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大传》第六章内阁中的混斗（下）

高拱底复起，据王世贞《首辅传》及《明史·张居正传》，完全出于居正底策动，居正和司礼监李芳勾结，由李芳提出高拱入阁，兼掌吏部。据说居正底计划，不但要引进高拱，抵制赵贞吉，而月．要借此剥夺首辅李春芳底大权。其实春芳在位，始终不曾独揽政权，居正对于蓟辽的布置，也始终不曾受到春芳底牵制。贞吉入阁以后，因为个性倔强，居正当然感到不快，但是引进高拱，抵制贞吉，简直引虎拒狼，居正不会做这样的笨事。而且穆宗二年十一月间，李芳因件旨，已交刑部监禁待决，四年四月，发充南京净军。（《明史》卷三〇五《宦官传》）要说刑部监禁的内监，能够推荐内阁大臣，这实在是一件骇人听闻的故事。

高拱这一次入阁，出于内监底力量，是无可疑的。穆宗是一位宽厚的人，但是因为他和大臣，失去了应有的联系，左右的内监，处处影响他底主张。隆庆初年最得意的内监是滕祥、孟冲、陈洪。引导穆宗游幸、玩鳌山灯、作长夜饮的，都是他们。隆庆二年，徐阶致仕，便是因为和内监不和，也许便是滕样、孟冲、陈洪这一群人作祟。高拱入阁以后，司礼掌印太监出缺，冯保认为应由自己顶补，偏偏高拱推荐陈洪。以后陈洪又出缺了，高拱推荐孟冲，再给冯保一次失望。因此冯保和高拱结下不共戴天的大仇，成为隆庆六年居正勾结冯保，推翻高拱的张本。假如我们认识徐阶失败底原因，同时再推求高拱甘心结怨冯保，一再推荐孟冲、陈洪的原因，显然地便会知道高拱第二次入阁，完全得力于滕祥、孟冲、陈洪这一群人；而且因为以后的故事，也知道高拱入阁与冯保无涉，与居正也无涉。那么，为什么隆庆元年高拱会罢相呢？事情也很显然，一则徐阶底首辅大权尚在，二则高拱和内监们，还没有发生相当的关系。隆庆三年，徐阶和高拱失职家居，丹一阳一“大侠”邵方先和徐阶接洽复职的事，徐阶不用；邵方再和高拱接洽，妥当以后，邵方立刻入京，不久高拱也入阁了。（《明史》卷三〇二《列女传·邵氏》）这是当时“名倾中外”（《明史》原文）的故事。所以这一次高拱入阁，推荐的人有了，居间的人也有了，一切都见于《明史》，但是《明史·居正传》却认为居正策动，不能不算是荒谬。“大侠”只是一个交通中外的恶棍，隆庆六年六月居正当国以后，吩咐应天巡抚张佳胤把邵方杀去，确是一件痛快的事。

居正对于高拱底入阁，虽然没有什么策动，但是也没有任何的反感，毋宁说，他对于高拱，还有相当的期待。自己和徐阶底关系，这是公开的事实，但是自己和高拱，不是也有相当的关系吗？在国子监同事的时候，他们有过相互的了解，他们也知道日后在政治界应有的地位。高拱死后，居正说，“追惟平昔期许，萧、曹、丙、魏，今一旦遂成永诀，每一念之，涕泗盈襟。”（书牍十四《答司寇曹傅川》）又说“不谷与元老为生死交，所以疏附后先，虽子弟父兄，未能过也。”（同卷《答司马曹傅川》）这时居正已经当国多年了，用不到讳饰，所言自有可信。即在高拱炙手可热的时候，居正也曾说过：“今天子基命宥密，孰与成王贤？其委任公，不在周公下，薄海内外，皆蹻足抗手，歌颂盛德。即余驽下，幸从公后，参预国政，五年于兹，公每降心相从，宫府之事，悉以谘之，期于周、召夹辅之谊，以奖王室，此神明所知也。”（文集七《门生为师相中元高公六十寿序》）高拱六十岁生日，是隆庆五年十二月十三日，这时内阁只有高拱、居正二人。“周、召夹辅”，恰恰适合，也可看出高拱对于居正，还给予相当的地位，所以居正提到周、召的故事。但是高拱错了，“周公为师，召公为保，相成王为左右，召公不说”，（《书君奭序》）何尝不是经传底成文？“专权”虽然成为史册底贬词，但是大权独揽，便不愿意共揽，留着一个有政治抱负的人在左右，而自己又没有卓越的地位，可以笼罩一切，必然会引起政治上的不安。居正亲眼看到了，所以后来当国的时候，只肯引进吕调一阳一、张四维、马自强这一群三等的人材；他引进的申时行，也许高明一些，但是时行是嘉靖四十一年的进士，和居正底辈行，差得太远，不能构成威胁。高拱底失败，正是居正底借鉴。

高拱入阁，同时兼掌吏部，用人行政的大权，一手包办，在政府里，成为最大的势力。内阁中最感受威胁的是赵贞吉。恰巧左都御史王廷在隆庆四年正月致仕，贞吉和首辅李春芳说明了，在二月中兼掌都察院。一边是行政权，一边是监察权，真是旗鼓相当。从隆庆三年十二月高拱入阁以后，到四年十一月赵贞吉致仕为止，他们是内阁中两个对峙的势力。首辅李春芳和陈以勤只是旁观，居正比较和高拱接近。这是这一年中内阁的大势。

高拱真是第一流的吏部尚书。以前吏部当局，照例不和外间来往，算是避嫌疑。到徐阶为吏部侍郎的时候，才打破这种惯习。高拱到部，吩咐吏部司官，把一切官员底姓名籍贯，编造成册，同时在下边注明贤否，所以对于当时的人材，竟是按图索骥，一求便得。他认定国防的重要，以后兵部侍郎出为总督，总督入为兵部尚书的计划，便从此确定。他认为军事行政，需要专门人才，所以对于兵部司官，不轻加更动，以后兵备道和边方督抚，也常用兵部的人员。这是他底主张。

在国家大政方面，他底第一着便是和徐阶为难。他还记得徐阶不经商量，发表世宗遗诏的故事！等待三年了，现在他要报复。世宗因为大礼，曾经贬窜许多人，徐阶用遗诏起用了，高拱对于他们，再来一次罢黜。他疏称“明伦大典，颁示已久，今议事之臣，假托诏旨，凡议礼得罪者，悉从褒显，将使献皇在庙之灵，何以为享？先帝在天之灵，何以为心？而陛下岁时入庙，亦何以对越二圣？臣以为未可。”世宗垂死的时候，相信王金、陶仿、陶世恩、刘文彬、高守中这一群人底医药，他们一个个升官。世宗死了，徐阶发表遗诏，归罪他们，于是他们一齐入狱，等待死刑底执行。从隆庆元年到隆庆四年，事态迁延下来了，也许是皇天上帝底“保佑”罢，高拱入阁以后奏称：“人君陨于非命，不得正终，其名至不美。先帝临御四十五载，得岁六十有余，末年抱病，经岁上宾，寿考令终，曾无暴遽。今谓先帝为王金所害，诬以不得正终，天下后世视先帝为何如主？乞下法司改议！”穆宗批准了，王金等因此免死，改编口外为民。遗诏当然只是大臣们底主张，但是主持世宗遗诏的，除了徐阶，还有居正。现在遗诏推翻了，我们看到居正底文章，“肃皇帝（世宗庙号）凭玉几而授顾命，天下莫不闻，而论者乃罪及方士，污蔑先皇，规脱己责，公为抗疏分辨之，君臣父子之义，若揭日月而行也。”（文集七《门生为师相中元高公六十寿序》）这是隆庆五年的事；一杯苦酒，居正慢慢地咽下。隆庆六年政变底种子，正在他胸中逐日滋长。

