亦知卿贞心不贰,决非众口所能动摇,已遣司礼监随堂官往谕朕意,卿宜即出视事,勉终先帝顾托,勿复再辞。

这是正月二十六日的事。神宗还不放心,再差司礼监太监孙隆前往慰留,并降手谕;

谕元辅:先帝以朕幼小,付托先生。先生尽赤忠以辅佐朕,不辞劳,不避怨,不居功,皇天后土祖宗必共鉴知。独此畜物,为党丧心,狂发悻言,动摇社稷,自有祖宗法度。先生不必介意,只思先帝顾命,朕所倚任,保安社稷为重,即出辅理。朕实惓惓伫望。特赐烧割一份、手盒二副、长春酒十瓶,用示眷怀,先生其钦承之,慎勿再辞。

在这个情形之下,居正没有再辞的理由,他只有重行出来辅理国事。居正对于政治,有自己底理想和抱负;政权是贯彻这个理想和抱负的工具,他决不轻易放弃政权。在他认定神宗对于自己的信任,不但没有动摇,而且更加坚定的时候,他慨然地说;

夫事推求诸理之至当,心岂必于人之尽知。况臣区区之愚,既特孚于昭鉴,则诸呶呶之口,诚无足为重轻。谨当仰体圣怀,益殚赤悃,冰霜自保,虽嫌怨以奚辞,社稷是图,何发肤之敢惜。(奏疏四《谢恩疏》)

政权在自己手中,居正准备继续贯彻自己底主张。“你们谅解也好,不谅解也好,我底行为,自然有我底标准,”他想。

神宗说起对于刘台,自有祖宗法度,果然派文书官邱得用,口传圣旨:“刘台这厮,谗言乱政,着打一百充军,拟票来行。”拟旨是内阁底职务,但是交付廷杖,究竟有些困难。居正具疏论救,其结果刘台免去廷杖,只得“除名为民”的处分。这一点,当时颇有人认为是居正底宽宏。但是居正却坚决地否认,他说:

古之圣贤所遇之时不同,而处之之道亦异。《易大过》栋桡。《彖》曰,“刚过乎中。”当大过之时,为大过之事,未免有刚过之病;然不如是,不足以定倾而安国,栋桡而本末弱矣。伊、周当大过之时,为大过之事,而商、周之业赖之以存,虽刚而不失为中也。仆以一竖儒,拥十余龄幼主,而立于天下臣民之上,威德未建,人有玩心。况自嘉、隆以来,议论滋多,国事靡定,纪纲倒植,名实混淆。自仆当事,始布大公,彰大信,修明祖宗法度,开众正之路,杜群枉之门,一切以尊主庇民,振举颓废为务,天下始知有君也。而疾之者乃倡为异说,欲以抑损主威,摇乱朝政,故不得不重处一、二人,以定国是,以一人心,盖所谓刚过乎中,处大过之时者也。而丈乃以为失士心,误矣。吾但欲安国家,定社稷耳,怨仇何足恤乎!……仆今所处何时也?主上举艰巨之任,付之于眇然之身,今权珰贵戚,奉法遵令,俯首贴耳而不敢肆,狡夷强虏,献琛修贡,厥角稽首而惟恐后者,独以仆摄持之耳,其出处去就,所系岂浅浅哉?彼谗人者不畏不愧,职为乱阶,且其蓄意甚深,为谋甚狡,上不及主上,旁不及中贵,而独剚刃于仆之身,又无所污蔑,而独曰“专擅,专擅”云云,欲以竦动幼主,一阴一间左右,而疑我于上耳。赖天地宗庙之灵,默启高衷,益坚信任。不然,天下之事,岂不为之寒心哉!自有此事,主上食不甘味,寝不安席,以痛恨于忌者,盖大舜疾谗说之殄行,孔子恶利口之复邦,故去此人以安仆也,以安社稷也。离明允断,诚理法之正,而仆所以恳恳救之者,盖以仰答圣恩,下明臣节耳,非欲为沽名之事也。(书牍八《答奉常陆五台论治体用刚》)

同期中,居正又有上徐阶书,(书牍十五《上师相徐存斋十九》)答胡邦奇书;(书牍八《答廉宪胡公邦奇》)他说:“颛蒙之见,果于自信,但知竭忠捐躯,可以报国,更不思身。”(《上存斋》)他又说:“盖仆素以至诚待人,绝不虞人之伤己:至于近日之事,则反噬出于门墙,怨敌发于知厚,又适出常理之外。”(《答胡邦奇》)经过三四年的政局,居正对于自己,充满了自信,他认定惟有自己,才能担当国家底大任。因此从居正看来:攻击居正,便是攻击国家;摧毁居正,便是摧毁国家。这是必然的逻辑。居正说:“其出处去就,所系岂浅浅哉?”自信力底扩大,已经到达惊人的地位,但是倘使把居正当国十年的政局,和万历十年以后直到明末的政局比较,我们不能不承认居正见地底正确。

居正对于刘台的怨愤,真是深刻万分。救止廷杖的事,只是政治手腕的运用。他不愿意给一般人以强烈的刺激,所以刘台幸免廷杖底处分。万历八年,张学颜为户部尚书,揭发刘台在辽东受贿的事实,再经过辽东巡按于应昌,江西巡抚王宗载底彻查,刘台终于得到流戍浔州的处分。嫌疑底一阴一影,又投射到居正身上。居正说:“古云,‘宁人负我,无我负人’,况冤亲平等,悉归幻妄,今转盼之间,已成陈迹矣,何足挂之怀抱乎?”(《答胡邦奇》)话虽说得淡泊,但是事实上居正不是一个淡泊的人。孔子说过:“以直报怨。”什么是“以直报怨”呢?《礼记·表记》又记孔子之说:“以德报德,则民有所劝;以怨报怨,则民有所惩”。“直”只是应得的价值,因此“以怨报怨”和“以直报怨”,适成为同义的语句。也许居正认为刘台只得到他应得的价值罢!从近代的政治风度看来;不能不算是可以惋惜的事。

刘台攻击居正底贪污,不是没有根据的诬蔑。居正当国以后,曾说:“仆自当事以来,闭门却扫,士大夫公言之外,不交一谈。”(书牍五《答司马王继津》)又说:“仆近来用人处事,一秉公心,谬持愚见,旁人无所关其说,士大夫公见之外,不延一客,公谈之外,不交一语,即有一、二亲故,间一过从,不过相与道旧故,遣客怀而已,无一语及于时政。”(同卷《答工部郎中刘公伯燮言用人毁誉》)居正对于自己底生活,不算没有把握。在操守方面,正因为居正对于政权的热中,我们更可想象他对于货利的淡泊。在言论自由的时期,一旦贪污有据,经人指摘,往往不但成为终身的沾辱,而且会引起政权的动摇。这是一个热中政权的人所不愿意的。然而明代腐化的空气,已经弥漫了,腐化的势力,侵蚀一切,笼罩一切,何况一个全权在握的首辅,更易成为腐化势力底对象。北京只是居正底寓所,他底家在江陵;居正可以洁身自好,但是居正有仆役,有同族,有儿子,有弟弟,还有父亲。腐化的势力,在北京找不到对象,便会找到江陵。居正也许还能管束子弟,他能管束父亲吗?尤其张文明那一副放荡不羁的形态,更不会给一个十几年不曾见面的儿子以说话的机会。

明朝的政治,充满无数腐化的因素。现代认为不应存在的事实,在当时只是一种习惯。最痛苦的是在未经指摘的时候,尽管认为习惯,但是一经指摘以后,立刻又成为贪污。因此从事政治生活的人,随时随地,都受着物质底诱惑,也就随时随地,会蒙到仇敌底指摘。这是政治生活底创伤。隆庆六年,湖广巡抚、巡按提议为居正建坊。大学士建坊,在明代只是一个寻常的事,但是建坊底工料,一切又落到湖广民众身上。居正极力辞免,他说:“敝郡连年水旱,民不聊生,乃又重之以工役,使万姓睊睊,口诅祝而心咨怨,将使仆为荣乎?辱乎?”不建坊也可以,他们便准备照工料折价,送给张家,这可算是异想天开,不过居正并不觉得离奇,他只说:

若欲给与折价,尤不敢当。家有薄田数亩,足为俯仰之资,仆又时时以其禄入,奉上老亲,击鲜为宾客费,家不患贫。而诸公所馈,铢两皆民膏也,仆何功以堪之,何德以享之?顷已有书恳控二公,恐未见谅。愿公再以鄙意固请,必望停寝,乃见真爱。若不可止.如向者面渎云云,准作废府纳价,贮库作数,仆亦受惠多矣。仆虽无德于乡人,而亦惧丛怨以重吾过。诸公诚爱我者,宜视其所无者而与之,奈何益其所有以滋毒于仆。恃公道谊骨肉之爱,故敢沥竭肝胆,直露其愚。若谓仆心或欲之,而姑饰辞以沽名,则所谓穿窬之徒,不可以列于君子之林矣。(书牍四《答荆州道府辞两院建坊》)

我们不能认居正为“穿窬之徒”,但是我们也没有看到坚决的拒绝。他只是不要建坊,不要折价,而希望以建坊之费,准作废府纳价。在运用的方面,纵使不同,但是接受只是接受,还不是同样的民脂民膏?废府即辽王府,隆庆二年辽王宪【火节】被废以后,张家据为己有,直到隆庆六年,才想起纳价的事。《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一,和《明史》原本,称“居正攘以为第”,指此。居正曾孙张同奎对于此事的否认(见《张文忠公全集》附录二《上六部禀帖》)只是没有根据的说话,其后《明史》根据同奎底言论,重行删订,便上了一次大当。

