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五、轻与重(6)

19

托马斯的祖国被侵占已经五年了，布拉格发生了可观的变化。托马斯在街上遇到的人不一样了，朋友们有一半去了国外，留下的有一半已经死去。将来不为历史学家们记载的事实是，入侵后的这些年是一个葬礼的时代：死亡率急剧上升。我不是说人们都是象小说家普罗恰兹卡一样，是被逼致死的（当然不多）。这位小说家的私人谈话在电台播了两个星期之后，他便住进了医院。到那时为止一直潜伏在他体内的癌细胞，突然象玫瑰花一样开放了。他在警察的陪同下接受了手术。他们发现他危在旦夕，才对他失去了兴趣，让他死在他妻子的怀里。但有许多并没有直接受到迫害的人也死了，绝望之感在整个国家弥漫，渗入人们的灵魂和肉体，把人们摧垮。有些人不顾一切地从当局的宠爱下逃出来，不愿意接受与新领导人握手言欢，充作展品的荣幸。诗人赫鲁宾正是这样死的——他逃离了当局的爱。他尽一切可能躲着那位文化部长，而部长直到他的葬礼时也没能抓住他，只能在他的墓前演说中大谈诗人对苏联的热爱。也许他希望自己的话会虚假得令入勃然大怒，使赫鲁宾从死亡中震醒过来。但这个世界太丑陋了，没有人决意从坟墓中重新站出来。

一天，托马斯到火葬场去参加一位着名生物学家的葬礼，此人曾被大学和科学院赶了出来。当局禁止在讣告中提到葬礼的时间，害怕葬礼会变成一次示威。哀悼者们直到最后一刻才知道尸体将于清晨六时半火化。

进入火葬场，托马斯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大厅里亮极了，象是个摄影棚。他迷惑地看了看四周，发现有三处地方设置了摄像机。不，这不是拍电视，是警察局安的，要拍下葬礼去研究是哪些人参加葬礼。死者的一位老同事现在仍然是科学院的成员，足够勇敢地作了墓前演讲。他从没打算过要成为电影明星。

葬礼完了，大家向死者的家属致敬。托马斯发现大厅一角有一圈人，那位高个驼背的编辑也在其中。看到他，托马斯感到自己是多么想念这些无所畏惧情同手足的人。他笑着打招呼，开始朝编辑那边走去。编辑看见他便说：“小心！不要靠近！”

说来真是一件怪事。托马斯弄不清是否能把这句话理解为一句诚恳友好的忠告（“看着点，我们正在被拍照；你与我们讲话，又会卷入另一次审讯。”），或者把它理解为一句嘲讽（“既然你不能勇敢地在请愿书上签名，那就始终如一吧，别同我们攀老交情了。”）。无论这话是什么意思，托马斯听取了劝告，走开了。他感到那月台上的漂亮女人不仅仅步入了卧车厢，而且，正当他要表示自己是多么崇拜她时，对方却把手指压在他嘴上，不让他说出来。

20

那天下午，他还有一次有趣的遭遇。他正在洗一个大商店的橱窗，一个小伙子在他右边站住，靠近橱窗，开始细细查看牌价。

“涨价啦。”托马斯没停下手中冲洗玻璃的水柱。

那人看看托马斯。他就是托马斯在医院时的同事，曾经以为托马斯写了自我批评的声明而加以讥笑的那个人。我曾经把他称为S。托马斯很高兴见到他（如此天真，正如我们对没有料到的事情感到高兴一样），但他从老同事眼中看到的（在S面前，他有机会使自己镇定一下），是一种不甚愉快的惊讶。

“你好吗？”S问。

托马斯还没应答，就看出S对这样提问颇觉羞愧。一个干着本行的医生问一个正洗着橱窗的医生近来如何，显然是可笑的。

为了消除紧张气氛，托马斯尽可能轻松地说出几个字来：“好，还好！”他马上感到，无论他说得多么费力（事实上，因为他太费力），他的“好”听起来象是苦涩的反语。他很快加上一句，“医院里有什么新鲜事？”

“没什么，”S回答，“还是老样子。”

他回答得尽可能不失分寸，但也显得极不合适。两人都知道这一点，两人都知道他们都知道这一点。他们中的一个正在洗窗户，怎么能说“还是老样子”呢？

“主治大夫怎么样？”托玛斯问。

“你是说你没有见过他罗？”S问。

“没有。”托马斯说。

这是真的。从他离开医院那天起，他一次也没见过主治医生。他们曾一起工作得那么好，甚至都开始把对方视为自己的朋友。所以无论他怎么说，他的“没有”中有一种悲凉的震颤。托马斯怀疑S对他提出这个话题颇觉愠怒：象主治医生一样，S也从未顺路探访过托马斯，没问他工作怎么样或者是否需要什么。

两位老同事之间的任何谈话都是不可能的，尽管双方都感到遗憾，特别是托马斯。他并不因为同事忘记了他而生气。如果他能对身边的年轻人说清楚什么的话，他真正想说的是：“没有什么可羞愧的，我们各走各的路这完全正常。也没有什么可以不安的，我很高兴见到你！”但他不敢这么说。到眼下为止，他说出来的一切都好象出于某种心计，这些诚恳的话在他的同事听来，也同样是嘲讽。

