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外集》奔流编校后记(3)
十一
的时代的诗人,所鼓吹的是复仇,所希求的是解放,在二三十年前,是很足以招致中国青年的共鸣的。我曾在《摩罗诗力说》里,讲过他的生涯和着作, 后来收在论文集《坟》中;记得《小说月报》很注意于被压迫民族的文学的时候,也曾有所论述,但我手头没有旧报,说不出在那一卷那一期了。最近,则在《奔 流》本卷第一本上,登过他的两篇诗〔135〕。但这回绍介的主意,倒在巴黎新成的雕像〔136〕;《青春的赞颂》〔137〕一篇,也是从法文重译的。
I.Matsa〔138〕是匈牙利的出亡在外的革命者,现在以科学底社会主义的手法,来解剖西欧现代的艺术,着成一部有名的书,曰《现代欧洲的 艺术》。这《艺术及文学的诸流派》便是其中的一篇,将各国的文艺,在综合底把握之内,加以检查。篇页也并不多,本应该一期登毕,但因为后半篇有一幅图表, 一时来不及制版,所以只好分为两期了。
这篇里所举的新流派,在欧洲虽然多已成为陈迹,但在中国,有的却不过徒闻其名,有的则连名目也未经介绍。在这里登载这一篇评论,似乎颇有太早, 或过时之嫌。但我以为是极有意义的。这是一种豫先的消毒,可以“打发”〔139〕掉只偷一些新名目,以自夸耀,而其实毫无实际的“文豪”。因为其中所举的 各主义,倘不用科学之光照破,则可借以藏拙者还是不少的。
Lunacharski说过,文艺上的各种古怪主义,是发生于楼顶房上的文艺家,而旺盛于贩卖商人和好奇的富翁的。那些创作者,说得好,是自信 很强的不遇的才人,说得坏,是骗子。〔140〕但此说嵌在中国,却只能合得一半,因为我们能听到某人在提倡某主义——如成仿吾之大谈表现主义,高长虹 〔141〕之以未来派自居之类——而从未见某主义的一篇作品,大吹大擂地挂起招牌来,孪生了开张和倒闭,所以欧洲的文艺史潮,在中国毫未开演,而又像已经 一一演过了。
得到汉口来的一封信,是这样写着的:
“昨天接到北新寄来的《奔流》二卷二期,我于匆
匆流览了三幅插画之后,便去读《编辑后记》——这是我的老脾气。在这里面有一句话使我很为奋兴,那便是:
‘……又,如果刻章的人,以铁笔兼刻绘画,大概总也能够开一新生面的。’我在校的最后一年和离校后的失业时期颇曾学学过刻印,虽然现在已有大半年不亲此道了。其间因偶然尝试,曾刻过几颗绘画的印子,但是后来觉得于绘画没有修养,很少成功之望,便不曾继续努力。
不过所刻的这几颗印子,却很想找机会在什么地方发表一下。因此曾寄去给编《美育》的李金先生,然而没有回音。第二期《美育》又增了价,要二元 一本,不知里面有否刊登。此外亦曾寄到要出画报的汉口某日报去,但是画报没有出,自然更是石沉大海了。倒是有一家小报很承他们赞赏,然而据说所刻的人物大 半是‘俄国人’,不妥,劝我刻几个党国要人的面像;可恨我根本就不曾想要刻要人们的尊容。碰了三次壁,我只好把这几枚印子塞到箱子底里去了。现在见到了你 这句话,怎不令我奋兴呢?兹特冒盛暑在蒸笼般的卧室中找出这颗印子钤奉一阅。如不笑其拙劣,能在《奔流》刊登,则不胜大欢喜也。
〔142〕谨上七月十八日。”
从远远的汉口来了这样的一个响应,对于寂寞的我们,自然也给以很可感谢的兴奋的。《美育》〔143〕第二期我只在日报上见过目录,不记得有这一 项。至于憾不刻要人的小报,则大约误以版画家为照相店了,只有照相店是专挂要人的放大像片的,现在隐然有取以相比之意,所以也恐怕并非真赏。不过这次可还 要碰第四次的壁的罢。《奔流》版心太大而图版小,所以还是不相宜,或者就寄到《朝花旬刊》〔144〕去。但希望刻者告诉我一个易于认识的名字。
还有,《子见南子》〔145〕在山东曲阜第二师范学校排演,引起了一场“圣裔”控告。名人震怒的风潮。曾经搜集了一些公文之类,想作一个附录来发表,但这回为了页数的限制,已经不能排入,只好等别的机会或别的处所了。这或者就寄到《语丝》去。
读者诸君,再见罢。
鲁迅。八月十一日。
十二
