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三、误解的词(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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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解小辞典“女人”

萨宾娜并没有选择一个作女人的命运。我们所没有选择的东西，我们既不能认为是自己的功劳，也不是自己的过错。萨宾娜相信她不得不采取正确的态度来对待非已所择的命运。在她看来，反抗自己生为女人是愚蠢的，骄傲于自己生为女人亦然。

他们初交时，弗兰茨以一种奇怪的强调性口吻宣称：“萨宾娜，你是个女人。”她不明白，为什么他要象哥伦布发现新大陆一样，一本正经地强调这众所周知的事实。只到近来，她才明白了“女人”这个词的含义，明白了他何以作那么不同寻常的强调。在他眼中，女人不仅意味着人类两性之一，这个词代表着一种价值。并非任何妇女都堪称为女人。在弗兰茨眼中，如果萨宾娜是一个女人，他妻子克劳迪又是什么呢？二十多年前，结识克劳迪几个月之后，她威胁他说，如果他抛弃她，她便自杀。弗兰茨被她的威胁迷惑了。他并不是特别喜欢克劳迪，但被对方的爱蒙骗了。他感到自己配不上这么伟大的爱，感到自己欠了她一个深深的鞠躬。

他回报鞠躬如此之深竟是娶了她。尽管克劳迪再末重视过那种伴以自杀威胁之词的热烈情感，而他的心中却记忆长存，思虑常驻：决不能伤害她，得永远尊敬她内在的女人。

这是一个有趣的公式：不是“尊敬克劳迪”，而是“尊敬克劳迪内在的女人”。

如果克劳迪本人便是女人，那么谁是他必须永远尊敬的那个隐藏在她身内的女人呢？也许是柏拉图理想中的女人？

不。是他的母亲。他决不会想到说，他尊敬他母亲身内的女人。他崇拜母亲，不是母亲身内的什么女人。他的母亲与柏拉图理想中的女人是一回事，全然一致。

他十二岁那年，母亲被弗兰茨的父亲抛弃，突然发现自己很孤单。孩子怀疑有什么严重的事发生了，可母亲怕使他不安，用温和而无关紧要的话掩盖了这一幕。父亲走的那一天，弗兰茨和母亲一起进城去。离家时，他发现母亲的鞋子不相称，犹豫不决，想指出她的错误，又怕伤害她。在他与母亲一起在城里走的两个钟头，他的眼睛没有离开过她的脚。这是他第一次体会到难受意昧着什么。

忠诚与背叛

从孩提时代到陪伴她走向墓地，他始终爱她。记忆中的爱也是连绵不绝。这使他感到忠诚在种种美德中应占最高地位：忠诚使众多生命连为一体，否则它们将分裂成千万个瞬间的印痕。

弗兰茨常跟萨宾娜谈起他母亲，也许他有一种无意识的用心：估摸着萨宾娜会被他忠诚的品行历迷住，那样，他便赢得了她。

他不知道，更能迷住萨宾娜的不是忠诚而是背叛。“忠诚”这个词使她想起她父亲，一个小镇上的清教徒。连星期天，他都在画布上描画森林里的落日与花瓶中的玫瑰。多亏了他，她从小便开始画画了。十四岁那年，她爱上了一个与她一般年纪的男孩。父亲吓坏了，一年没敢让她独自出门。有一天，他又拿毕加索的复制品给她看，取笑那些画。她不能与她十四岁的同学恋爱，至少是可以爱上立体派的。她完成学业，满心欢快地去了布拉格，感到自己终于能背叛家庭了。

背叛。从我们幼年时代起，父亲和老师就告诫我们，背叛是能够想得到的罪过中最为可恨的一种。可什么是背叛呢？背叛意味着打乱原有的秩序，背叛意味着打乱秩序和进入未知。萨宾娜看不出什么比进入未知状态更奇妙诱人的了。

她是美术学院的学生，但不能象毕加索那样画画。这正是所谓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被规定独尊的时代，是成批制作共产主义政治家们肖像的时代，她要背叛父声的愿望总不能如愿以偿：这种共产主义只不过是另一个父亲罢了。这位父亲同样严格地限制她，同样禁止她的爱（清教徒时代）以及她的毕加索。如果说她终于与一位二流演员结了婚，只是因为那人有着怪汉子的名声，同样不为两种父亲所接受。

随后，母亲去世了。就在她参加葬礼返回布拉格之后，她接到了父亲因悲伤而自杀的电报。

她突然感到良心的痛苦：那位画花瓶玫瑰和憎恶毕加索的父亲真是那么可怕吗？担心自己十四岁的女儿会未婚怀孕回家真是那么值得斥责吗？失去妻子便无法再生活下去真是那么可笑吗？