隆庆三年，高拱起用的时候，居正曾经说过，“喜高老起用，素在同心，世事尚可为也。”（书牍一《答山西按院饶成山》）四年之初，他也曾说，“中元再相，未及下车，区区即以忘怨布公之说告之。幸此公雅相敬信，近来举动，甚惬舆情。区区在位一日，当为善类保全一日，但其中人心不同，而区区去留，亦不能自必也。”（书牍十四《答同卿徐敬吾》）这一封信，便是非常地闪烁。什么是“其中人心”？何以去留“不能自必”？高拱底势力，正在逐日发展，居正已经感觉到威胁，然而他要挣扎，他不肯放弃政权。

第一个放弃政权的是陈以勤。在混斗的内阁中，他永远是中立。酣斗的战士们，高拱是裕邸的旧同事，赵贞吉是同乡，张居正是自己底门生，你教我怎样办？当国家大事的人多着呢，自己也不眷恋这一个地位。隆庆四年七月，以勤致仕了。

这年十月，高拱提议考察科道，科是六科给事中，道是十三道监察御史。高拱上次去职，失败在言官手里，现在便要考察言官。考察当然是一种临时京察，照例由吏部和都察院会同举行的，于是兼管吏部的高拱，便和兼管都察院的赵贞吉来一次正面冲突。贞吉疏称：“顷因御史叶梦熊言事忤旨，陛下严谕考核言官，并及升任在籍者，应考近二百人。其中岂无怀忠报主，謇愕敢言之士，今一以放肆奸邪罪之，窃恐所司奉行过当，忠邪不分，致塞言路，沮士气，非国家福也。”穆宗接受高拱底提议，事情还得办。考察的时候，高拱主张斥逐贞吉底左右，贞吉当然有他底办法，凡是高拱底左右，主张一概斥逐。僵局形成了，需要调解，调解底结果，双方人员，一概保留，但是高拱底政敌，只要与贞吉无关，还是贬斥。这一次考察，贬斥二十七人；御史王圻贬斥了；曾为给事中已迁大理少卿的魏时亮，去了；曾为御史已迁大理寺右丞的耿定向去了，曾为给事中已迁广东巡抚右佥都御史的吴时来也去了。其他还有因为曾劾高拱，此时不待考察，自行去职的御史郝杰。一切都很痛快。高拱手下，有的是言官：韩楫、宋之韩、程文、涂孟桂。谁不同意，便给谁一次弹劾。居正到了现在，慢慢地有些“去留不能自必”了！吴时来是徐阶底门生，耿定向是自己底朋友，他们都去了，居正当然有些不安。但是高拱还得先行对付赵贞吉。这一次是韩楫出马。调解尽管调解，攻击还得攻击。韩楫弹劾贞吉庸横，考察有私。贞吉上疏答辩，自称：“臣自掌院务，仅以考察一事，与拱相左；其他坏乱选法，纵肆作奸，昭然耳目者，臣噤口不能一言，有负任使，臣真庸臣也。若拱者，斯可谓横也已。臣放归之后，幸仍还拱内阁，毋令久专大权，广树众党。”贞吉决定致仕回籍了，他只是请求解除高拱兼掌吏部的大权，以免私党底建立。但是在他解职之前，国家大计，因为意外的转变，一切还待贞吉底赞襄。

中国北边的鞑靼，从明代开国之初，直到隆庆年间，永远和中原处在战争的地位。鞑靼底领袖是小王子，但是从世宗以后，领导权落到俺答手中。进攻北京的是他；京师屡次戒严，为的是他；世宗杀兵部尚书，杀蓟辽总督，也为的是他。他手下有的是鞑靼武士，但是同样也有汉人。在已往的时代，四邻底文化，比中原低，各个战士底战斗力，也许比中原强，但是组织的能力，不如中原，所以战事还是处于劣势。汉人去了以后，组织力加强了，更加影响到战斗力，中原底地位，便从优势转到劣势。这便是内奸底“成绩”。明世宗的时候，邱富、赵全这一群人投了鞑靼，慢慢地诱合沿边的汉人，一直到几万人，成为内奸集团。他们在丰州筑城堡，开水田。这个地方称为板升，板升是鞑靼语的房屋。他们替俺答计划战争，有时也领导敌人进攻长城。

邱富死在进攻祖国的战役里，但是，还有赵全。赵全引导俺答进攻大同。赵全计划尊俺答为帝，自己也准备称王，一切的进行，顺利得和流水一样。但是祸难来了，赵全终于失败在一个女人身上。

俺答底第三个儿于铁背台吉死了，遗下一个小孩把汉那吉。俺答把他交付妻子一克哈屯，长大以后替他娶妻比吉。偏偏把汉那吉还不满足，他又爱上姑母底女儿三娘子，把她娶了。事情应当满足了，不幸俺答也爱上他底外孙女。三娘子便转移到外祖底怀抱里。嫉妒、羞愤、惭恨、怨毒，都集中到这一个青年底身上。鞑靼底帐幕，容不下失恋底痛苦。他诅咒鞑靼，终于携同比吉，和乳母底丈夫阿力哥一共十几个人脱离了北边。

十月的霜风里，十几匹鞑靼马匆匆地赶到长城底边界。他们要到大同，和大同巡抚方逢时见面。最近的过去，宣大边外，勉强偷安了几时，现在降人到了，大家晓得后边必有追兵，所以方逢时通知宣大总督王崇古的时候，便有人主张不受，他们认为孤竖无足重轻，但是逢时以为机不可失，崇古也以为奇货可居。在督抚同心的情态下面，终于由方逢时派了骑士五百人迎接把汉那吉。这一个失恋的青年，暂时成为巡抚衙门的上宾。

崇古、逢时都是这一年调到宣大的。崇古还记得在从三边总督调任的时候，居正和他说过：

但此中事惰，与关西稍异。虏强，一也。云中北直虏廷，板升叛逆，倚虏为患，二也。士无斗志，惟务贿免，三也。卒惰而玩，将令不行，四也。密迩畿甸，畏避情深；小入则大虏势以为解脱之地，小胜则张虚声以邀式遏之功；积习故套，牢不可破，五也。夫世必有非常之人，然后有非常之事，有非常之事，然后有非常之功。公所谓非常之人也，五者之患，庶其有疗乎！愿熟计而审图焉。（书牍二《答蓟镇抚院王鉴川论蓟边五患》。按官衔及标题皆误。）