建坊不仅是建坊,坊价送到张家,立刻修建第宅,建筑工人,由锦衣卫军士包办。这个原是明代的敝风,但是在这一点,似乎居正也不觉得离奇。他说;

新构蜗居,三院会计欲有所助。诸公厚意,岂不知感,但仆本心,原不敢以一椽一瓦劳费有司,故虽督造锦衣,亦止便差用借,诚恐惊扰地方也。今堤工方兴,疲民无措,公私嗷嗷,困敝至此,岂复有余羡为仆营私第乎?仆虽无德于乡人,实不敢贻累以贾怨。且去岁诸公所赐坊价,已即给付工匠,即有不足,以后逐年赐责,及俸入田租,陆续凑办。需以二、三年,可得苟完矣。若诸公创行此意,则官于楚者,必慕为之,是仆营私第以开贿门,其罪愈重。万望俯谅鄙衷,亟停前命,俾仆无恶于乡人,无累于清议,则百朋不为重,广厦不为安也。(书牍五《与楚中抚台辞建第助工》)

这是万历元年的事。这一座第宅底规模,着实不小。居正自言:“小宅,原拟赐金构一书舍耳。不意锦衣庞君遂摹京师第宅,大事兴作,费至不赀。屡屡垂念,给与频蕃,既乖本图,复益罪过,赧怍之衷,口不能悉。”(书牍五《与楚抚赵汝泉言严家范禁请托》)第宅之中,有堂有楼,神宗赐名为纯忠堂、捧日楼,又颁御笔大字二幅,对句一联,御前银一千两。(奏疏三《谢堂楼额名并赐金疏》大字二幅:一曰社稷之臣,一曰股肱之佐,联曰正气万世,休光百年。见王世贞《首辅传》卷七。)这次建坊、建第底计划,发动的是湖广巡抚汪道昆,(书牍四《答楚抚院汪南明辞建坊》)完成的是继任巡抚赵贤,(即汝泉)恰恰做到“官于楚者,必慕为之”的地步。“给与频蕃”,适成为“营私第以开贿门”的注脚。以后万历六年,有人提议替张家创山胜;(书牍十《答棘卿刘小鲁言止创山胜事》)万历八年,提议建三诏亭;(书牍十二《答湖广巡按朱谨吾辞建亭》)万历九年,提议重行建坊表宅,(书牍十三《答郧一阳一巡抚杨本庵》)而且一切动工进行,都不待居正底同意。所以无论居正是否默认,这一个贿门,在他当国的时期,永远没有关上。

贿门当然不仅在此。荆州江滨的沙滩出水,荆州府落得做人情,便撺掇张家出来报领。居正自己说起:“又昨王太常言,府中有一淤洲,公欲寒家人领,极知公厚意,但利之所在,人争欲之,擅众所利,则怨必丛积,家有薄田数亩,可免饥寒,老亲高年,子弟驽劣,诚不愿广地积财以益其过也。”(书牍六《与荆南道府二公》)居正底话没有说错,但是广地积财底事,仍是不断地进行。居正身后,福王常洵奏乞居正所没产,(《明史》卷一二〇《福王常洵传》)恰恰证实居正积产底成绩。

最直接的办法,是把贿赂一直送到江陵张家。居正书牍里,屡次提到。(书牍六《答总宪刘紫山》、书牍七《答刘虹川总宪》、书牍九《答向台长》、《答四川总兵刘草塘》、《答吴总宪》。)最阔绰的是两广的长官。万历七年,居正曾说:“自不谷待罪政府以至于今,所却两广诸公之馈,宁止万金,若只照常领纳,亦可作富家翁矣。”(书牍十一《答两广刘凝斋论严取与》)大致古来两广一带,腐化的空气,特别浓厚,所以岑参看到朋友往广东做官,仔细吩咐他,“此乡多宝玉,慎勿厌清贫。”(《送张子尉南海》)明朝的腐化空气,本来很盛,最盛的还是广东,(见《答刘凝斋书》)吏治底腐化,当然影响到人民底生活,和地方底治安。两广动乱最多,这是一个最大的原因。

在贿赂底进行中,也有几次特别的趣事。一位知县底贿赂送来,居正拒绝了,知县认为嫌少,便设法加添。经不起再来一次拒绝,他索性借上一条玉带,一并献上。居正复信说:

往者别时曾以守己爱民四字相规,故屡辱厚惠,俱不敢受,盖恐自背平日相规之言,有亏执事守己之节。而执事乃屡却不已,愈至愈厚,岂以区区为嫌少而加益耶?至于腰间之白,尤为殊异,顾此宝物,何处得来,恐非县令所宜有也。谨仍璧诸使者。若假之他人,可令返赵。执事从此,亦宜思所以自励焉。(书牍七《答傅谏议》)

这仅是小小的诰诫。还不严重。最离奇的是一位郧一阳一巡抚。他在解任以后,到处活动,声名已经不佳,偏偏又活动到居正门上来了。这是一件笨手笨脚的事,居正怎样提出呢?他只有开一次顽笑,说道已经给吏部提起,但是吏部因为空气不利,只有极力避嫌,不敢起用。说过以后。居正更重重地教训一顿:

仆之求士,甚于士之求己,虽越在万里,沈于下僚,或身蒙訾垢,众所指嫉,其人果贤,亦皆剔涤而简拔之,其为贤者谋也,又工于自为谋。公闻之往来之人,岂不诚然乎哉?胡乃不以贤者自处,以待仆之求,而用市道相与,馈之以厚仪,要之以必从,而又委之于私家,陷之以难却,则不知仆亦甚矣。古人言。非其义而与之,如寘之壑中,诚不意公之以仆为壑也!以公夙所抱负,又当盛年,固时所当用者,此后阖门养重,静以俟之,弓旌之召,将不求而自至。若必欲如流俗所为,舍大道而由曲径,弃道谊而用厚贿,仆不得已,必将言扬于廷,以明己之无私,则仆既陷于薄德,而公亦永绝向用之路矣,是彼此俱损也。恃在夙昔至契,敢直露其愚,惟公亮而宥之,幸甚。(书牍七《答刘虹川总宪》)

这次居正底地位真是尴尬,所以只有痛快地数责。所谓“委之于私家,陷之以难却”,也许是指送到江陵张文明底手里,但是这只是悬想,没有证明。

文明是一个放浪不羁的人,居正当国以后,当然增加文明底威风。万历初年御史李颐前往广西,路过江陵,看见文明气焰太大了,和他顶撞一下,居正便取消李颐底御史。居正不是不晓得文明底放恣。他说过:“老父高年,素怀坦率,家人仆辈,颇闻有凭势凌铄乡里、混扰有司者,皆不能制。”(书牍五《与楚抚赵汝泉言严家范禁情托》)在“子为父隐”的社会中,居正只能这样说,但是文明底放恣,已经显然。参与这一切的有居正底弟弟,有他底儿子敬修,也有他底族人子弟。万历二年,居正说过;“敝族家人,虽颇知奉法,然小小扰混,未必尽无,衔勒钤制,不敢一日释也。”(书牍六《答总宪廖春泉》)这里透露族中底情态。至于仆役底横肆,在书牍中看到的更不只一处。

从这许多方面看来,刘台所称“居正之贪,不在文吏而在武臣,不在内地而在边鄙”,又称居正“辅政未几,即富甲全楚”,不是没有根据的。但是这是明代的风气。在腐化的空气中,居正曾经和两广总督刘尧诲谈起:

尊示谓稽察吏治,贵清其本源,诚为要论,顾积习之弊.亦有难变者。一方之本在抚按,天下之本在政府。不谷当事以来,私宅不见一客,非公事不通私书,门巷阒然,殆同僧舍,虽亲戚故旧,交际常礼,一切屏绝,此四方之人所共见闻,非矫伪也。屡拟严旨,奖廉饬贪,欲庶几以身帅众,共成羔羊素丝之风,而终不可易。乃苞苴之使,未尝绝也;钻刺之门,未尝墐也,虽飨荼茹堇,徒自苦耳,何裨于治理耶?虽然,不谷固不敢以人之难化,而遂懈其率之之心也,早夜检点,惟以正己格物之道,有所未尽是惧,亦望公俯同此心,坚持雅操,积诚以动之,有冥顽弗率,重惩勿贷,至于中伤毁排,则朝廷自有公论,可勿恤矣。(书牍十一《答两广刘凝斋论严取与》)

人是毕竟不免受环境支配的。假如居正不生在腐化的空气中,或即生在这个空气之中,而没有那样的父亲,也许他在“正己格物”的方面,会有更大的成绩。

居正当国以来,整顿财政,到现在已经有了相当的成就。在他整顿的时候,追比田赋积欠,每年带征三成。纳税的百姓,看到增加三成,当然认为负担太重。万历三年,居正底门生,御史傅应祯疏称“小民一岁之入,仅足给一岁,无遗力以偿负也。近乃定输不及额者,按、抚听纠,郡、县听调,诸臣畏谴,督促倍严,致流离接踵,怨咨愁叹,上彻于天。”这是一种谠论。在应祯上疏的时候,居正当然有许多不快,但是到了万历四年,他知道财政方面,已经稳定,同时他也看清赋税方面,有改革底必要。七月居正疏称:

臣等又查得隆庆六年六月诏书一款,自嘉靖四十三年、四十四年、四十五年,并隆庆元年钱粮,除金花银不计外,其余悉从蠲免,其二年、三年、四年,各量免十分之三。至于淮安、徐州以水旱,广东惠、潮二府以兵伤,则并隆庆二年、三年,亦从蠲免,恩至渥矣。乃该地方犹不能追纳,至万历二年,户部乃议于拖欠七分之中,每年止带征三分而民犹以为苦。何也?盖缘各有司官不能约己省事,无名之征求过多,以致民力殚竭,反不能完公家之赋。其势豪大户,侵欺积猾,皆畏纵而不敢问,反将下户贫民,责令包赔。近来因行考成之法,有司官惧于降罚,遂不分缓急,一概严刑追并,其甚者又以资贪吏之囊橐,以致百姓嗷嗷,愁叹盈闾,咸谓朝廷催科太急,不得安生。夫出赋税以供上者,下之义也;怜其穷困,量行蠲免者,上之恩也;于必不可免之中,又为之委曲调处,是又恩之恩也。今乃不知感戴而反归过于上,则有司官不能奉行之过也。然愚民难以户晓,损上乃可益下,顷赖皇上力行节俭,用度渐纤,又以北虏纳款,边费稍省,似宜曲垂宽恤,以厚下安民。合无敕下户部,查各项钱粮,除见年应征者,分毫不免外,其先年拖欠带征者,除金花银遵诏书仍旧带征外,其余七分之中,通查年月久、近,地方饶、瘠,再行减免分数,如果贫瘠不能完者,悉与蠲除,以苏民困。至于漕运粮米,先年亦有改折之例,今查京、通仓米,足支七、八年,而太仓银库,所积尚少,合无比照先年事例,将万历五年酒粮,量行改折十分之三,分派粮多及灾伤地方征纳。夫粮重折轻,既足以宽民力,而银库所入,又借以少充,是足国裕民,一举而两得矣。臣等待罪辅强,日夜思所以佐皇上,布德元元,辑宁邦本,计无便于此者。伏乞圣明采纳施行,生民幸甚。(奏疏五《请择有司蠲逋赋以安民生疏》)

疏中所称,除豁免积欠以外,还有漕粮改折的事。粮是实物底征收,因为北京、通州一带存粮已足,所以居正提议在漕粮定额太重和灾荒的地方,折价收银,减轻人民底痛苦,同时也增加银两的存储。这一年积粮足支七八年,积银四百余万,(《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一)国家财政,遂造成不可动摇的基础。

万历四年,在水利方面,也有相当的成绩。当时管理水道的大臣,一位是河道总督,一位是漕运总督。漕督本来是管漕粮的,但是水道发生问题,漕船便无从北上,所以对于黄河和运河水利,都不容不过问。二月间漕运总督吴桂芳疏称:

淮、扬二郡,洪潦奔冲,灾民号泣,所在凄然,盖滨海汊港,岁久道湮,入海止恃云梯一径,致海拥横沙,河流泛溢,而盐、安、高、宝,不复可收拾矣。国家转运,惟知急漕而不暇急民,故朝廷设官,亦主治河而不知治海。臣请另设水利佥事一员,专疏海道,而以淮安管河通判,改为水利同知,令其审度地宜,讲求捷径,如草湾及老黄河皆可趋海,何必专事云梯?

云梯关是当时黄河入海的海口,老黄河、草湾都在附近,是黄河屡次决口底所在。桂芳主张多开黄河入海之道,黄水去了,淮水随同出海,高邮、宝应的水患,便可减轻。多开海口,不是整理黄河的根本大计,但是在当时淮、扬一带民生痛苦的时候,不能不算救时的方法。居正没有治河的经验,但是他有治河的决心。在他看到吴桂芳底奏疏的时候,他决定发动整个的力量,做桂芳底后盾。他说:

淮、扬之民,岁苦昏垫,朝廷未尝一日忘,顾莫有任其事者。兹读大疏,明白洞彻,底绩可期。夫治水之道,未有不先下流者。年来但讲治水,不求治海,虽费何益?但海口之淤,当必有因,似宜视水必趋之路,决其淤,疏其窒,虽弃地勿惜,碍众勿顾,庶几有成也。设官及留饷诸事,一一如教,属所司复允,惟公坚定而力图之。(书牍八《答河道吴自湖》。按题衔误。)

得到居正支撑以后,桂芳便开始做疏浚草湾的工作。这时议论来了,大家惟恐草湾一开,对于漕运发生问题。居正再给桂芳一度支持,他说:

淮、扬之民,方苦昏垫,被发缨冠而救之,犹恐不及,岂能豫忧运道之难处耶?今且拯此一方之民,从容讲求平江遗迹,为国家经久之图。今内外储积,幸已渐裕,法纪渐张,根本渐固,此等事他日自有贤者任之,公毋虑也。(书牍八《答河道吴公桂芳》。按题衔误。)

在疏浚黄河入海水道的当中,桂芳曾经有一个大胆的提议,他认为要救上游的水灾,惟有牺牲安东县城,(令涟水县)他请求交工部议复,疏中说道:

语云,“救一路哭,不当复计一家哭”。今淮、扬、凤、泗、邳、徐,不啻一路矣。安东自众流汇围以来,独文庙县衙,仅存椽瓦,已不成邑,即使全河趋之,亦不过一家哭耳。况势又不得不然耶?创始为作事所难,独任乃人情共忌,乞下所司议。

工部尚书郭朝宾复奏:“委一垂陷之安东,以拯全淮之胥溺,漕臣言可听。”上谕立即俞允。(《明神宗实录》云“报曰可’。《明史·河渠志》言帝不欲弃安东而命开草湾如所请者,误。)居正对于国家大事,只有果断,没有推诿;只有全力的推进,没有两可的游移。在这个情形之下,桂芳当然可以放手办事。万历四年七月,草湾功成;八月工部复奏。上谕赏吴桂芳银币,居正去信说:

海口疏通,淮、扬之间,欢声雷动,从此人得平土而居,翳谁之力与?以此知天下无不可为之事。“人存政举”,非虚语也。比者暂行薄赉,侯元圭既告之日,仍当有殊锡焉。(同卷《答河道吴自湖言蠲积逋疏海口》。按题衔误。)

草湾功成以后,桂芳便进行修筑高邮湖堤的工作。但是在工作进行的当中,淮水冲下来了,兴化、泰州一带,又是一片汪洋。居正说:

高邮堤工闻已告成,乃久未完报者,想以大工甫就,新水暴涨,虑有变态,欲俟其坚定,乃完报耳。但微闻兴、泰之间,河塘溃决,复成巨浸,未审何以拯之?河流既自复故道,当无俟开浚。承教挽淮入河之策,甚善。考其泛地,多属河道衙门,然公欲为国家万年之计,救淮、扬目前之急,想当视为一家,同心共济也。议定,幸即疏闻,此既关系来岁漕计,自不容不预图也。年来方内乂安,庶几小康,独河漕一事,时往来于怀,而当事诸公亦既殚厥心力矣,乃竟不获底于平成,岂所谓可能者人,不可能者天耶?奈何!(书牍九《答河道吴自湖。》按题衔误。)

桂芳提议挽淮入河,牵涉到河道总督傅希挚身上来。居正再给希挚去信:“河、漕意见不同,此中亦闻之。窃谓河、漕如左右手,当同心协力,以期共济。如所见必不能合,亦宜各陈,以俟高断,不宜默默而已。国之大事,不妨公议。事君无隐,岂为失忠厚之道耶?”(书牍九《答河漕傅后川》。按题衔误。)这是万历五年的事。但是希挚和桂芳底主张,绝对不能融洽,到万历六年初,居正不得不出以断然的处置,这是后话。关于淮水底问题,自从至元二十年,黄河改道以来,黄河夺了淮水出海的水道:在黄河水落的时候,黄、淮并流,一切没有妨碍;但是到了黄河水盛的时候,淮水被逼,倒灌运河,再加以高邮、宝应诸湖底激荡,遂成淮、扬一带的大祸。因此在万历五年便有两派不同的主张。一派主张挽淮入河,吴桂芳便是其中的一个。万历六年潘季驯总理河槽,彻底贯彻这个主张。一派如给事中汤聘尹等,主张纵淮入江,他们要黄、淮分背而行,黄河不再妨碍淮河,淮、扬地方,便有相当的安全。在地方言地方,这个不失为一种有力的主张,但是黄、淮两条水道,中间不能没有运河。假如没有运河,四百万漕粮,怎样北上?假如保留运河,即使筑堤设闸,如何能使黄河在洪水期不至倒灌入运,重新破坏淮河底水道?居正真有些茫然了。他听了淮、扬京官底主张,也认为纵淮入江,是一个方法。他立刻告给桂芳,但是他还是说:“但仆自来未经此地,不悉其曲折,独以意度如此,谩呈以备采择。”(书牍九《答河道吴自湖计分淮导河策》。按题衔误。)桂芳当然是明白情形的,他看到黄河洪水已退,淮水归流,便据实见告,根本打销纵淮入江之议。居正取消自己底动议,只提出治水底苦心。他说:

辱翰示,知淮已归流,水势渐退,慰甚。河患自古记之,有非人力所能胜者,但仆今谬当大任,一闻愁叹哀号之声,痛心疾首,虽智力短浅,济时无策,然不忍坐视民之失所,而不思以拯救之也。淮水既已会河,则导江之说,无烦再议。(书牍九《答河道吴自湖》。按题衔误。)

