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欧阳修全集》卷一三四·集古录(1)

【集古录目序〈此序已载本集卷四十二，今存目删文。〉】

【集古录目序题记】

昔在洛阳，与余游者皆一时豪隽之士也，而陈郡谢希深善评文章，河南尹师鲁辨论精博。余每有所作，二人者必申纸疾读，便得余深意，以示他人，亦或时有所称，皆非余所自得者也。宛陵梅圣俞，善人君子也，与余共处穷约，每见余小有可喜事，欢然若在诸己。自三君之亡，余亦老且病矣。此叙之作，既无谢、尹之知音，而《集录》成书，恨圣俞之不见也。悲夫！嘉八年岁在癸卯，七月二十四日书。

【古敦铭〈毛伯敦龚伯彝伯庶父敦〉】

右《毛伯古敦铭》。嘉中，原父以翰林学士侍读出为永兴军路安抚使，其治在长安。原父博学好古，多藏古奇器物，能读古文铭识，考知其人事迹。而长安，秦汉故都，时时发掘所得，原父悉购而藏之。以予方集录古文，故每有所得，必摹其铭文以见遗。此敦，原父得其盖于扶风而有此铭。原父为予考按其事云：《史记》武王克商，尚父牵牲，毛叔郑奉明水。则此铭谓郑者，毛叔郑也。铭称伯者爵也，史称叔者字也。敦乃武王时器也。盖余《集录》最后得此铭，当作《录目序》时，但有《伯ぁ铭》“吉日癸巳”字最远，故叙言自周穆王以来叙已刻石，始得斯铭，乃武王时器也。其后二铭，一得，曰龚伯尊彝，其一亦得扶风，曰“伯庶父作舟姜尊敦”，皆不知为何人也。三器铭文皆完可识，具列如左。

【毛伯敦铭】

△释文

惟二年正月初吉，王在周昭宫。丁亥，王格于宣射，毛伯入门，位中庭，右祝郑。王呼内史册命郑，王曰：“郑，昔先王既命女作邑，□五邑祝。今余隹乱商，乃命锡女赤芾同冕齐黄銮用事。”郑拜稽首，敢对扬天子休命，郑用作朕皇考龚伯尊敦。郑其鬻寿，万年无疆。子子孙孙，永宝用享。

△铭文

薛尚功释云：惟二年正月初吉，王在周邵宫。丁亥，王格于宣榭，毛伯内门立中廷佑祝郑。王呼内史册命弁阝，王曰：“弁阝，昔先王既命汝作邑，继五邑祝。今余惟疃京，乃命锡汝赤芾彤冕齐黄銮用事。”弁阝拜稽首，敢对扬天子休命，弁阝用作朕皇考龚伯尊敦。弁阝其眉寿，万年无疆。子子孙孙，永宝用享。

【龚伯彝铭】

△释文

A8作皇祖懿公文公武伯皇考龚伯尊彝。A8其熙熙万年无疆，终始。其子子孙孙，永宝用享于宗室。

薛尚功释云：A8作皇祖益公文公武伯皇考龚伯{将鼎}彝。A8其熙熙万年无疆，令终令命。其子子孙孙，永宝用享于宗室。

【伯庶父敦铭】

△释文

惟二月戊寅，伯庶父作王姑舟姜尊敦。其永宝用。

薛尚功释舟为周，余同上。

【韩城鼎铭】

右原甫既得鼎韩城，遗余以其铭。而太常博士杨南仲能读古文篆籀，为余以今文写之，而阙其疑者。原甫在长安所得古奇器物数十种，亦自为《先秦古器记》。原甫博学，无所不通，为余释其铭以今文，而与南仲时有不同。故并着二家所解，以俟博识君子。具之如左。

惟王九月乙亥，晋姜曰：余惟司朕先姑君晋邦。余不□安宁明德宣□我猷用□所辞辟□□□□剿虔不□□□□A9宠我万民嘉遗我锡卤赉千两。 A10文侯□□□□□□征绥□□坚久吉金用作宝尊鼎用康夏妥怀远邦君子晋姜用蕲□□麋寿作惠□亟万年无疆。用享用德保其孙子三寿是利。

右原父所写如此。

隹〈惟〉王九月乙亥，晋姜曰：余隹〈惟〉司〈嗣、{司子}同〉。朕先姑君晋邦。余不{臼又}，今作敢者。籀文省。妄宁〈经〉B1〈雍〉明德宣〈疑省，隶作┰。〉我■用{忄间由}■辟巫〈疑即母字〉。■久{火几}■虔不■〈疑遂字，读为坠〉讠鲁〈诸■〈覃■享■师〉■我万民■■我■〈疑易字〉。■〈■，或■字省〉。赉千两勿■文侯κ令■〈疑卑字〉。■〈疑字，读为贯〉。彳甬〈通■征〉■〈疑字。汤■■受久吉金用■〈作宝■〈■〉鼎用康■〈疑西夏字〉。妥〈读为绥〉。■远君子晋姜用■〈疑字，读为祈。■■■〈疑■字，读为眉。〉■■■■〈为〉亟〈极万■无疆用■〈享用德■〈疑允字。保■其孙子三{禾干}是■。