崇古看定这一次是非常之事。把汉那吉来了，其实是一个俘虏，崇古底计划是交换俘虏。一个鞑靼少年底失恋，值不得考虑，他和方逢时决定要趁此索回赵全。逢时准备派百户鲍崇德出云石堡，和俺答接谈。事情正在进行，居正已经得到消息，他立刻和崇古说：

昨有人自云中来，言虏酋有孙，率十余骑来降，不知的否。俺答之子见存者，独黄台吉一人耳，其孙岂即黄台吉之子耶？彼何故率尔来降？公何不以闻？若果有此，于边事大有关系，公宜审处之。望即密示，以信所闻。（书牍二《与抚院王鉴川访俺答为后来入贡之始》按题衔误。）

居正底情报很快，但是还不甚一精一确。等到崇古底报告到了，居正才决定对策：

虏种来降，虽朝廷有道，能使远人向化，亦公威德所及也。庆幸庆幸！顾此事关系至重，制虏之机，实在于此。往年桃松寨事，庙堂处置失宜，人笑之，至今齿冷。（嘉靖三十六年，俺答子辛爱之妾桃松寨降，兵部尚书许论绐其西走，一阴一告辛爱执而杀之，见《明史》卷二二七《鞑靼传》）今日之事，又非昔比，不宜草草。顷据报，俺酋临边索要。仆正恐彼弃而不取，则我抱空质而结怨于虏，今其来索，我之利也。公第戒励将士坚壁清野，扼险守要以待之，使人以好语款之曰：“吾非诱汝孙来降，彼自慕吾之化，丑彼之俗故耳。中国之法：‘得虏酋若子孙首者，赏万金，爵通侯。’吾非不能断汝孙之首以请赏，但以彼慕义而来，又汝亲孙也，不忍杀之，且给赐衣服饮食甚厚。汝欲得之，自当卑词效款，或斩吾叛逆赵全等之首，盟誓于天，约以数年，骑不入吾塞，乃可奏闻天朝，以礼遣归。今乃肆其凶逆，称兵挟取，吾岂畏汝者？今宣大人马，非复往年之比，汝来则来，吾有以待之！……”虏之入犯，乃其常事，即其孙不降，彼亦必入，我亦必防。公宜坚持初意，审定计谋，毋为众言所淆。……但那吉数人，置之镇城，宜加防范，毋令与外人相通，厚其给赐，毋使复萌归念。续降之人，真虏分配将士，华人各与宁家，亦不宜聚于一处，恐生他虞。（同卷《答鉴川策俺答之始》）

一切都应了居正底策划。崇古、逢时联名上疏：“俺答横行塞外，几五十年，威制诸部，侵扰边围。今神厌凶德，骨肉离叛，千里来降，宜给宅舍，授官职，丰饩廪、服用以悦其心，严禁出入以虞其诈。”这个奏疏上去以后，朝廷立刻起了一次激烈的辩论。御史叶梦熊、饶仁侃、武尚贤主张不受降：他们认为宋代受郭药师、张瑴之降，以致引起最大的战祸。现在应当送把汉那吉回去，以免引起北方的战祸。但是王崇古、方逢时主张受降，张居正主张受降，高拱也主张受降。事情决定了，把汉那吉授指挥使，阿力哥授正千户，各赏大红【纟宁】丝衣一袭。

叶梦熊等底见地并没有错。果然鞑靼骑士来了！俺答统领大军进攻平虏城，同时分令儿子辛爱统兵二万入弘赐堡，侄儿永邵卜统兵趋威远堡。整个的北边紧张起来。死亡和虏掠的空气又在荡漾。但是当初为什么用王崇古、方逢时呢？蓟辽有的是谭纶、戚继光；陕西三边有的是王之诰，也是一个不怕战争的总督。那么，来罢！这里已经有了最好的准备。居正知道，自从隆庆以来，对于北边的国防，正在逐日加强，准备和他们决战。

俺答何尝不知道。他要把汉那吉，他禁不住一克哈屯底催促。事情也怪不得，这个孙儿，是妻抚育大的，怎能怪她底迫切要求呢？但是他对于战争没有把握，也没有决心。这个时候，方巡抚派的鲍崇德来了。

“我底大兵一到，你们底将领。立刻便会死亡，”俺答愤然地说。

“不错，”崇德说，“但是我们底将领，究竟不比你自己底孙儿。朝廷待你底孙儿，真是宽厚，战事一动，你底孙儿便没有了。”

俺答还不知道把汉那吉底消息。他派人打听，把汉那吉果然活着。鲍崇德进一步和他提议，只要俺答交还赵全这一群内奸，把汉那吉随时可以回去。俺答虽然不肯承认，但是对于崇德表示非常的好感，临别的时候，吩咐他选择一匹鞑靼的好马。这些消息，由崇古传到居正，居正又有一番布置。他复信说：

承教，谓宜乘老酋欲孙之急，因与为市。诚然！但朝廷纳降和戎，须自有体。今既与之以官，即为吾人，若谩然而纳之，率然而与之，事属挟取，迹同儿戏，损威伤重，取轻外夷，非计之得者也。据巡抚差人鲍崇德，亲见老酋云云，回时又令自拣好马，其言虽未必皆实，然老酋舐犊之情，似亦近真。其不以诸逆易其孙者，盖耻以轻博重，非不忍于诸逆也。乳犬驽驹，蓄之何用？但欲挟之为重，以规利于虏耳。今宜遣人先布朝廷厚待其孙之意，以安老酋之心。却令那吉衣其赐服，绯袍金带，以夸示虏。彼见吾之宠异之也，则欲得之心愈急，而左券在我，然后重与为市，而求吾所欲，必可得也。……或虑虏久住不退，兵连财费者，此不揣于利害者也！今日之事，幸而成，即可以经数年边患，其所省岂直数十百万而已哉？而又何惜于目前之少费哉？恐公为众议所格，措画少失，遂弃前功，故敢陈其愚。（书牍一《与王鉴川言制俺酋款贡事》）

明王朝和鞑靼都有作战底准备，但是都没有绝对的把握。在朝廷方面，内阁和督抚都不愿意开启边衅。鞑靼方面，俺答进攻是不难的，但是战事一动，朝廷便会立即杀去把汉那吉；自己不是为索取孙儿动兵吗，决没有自行置之死地的道理。战争与和平，是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赵全底主张没有错，他劝俺答屯兵边外，以资要挟。但是赵全估错了王崇古。崇古不但不怕要挟，而且把汉那吉在手，随时可向俺答索取一个不太小的代价。赵全知道只有两个办法：第一个办法是放弃把汉那吉，但是他不敢和俺答提起；第二个办法赵全想起了，他打一个寒噤，不敢往下再想。这一个办法，王崇古、方逢时想到，鲍崇德说到，最后俺答也居然承认了。但是居正还不放心，他和王崇古说：