居正底负责和虚心,在这一次里,完全表现出来。他不是水利专家,但是他能任用专家,并且发动政治的力量,做专家底后盾。因为不是专家,所以他底主张,不一定正确,但是在他发现错误以后,他立刻修正,这正是他底优点。关于黄、淮水利的事,万历六年,潘季驯提出他底定律。他说:“淮清、河浊,淮弱、河强。河水一斗,沙居其六,伏秋则居其八,非极湍急,必至停滞。当借淮之清,以刷河之浊,筑高堰束淮入清口,以敌河之强。使二水并流,则海口自浚,即桂芳所开草湾,亦可不复修治。”到季驯手里,理论方面有了根据,事业方面也有了成绩,这才不愧为水利专家,而任用季驯的,也是居正。

万历四年十月,居正因九年考满,奉旨加特进左柱国,升太傅,支伯爵俸。一切当然只是循例的升转,但是居正四赐恩命,中间还曾一度奉到神宗手诏:

谕元辅,先生亲受先帝遗嘱,辅朕冲年。今四海升平,四夷宾服,实赖先生匡弼之功。先生一精一忠大勋,朕言不能述,官不能酬,惟我祖宗列圣,必垂鉴知,一阴一佑先生子孙,世世与国咸休也。兹历九年考绩,特于常典外,赐银二百两,坐蟒、蟒衣各一袭,岁加禄米一百石,薄示褒眷,先生其钦承之,勿辞。(见奏疏五《考满谢手敕加恩疏》)

最后居正还是坚决地辞却,他说:

缘臣前岁以辽东大捷,荷蒙圣恩,欲加升荫,臣具疏辞免,中间引古侠士酬报知己之义,以及人臣敬事后食之心,每欲事过所受,功浮于食,犬马之诚,于是乃安;自今凡非分之恩,逾格之赏,无复滥及,庶大义克尽,微志获伸等因,已荷圣明,俯垂矜允,又特加纶奖,风励臣工,是臣之微忱,既已仰孚于圣鉴,臣之愚忠,又已盟心而自许矣。乃今未有尺寸之效,以自副其功浮于食之心,而非分之恩,逾格之赏,又复滥及,则臣向之所以陈辞者,不过矫饰之虚言,而皇上之所以许臣者,亦未为相信之深矣。臣不敢自背其言,上以欺主,外以欺人,故不避烦渎,沥血陈诚,必望圣慈,特垂俞允。倘微志终伸,即通侯之爵未为荣,万钟之乐不为富矣。臣屡冒天威,无任战栗陨越之至。(奏疏五《三辞恩命疏》)

经过这样地恳切陈辞,神宗准予辞免太傅及伯爵俸,其余特嘱接受。这一次居正底奏疏,令人联想到诸葛亮《与李严书》。诸葛亮底大志,是辅佐后主,讨平曹魏,在大功没有完成的时候,李严论为诸葛亮宜受九锡,封王。诸葛亮和他说道:“吾与足下相知久矣,可不复相解。足下方诲以光国,戒之以勿拘之道,是以未得默已。吾本东方下士,误用于先帝,位极人臣,禄赐百亿,今讨贼未效,知己未答,而方宠齐、晋,坐自贵大,非其义也。若灭魏斩睿,帝还故居,与诸子并升,虽十命可受,况于九耶?”(《三国志李严传注》)居正底屡辞恩命,也许不是模仿诸葛亮,但是也许竟是模仿。他们同样地辅佐幼主,同样地有绝大的抱负。在抱负没有实现以前,他们同样地拒绝过分的恩赐。假如居正竟是模仿诸葛亮,毕竟他找到一个绝好的榜样。正因为自己力辞厚赏,始可以督促一般政府官吏底上进。在这一点,更发生政治的作用。居正曾因为宣府巡抚吴兑请求恩赐部属,和他说起:

辱翰示,一一领悉,即嘱本兵为之区处。但有功必叙,有劳必酬者,朝廷厚下之仁;敬事后食,先劳后禄者,人臣自靖之义。若铢铢两两,计功程劳,以责望于上,似非所谓怀仁义以事君者也。仆以菲薄,待罪政府,每日戴星而入,朝不逞食,夕不逞息,形神俱瘁,心力并竭,于国家岂无尺寸效?然自受事以来,力辞四荫,独守旧官,每一蒙恩,辄夔夔栗栗,不能自宁,非矫也,诚以国恩难报,而臣子虽鞠躬尽瘁,不过自尽其所当为,本无功之可言也。公所欲为诸君处者,自见鼓舞用人之道:而区区所云,似亦为人臣之所当知也。冒昧吐沥,惟高明采之。(书牍七《答督抚吴环洲言敬事后食之义》)

在万历四年、五年的中间,国家大事须提及者尚有边防和条编。

实际讲,到了这个时候,边防底局势已经大定。鞑靼首领俺答已经归顺了,因此北方减少一个最大的威胁。固然俺答部下不是没有些少的侵扰,但是对于小小的出入,居正只是抱定耐烦的宗旨。他认为即在本国,不时还有“盗贼”突发,对于鞑靼武士底小一骚一扰,他有时竟是置之不问,不过大棒还在手中,他准备随时出击,因此宣大北边,永远得到安宁。一切的胜着,都在把握之中;他和宣大总督方逢时说:

往时庙堂无定见,一闻浪语,即为之动摇,譬之低棋,随敌向往,应手即下。今则不然,吾审势已定,窥敌观变,或无事而自补,或弃于而求先,此今日之局面也。诸公当事者,宜审计焉。(书牍八《与总督方金湖以弈谕处置边事》)

但是尽管胜算在握,他对于俺答还是主张待之以诚。为什么待之以诚?因为俺答已经不是明朝底敌人,所以居正主张开诚布公。山西的穷民,逃到鞑靼去了。山西巡抚崔镛和居正说,要向俺答讨回:他还豫备万一俺答拒绝送回的时候,种种的对策。居正只和他说:“盖今之虏情,与昔不同。昔未臣服,故可用计处,今既为一家,又当待之以信,谕之以理。”居正提出怎样派人向俺答讨回;他要通事对俺答说:“王如晓事,宜将此人及其党与,执送军门。朝廷必鉴王之诚款,和好益坚,赐赉愈厚:何为纳此无用之人,听其妖妄之说,而坏已成之功,失永久之利哉?”居正又说:

彼闻此言,势必听从。即彼不从,我常持此以责让之,使曲在彼,则我之威信,亦无所失。量此幺么干得甚事!今板升之人如此辈者,何啻千万,即索之而不得,亦恶足为轻重乎?彼虽犬羊,亦不可欺。用术以求之,或未必得,而彼反持此以诳我矣。(同卷《答山西崔巡抚计纳叛招降之策》)

居正对于俺答,完全是一边开诚,一边布置,因此在威德兼济的形态下面,俺答和明朝,永远处在和平相安的地位。至于他对整个鞑靼的形势,还是抱定分化的政策。他和方逢时说:“大约虏情,只要涣之,无令得合而已。”(书牍八《答蓟辽总督方金湖》)万历四年,俺答和察罕闹反了,居正便说:“近闻虏酋与察罕,构隙日深,此正吾用奇之日,使之祸结而不可解,则蓟辽之间,可以安枕,而西镇之贡市愈坚矣。宜多方以间之,他日奇功伟绩,必为公所收矣。”(同卷《答方金湖》)总之鞑靼部落愈加分散,每一部分底力量便愈加薄弱,而对于朝廷的依赖便愈加深刻。这是这一个时期中居正对外的政策。在执行这个政策的时候,他甚至吩咐沿边督抚,遇到俺答和其他部落发生战祸的时候,给他假道的便宜。(见书牍九《答甘肃巡抚侯掖川计套虏》)

居正感到棘手的,还是辽东。这方面的土蛮和中国处在敌对的地位,他们随时可以联络俺答的部下,但是在鞑靼可以并成大帮,进击辽东的时候,蓟镇和辽东,因为三卫所隔,始终不能呵成一气,这是地形上的劣势。因此万历四、五年间,居正底目光,完全集中到辽东。他在隆庆初年注重蓟镇,隆庆中年注重宣大,现在注重辽东,一切都是时局底结果。在注意到辽东的时候,辽东巡抚张学颜,辽东总兵李成梁,都成为心目中的人物。他和学颜说:

辱示虏情,俱悉。公所以应之者,诚为得策矣。今全虏之祸,咸中于辽,连岁彼虽被创,我之士马,物故亦不少矣。彼既愤耻,必欲一逞,今秋之事,殊为可虞。昨已属意本兵,于贵镇兵食,比他镇尤当留意。临期若的知虏贼所向,当令蓟人助守宁前,使公等得专备东方。如犯宁前,则东西夹击。再一创之,则彼破胆而不敢东窥矣。公幸时时喻意李帅,大将贵能勇能怯,见可知难,乃可以建大功,勉之慎之。为国任事之臣,仆视之如子弟,既奖率之,又宝爱之,惟恐伤也。惟公垂亮焉。(书牍八《答总督张心斋计战守边将》。按题衔误。)

居正对于鞑靼的政策,有利诱,也有威胁。在斗争的状态中,朝廷有的是大将和边墙,进可以攻,退可以守;这是威胁。朝廷有的是鞑靼日常生活必需的物资,在和平的状态下,可以互市;鞑靼以剩余的马匹,换取必需的物资,博得绝大的利益;这是利诱。俺答和河套鞑靼在这个状态中屈服了。但是辽东边外的土蛮采取一种和俺答相反的政策。他们也要开市,但是不肯屈服。他们有弓矢和其他的武器,要凭他们底武力,压迫朝廷开市。这不是居正受得了的。为什么要开源节流,练兵筹饷呢?居正不但准备抵抗,而且准备随时出击。这是他对们士蛮的政策。也就是他重用李成梁的由来。不过他对于武人,尽管重视,只是亲如子弟,和思宗以后那种尊如父兄的态度,根本上便不同。在尊如父兄的时代,便谈不上指挥;当一一国底武人,不听指挥的时候,这个国家已经走上亡国的路线。