她又一次渴望背叛：背叛自己的背叛。她向丈夫宣布，她要离开他。（她现在与其把他看成一个怪人不如说把他看作于今不能自投的醉鬼。）

但是，如果我们背叛乙，是为了我们曾经背叛了的甲，那倒不一定意味着我们抚慰了甲。一个离了婚的画家，其生活与她背叛了的父母的生活丝毫不相似。第一次的背叛不可弥补，它唤来的只是后面一连串背叛的连锁反应，每一次的背叛都使我们离最初的反叛越来越远。

音乐

对弗兰茨来说，音乐能使人迷醉，是一种最接近于酒神狄俄尼索斯之类的艺术。没有谁真正沉醉于一本小说或一幅画，但谁能克制住不沉醉于贝多芬的第九交响乐、巴脱克的钢琴二重奏鸣曲、打击乐以及“硬壳虫”乐队的白色唱片集呢？弗兰茨对古典音乐和流行音乐无所区分，认为这种区分实在过时而虚假。他象爱莫扎特一样爱摇滚乐。

他认为音乐是一种解放的力量，把他从孤独、内省以及图书馆的尘埃中解放了出来，打开了他身体的大门，让他的灵魂走人世间，获得友谊。他爱跳舞，遗憾萨宾娜没有他那样的热情。他们一起坐在餐厅里，吃饭时听到附近喇叭里传出轰轰的音乐并伴有重重的打击声响。

“真是恶性循环，”萨宾娜说，“音乐越放越响，人翻会变成聋子。因为他们变聋，音乐声才不得不更响。”“你不喜欢音乐吗？”弗兰茨问。

“不喜欢。”她又补充，“不过在一个不同的时代里……”她想着巴赫的时代，那时的音乐就象玫瑰盛开在雪原般的无边无际的寂静之上。从童年起她开始追求音乐，就领受着噪音妨碍。在美术学院那几年，学生们整个暑假都要求在青年港地度过。他们住在一色的屋子里，一起去钢厂建锻工地劳动，工地上高音喇叭里的音乐从早上五点直吼到晚上九点。尽管乐曲是欢快的，但她感到好象是哭嚎。没有什么地方可以躲避，即使躲进公共厕所，躲入被褥。任何地方都有喇叭。那声音象一群猎狗一直骚挠着她的安宁。

那时她想，只有在那里才有这样专横的音乐统治。到了国外，她才发现把音乐变为噪音是一个必经的过程，人类由此而进入了完全丑陋的历史阶段。完全丑陋的到来，首先表现在无所不在的听觉丑陋：汽车，摩托，电吉他，电钻，高音喇叭，汽笛……而无所不在的视觉丑陋将接踵而至。

饭后，他们上楼去自己房里做爱。弗兰茨入睡时思维已开始失去了连贯性，回想起吃饭时噪杂的音乐声，对自己说：“噪音可有个好处，淹没了词语。”他突然意识到他一生什么也没有干，只是谈话，写作，讲课，编句子，找出公式然后修正它们，到头来呢，文字全不准确，意思皆被淹没，内容统统丧失，它们变成了废话，废料，灰尘，砂石，在他的大脑里反复排徊，在他的头颅里分崩离析，它们成了他的失眠症，他的病。所以，在那一刻，他朦朦胧胧却全心全意期待着的是没有任何束缚的音乐，是一种绝对的声音。它包容着一切愉悦与欢乐，它是超强音，是窗户发出的格格震荡，将一劳永逸地吞没他的痛苦，无聊，以及空洞的词语。音乐是对句子的否定，是一种反词语！他期望与萨宾娜久久地拥抱，不再说一句话，不再讲一个宇，让这音乐的狂欢之雷与他的性高潮吻合在一点。然后，幻想中的极乐喧嚣终于象催眠曲一样，使他睡着了。

光明与黑暗

对萨宾娜来说，生活就意昧着观看。观看被两条界线局限着，一种是强光，使人看不见，另一种是彻底的黑暗。也许这就是萨宾娜厌恶一切极端主义的原因。极端主义意味着生命范围的边界。不论艺术上或政治上的极端主义激情，是一种掩盖着的找死的渴望。在弗兰茨那里，“光明”不会与某张日暖风和的风景画相联系，而会使他想起光源本身：太阳，灯泡，聚光灯。弗兰茨的联想总是一些熟悉的比喻，如：正直的太阳，理智的光辉，等等。

黑暗如同光明一样地吸引他。这些天来，他知道做爱前关掉灯委实可笑，总是留一盏小灯照着床。然而，他深入萨宾娜的那一刻，却合上了眼睛，渗透了全身的快乐呼唤着黑暗。黑暗是纯净的，完美的，没有思想，没有梦幻；这种黑暗无止无尽，无边无际；这种黑暗就是我们各人自身历带来的无限。（是的，如果你要寻找无限，只要合上你的眼睛！）