“对不起，”S停了很久才说，“我实在是有急事，”他伸出了手，“我会给你打电话的。”

那阵子，同事们假定他为懦夫而对他嗤之以鼻时，他们都对他微笑；现在，他们不能再鄙视他了，不得不尊敬他了，却对他敬而远之。

还有，即使是他的老病人，也不再邀请他了，不再用香槟酒欢迎他了。这种落魄知识分子的处境不再显得优越，已变成了一种必须正视的永恒，以及令人不快的东西。

21

他回到家里躺下来，比往常睡得早，一小时之后却被胃痛醒。每当他消沉的时候，老毛病就冒了出来。他打开药箱，骂了一句：箱子里空荡荡的，他忘了给它配药。他试图用意志力控制住疼痛，也确实相当有效，但再也无法成眠。特丽莎一点半钟才回家，他觉得自己想跟她闲聊点什么，于是讲了葬礼，讲了编辑拒绝跟他讲话，还有他与S的相遇。

“布拉格近来变得这么丑恶了。”特丽莎说。

“我知道。”托马斯说。

特丽莎停了一下，温柔地说：“最好的办法是搬走。”

“我同意，”托马斯说，“但是没有什么地方可去。”

他穿着睡衣坐在床上，她也过来坐在他旁边，从侧面搂住他的身体。

“到乡下去怎么样？”她说。

“乡下？”他感到惊讶。

“我们可以独自在那里过日子，你不会碰到那个编辑，或者你的老同事。那里的人是不一样的。我们回到大自然去，大自然总是原来的样子。”

正在这时，托马斯又一阵胃痛，感到全身发冷，感到自己渴望的莫过于平静与安宁。

“也许你是对的。”他艰难地说，疼痛使呼吸都很困难。

“我们会有一所小房子，一个小花园，但要足够的大，给卡列宁一个象样的活动场地。”

“是的。”托马斯说。

他努力想象搬下乡去以后生活将是个什么样子。他很难每个星期都找到新的女人，这意味着性冒险的终结。

特丽莎象猜透了他的心思：“唯一的问题，在乡下，你会对我厌烦的。”

疼痛更加剧烈了，使他说不出话来。他突然觉得自己的女色追求，也是一种“非如此不可！”——一种奴役着他的职责。他渴望假日，然而是一个绝对的假日，从所有职责中解脱，从一切“非如此不可”中解脱。他能告假离开医院的手术台（一种永久的休息），为什么不能告假离开世界的手术台？离开女人们那百万分之一的虚幻的差异？离开那把想象中切开女人们保险箱的解剖刀？

“你的胃又捣蛋了！”特丽莎这才意识到有些不对头，叫了起来。

他点了点头。

“打针了吗？”

他摇了摇头：“我忘了给药箱补充药品。”

她顾不上嗔怪他的粗心大意，摸了模他的前额，那里有因为痛楚而冒出来的密密汗珠。

他的头没有离开枕头，朝她转过来，几乎是气喘吁吁：对方眼中燃烧着不堪忍受的悲伤。

“告诉我，特丽莎，怎么啦？最近你有心事，我能感觉得出来，我知道。”

“没有，”她摇摇头，“没有什么事。”

“你否认也没有用。”

“都是些老事情。”她说。

“老事情”意味着她的嫉妒和他的不忠。

但托马斯不愿意收场：“不，特丽莎，这一次有点不同。以前从没有这样严重。”

“那好吧，我来告诉你，”她说，“去，洗洗你的头发吧。”

他不明白。

她解释的语调是伤感的，没有敌意的，差不多是柔和的：“几个月了，你的头发上有一种强烈的气味，是女性生殖器的气味。我本不想告诉你，可是一夜又一夜，我一直闻着你某个情妇下体的气味。”

听她说完，他的胃又开始痛起来。简直要命。他总是把自己洗得很彻底！身上，手上，脸上，确认没有留下丝毫她们的气味。甚至避免用她们的香皂，每次都执行自己种种苛刻的规程。但他忘记了自己的头发！居然从未想到过这一点！

他回忆起那个女人冲着自己的脸叉开双腿，要他用脸和头顶跟她干。多么愚蠢的主意！他现在恨她。他看出抵赖也没有用处，所能做的事，只是傻傻地笑笑，去浴室里洗头发。

她又摸了摸他的额头：“呆在床上吧，别费心去洗那东西了，我现在都习惯了。”

他的胃真是痛杀了他，他渴望平静与安宁。“我会给我那位病人写信的，就是我们在矿泉遇到的那位。你知道他村子的那个地区吗？”

托马斯极难谈下去了，所能说的只是：“树林子……环绕的山……”

“没有关系，这是以后的事。我们要离开这里，但现在别说了……”她还是一直摸着他的额头。两人并排躺在那儿，不再言语。慢慢地，痛感消退了，他们很快进入梦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