居正对付土蛮的主张,在万历五年上半年他给张学颜的信里可以看到:

西虏俺答之求贡,自嘉靖十六、七年始矣,我畏之而不敢许。然当其时,庙堂失策,制御乖方,虽许之,固未如今日之款顺也。比以那吉来降,归之以礼,彼遂感思慕义,执我叛人,复申前款,我乃因而许之,盖机缘凑合,名义正大。故当时纷纷之议,皆以为不可许,仆独以为可,皆以盟约为不久,仆独保其无他,盖度彼既感吾放麂之恩,而又适惬其平生之愿,芳饵入口,不能自脱。夫事美成在久,恶成不及改。今东虏于我,非有平生恳款之素也,非有那吉纳降之事也,非有执叛谢过之诚也,侵盗我内地,虔刘我人民,其迫胁无礼如此,堂堂天朝,何畏于彼而曲徇之乎!且西虏以求之恳而后得之,故每自挟以为重:今若轻许于东,则彼亦将忽而狎视之,他日且别有请乞以厚要于我,启衅渝盟,必自此始,是威亵于东而惠竭于西也。故在今日,宜且故难之,以深约其欲,而益坚西虏之心。异日者,东虏之敢大举深入,以西虏为之助也。今东虏有求而不获,则西虏以我之重之也,亦挟厚赏以自重,必不从东虏矣。虏不得西虏之助,则嫌隙愈构而其势愈孤,而吾以全力制之,纵彼侵盗,必不能为大患;是吾一举而树德于西,耀威于东,计无便于此者矣。昔人云:“自非圣人,外宁必有内忧。”今主上冲年,国家幸而无事,宴安鸩毒,将发于不虞,益姑释此以为外惧乎?仆怀此意,未敢语人,兹因询及,敢略陈其概。虽然,辽人病矣。语日:“头痛治头,足痛治足。”今虏祸方中于辽,辽以一镇当全虏之势,病在足之时矣。不急治之,且将为一身忧!辽人素称忠勇,但苦兵寡耳,然欲足兵,必先足食,兵食既足,乃可言战。一战而胜,则东虏之气挫,而西虏之好益坚,此数世之利也,愿公熟虑之。(书牍九《与张心斋计不许东虏款贡》)

万历三年,部院曾有一些变更。六月都察院左都御史葛守礼致仕,以陈瓒为左都御史,九月礼部尚书万士和致仕,以马自强为礼部尚书,刑部尚书王之诰致仕,以王崇古为刑部尚书。老成雕谢,是一件无可奈何的事,但是居正底地位,已经稳定,这些变更,对于政局不发生重大的影响。但是万历五年,却发生一件与兵部有关的变更。四月兵部尚书谭纶死了,改刑部尚书王崇古为兵部尚书,以戎政尚书刘应节为刑部尚书。谭纶是一位威名卓着的督抚,调任兵部尚书以后,困为居正负的责任太多了,似乎没有多大的成就。但是他这一死,引起一点小小的波澜。自从明代注意边防,着重蓟辽和宣大方面以后,蓟辽和宣大隐隐成为两个系统底对立。这个决然不会有近代直系、皖系,或是日本长阀、萨阀那样严重,而且相差的程度,还是非常之远,但是隐隐约约地有一些淡微的影子。这个当然不是国家之福,眼光锐利的政治家,便应当立即把这个影子冲淡。蓟辽出身的谭纶死了,居正便用宣大出身的王崇古入兵部,同时更调蓟辽顺天巡抚王一鹗为宣府巡抚。起用致仕的陈道基为顺天巡抚。居正给一鹗说:

宣、蓟唇齿之势,异时两镇视如秦、越,虏祸中于蓟,则宣人安枕,虽得虏情,不以实告。今移公于宣者,所以为蓟也。抚镇协和,文武辑睦,边境之利也,而好事者反以此为忌,往者南中之谤,未必不自此中启之。去岁微闻阅视君(指阅视大臣郜光先,见书牍八。)亦有此言。今去公于蓟者,所以全公也。近日蓟台有缺,每从司道中进,以其习于蓟事也,而好事者亦用此为忌,每言蓟中之任,皆取总兵所欲者而用之。昨见公移镇,辄私语曰,代者必某人也,是总兵所喜者也。斯言也,不惟不利于总兵,且不利于司道也,故出其不意,而远求于林下之人。乃陈公又仆素所援用者,其人达于事理,不吐不茹,萧规曹随,必获同心之济。故用陈公,则公虽去,犹未去也。仆十余年来,经营蓟事,心力俱竭,今一更置间,而其用意之深如此,他人安得知之。恃公至厚,故敢略陈其概。新本兵虽颇不悦于蓟人,然亦非故作异同者,况今大事,皆仆面奉高断而行,渠安能逞其私意,辄有所更张乎?顷闻外间云云,仆即以晓之,渠亦深省。恐彼中将吏,未达此意,或怀疑惧,愿公譬谕之也。(书牍九《答宣大王巡抚言蓟边要务》)

自从隆庆二年,谭纶、戚继光二人改调蓟辽以后,他们成为北方的重镇。居正始终对于蓟镇极力维护,所以假如蓟辽成为一个系统,那么这个系统底后面,便有居正底影子。居正生前,对于一切攻击继光的人,都提出严正的论驳,因此居正身后,对于居正、继光不满的人,甚至质问两人相结,“意欲何为.莫非要造反?”(见书牍十二《答总兵戚南塘授击土蛮之策》懋修注)当然这是妄说。居正底心理,只是为的国家。然而他对于继光的爱护,委实有些使人嫉妒。万历四年部光先巡边,继光又托谭纶提出总理和阅视大臣见面的礼节问题,居正一边吩咐光先,一边和继光说:

窃意今日,当以钦命为重,不在兵衔之有无。谦以自处,见者自然悦而敬之。其差去部公,当预为足下先容,必加优礼,决不以庸众相待也。(书牍八《答总兵戚南塘》)

这一个短简后面,流露无限的好意:“亲之如子弟”,居正自己也说过。郜光先去了以后,对于数年以来,蓟镇没有边功这一点提出了,他也说到南兵调北,没有存在的理由。也许他不能认识居正当日的用心,所以有这一番议论。居正只有和他说:

大抵蓟镇之势,与他镇不同,其论功伐,亦当有异。盖此地原非边镇,切近陵寝,故在他镇,以战为守,此地以守为守,在他镇以能杀贼为功,而此地以贼不入为功,其势居然也。至于调用南兵一节,实出于万不得已。盖因往时议者,咸极言延、宁边兵入卫之苦,为之罢减四枝。蓟镇分区而守,罢一枝则一区失守,又不可弃地与贼,于是谭总督、戚总兵乃建言昔在浙中部曲,尚多素所练习者,可顶所罢之数,因以教练火器,整理车营,故不得已而用之。今若以为虚费而无用,即当罢之,则宜思戍守不可缺人,或仍复入卫边兵,或与本镇地方抽换。不然,陵、京重地,宁敢忽视之乎?此中事体,其说甚长,统俟面悉。(同卷《答阅边郜文川言战守功伐》)

当时主持议论的人,已经忘去南兵底作用了。他们只觉得在太平的时期,北方的军队同样能摆边,那么要南兵做什么?议论多了,连居正也无法遏止,他甚至说:“人尝笑南兵无用,徒靡厚切。今若乘其入犯,一战而胜,则群呼自息,而虏亦寝谋。”(书牍九《答宣大王巡抚言蓟边要务》)但是当时的人,却忘去在继光初到蓟镇的时候,北方的兵士,不守军令,后来看到在大雨如注的当中,浙兵三千,从早晨到下午,立在雨地下面,一动也役有动,这才知道军令底严肃。蓟镇底安定,一切都从训练着手,这三千南兵,便是当时的模范军。时代推演得真快,这已是将近十年的事了。大家看到南兵无用,认为蓟镇不能打仗;得空的时候,大家还得到蓟门走一趟,再不然、便介绍几个山人去拜访戚总兵。凡是京城来的人,戚总兵只得竭诚招待,有吃有喝,甚至还要陪着做一、两首诗,提倡风雅,临到告别的时候,当然再是一大笔程仪。有什么办法呢?继光只有敷衍他们。

苦心维持继光的,只有居正。在蓟辽和宣大这两个系统对立的时候,居正甚至特别维护宣大。借此减轻一般人对于蓟辽的嫉视。宣大的督、抚大多是宣大出身的人,但是万历五年,林下的陈道基起用为顺天巡抚了;同年兵部左侍郎梁梦龙调任蓟辽总督,万历九年,宣大总督吴兑调任蓟辽总督。这是为的什么?居正曾经指出好事者“每言蓟中之任,皆取总兵所欲者而用之。”只有这样,才能免去无味的议论,才算是真真爱护戚继光。一切都是为的国家。在大众指摘继光的时候,居正说:“若举全镇防守之功,委无所损;数年以来,一矢不惊,内外安堵,此其功宁可诬乎?猫以辟鼠为上品,山有虎豹,藜藿不采,又不以搏噬为能也。”这是居正底见地。