降虏事，前已悉。若彼果能执送诸逆，则当以礼遣归那吉，厚其赏赉，以结其心，却责令奉表称臣，谢朝廷不杀之恩，赐赉之厚，因求讲和，纳款效贡。俟其诚心向化，誓永不犯，乃可议其封爵贡额耳。但仆犹有意外之防，不敢不告。赵全诸人，背华即夷，为日久矣，彼岂不预结于俺酋之左右，边墩之人，亦岂无为之耳目者？今我明以此要求，彼亦慨然允许，此辈岂得全不知觉？若知之，彼亦安肯坐而待缚如鸡狗乎？万一语泄，彼得而谋，或聊以胁从数人塞责，而朝廷明旨，一出不可复返，轻弃重质，但获其毛贼数人，则于国家威重，岂不大损？此其可虑者一也。据鲍崇德所传，俺酋之言，虽若哀恳，然犹身驻近边，拥兵自强，平虏城外，游骑不绝，转饷哨探，俱属艰难，名虽哀求，事同强挟，未见其为诚款也。今必责令将有名逆犯，尽数先送入境，返其巢穴，掣回游骑，然后我差官以礼遣归其孙，则彼之诚款既伸，我之怀柔有体。若拥兵交质，两相交易，则夷狄无亲，事或中变，唐时吐蕃劫盟之事，取笑强胡。此其可虞者二也。今之议者皆以小酋为祸媒，急欲遣之，图眼前无事耳，至于封爵、贡市二事，皆在可、否之间。若鄙意则以为今边防利害，不在于那吉之与不与，而在彼求和之诚与不诚。若彼果出于至诚，假以封爵，许其贡市，我得以间修战守之具，兴屯田之利，边鄙不耸，穑人成功。彼若寻盟，则我示羁縻之义；彼若背盟，则兴问罪之师：胜算在我，数世之利也。但恐其孙一归，彼愿已遂，求和之意，必乖本图：或请乞多端，难于听许，明年当复来侵，虽获赵全等数人，恐于彼无大损益。此可虑者三也。大疏早晚即复，其中委曲，难以—一指授，望公与金湖（方逢时）兢兢图之。（同卷《与王鉴川谋取板升制虏》）

一切的处置都很机密，但是消息已经透露了一半。巡按御史姚继可上疏，弹劾方逢时通敌，事情又意外地紧张起来。幸亏高拱、张居正都是局中人，总算安然无事。居正再吩咐王崇古安慰逢时：“姚子之言甚妄，恐金湖闻之，意或灰阻，愿公曲加慰勉。”（同卷《与王鉴川计送归那吉事》）俺答营中，也正在机密进行。赵全奉召来了，他有许多的计划，要和俺答商量。但是俺答无须赵全底计划了，他吩咐手下出其不意地把赵全、李自馨十几个汉人，（《明史》卷二二二《王崇古传》作十余人，卷三二七《鞑靼传》作数人。《明史纪事本末》卷六十作九人）在十二月的朔风里送到云石堡。这一次他们回国了，由云石堡送到大同，由大同转送北京。穆宗在午门楼受俘以后，祭天，告太庙，以后才把他们磔死。受俘，祭天，告太庙，都是当时最隆重的典礼。赵全、李自馨经过几度隆重的仪式，最后传首九边，也许不懊悔罢！

因为这一次的成功，王崇古升太子少保、兵部尚书，宣大总督如故；方逢时升兵部右侍郎兼右佥都御史。兵部尚书郭干，待郎谷中虚、王遴，一概升赏。连带加恩辅臣李春芳、高拱、张居正、殷士儋。赵贞吉已经在十一月致仕了，但是因为赞襄这次的大计，所以一同加恩。士儋、历城人，和居正同年进土，隆庆二年礼部尚书。高拱入阁以后，士儋想起陈以勤、高拱、张居正，都因为裕邸讲官的关系，先后入阁了。自己不曾也在裕邸，和他们同僚吗？他希望高拱提携，但是高拱正预备提携翰林学士蒲州张四维，谈不到提携殷士儋。他知道四维恭顺，士儋倔强，当然要用一个恭顺的同僚。这条路显然不通，但是另外还有一条大路。士儋终于取得内监陈洪底援助，十一月间由穆宗特旨入阁了。高拱厌恶士儋，士儋也怨恨高拱，隆庆五年的内阁，仍旧充满不平静的气氛。

隆庆四年的成功，完全出于意外。把汉那吉底投降是意外，俺答承认以赵全这一群人交换把汉那吉，也是意外，然而意外的终于实现了。把汉那吉经过方巡抚底款待以后，穿着特制的【纟宁】丝大红袍，再回到鞑靼的帐幕。祖父、祖母都感动的了不得。三娘子久已是祖父底人了，现在不管她。俺答底眼角，挂着感激的眼泪。他派人谢谢王崇古，他说从此以后，不再侵犯大同了。居正、崇古本来不曾希望讲和，居正还和崇古说过：“彼亦人也，能不怀感，他日有事，卒相遇于疆场，知军中有‘王太师’，（鞑靼人称明代临边大臣为太师，不必其人官为太师也。）亦必避公三舍矣。”（书牍二《与王鉴川计送归那吉事》）俺答立誓不侵大同，当然又是一个大意外。一切都走上了崇古底计划，他只是踹稳一步，再踹上第二步。他派人和俺答说，要他请求入贡，重行开市。打仗，有什么好处呢？虏掠底好处，是部下的，不是俺答的；失败底危险，是俺答的，不是部下的。那么为什么要冒极大的危险，替部下争取一些与己无关的好处呢？一切的主张，都是替俺答打算。俺答也明白崇古是好人，不然，他会让孙儿穿着簇鲜的红袍回来吗？他决定入贡了。崇古要他和土蛮、昆都力哈、吉能一齐入贡，士蛮是自己底主人，原谈不得；昆都力哈是弟弟，吉能是侄儿，俺答都代他们承认了。

意外当然是意外，然而也何尝不是意内？朝廷和鞑靼，永远是对立的：鞑靼强了，可以进攻中原；朝廷强了，也可以胁制鞑靼。这是实力的问题。其次，我们不要以为俺答屡次进攻北边，有什么极大的野心。他和英宗时代的也先一样，他有武力，他可以屡次进攻北边，但是他只是鞑靼中的一个首领。也先上边有脱脱不花，俺答上边也有土蛮小王子。假如他们底野心太大了，野心便应当先从鞑靼部落以内发展。但是他们所争并不在此。他们只要保全自己底利益，不妨承认主人底存在。那么，赵全不曾尊俺答为帝吗？其实这只是赵全底一种作法，俺答并没有因此要取消小王子。俺答既然承认主人底存在，王崇古、张居正底主张便容易实现了，他们要俺答请求入贡，只是要他承认明朝是他底主人。也许有一些不舒服吗？但是，不妨事，主人换了姓名，关系原属不大，而且还有重行开市底好处在后面。只要值得，俺答当然愿意。

困难不在鞑靼而在朝廷。正在王崇古诱令俺答入贡的时候，朝廷方面的议论一齐发动。他们认为封贡不便，他们记得仇鸾开马市的故事，他们要做杨继盛，他们也提起世宗最后曾经禁开马市，最后的最后，他们要主张封贡的人，担保百年之内，边境不至生事。然而他们却忘去现在不是世宗的时代，高拱、张居正不是严嵩，王崇古不是仇鸾。至于担保百年以内，不至生事，那么世界上除去不负责任的预言家，谁能保证呢？居正真激动了，他两次和王崇古说；