右嘉己亥岁，冯掖有得鼎韩城者，摹其款识于石。乐安公以南仲职典书学，命释其字。谨按其铭盖多古文奇字，古文自汉世知者已稀，字之传者，贾逵、许慎辈多无其说。盖古之事物有不与后世同者，故不能尽通其作字之本意也。其不传者，今或得于古器，无所依据，难以臆断。大抵古字多省偏旁而趣简易，故隹、司、、■、■等字，皆假借也。郑司农说《周礼》云“古者书仪但为义”，又云“古者立、位同字”。古文《春秋经》，“公即位”为“公即立”者是也。■者，进取也，从■。故{臼又}，疑为■。■〈母〉，从女而象乳子形，故巫疑为母。而■读为。用邕声，邕从巛，古文作■。今此■，从水从吕，故疑为雍。鲁字，古作■，〈即旅字〉。古文旅作■，而■〈者〉字用■为声。盖古文鲁、旅、者三字通用，故讠鲁疑为诸。易者，篆文象蜥易形。故■，疑为易，而读为锡、为赐，皆以声假借也。■从卤，〈古西字〉。中象盐形■〈胃〉，上象胃中谷形，故■、胃二字通。卑者从■，在甲下，〈■今但用左。古者尚右，故■在甲下，为卑。故■疑为卑。〈亦恐借为卑读。，〈音冠〉。象穿宝货形，贯字从之，■或即字。今《毛诗》有串夷字，俗用为串穿之串，而《说文》不载，岂非■字之省也。故疑■读为贯。通从■，凡从■、彳之字多通用，故彳甬疑为通。古语二字相属者，多为一字书之，若秦钟铭有■、〈小子〉。■■疑为西夏字。〈秦钟铭亦有此字。妥字，《说文》无之，盖古绥字省■尔。其后相承读如■，故■疑读为绥。，〈音偃〉。石鼓文皆作■。古之旌■悉载于车，故疑■即■，而从车，借读为祈。近尝有得敦蓝田者二铭，皆有用■万■之文，故知然也。■今幡为许刃，而■芑之■，〈音门〉。用之为声。《诗》“凫在■”，又省为■。《易·系辞》■又读如尾，■〈门〉、尾、眉声相近。又古者字音，多与今异，〈徐铉所谓“如皂亦音杳，■亦音门，乃亦音仍，他皆仿此”〉。且病■癃■、眉古亦同音欤？秦钟铭亦有■、■字，故■疑为眉。为者，母猴也，从爪，而象其形，故■为为。允字，字书所无，而于文势宜为允，盖用川省声也。他字不可识者，犹十一二，与其偏旁之异者若■、■、■、■、■之类，皆今所不传。以小篆参求之，不能仿佛。以今揆之，其间或当时书者、铸器者不必无谬误矣。姑尽浅学，以塞公命云尔。

嘉壬寅冬十月，太常博士、知国子监书学、豫章杨南仲识。

尝观石鼓文，爱其古质物象形势，有遗思焉。及得原甫鼎器铭，又知古之篆字，或多或省，或移之左右上下，惟其意之所欲，然亦有工拙。秦、汉以来，裁归一体，故古文所见者止此，惜哉！治平甲辰正月，莆阳蔡襄。

【商雒鼎铭】

右《商雒鼎铭》者，原甫在长安时得之上雒。其铭云：“惟十有四月既死霸，王在下都，雍公■作尊鼎，用追享丁于皇且考，用气麋寿，万年无疆，子子孙孙永宝用。”雍公不知为何人。原甫谓古丁、宁通用，盖古字简略，以意求之则得尔。而蔡君谟谓十有四月者何？原甫亦不能言也。治平元年中伏日书。

【周穆王刻石】

右《周穆王刻石》，曰“吉日癸巳”，在今赞皇坛山上，坛山在县南十三里。《穆天子传》云：穆天子登赞皇以望临城，置坛此山，遂以为名。癸巳志其日也。图经所载如此。而又别有四望山者，云是穆王所登者。据《穆天子传》，但云登山，不言刻石，然字画亦奇怪。土人谓坛山为马蹬山，以其字形类也。庆历中，宋尚书祁在镇阳，遣人于坛山模此字。而赵州守将武臣也，遽命工凿山取其字，龛于州廨之壁，闻者为之嗟惜也。治平甲辰秋分日书。