万历四年,居正开始推动一条编法。为用语便利起见,有时也称为条编法。研究赋税的人,常时谈到条编,认为这是明代赋税方法底改进。在大体上,这句话是不错的,其实还有稍许的不同。赋税是赋税,条编法只是徭役方法底改进。明代认定人民有替国家服役的义务。这项义务分为两种。一种是力差,这是当真为国家做事。府、州、县有银库,看守银库的称为库丁;各驿有廪给库,看守的也称为库丁:也许有人认为这是好差使,但是银有银耗,粮食也有粮耗,一切的亏折,都责成库丁包赔,便成为最大的苦差。库丁总算在社会上保持相当的身分,还有人充当。其余看门的有门皂,防河的有防夫,管囚犯的有禁子,维持治安的有弓兵:他们在社会上的地位更加低落,大家只得另行雇人代充。雇人的是乡间的老农,被雇的是城市的地痞,于是被雇的人不时下乡,向老农们讨索工食,“雇员”压迫“雇主”,成为老农的祸害。以上是力差。

其次还有银差。州、县官要用柴薪,柴薪派在民众身上;要养马,马草、马豆也派在民众身上。儒学是教官和廪、增、附生讲学的场所,他们吃的是国家的廪米,但是斋夫、膳夫这些差使,也派在民众身上。当然这不是直接要民众做事,只是要民众出钱,所以称为银差。州、县官是替国家办事的,儒学的教谕,训导,和这一批廪、增、附生们是研究圣经贤传的,但是他们第一还得先替自己办事,建筑私经济底基础。谁能不替自己打算呢?在官员们审查和编制银差的时候,各人都得尽先挑选殷实而没有势力的富户,替本衙门办差。被官员瞧得起的民众,实际成为官员手下的肥羊、大猪,听候宰割,而不肖的官员们,其实只是穿靴戴帽的强盗,审查编制,只是盗匪们请财神的手续。这是所谓银差。(见《图书集成·食货典》一五一卷《刘光济差役疏》)

力差、银差成为民众极大的痛苦,于是国家推行均徭法。各县把民众分为十甲,每年由一甲承当本县的一切徭役。在理论上这是最公平的了,从第一甲到第十甲,周而复始,轮流当差,还有什么不平的?但是在审编的时候,这十甲民众底经济能力,未必能够编配平允,每年的徭役,也是时常变动:经济能力和经济负担,不能支配得当,便成为甚大的不平。其次,一甲以内,各户底经济能力不同,社会地位又不同,因此在支配担负的方面,更发生种种的歧视。还有一点,在不当差的九年中,民众因为不受政治的压迫,乐得生活稍为优裕一点,当然谈不上积蓄;但是到了当差这一年,一切的苦难都来了,官员底压迫,廪、增、附底压迫,地痞底压迫,都落到民众头上,这一年便是他们典妻鬻子,倾家荡产的一年。政治的不良,制度底不良,一齐造成最大的人祸。

隆庆初年,江西巡抚刘光济上《差役疏》,历指均徭之弊六点:

每岁徭银,原有定额,而各甲丁粮,多则派银数少而徭轻,少则派银数多而役重,其弊一也。所编之差,有正银一两而止纳一两者,此必势豪势缘者得之,有加至一倍以至数十倍者,此必平民下户无势力者当之。此患在不均,其弊二也。北方则门丁事产肆者兼论,南方则偏论田粮,粮多差重则弃本逐末,以致田日贱而民日贫,其弊三也。粮多殷实之家,平日则花分诡寄以图轻差,及至审编,则营求贿嘱以脱重差,其弊四也。岁岁审编,公门如市,官吏开贿赂之门,里胥恣索骗之计,其弊五也。丁粮剩利归于官,小民不蒙轻减之惠,其弊六也。有此六弊,小民困累已极。且应直之年,役重费繁,力不能胜,大抵人情皆安于目前,既不能积十年之费以待一年之输,是以一年当差,即九年未得苏息,而倾家荡产者相比也。

在这个情形之下,才提到改革。第一个提倡的是浙江巡按御史庞尚鹏。他主张把往年编某为某役的办法,完全停止:重行核定有丁无粮者,编为下户;有丁有粮者,编为中户;粮多丁少,和丁粮俱多者,编为上户。在这个计划下面,一县差役,完全由州、县官募人充当。力差按照工食之费,量为增减;银差按照交纳之费,略加银耗,一县的总数决定以后,按照丁、粮比例,完全派到丁、粮里面,随同完纳。这就是一条编法。嘉靖四十五年,尚鹏在浙江曾经推行过这个办法。周如斗在江西巡抚任内,也奏请推行条编,但是不久如斗死了,到隆庆初年,由继任江西巡抚刘光济再行奏请,隆庆四年,在江西全省推行。(万历本《明会典》卷二十)是年十月,庞尚鹏为福建巡抚,奏请推行一条编法。(《明纪》卷三十九)所以条编法底推行,是从南方的浙江、江西、福建开始的。

条编当然有条编底利弊。隆庆元年户部尚书葛守礼便曾经揭出“吏书夤缘为奸,增减洒派,弊端百出。”守礼是当时有名的大臣,他底议论,当然有相当的价值,但是他只看到条编底一阴一影。从大体方面讲,条编是一个极大的进步。徐希明曾经说起:“丁粮差重者派银亦重,差轻者派银亦轻,轻重均派于众,未尝独利独累于一人,虽善于规避者无所用其计,巧于营为者无所施其术。”(《平赋役序》见《图书集成·食货典》一五一卷)因此条编底推行,固然由于官吏底提倡,同时也出于当时人民底要求。徐希明看到湖广茶陵推行条编以后,攸县人民便要求推行条编,正是一个实例。不过我们应当记得,条编于小民有利,便不免损害许多人既得的权利。希明不曾说过吗?“大抵此法至公至平,但便于小民而不便于贪墨之官府,便于贫乏而不便于作奸之富家,便于里递而不便于造弊之吏胥。”希明亲眼看到隆庆、万历间的情形,这是他底结论。

居正不是条编底发明者,对于条编底推行,他不会感到发明家底那种母爱的热忱。而且实行条编,对于居正个人,也许未必有什么利益。他是当时的首辅,即使不实行,谁能把力差、银差派到首辅家中吗?徭役派入丁粮,只增加居正私人底负担。但是居正代表当时的最高统治者,他必须从统治阶级的整体利益出发。为了维护统治阶级的长远利益,必须设法缓和阶级矛盾,因此,条编法的推行,正与统治阶级有利,所以万历四年,居正推行条编,当然有他底理论根据。

庞尚鹏、刘光济在浙江、福建、江西推行条编了,居正底计划,要把它推行到全国。这便有些和王安石推行青苗相似,但是居正只是慢慢地推行,从容地解释,他一步一步地前进,不象安石那样的急迫。让我重说一遍罢,居正不是王安石,他只是一个现实的大臣。

万历四年,居正先把条编推行到湖广。他和湖广巡按说起:

辱示江陵尹朱正色均差之议,其中综理,一精一当详密。此君初任,人皆以为刻核,仆独爱其明作,今观其所建立,必为良吏无疑矣。慰甚慰甚。一条编之法,近亦有称其不便者,然仆以为行法在人,又贵因地,此法在南方颇便,既与民宜,因之可也。但须得良有司行之耳。(书牍八《答楚按院向明台》)

果然有人提到条编底不便,他们甚至说条编便于士大夫而不便于小民。怎么辩论呢?居正只有由他;居正说:

条编之法,有极言其不便者,有极言其便者,有言利害半者。仆思政以人举,法贵宜民,执此例彼,俱非通论,故近拟旨云,“果宜于此,任从其便,如有不便,不必强行。”朝廷之意,但欲爱养元元,使之省便耳,未尝为一切之政以困民也。若如公言,“徒利于士大夫而害于小民’,是岂上所以恤下厚民者乎?公既灼知其不便,自宜告于抚、按当事者,遵奉近旨罢之。若仆之于天下事,则不敢有一毫成心,可否兴革,顺天下之公而已。(书牍九《答少宰杨二山言条编》)

这是万历五年的事。经过一年底推行,居正对于条编,更加感到兴趣。万历五年,他不再说“法贵因地”,只是说:“条编之法,近旨已尽事理,其中言不便,十之一、二耳。法当宜民,政以人举,民苟宜之,何分南北。”(书牍九《答总宪李渐庵言驿递条编任怨》)以后经过几年的推行,到万历九年正月,再用诏旨通行全国,一条编法,遂成为通行的法制。

居正六个儿子,敬修、嗣修、懋修、简修、允修、静修:尤其是敬修、嗣修、懋修这三个,居正对于他们盼望更切。懋修底天资最好,居正曾和他说:“汝少而颖异,初学作文,便知门路,吾尝以汝为千里驹。”(书牍十五《示季子懋修》)居正看到当时有才学的人,便罗致给儿子们做朋友,他认为只有这样,才可以敦促他们上进。第一个罗致的是沈懋学,后来万历五年丁丑科进土第一人;其次便是《牡丹亭》底作者汤显祖,不料显祖却拒绝了,居正死后万历十一年癸未,显祖才成进士。敬修是万历元年癸酉科举人,次年甲戌科会试下第。据说居正因此大为生气,甲戌科不选庶吉士,便是敬修下第底结果。万历四年丙子科乡试,懋修失败,(见《示季子懋修》)所以五年丁丑科会试,只有敬修、嗣修同到北京就试。这次敬修依旧落第,嗣修原定二甲第一人,神宗拔为一甲第二人及第。