仆窃禄无补，滥被恩私，夙夜省循，颠跻是惧，乃辱华翰遣贺，益增其愧耳，感谢感谢。封贡事乃制虏安边大机大略，时人以娼嫉之心，持庸众之议，计目前之害，忘久远之利，遂欲摇乱而阻坏之。国家以高爵厚禄，畜养此辈，真犬马之不如也。仆受国厚恩，死无以报，况处降纳叛，既以身任之，今日之事，敢复他诿！待大疏至，仍当极力赞成，但许贡之后，当更有一番措画。金湖既去，代者恐未必相成，须借公威望，屈留数月，庶可免事后之虑耳。（书牍二《与王鉴川议坚封贡之事》）

金湖是方逢时，在把汉那吉回去以后，逢时因为丁忧回里了，沿边的责任都落到王崇古身上，在言官们众议纷坛的时候，崇古也感觉棘手，但是居正一力挽留，直到万历元年，居正当国，才把他调回北京为戎政大臣，担负一个更重要的责任。逢时离任以后，继任者是刘应箕，巡抚都带都察院职衔，或是副都御史，或是佥都御史，下文称刘院者指此。

今之议者皆谓讲和示弱，马市起衅，为此言者，不惟不忠，盖亦不智甚矣。夫所谓和者，谓两敌相角，智丑力均，自度未足以胜之，故不得已而求和，如汉之和亲，宋之献纳，是制和者，在夷狄而不在中国，故贾谊以为倒悬，寇公不肯主议。今则彼称臣纳款，效顺乞封，制和者在中国而不在夷狄，比之汉、宋之事，万万不侔，独可谓之通贡，而不可谓之讲和也。至于昔年奏开马市，官给马价，市易胡马，彼拥兵压境，恃强求市，以款段驽罢，索我数倍之利，市易未终，遂行抢掠，故先帝禁不复行。今则因其入贡之便，官为开集市场，使与边民贸易有无，稍为之约束，毋得阑出中国财物及应禁者，其期或三日、或二日而止，如辽开原事例耳，又岂马市可同语乎？……至于桑土之防，戒备之虞，此自吾之常事，不容一日少懈者，岂以虏之贡不贡，而有加损乎？今吾中国亲父子兄弟相约也，而犹不能保其不背，况夷狄乎？但在我制御之策，自合如是耳，岂能必虏之不吾背乎？数十年无岁不掠，无地不入，岂皆以背盟之故乎？即将来背盟之祸，又岂有加于此者乎？利害之归较若黑白，而议者犹呶呶以此为言，故仆又以为不智甚矣。刘院既知此事颠末，又与公同心，必能共襄大事，幸采取其议，及镇守、兵备以下所呈，折以高见，并图上贡额、贡期、市易事宜，仆与元老，当备闻于上，请旨行之，浮议虽多，不足恤也。（同卷《答王鉴川计贡市利害》）

朝廷和鞑靼的关系到了现阶段，共有三个关键：（一）是封，指封俺答为王及其昆弟子侄为官之事；（二）是贡，指俺答及其部下入贡之事；（三）是互市，指封贡以后，明代北边和俺答所属诸部在限定的日期，指定的货物以内，实行择地通商之事。这三个关键，又有当前种种不同的难题。俺答只是一个首领，固然不能指挥土蛮，就是对于自己底子弟，也不一定都能绝对指挥。假如一部通市，一部不通市，那么因为鞑靼是整个的，难免以交易所得的资源，供给尚在敌对状态中的部落。而且即是对于俺答直接的部下，谁也不能担保将来不发生意外的变化，所以互市以后的困难，还是不少。从好的方面讲，要顾虑到封贡、互市成立以后，中国的边防，不至因此颓废，以致引起后来的外侮。从坏的方面讲，也还有一部分边将，指望每年秋天向鞑靼方面抄掠，以饱私人底欲壑。顾虑愈多，障碍愈多，事情困难了。但是为整个国家的利害计算，不能不有一个切实的决定。兵部尚书郭干指出世宗禁止马市的故事，反对互市；给事中章端甫指摘王崇古“邀近功，忽远虑”。但是居正在内策动，再由崇古上疏。崇古说：“朝廷若允俺答封贡，诸边有数年之安，可乘时修备。设敌背盟，吾以数年蓄养之财力，从事战守，愈于终岁奔命，自救不暇者矣。”又说：“夫先帝禁开马市，未禁北敌之纳款。今敌求贡市，不过如辽东开原、广宁之规，商人自以有无贸易，非请复开马市也。俺答父子兄弟，横行四、五十年，震惊宸严，流毒畿辅，莫收遏刘功者，缘议论太多，文网牵制，使边臣无所措手足耳。昨俺答东行，京师戒严，至倡运砖聚灰，塞门乘城之计。今纳款求贡，又必责以久要，欲保百年无事，否则治首事之罪。岂惟臣等不能逆料他时，虽俺答亦恐能保其身，不能制诸部于身后也。……夫投之时势，既当俯从，考之典故，非今创始，堂堂天朝，容荒服之来王，昭圣图之广大，以示东西诸部，传天下万世，诸臣何疑惮而不为耶？”崇古这一次上疏，和居正平时的主张相同的太多了。他同样地要省议论，（参居正《陈六事疏》）同样地指摘隆庆四年的守城之策。（参居正《答蓟镇吴环洲书》）是居正底手笔吗？我们不敢说，但是不免给我们一种曾经商讨的印象。

崇古底奏疏里，又议封贡八事：（一）议封号，（二）定贡额，（三）议贡期，（四）立互市，（五）议抚赏，（六）议归降，（七）审经权，（八）戒狡饰。内阁方面，李春芳、高拱、张居正赞同了，殷士儋不反对。兵部尚书郭干认识有关国防的事，都是兵部底事，但是没有方法解决，最后还是由皇帝下诏，召集廷议。廷议是当时的大臣会议，每人都有发言权，但是决定权却属于皇帝。这一次的大臣会议当中，定国公徐文璧、吏部右侍郎张四维等二十二人以为封贡、互市可许；英国公张溶、户部尚书张守直等十七人以为不可许；工部尚书朱衡等五人以为封贡可许，互市不可许。用现在的术语说，封贡是多数通过了，但是互市还是不能通过，一切又成了僵局。郭干把会议底结果奏明皇上，只候皇帝底决定。