【古器铭〈钟铭二缶器铭一铭二宝敦铭一〉】

右古器铭六，余尝见其二：曰也，宝钟也。太宗皇帝时，长安民有耕地得此，初无识者，其状下为鼎，三足，上为方甑，中设铜，可以开阖，制作甚精，有铭在其侧。学士句中正工于篆籀，能识其文，曰也，遂藏于秘阁。余为校勘时，常阅于秘阁下。景中，修大乐，冶工给铜更铸编钟，得古钟，有铭于腹，因存而不毁，即宝钟也。余知太常礼院时，尝于太常寺按乐，命工叩之，与王朴“夷则清声”合。初，王朴作编钟，皆不圆。至李照等奉诏修乐，皆以朴钟为非，及得宝，其状正与朴钟同，乃知朴为有法也。嘉八年六月十八日书。

【古器铭〈绥和林钟宝宝敦二〉】

右古器铭四，尚书屯田员外郎杨南仲为余读之。其一曰绥和林钟，其文摩灭不完，而字有南仲不能识者。其二曰宝，其文完可读，曰“伯玉般子作宝。其万斯年，子子孙孙其永宝用”。其三、其四皆曰宝敦，其铭文亦同，曰“惟王四年八月丁亥，散季肇作朕王母弟姜宝敦。散季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盖一敦而二铭。余家《集录》所藏古器铭多如此也。治平元年七月十三日，以服药假家居书。

自余集录古文，所得三代器铭，必问于杨南仲、章友直。暨《集录》成书，而南仲、友直相继以死，古文奇字世罕识者，而三代器铭亦不复得矣。治平三年七月二十日，孟飨，摄事太庙斋宫书。

【终南古敦铭】

右《终南古敦铭》，大理评事苏轼为凤翔府判官，得古器于终下。其形制与今《三礼图》所画及人家所藏古敦皆不同。初莫知为敦也，盖其铭有“宝尊敦”之文，遂以为敦尔。

【叔高父煮簋铭】

右一器，其铭云：“叔高父作煮簋，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其容四升，外方内圜而小之，望之略似龟，有首有尾有足有腹有甲也。今礼家作簋，内正圜，外方正，刻盖正为龟形，犹有近也，不全与古同耳。

此铭，刘原父在永兴得古铜簋，模其铭以见寄。其后，原父所书也。

礼家作簋，传其说，不知其形制，故名存实亡。此器可以正其缪也。甲辰正月十二日襄。

右《煮簋铭》曰：“叔高父作煮簋，其万年子子孙孙永宝用。”原父在长安得此簋于扶风。原甫曰：“簋容四升，其形外方内圆而小之，似龟，有首有尾有足有甲有腹。”今礼家作簋，亦外方内圆，而其形如桶，但于其盖刻为龟形，与原甫所得真古簋不同。君谟以谓礼家传其说，不见其形制，故名存实亡，原甫所见可以正其缪也。故并录之，以见君子之于学，贵乎多见而博闻也。治平元年六月二十日书。

【敦铭〈周姜宝敦张伯煮〉】

右《伯ぁ敦铭》，曰：“伯ぁ父作周姜宝敦。用夙夕享，用蕲万寿。”《尚书·ぁ命》序曰“穆王命伯ぁ为周太仆正”，则此敦周穆王时器也。按《史记·年表》自厉王以上有世次而无年数，共和以后，接乎春秋，年数乃详。盖自穆王传共、孝、懿、夷、厉五王，而至于共和。自共和至今，盖千有九百余年。斯敦之作，在共和前五世而远也。古之人之欲存乎久远者，必托于金石而后传，其堙沉埋没、显晦出入不可知。其可知者，久而不朽也。然岐阳石鼓今皆在，而文字剥缺者十三四，惟古器铭在者皆完，则石之坚又不足恃。是以古之君子器必用铜，取其不为燥湿寒暑所变为可贵者，以此也。古之贤臣名见《诗》、《书》者，常为后世想望，矧得其器，读其文，器古而文奇，自可宝而藏之邪！其后《张伯铭》曰：“张伯作煮，其子子孙孙永宝用。张伯不知何人也。二铭皆得之原父也。治平元年正月二日书。

【张仲器铭】

右《张仲器铭》四，其文皆同，而转注偏旁左右或异，盖古人用字如此尔。嘉中，原父在长安获二古器于蓝田，形制皆同，有盖而上下有铭。甚矣，古人之为虑远也！知夫物必有敝，而百世之后埋没零落，幸其一在，尚冀或传尔。不然，何丁宁重复若此之烦也！《诗·六月》之卒章曰“侯谁在矣，张仲孝友”，盖周宣王时人也。距今实千九百余年，而二器始复出。原父藏其器，予录其文。盖仲与吾二人者相期于二千年之间，可谓远矣。方仲之作斯器也，岂必期吾二人者哉，盖久而必有相得者，物之常理尔。是以君子之于道，不汲汲而志常在于远大也。原甫在长安，得古器数十，作《先秦古器记》。而张仲之器其铭文五十有一，其可识者四十一，具之如左，其余以俟博学君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