豫计这一本的出版,和第四本当有整三个月的距离,读者也许要觉得生疏了。这迟延的原因,其一,据出版所之说,是收不回成本来,那么,这责任只好归给各地贩卖店的干没……。但现在总算得了一笔款,所以就尽其所有,来出一本译文的增刊。
增刊偏都是译文,也并无什么深意,不过因为所有的稿件,偏是译文多,整理起来,容易成一个样子。去年挂着革命文学大旗的“青年”名人,今年已很 有些化为“小记者”,有一个在小报上鸣不平道:“据书业中人说,今年创作的书不行了,翻译的而且是社会科学的那才好销。上海一般专靠卖小说吃饭的大小文学 家那才倒霉呢!如果这样下去,文学家便非另改行业不可了。小记者的推测,将来上海的文学家怕只留着一班翻译家了。”这其实只在说明“革命文学家”之所以化 为“小记者”的原因。倘若只留着一班翻译家,——认真的翻译家,中国的文坛还不算堕落。但《奔流》如果能出下去,还是要登创作的,别一小报说:“白薇女士 近作之《炸弹与征鸟》,连刊《奔流》二卷各期中,近闻北新书局即拟排印单行本发卖,自二卷五期起,停止续刊。”编者却其实还没有听见这样的新闻,也并未奉 到北新书局饬即“停止续刊”的命令。
对于这一本的内容,编者也没有什么话可说,因为世界上一切文学的好坏,即使是“鸟瞰”,恐怕现在只有“赵景深氏”知道。〔146〕况且译者在篇 末大抵附有按语,便无须编者来多谈。但就大体而言,全本是并无一致的线索的,首先是五个作家的像,评传,和作品,或先有作品而添译一篇传,或有了评传而搜 求一篇文或诗。这些登载以后,便将陆续积存,以为可以绍介的译文,选登几篇在下面,到本子颇有些厚了才罢。
收到第一篇《彼得斐行状》〔147〕时,很引起我青年时的回忆,因为他是我那时所敬仰的诗人。在满洲政府之下的人,共鸣于反抗俄皇的英雄,也是 自然的事。但他其实是一个爱国诗人,译者大约因为爱他,便不免有些掩护,将“nation”译作“民众”〔148〕,我以为那是不必的。他生于那时,当然 没有现代的见解,取长弃短,只要那“斗志”能鼓动青年战士的心,就尽够了。
绍介彼得斐最早的,有半篇译文叫《裴彖飞诗论》,登在二十多年前在日本东京出版的杂志《河南》上,〔149〕现在大概是消失了。其次,是我的 《摩罗诗力说》里也曾说及,后来收在《坟》里面。一直后来,则《沉钟》月刊上有冯至先生的论文〔150〕;《语丝》上有L.S.的译诗〔151〕,和这里 的诗有两篇相重复。近来孙用先生译了一篇叙事诗《勇敢的约翰》,是十分用力的工作,可惜有一百页之多,《奔流》为篇幅所限,竟容不下,只好另出单行本子 了。〔152〕契诃夫〔153〕要算在中国最为大家所熟识的文人之一,他开手创作,距今已五十年,死了也满二十五年了。日本曾为他开过创作五十年纪念会, 俄国也出了一本小册子,为他死后二十五年纪念,这里的插画,便是其中的一张。我就译了一篇觉得很平允的论文〔154〕,接着是他的两篇创作。《爱》是评论 中所提及的,可作参考,倘再有《草原》和《谷间》,就更好了,然而都太长,只得作罢。《熊》这剧本,是从日本米川正夫译的《契诃夫戏曲全集》里译出的,也 有曹靖华先生的译本,名《蠢货》,在《未名丛刊》中。俄国称蠢人为“熊”,盖和中国之称“笨牛”相类。曹译语气简捷,这译本却较曲折,互相对照,各取所 长,恐怕于扮演时是很有用处的。米川的译本有关于这一篇的解题,译载于下——“一八八八年冬,契诃夫在墨斯科的珂尔修剧场,看法国喜剧的翻案《对胜利者无 裁判》的时候,心折于扮演粗暴的女性征服者这脚色的演员梭罗孚卓夫的本领,便觉到一种诱惑,要给他写出相像的脚色来。于是一任如流的创作力的动弹,乘兴而 真是在一夜中写成的,便是这轻妙无比的《熊》一篇。不久,这喜剧便在珂尔修剧场的舞台上,由梭罗孚卓夫之手开演了,果然得到非常的成功。
为了作这成功的记念,契诃夫便将这作品(的印本上,题了)献给梭罗孚卓夫。”
J.Aho〔155〕是芬兰的一个幽婉凄艳的作家,生长于严酷的天然物的环境中,后来是受了些法国文学的影响。《域外小说集》中曾介绍过一篇他 的小说《先驱者》,写一对小夫妇,怀着希望去开辟荒林,而不能战胜天然之力,终于灭亡。如这一篇中的艺术家,感得天然之美而无力表现,正是同一意思。