这是穆宗裁决底时候了。他和大学士商量：居正是策动人，当然认为可许；高拱也在后边策动；通过封贡，全是高拱指挥，张四维四处活动底结果。在这几个人底怂恿之下，穆宗决定“外示羁縻，内修守备”，——便是一面诏许封贡、互市，一面整顿国防的政策。政府底大政方针决定了：诏封俺答为顺义王，赐红蟒衣一袭；昆都力哈、黄台吉授都督同知，各赐红狮子衣一袭；其余授官的，一共六十一人，把汉那吉封昭勇将军，指挥使如故。都督同知是现代的中将，指挥使是现在的上校。从此以后，鞑靼骑士都成为中国的贵族和军官，有王，有中将，有上校。他们底铁蹄，不再践踏中国底田野；他们底刀枪，不再濡染中国底膏血。当然，朝廷谈不到使用鞑靼作战，但是朝廷也用不到对于鞑靼作成。高拱、王崇古、方逢时是嘉靖二十年的进士；谭纶是嘉靖二十三年的进土；李春芳、张居正是嘉靖二十六年的进土。他们回想到在自己出身的时代，正是俺答屡次南下，北京屡次戒严的时代：京师九门被围，侥幸没有失守；如今的国家，在他们手里苏醒过来了，整个的北边，解除了敌人底威胁，而且在人力和物力不再感受压迫的时候，可以从容布置。他们感觉到一种特有的愉快。朝廷方面，所费的只是几十件红袍；让红蟒、红狮子安慰鞑靼罢，当时所得的是北方底安全。

隆庆五年辛未会试，居正为主考，吏部左侍郎翰林学士吕调一阳一为副主考。居正嘉靖三十二年曾为同考官，那一次的进士如庞尚鹏、梁梦龙、陈瑞、曾省吾都是居正底门生，以后成为有名的人物。辛未科第一名进士张元汴，和第三名进士邓以讚同入《明史·儒林传》，但在事功方面，同样没有什么表现。同科惟有徐贞明留下一部有名的着作和一件伟大而始终没有完成的事业。他认定北方只知水害，不知水利。他也认定水害未除，正由于水利未兴。在他谪居潞河的时候，着《潞水客谈》，列举修北方水利十四利。万历十三年，贞明迁尚宝司丞，兼监察御史，奉诏垦田永平，于是招南人，大兴水利，次年垦田三万九千余亩。一切计划，正在逐步完成，但是北方人惟恐水田成功以后，江南的漕粮，必定派到北方，于是御史王之栋奏称水田必不可行，又称开滹沱河不便者十二事。经过这一个打击，贞明底计划，终于功败垂成，但是他不能不算是辛未科杰出的人才。最有表见的是刘台、傅应祯、吴中行、赵用贤。他们都是隆庆五年进士，都是居正底门生，其后对于居正，都曾经提出弹劾，因此在历史上都留下不朽的盛名。居正底不树立党羽，和刘台等底不阿附座主，都是可以称道的事件。不过从大体讲起，辛未一科的人才，还是贫乏；这一科里，任何方面，都没有第一流的人物。

俺答封贡的决策中，兵部尚书郭干底表现太差了；没有办法，没有决断。五年三月，郭干免职。高拱想起第一流的军事专家杨博，但是杨博曾经做过吏部尚书，他已经是六部底领袖，也许不愿意回兵部。不妨事，官衔仍是吏部尚书，由他管理兵部的事。整个的政局，因为高拱以大学士管理吏部事，杨博以吏部尚书管理兵部事，显见得畸形，但是高拱和杨博都算是用当其才。

政权是高拱的了，首辅李春芳一切放任，自己既不眷恋政权，为什么要争权呢？而且春芳也明白，大学士只是皇帝底私人秘书，首辅底地位，在政治制度上，没有明显的规定，一切都是演变底结果，既然是演变，根本就说不上固定，那吗，由他去罢。但是高拱决定不能容许春芳底存在。高拱想起自己和徐阶的夙仇，正要报复，都被春芳挡住了，因此决定攻击春芳。春芳也看见了，认得高拱不能相容，索性上疏请求致仕，一次不行，再来一次。穆宗还在留他，经不起南京给事中王祯又提出一次弹劾，五月间，春芳终于致仕而去，他从隆庆二年七月至五年五月，一共做了二年十一个月的首辅。据说王祯这次的弹劾，完全是仰承高拱底意旨。从此高拱是首辅兼管吏部尚书事。凭着穆宗底信任，和他自己底才具，以及那有仇必报的气度，他已经成为事实的独裁者。

在封贡、互市的争论中，居正占据主要的地位。这次决策的大功，当然应由高拱、王崇古，和居正平分，但是居正却尽了最大的努力。在郭干彷徨歧路的时间，向皇帝请旨召集廷议的是他。封俺答一事尚未决定的时间，检出成祖敕封和宁、太平、贤义三王的故事以为前例的是他。决定以后，拟旨敕行的也是他。他正在和王崇古计议四件事：（一）开市之初，民间不愿和鞑靼交易，所以最初必须由官中布置，使人知有利，自易乐从。（二）鞑靼要求买锅，锅是铁铸的，日后便是武器底来源，轻易卖不得。广锅不能铸造兵器，不妨出卖广锅，但是买的时候要拿破旧的铁锅掉换。（三）鞑靼使者一概不许入朝，也不许入城，只许在边堡逗留。（四）朝廷和鞑靼休战，沿边将士失去掳掠的机会，不免生怨，应当加意防备。种种方面，他都顾虑到了。讲和也罢，封贡也罢，这是一个名称；居正只认为是停战。停战是继续战争的准备，他要修城堡，开边荒；他要消灭赵全这一群汉奸底余党，他要训练将士以防鞑靼底进攻。（参书牍三《与王鉴川计四事四要》）

居正对于国事的筹措，没有使他忘去对于老师的维护。徐阶是一位有能力，有办法的首辅，但是对于自己的三个儿子，竟是毫无办法。隆庆三年应天巡抚海瑞到了，这是有名的铁面御史，他对于属内的大绅巨室，一概不买账。最先感觉威胁的便是徐阶底三位少君。他们写信给居正，居正一边诰诫，一边安慰他们说：

辱翰贶，深荷远情。近来人情风俗，诚为可骇，俟海公人至，当作一书善譬之。太翁老师年高，恐不能堪此，望公朝夕保护。事有可了者，宜即自了之，勿致贻戚可也。恃在通家，敢尔妄及。（书读十四《与符卿徐仰斋》）

这一阵风波过去以后，高拱再相，徐阶更感觉不安，居正和应天巡抚朱大器说：

存斋老先生，以故相家居，近闻中翁再相，意颇不安，愿公一慰藉之。至于海刚峰（瑞）之在吴，其施虽若过当，而心则出于为民。霜雪之后，少加和煦，人即怀春，亦不必尽变其法以徇人也。惟公虚心剂量之，地方幸甚。（同卷《答应天巡抚朱东园》）

隆庆五年，事态更加严重。这年，徐阶生日，居正去信，自称“不敢走介，畏行多露”。又说，“鄙怀种种，亦噤不敢言，临楮惆怅而已。”（同卷《答上师相徐存斋九》）内阁的大权，完全在高拱手里，言官们又听他指挥，一步走错不得，一句说错不得，这是隆庆五年居正所处的地位。徐阶底地位更坏了。三个儿子同时被逮，田产充公了，两个儿子也问了充军的大罪，只留得徐阶慢慢地回味会不会得到和严嵩一样的结果。在严重的局势下面，居正还是苦心调护。他不愿得罪高拱，但是他要保障徐阶；集中留着下列几封信：