嗣修登第的事,对于居正,当然是一种快慰。他在这一年和王之诰说起:“豚儿寡学,谬窃科名,其躐登上第,则出主上亲拔,非仆庶几所敢望也。”(书牍九《答司寇王西石》)大致他对于敬修、懋修的希望,还很热切;对于第四子简修,便冷淡了。以后简修由武职出身,所以居正在给之诰信上又说:“简儿叨授一职,遣归完娶。”信上又提及他底父母,和继配王夫人,这时都在江陵。居正曾说“门巷阒然,殆同僧舍”;他在北京的寓居,真有些僧舍底意味。

嗣修登第,毕竟是一件不厌众望的事。明代辅臣在位的时候,儿子会试及第的,不止一次,但是除杨廷和当国,其于杨慎以会试第一人及第,群情翕服以外,其余没有一次不发生许多非议。尤其在居正当国十年之中,万历五年会试,嗣修第二人及第,万历八年会试,懋修第一人及第,敬修同时及第:兄弟三人先后及第,更引起不少的责难。万历十六年顺天乡试,辅臣王锡爵之子王衡第一名中式,当时的风波又来了,大家指摘锡爵,锡爵恨极,次年会试,不许王衡就试,直到锡爵去位多年以后,万历二十九年会试,王衡始以第二人及第,这才证实王衡底才学,同时也表明锡爵底坦白。自此以后,辅臣当国的时候,其子不应会试,成为科举制度底故事。

这里的是非,本来一言难尽。明代的制度,对于大臣底儿于,有文荫或武荫。在大臣建功或是几年任满以后,照例可以荫字。文荫从荫一子入国子监读书起,以后补尚宝司丞,尚宝司卿,这算是一条路。武荫从锦衣卫百户、千户起,以后补指挥同知、指挥佥事,这也是一条路。这两条是怎样的路呢?大学士底儿子不能补大学士,尚书底儿子不能补尚书。由荫生升到大学土、尚书的,没有看见一个。明朝一代,父、子大学士惟有陈以勤、于陛父子二人,但是于陛底大学士,是从乡试、会试挣扎出来的,井不靠以勤底庇荫。惟有乡试、会试才是出身底大路,荫生不但不是大路,甚至反是一件障碍。这是居正始终迫促敬修、嗣修、懋修由乡试、会试出身的原因。居正自己曾经说过:

或言大臣子弟应举,不当与寒士争进取者,此论非也。自晋、唐以来,士人咸重门第,王、谢子孙,与六朝相终始,至隋、唐设科取士,寒素乃得登用,而建官要职,仍多用世家,大臣恩荫,皆得至将相,如唐萧、卢、崔、郑,累世宰相,有至八、九人者。中唐以后,进士一科,最为荣重,而李德裕以其父荫,为备身千牛;或劝之应举,德裕言好驴马不入行,后亦为宰相。盖世家子弟,自有登用之路,不借科目而后显,是科举大臣子弟一人,则退寒士一人矣。若本朝则立贤无方,惟才是用。高皇帝时,用人之途最广,僧、道、皂隶,咸得至九卿、牧、守,大臣荫子,至八座、九卿者,不可缕数。宣德以后,独重进士一科,虽乡举岁贡,莫敢与之抗衡,而大臣恩荫,高者不过授五府幕僚,出典远方郡守而止,即有卓荦奇伟之才,若不从科目出身,终不得登【月无】仕,为国家展采宣猷矣。岂古人所谓乔木世臣之义乎?故大臣子弟,不宜与寒士争进之说,在前代则可,非所以论当今之务也。(文集十一《杂着》)

《杂着》是居正随时的杂录,其中所载的事实,有年、月可稽者,最后为万历七年赐广寒殿镇殿金钱四枚之事。因此不妨假定论世家子弟应举一节,正为嗣修等诸人登第而作。居正《西陵何氏族谱序》(文集八)曾言“采灵菌于粪壤,拔姬、姜于憔悴”,大致是仕宦未遂之作,现在他说“乔木世臣”,显然是仕宦已遂之后的言论。居正对于国家是大臣,对于嗣修等是父亲。是大臣便应当为国家求人才,是父亲便只能为儿子谋出路。也许在嗣修等几次会试的时候,他把父子底关系看得太重一点罢。但是我们眼前看到有些国家,当国的人物正在不断地替儿子争取地位,那么即是居正不免有一些舐犊之情,我们不妨认为这只是人类社会共有的弱点。

万历五年五月,总督两广军务右佥都御史凌云翼进攻罗旁瑶,对于少数民族,又来一次压迫。罗旁在德庆底南面,东西数百里,都是瑶山。宪宗成化年间,韩雍经略两广的时候,曾经讨平一部分,但是后来瑶人不断起兵,成为两广的祸患。殷正茂提督两广军务,又提议讨伐罗旁。万历三年,正茂去职,云翼继任,于是这个责任,落到云翼身上。万历四年,居正去言说:

罗盘、渌水之事,石汀公在任不能处,乃诿难于后人,诚为不恕。然此地不沾王化数十百年,义所当讨,在公诚不宜使之跳梁于卧榻之前也。但须审图而后动,动而必胜,胜而无损,乃为万全。不然,又不如姑置之之为便也。(书牍八《答两广凌洋山计剿罗盘寇》)

云翼到任以后,从容布置,广西总兵李锡,广东总兵张元勋底军队都调齐了,万历五年进攻,不久就打一个胜仗,居正再去一信说到:

罗旁之役,闻已获功万余,计所卤获,又当称是,即有伏逸,谅亦无多。宜乘此势,多方招部,开其生路,随宜处置,务绝后患,则一劳永逸之策也。(书牍九《答两广凌洋山》)

这年五月,“大功告成”,云翼在这次“战功”里,俘斩招降四万二千八百余人,确实是一个大役。云翼上疏,主张开辟州、县,招徐农垦,经过一度迟疑以后,居正接受这个建议。他说:

罗旁之役,初意但恐宿寇初除,根株未尽,姑少迟建设,以俟人心之定,会新司马(兵部尚书王崇古)亦以此为言,遂从再议。近来彼中人来,皆言此地在四府之中,素称沃壤,与广右边徼不同,且远近之民,愿受廛者众,不设官建治,何以统之?是以知再议之为迂谬也。伫俟大疏至,即属铨部选除矣。但闻愿附籍者,多系远县之民,其中或有来历不明,流浪无根,或贼党诡名伪姓,若但务招徕,不加审别,兰、棘并植,狼、羊同饲,将复为昔日之罗旁矣。窃以四方邻近之人,亦自有就招者,彼风土既习,板籍有据,环数百里之内,封壤相接,迁徙无难,且彼素被贼患,茹苦日久,今界之以沃土,与之以安乐,亦所以偿之也。其中徭赋务从轻省,法令不宜烦苛,使人怀定居,远迩争附,数年之后,可尽化为乐国矣。夫戡乱非难,已乱为难,当此重开再辟之时,即宜为长治久安之计,惟高明择焉。(同卷《答两广凌洋山计罗旁善后》)

这是广东罗定州(本为泷水县、万历五年升为罗定州、今罗定县。)底来历。罗定州新开二县,东为东安县,(今云浮县)西为西宁县。(今郁南县)从此广州、高州、肇庆、梧州四府交界的原野,又添了国家的新壤。

万历五年五月宫内文书官邱得用口传圣旨,“慈庆、慈宁两宫,着该衙门修理见新,只做迎面。”这只是一件不重要的工程,而且是仁圣皇太后、慈圣皇太后底住所,谈不到驳回,但是居正认为这是不急之务,立刻拒绝。在神宗尚在冲龄的时侯,实际的政权,在皇太后手里,然而居正顾不得,他认定大臣有大臣底身分。居正疏称:

臣等再三商榷,未敢即便传行。窃惟治国之道,节用为先,耗财之原,工作为大。然亦有不容已者:或居处未宁,规制当备,或历岁已久,敝壤当新,此事之不容已者也。于不容已者而已之,谓之陋,于其可已而不已,谓之侈,二者皆非也。恭惟慈庆、慈宁,乃两宫圣母常御之所,若果规制有未备,敝壤所当新,则臣等仰体皇上竭情尽物之孝,不待圣谕之及,已即请旨修建矣。今查慈庆、慈宁,俱以万历二年兴工,本年告完。当其落成之日,臣等尝恭偕阅视,伏睹其巍崇隆固之规,彩绚辉煌之状,窃谓天宫月宇,不是过矣!今未逾三年,壮丽如故,乃欲坏其已成,更加藻饰,是岂规制有未备乎?抑亦败坏所当新乎?此事之可已者也。况昨该部、该科,屡以工役繁兴,用度不给为言,已奉明旨,“以后不急工程,一切停止。”今无端又兴此役,是明旨不信于人,而该部、科,必且纷纷执奏,徒彰朝廷之过举,滋臣下之烦言耳。方今天下民穷财尽,国用屡空,加意撙节,犹恐不足,若浪费无已,后将何以继之?臣等灼知两宫圣母,欲皇上祈天永命,积福爱民,亦必不以此为孝也。臣等备员辅导,凡可将顺,岂敢抗违,但今事在可已,因此省一分,则百姓受一分之赐,使天下黎民,万口同声,祝圣母之万寿,亦所以成皇上之大孝也。伏望圣慈,俯鉴愚忠,将前项工程,暂行停止,俟数年之后,稍有敝坏,然后重修未晚。臣等干冒宸严,无任悚栗之至。(奏疏五《请停止内工疏》)