Aho之前的作家Pahivahrinta的《人生图录》(有德译本在《Reclam’sUniversalBibliothek》 中)〔156〕,也有一篇写一个人因为失恋而默默地颓唐到老,至于作一种特别的跳舞供人玩笑,来换取一杯酒,待到他和旅客(作者)说明原因之后,就死掉 了。这一种Type〔157〕,大约芬兰是常有的。那和天然的环境的相关,看F.Poppenberg的一篇《阿河的艺术》〔158〕就明白。这是很好的 论文,虽然所讲的偏重在一个人的一部书,然而芬兰自然的全景和文艺思潮的一角,都描写出来了。
达夫先生译这篇时,当面和通信里,都有些不平,连在本文的附记上,也还留着“怨声载道”的痕迹,〔159〕这苦楚我很明白,也很抱歉的,因为当初原想自己来译,后来觉得麻烦,便推给他了,一面也豫料他会“好,好,可以,可以”的担当去。
虽然这种方法,很像“革命文学家”的自己浸在温泉里,却叫别人去革命一样,然而……倘若还要做几天编辑,这些“政策”,且留着不说破它罢。
Kogan教授的关于Gorky的短文〔160〕,也是很简要的;所说的他的作品内容的出发点和变迁,大约十分中肯。早年所作的《鹰之歌》有韦 素园先生的翻译,收在《未名丛刊》之一的《黄花集》中。这里的信〔161〕却是近作,可以看见他的坦白和天真,也还很盛气。“机械的市民”其实也是坦白的 人们,会照他心里所想的说出,并不涂改招牌,来做“狮子身中虫”〔162〕。
若在中国,则一派握定政权以后,谁还来明白地唠叨自己的不满。眼前的例,就如张勋〔163〕在时,盛极一时的“遗老”“遗少”气味,现在表面上 已经销声匿迹;《醒狮》之流〔164〕,也只要打倒“共产党”和“共产党的走狗”,而遥向首都虔诚地进“忠告”了。至于革命文学指导者成仿吾先生之逍遥于 巴黎,“左翼文艺家”蒋光Y先生之养疴于日本(or青岛?)〔165〕,盖犹其小焉者耳。
V.Lidin〔166〕只是一位“同路人”,经历是平常的,如他的自传。别的作品,我曾译过一篇《竖琴》,载在去年一月的《小说月报》上。
东欧的文艺经七手八脚弄得糊七八遭了之际,北欧的文艺恐怕先要使读书界觉得新鲜,在事实上,也渐渐看见了作品的绍介和翻译,虽然因为近年诺贝尔 奖金屡为北欧作者所得,于是不胜佩服之至,也是一种原因。这里绍介丹麦思潮的是极简要的一篇〔167〕,并译了两个作家的作品〔168〕,以供参考,别的 作者,我们现在还寻不到可作标本的文章。但因为篇中所讲的是限于最近的作家,所以出现较早的如Jacobsen,Bang〔169〕等,都没有提及。他们 变迁得太快,我们知道得太迟,因此世界上许多文艺家,在我们这里还没有提起他的姓名的时候,他们却早已在他们那里死掉了。
跋佐夫〔170〕在《小说月报》上,还是由今年不准提起姓名的茅盾〔171〕先生所编辑的时候,已经绍介过;巴尔干诸国作家之中,恐怕要算中国 最为熟识的人了,这里便不多赘。确木努易的小品〔172〕,是从《新兴文学全集》第二十五本中横泽芳人的译本重译的,作者的生平不知道,查去年出版的 V.Lidin所编的《文学的俄国》,也不见他的姓名,这篇上注着“遗稿”,也许是一个新作家,而不幸又早死的罢。
末两篇〔173〕不过是本卷前几本中未完译文的续稿。最后一篇的下半,已在《文艺与批评》〔174〕中印出,本来可以不必再印,但对于读者,这 里也得有一个结束,所以仍然附上了。《文艺政策》的附录,原定四篇,中二篇是同作者的《苏维埃国家与艺术》和《关于科学底文艺批评之任务的提要》,也已译 载《文艺与批评》中;末一篇是Maisky的《文化,文学和党》,现在关于这类理论的文籍,译本已有五六种,推演起来,大略已不难揣知,所以拟不再译,即 使再译,也将作为独立的一篇,这《文艺政策》的附录,就算即此完结了。
一九二九年十一月二十日,鲁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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