忆公昔在姑苏，有惠政，士民所仰，故再借宪节以临之。乃近闻之道路云，“存翁相公家居，三子皆被重逮”，且云，“吴中上司揣知中元相公，（高拱）有憾于徐，故为之甘心焉。”此非义所宜出也。夫古人敌惠、敌怨，不及其子。中元公光明正大，宅心平恕，仆素所深谅，即有怨于人，可一言立解。且中元公曾有手书奉公，乃其由中之语，必不藏怒，而过为已甚者也。且存翁以故相终老，未有显过闻于天下，而使其子皆骈首就逮，脱不幸有伤雾露之疾，至于颠陨，其无乃亏朝廷所以优礼旧臣之意乎！亦非中元公所乐闻也。仆上惜国家体面，下欲为朋友消怨业，知公有道君子也，故敢以闻，惟执事其审图之。（书牍十四《答松江兵宪蔡春台讳国熙》按国熙承高拱旨，穷治徐阶事，见王世贞《首辅传》卷六）

松江事，高老先生业已寝之，似不必深究。仲尼不为已甚，报怨亦自有当。牵牛以蹊人之田，而夺之牛。蹊者固有罪矣，而夺之牛，无乃过乎？今全吴亦所以爱郑也，公有道者，故敢以此言告，幸惟裁之。（同卷《答河南巡抚梁鸣泉》）

往者奉书云云，盖推元翁之意以告公也。辱回示，业已施行，自难停寝，但望明示宽假，使问官不敢深求，早与归结，则讼端从此可绝，而存老之体面，元翁之美意，两得之矣。仆于此亦有微嫌，然而不敢避者，所谓“老婆心切”也，望公亮之。辱教，有欲告我者，此仆之所欲闻也，倾耳以承，幸勿终靳！（同卷《答应天巡抚》）

这三封信，都很闪铄，尤其是后面的两函。高拱和徐阶结怨，急图报复，久已成为公开的秘密。所指高拱给蔡国熙的信，大致是解释仇怨的话，这是表面文章，居正认为“宅心平恕”，“必不藏怒蓄恨”，只是顺水难舟，一种无可奈何的办法。《答梁鸣泉函》，不知是否误题，梁梦龙（即鸣泉）为居正门下士，函中语气，似不类。徐阶、松江人，高拱、新郑人，所谓“全吴”“爱郑”者指此。答应天巡抚函所谓“辱回示业已施行”，正指来函“无可挽回”的表示，至于“有欲告我者”一句，是不是对于居正的一种谣言，正取一种欲说不说的姿势？现在不管他，但对于居正，还是一种威胁。“是仆之所乐闻也”，是一句挣扎的话。

高拱入阁以后，居正所处的是一个最困难的地位，一步一步都需要最大的审慎。热中的人不肯轻易放弃政权，但是要想维持政权，便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隆庆五年居正还遇到一个问题，然而也居然被他度过了，这是胶莱河的问题。

隆庆四年九月，黄河在邳州决口，从睢宁到宿迁一百八十里河水骤浅，江南来的粮船，一概不能北上。在明代这是一个异常重大的问题。明代的政治中心在北京，但是明代的经济中心却在南京。一切的资源出在南方，尤其是四百万石粮食，全赖南方的接济。从南方到北方，惟一的生命线是运河，运河发生了问题，南方和北方失去联络，整个的国家，立刻受到影响。偏偏运河不是我们所想象到的那一条安全的水道，从瓜洲渡江，要经过邵伯湖、高邮湖、氾光湖、宝应湖、白马湖，这些地方还好；再上去便是洪泽湖，淮水从安徽来，在清口和黄河交汇，这是最大的难关。再上去，从清口到徐州茶城，黄河就是运河，运河要靠黄河底接济。水量太大了，南方来的粮船随时有漂没底危险；可是水量太小了，粮船便要胶搁半途。国家底前途，完全寄顿在这一条毫无办法、不可捉摸的水道上面，真是太危险了。因此明代一面重视河道总督和漕运总督底职责，一面仍是不时提出海运底问题。海运是从太仓、嘉定沿东海绕成山角，入天津的一条航线。在现代当然是一条很简单、很安全的航线，但是十六世纪的中国，航海和造船底技术不比现代，所以一路的危险还是很多。有了危险，便不免要牺牲。牺牲人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在明代，连皇帝杀一个罪犯，还要经过法司五次底执奏，何况是平常的官吏！隆庆年间，漕运总督王宗沐运米十二万石，自淮入海，直抵天津，不能不算很大的成功，但是因为八舟漂没，失米三千二百石，引起南京给事中张焕底弹劾。三千二百石只是不足百分之三的损失，本来不算太大，但是张焕质问，“米可补，人命可补乎？”便无从答复了。运河既然时常发生困难，海运又危险太大，因此便有缩短海程、避免成山角的提议。这便是胶莱河。

胶莱河出自山东高密县，分南北二流：南流至胶州麻湾口入海，北流至掖县海仓入海，这是天然的水道。单凭这一条水道，当然谈不上漕运，因此便有人提议在中间另凿新水道，沟通南端的胶河，北端的莱河，这便是所谓胶莱新河。胶莱新河始终不曾完成，但是却不断地涌现在明人底脑际。隆庆五年，给事中李贵和旧事重提，上疏请开胶莱新河。恰恰在隆庆四年黄河再决，高家堰大溃，运河水量不足，漕运中断以后，这一个问题，重新引起很大的注意。高拱极力主张重开胶莱河，这不是他底好大喜功，而是他底公忠体国。有了胶莱河，漕运便可以由淮入海，由胶州湾入胶莱河，再由海仓口出海直入天津，漕运便利了，北边底粮饷有了把握，国防问题、经济问题、跟着胶莱河一同解决，为什么不要开！居正底公忠体国，和高拱一样，但是他不能不顾虑到水源的问题。胶河和莱河的分水岭要凿，已经够困难了，还不算是困难的中心；有了水道，便要有水，水从哪里来？山中不是没有水，但是不够行船，更谈不到刷沙；在河水不能刷沙的时候，海沙侵入河身，那又怎样办？这些问题，居正都顾虑到，但是他更不能不顾虑自己的问题。他底境遇已经困难，他不愿意和高拱冲突，最后他想起胡槚。胡槚也是给事中，是高拱底一系，不过他是一个有定见、不随声附和的人。居正提议派胡槚查勘，高拱当然同意。胡槚到了山东以后，事情看清楚，他也主张不开胶莱河。居正又安稳地度过一次难关。他和胡槚说起：

新河之议，原为国计耳。今既灼见其不可，则亦何必罄有用之财，为无益之费，持固必之见，期难图之功哉！幸早以疏闻，亟从寝阁。始者建议之人，意盖甚美，其说虽不售，固亦无罪也。（书牍三《答河道按院胡玉吾》）

始虑新河水泉难济，臆度之见，不意偶中。辱别揭所云，剀切洞达，深切事理。自胜国以来，二百余年，纷纷之议，今日始决，非执事之卓见高识，不能剖此大疑，了此公案。后之好事者，可以息喙矣。书至，即过元翁，言其不可成之状，元翁亦慨然请罢。盖其初意，但忧运道艰阻，为国家久远计耳，今既有不可，自难胶执成心。盖天下事，非一人一家之事，以为可行而行之，固所以利国家，以为不可行而止之，亦所以利国家也。此翁之高爽虚豁，可与同心共济，正在于此，诚社稷之福也。（同卷《又答河道按院胡玉吾》）