这一个奏疏上去,文书官随即口传圣旨,“先生忠言,已奏上圣母,停止了。”皇太后和神宗对于居正,到了言听计从的时候,居正认定自己底责任,所以不得不说。万历五年,整个国家的财政,已经有了良好的基础,但是居正认为国防民生,都需要很大的经费,在有余的时候,还要计划怎样轻徭薄赋,使百姓们得到实在的利益。他舍不得把铢积寸累的资财,浪费在琼楼玉宇上面。他知道这次修理两宫,是皇太后底意思,但是为了国家着想,他决定在皇太后面前顶一下。

万历二年,《穆宗实录》修完,神宗加恩居正,荫一子做中书舍人,居正两疏辞免。万历五年,《世宗实录》修完,神宗因为居正是实录馆总裁,再行加恩,吩咐内阁拟敕,居正把加恩同官的敕书拟定奏上,但是没有提到自己。神宗随即着文书官邱得用口传圣旨:

皇祖四十五年《实录》,字字句句都是先生费心看改几次,我尽知道,先生恩该首加,却怎的不拟这敕?着令改拟了才行。

这一次居正在复疏里,痛切地把自己底心境说清。他说:

臣以羁单寒士,致位台鼎,先帝不知臣不肖,临终亲握臣手,属以大事。及遭遇圣明,眷倚弥笃,宠以宾师之礼,委以心膂之托,渥恩殊锡,岂独本朝所无,求之前史,亦所希觏。每自思惟,古之节士感遇知己,然诺相许,至于抉面碎首而不辞,既已存亡死生矣,而犹不矜其能,不食其报,况君臣分义,有不可逃于天地之间者乎?用是盟心自矢,虽才薄力僝侵,无能树植鸿巨,以答殊眷,惟于国家之事,不论大小,不择闲剧,凡力所能为,分所当为者,咸愿毕智竭力以图之!嫌怨有所弗避,劳瘁有所弗辞,惟务程功集事,而不敢有一毫觊恩谋利之心,斯于臣子分义,庶乎少尽云尔。故自皇上临御以来,所加于臣,文武禄荫,不啻四、五矣,而臣皆未敢领。昨以九年任满,皇上欲授臣以三公之官,给臣以五等之禄,臣亦恳疏陈辞,必得请而后已。岂敢异众为高,以沽流俗之誉哉?盖素所盟誓者至重,不敢自背其初心故也。近年以来,君臣之义不明,敬事之道不讲,未有尺寸,即生希冀,希冀不得,辄怀【垂夬】望,若执左券而责报于上者,臣窃非之,每欲以身为率而未能也。今乃以楮笔供奉之役,即叨横恩握泽之私,则平日所以劝勉者,皆属矫伪,人孰信之?此臣所以展转思惟,有不能一日自安者也。臣闻人臣事君,无隐情,无二辞。今臣所言,皆已真吐肺肠,辞理俱竭,借惟皇上复申前命,臣亦不过再执此辞,而章奏屡腾,言语烦渎,非皇上以手足腹心待臣之义也。万仰圣慈俯览愚衷,特赐停寝,俾臣微志获伸,虽疏食没齿,有余荣矣。所有改敕一节,万不敢拟,谨将原稿封进,伏乞圣裁施行。(奏疏五《纂修书成辞恩命疏》)

经过这样地剀切陈辞,神宗只有俞允。

这一年神宗十五岁。皇帝和平常人不同,皇太后在这一年,已经替他定下王伟底女儿,准备举行婚礼。中国的旧俗,婚礼便得选择吉日,皇帝底事,自有钦天监负责。据钦天监推测,十二月大利,又说一年之中,惟利十二月,其余皆有碍。宫内文书官传达皇大后圣旨,一切交给居正决定。居正又遇到一个小小的困难;要在万历五年十二月举行婚礼,新郎只有十五岁,新娘只有十四岁,未免太早;要到六年十二月,中间停顿一年,未免太迟,惟恐皇太后和皇上都等不及;要在这两个时期底中间,钦天监又认为月份不利。这便怎样呢?但是居正却轻易地解决了。他奏明皇太后,因为英宗、武宗、世宗都是十六岁成婚,所以应当是十六岁;他说他也知道要等待万历六年十二月,未免太迟;因此他认为最好是明年三、四月,不迟不早,最为妥帖。钦天监不是说月份不利么?居正说:“臣等窃惟帝王之礼,与士庶人不同。凡时日禁忌,皆世人俗尚,然亦有不尽然者。臣居正素性愚昧,不信一阴一一阳一选择之说,凡有举动,只据事理之当为,时势之可为者,即为之,未尝拘泥时日,牵合趋避,然亦往往误蒙天幸,动获吉利。况皇上为天地百神之主,一举一动,皆将奉职而受事焉,又岂一阴一一阳一小术,可得而拘禁耶?”(奏疏五《奏请圣母裁定大婚日期疏》)他奏明皇太后,一切只要太后作主。随后文书官口传太后圣旨:“先生说的是,今定以明年三月。”这一次居正又得到一个小小的成功。

但是九月间,慈圣太后底难题来了。太后派司礼监太监孙得胜,口传圣旨,今岁大喜,命内阁拟旨暂免行刑。明朝的制度,秋天有秋审,现在正是判罪执行的时期,眼看又要因为太后这一点妇人之仁,停顿下来。一切都和居正底主张根本背谬了。居正认为国家之乱,完全因为有心宽纵,以致不可收拾,所以他说,“天下之事以为无足虑,则必有大可虑者。”(书牍六《与操江宋一阳一山》)他认为“盗者必获,获而必诛,则人自不敢为矣。”(书牍八《答总宪吴公》)万历五年,有人和他说起孔子底话:“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在季康子愁到盗贼太多的时候,孔于不曾这样说过吗?居正反驳道:

盖闻圣王杀以止杀,刑期无刑,不闻纵释有罪以为仁也。“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此孔子箴病之言,是时鲁失其政,宠赂滋彰,故言此以警之,非谓徒不欲可以弭之,无是理也。夫人之可以纵情恣意,有所欲而无不得者,莫逾于为盗;而秉耒持锄,力田疾作,束缚以礼法,世之所至苦也。安于其所至苦,无所惧而自不为非者,惟夷、由、曾、史为然。今不曰“吾严刑明法之可以制欲禁邪也”,而徒以不欲率之,使民皆释其所乐,而从其所至苦,是天下皆由、夷、曾、史而后可也。舜,不欲之君也,皋陶,不欲之相也,蛮夷猾夏,寇贼奸宄,犹不能无明刑作士以威之,况其余乎?异日者有司之不敢捕盗也,以盗获而未必诛也,不诛则彼且剚刃于上,以毒其仇而合其党,故盗贼愈多,犯者愈众。今则不然,明天子振提纲维于上,而执政者持直墨而弹之,法在必行,奸无所赦。论者乃不惟舜、皋之所以致理者,而独用懦者姑息之说,衰季苟且之政以挠之,其无乃违明诏而诡国法乎?(书牍九《答宪长周松山言弭盗非全在不欲》)

现在的难题来了,慈圣太后固然要“暂免行刑”,明天子也不再“振提纲维”,怎么办呢?居正立即上疏。他说:

夫春生、秋杀,天道所以运行,雨露雪霜,万物因之发育。若一岁之间,有春生而无秋杀,有雨露而无雪霜,则岁功不成而化理或滞矣。明王奉若天道,其刑赏予夺,皆奉天意以行事。书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若弃有德而不用,释有罪而不诛,则刑、赏失中,惨、舒异用,非上天所以立君治民之意矣。臣等连日详阅法司所开重犯招情,有杀祖父母、父母者,有殴死亲兄及同居尊属者,有杀一家非死罪三人者,有强盗劫财杀人者,有斗殴逞凶,登时打死人命者。据其所犯,皆绝灭天理,伤败彝伦,仁人之所痛恶,复载之所不容者,天欲诛之,而皇上顾欲释之,其无乃违上天之意乎?……今圣母独见犯罪者身被诛戮之可悯,而不知被彼所戕害者,皆含冤蓄愤于幽冥之中,明王圣主不为之一泄,彼以其怨恨冤苦之气,郁而不散,上或蒸为妖沴氛祲之变,下或招致凶荒疫疠之灾,则其为害,又不止一人一家,受其茶毒而已。独奈何不忍于有罪之凶恶,而反忍于无辜之良善乎?其用仁亦时矣!况此等之人,节经法司评审,九卿大臣评鞫,皆已众证明白,输服无辞,纵使今年不决,将来亦无生理,不过迟延月日,监毙牢狱耳。然与其暗毙牢狱,人不及知,何如明正典刑,犹足以惩奸而伸法乎?法令不行,则犯者愈众,年复一年,充满囹圄,既费关防,又亏国典,其于政体,又大谬也。伏愿皇上念上天之意不可违,祖宗之法不可废,毋惑于浮屠之说,毋流于姑息之爱,奏上圣母,仍将各犯照常行刑,以顺天道。若圣心不忍尽杀,或仍照去年例,容臣等拣其情罪尤重者,量决数十人,余姑牢固监候,俟明年大婚吉典告成,然后概免一年,则春生秋杀,仁昭义肃,并行而不悖矣。(奏疏五《论决重囚疏》)

这个奏疏上去以后,文书官口传圣旨:“先生说的是,今年照旧行刑。”居正认定“杀以止杀”;惟有严厉执行法律,民生才可以安定,国家才得到保障。统治阶级为了维持他们底统治起见,有时必须严厉执行维护本阶级利益的法律。这里看到他们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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