李贵和提议的时候，梁梦龙尚在山东巡抚任内。地方官当然有地方官底立场，照例是不愿多事，他曾经上疏反对。现在事情是决定打销了，居正给他一函，因为这是自己底门生，所以把政治上的秘密，一齐告诉他。

胶莱新河，始即测知其难成，然以其意出于元翁，未敢速行阻阁，故借胡掌科（槚为给事中，故称掌科）一勘，盖以胡固元翁所亲信，又其人有识见，不随众以为是非，且躬履其地，又非臆料遥度者，取信尤易也。昨观胡掌科揭呈，明白洞切，元翁见之，亦慨然请停，不必阻止而自罢。以是知执事向者之言，虽极痛切，未免预发其机也。区区今处天下事，大率类此，虽竭尽心力，不过小补而已，终无能有所建明，此易所谓“屯其膏，施未光”者也。王敬所在齐中，政事何如？两司及诸郡长吏，孰为可用？统希见教，不悉。（同卷《答河南巡抚梁鸣泉》）

“河南巡抚”四字误题。王敬所即王宗沐，时为山东左布政使，也是反对开胶莱新河的一个。

隆庆五年的冬天，内阁中又是一次风浪，这一次却发在殷士儋身上，土儋入阁，完全倚仗内监底力量，因此和高拱形成对立。高拱正要提携张四维，偏偏御史郜永春给四维一次弹劾。是谁主使的？高拱计算到士儋。于是他底部下动员了，御史赵应龙弹劾士儋由陈洪进用，不可以参国政。士儋正在答辩，高拱部下第一员大将都给事中韩楫出动。韩楫还没有提出弹劾，他先行扬言威胁。士儋忍耐不住了，终于在一个适当的机会，任情暴发了一次。

明朝的故事，每月初一、十五，给事中都到内阁和大学士们见面，大家作一个揖，称为“会揖”，原是一个沟通声气的办法。这一次都给事中韩楫到了，会揖以后，士儋对韩楫说：

听说科长对于我不满意，不满意是不妨的，可是犯不着给别人利用！

真想不到大学士会在内阁里发出这样的议论，韩楫倒有些楞住了。高拱看看不象话，只是忿忿地说：“这算什么体统！”

高拱一发言，事态立刻单纯化，不成体统的体统多着呢！少保、武英殿大学士殷士儋撩起袖子，一手指着少师、建极殿大学士、兼署吏部尚书高拱，痛痛快快地大骂：

驱逐陈阁老的是你，驱逐赵阁老的是你，驱逐李阁老的也是你；如今因为要提拔张四维，又来驱逐我！内阁永远是你一个人的！

就在内阁里面，少保撩起双拳，准备给少师一顿毒打，少傅、建极殿大学士张居正看不下了，正要替他们劝解，冷不防少保也给少傅迎头一顿痛骂。真热闹，堂堂的内阁变成全武行底战场。幸亏穆宗是一个懈怠而且宽大的君主，假使他在文华殿，看到少师、少傅、少保们底活剧，不知道会给怎样一个处分。

经过这一次的武斗，御史侯居良对于士儋又提出一次弹劾。士儋也厌倦了，一再上疏请求致仕，终于在十一月间，这位山东来的大学士，悄然离开内阁。

士儋一去，内阁便成为高拱、张居正二人底联立内阁，一直维持到六年四月高仪入阁为止。“周、召夹辅”，真正只剩周公、召公了！高拱一连驱逐了四位大学士，气概正是逐日发扬。居正单凭那套谨慎小心的作风，还是时时感觉到不安于位。殷士儋这一场痛骂真冤枉，高拱手下这一群人底目光，正在转移到居正底身上。

居正和高拱的私交，本来不错，但是现在他们底地位太逼近了。逼近便是一种威胁，高拱当然不会愉快，而且高拱有他底一群人，他们要立功，便要先替高拱制造敌人，然后再把敌人打倒。政治的主张，是由黑暗走向光明，但是政客的一阴一谋，是由光明走向黑暗。高拱死后，居正和高拱底亲戚说：“不榖与元老为生死交，所以疏附后先，虽子弟父兄，未能过也。叵耐中遭俭人，交构其间，使之致疑于我，又波及于丈，悠悠之谈，诚难户晓。”（书牍十四《答司马曹傅川》）黑暗中的动物，永远在黑暗中蠢动。

高拱对于居正，固然感到威胁，但是居正对于高拱，也时时感到危险。“尔诈我虞”，成为高、张联立内阁的标语。最容易引起误会的，还是徐阶底家事。居正已经是一路提心吊胆，“畏行多露”了，但是，“不行，为什么他要帮助徐阶说话呢？”黑暗中的声音要问。黑暗中的动物没有道义，没有感情；他们也不相信人类还有道义和感情。“势利呀！”他们要说，“一切都是势利，在朝的首辅便捧他一把，在野的首辅便踢他一脚：这是人情。再不然，便有另外的动机！”黑暗中的动物又动员了，他们要报效高阁老，便得搜求居正帮助徐阶的动机。他们把发明当做发现，终于认定已经发现居正底动机。

很顺利地这个消息传达到高拱。事情是这样说的。徐阶底儿子送三万两银子给居正，于是居正承认替他们维持。在大学士底朝房里，高拱看见居正，便半真半假地讥刺了一顿。这一个刺激太大了，居正变了色，指天誓日地否认这件事。经过这样剖白以后，高拱承认误会，事情勉强结束。

内阁的政潮，正在准备着新的发展。隆庆六年三日尚宝卿刘奋庸上疏条陈五事：（一）保圣躬，（二）总大权，（三）慎俭德，（四）览章奏，（五）用忠直。第二条和第四条都很活跃。奋庸说：“今政府所拟议，百司所承行，非不奉诏旨，而其间从违之故，陛下曾独断否乎？国事之更张，人才之用舍，未必尽出忠谋，协公论。臣愿陛下躬揽大权，凡庶府建白，阁臣拟旨，特留清览，时出独断，则臣下莫能测其机，而政柄不致旁落矣。”他又说：“人臣进言，岂能皆当，陛下一切置不览，非惟虚忠良献纳之诚，抑恐权奸蔽壅，势自此成。望陛下留神章奏，曲垂容纳；言及君德则反己自修，言及朝政则更化善治。听言者既见之行事，而进言者益乐于效忠矣。”奋庸请穆宗总大权，大权旁落，必有所在；又说权奸蔽壅，“权奸”二字，必有所指。同时给事中曹大埜上疏劾高拱不忠十事，据说这是居正底主使。政治底斗争，从言官发动了。高拱底部下立刻应战，给事中涂梦桂劾刘奋庸动摇国是；给事中程文再劾奋庸、大埜“渐构奸谋，倾陷元辅，罪不可胜诛”。结果奋庸谪兴国知州，大埜谪干州判官。高拱又得到小小的胜利。

在不断的政治战争中，端拱无为的穆宗皇帝，终于感觉厌倦，在隆庆六年五月中逝世了。是年穆宗年三十六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