在他全身浸透快乐的一脚间，弗兰茨自己崩溃了，融化在黑暗的无限之中。自己变成了无限。一个人在他内在的黑暗中长得越大，他的外在形态就变得越小。一个闭着眼睛的人，便是一个受到毁伤的人。萨宾娜发现弗兰茨的模样乏味无趣，也闭上眼避免去看他。但是对她来说，黑暗并不意昧着无限，却意味着观看事物时的不满，被看事物的否定，以及拒绝观看。

4

萨宾娜有一次让自己参加了移民朋友的聚会。象往常一样，他们又在反复推敲他们应该或不应该拿起武器去反苏。身处安全的移民生活中，他们自然显得乐意战斗。萨宾娜说：“你们为什么不回去打仗呢？”

话说得不合时宜。一位烫着灰色卷发的男人，用长长的食指指着她：“这可不是说话的样子。你们都对所发生的一切负责。你也是。反对共产党当局你傲了什么？你做的也只是画画儿……”

在萨宾娜的国家里，评价和检查老百姓司空见惯己成原则，本身就是无休无止的社会活动。如果某个画家要办个展览，一位普通公民要领取去国外海滩旅行的签证，或一个足球运动员要参加国家队，那么马上可以收集到一大批推荐信或报告（从门房、同事、警察、地方党组织以及有关工会那里来的），由专门的官员将此综合，补充，总结。这些报告与美术才华、踢球技巧、或需要咸腥海洋空气的疾病毫无关系，它们只说明一个问题：“公民的政治情况”。（用另一句话说就是，这位公民说过什么，想过什么，行为如何，在五一游行集会中表现如何。）每一件事（一

天天的生存，工作中的升迁，度假）都有赖于这种评

价过程的结果，因此每一个人（无论他是否要为国连

队踢球，或是否获准展览作品，是否去海滩度假），都

必须蹈规蹈矩努力表现以取得优良的评价。

这就是萨宾娜听到灰头发男人讲话时所想到的。他不关心他的同胞们是否足球运动员或画家（在这一群移民中，没有一个捷克人对萨宾娜的作品表示过任何兴趣）；只关心他们是否反对共产主义，积极地或消极地？真正实在地或是表面地？从一开始就反还是从移居国外以后？

她是一个画家，曾经细心留意并记住了那些对调查别人满有热情的布拉格人的生理特征。他们都有比中指稍长一些的食指，并且爱用它去指那些偶然与他们谈谈话的人。事实上，直到1968年，统治了这个国家十四年的总统诺沃提尼，正是曾经掀动着与其酷似的这种理发店里做出来的波浪灰发，用最长的食指指向中欧所有的居民。

这位尊贵显眼的移民不曾看过萨宾娜的画，从画家嘴里听说他象诺沃提尼，脸变得排红，自一阵，又红一阵，最后转为掺白。他想说什么，什么也没说出来，只得沉默。直到萨宾娜站起来离开，大家也都沉默着。

这使她很不高兴。走到街上，她问自己为什么要费那么多心思与捷克人保持接触。她与他们有什么关系？是地域吗？如果问他们中的每一个人，祖国的名字在他们心目中将引起何种联想，各人头脑闪现的国土状貌肯定迥异，整一的可能势必勾销。

那么是文化吗？可什么是文化？音乐吗？德沃夏克和雅那切克吗？是的。但如果一个捷克人没有音乐感受又怎么办？这样，做捷克人的实质意义便烟消雾逝。

那么是伟人吗？是胡斯？刚才房子里的人都没有读过他的一页书。他们能理解的事只是那火焰，他被烧死在火刑柱上时那光辉的火焰，那光荣的灰烬。于是，对于他们来说，身为捷克人的实质意义除了灰烬，再没有什么。唯一能使他们聚合在一起的东西，便是他们的失败与他们的相互指责。

她走得很快，与那些移民分裂的想法更使她不安。她知道自己是不公正的，毕竟还有另一些捷克人，与那有长长食指的人完全不一样。何况她那段小议论后的难堪沉默，也没有表明他们都反对她。没有，他们也许是被这突然的愤怒搞昏了头，没有理解他们都是受制于移民生活的人。那么为什么她不原谅他们？为什么不把他们都看成可怜的被抛弃了的上帝之造物？

我们知道为什么。她背叛了她的父亲，生活便向她敞开了背叛的漫漫长途。每一个吸引她的背叛是罪恶也是胜利。她不愿意遵守秩序；她拒绝服从秩序——拒绝永远和同样的人在一起讲同样的话！这就是她被自己的不公平所困扰的原因。但这并非心情不悦，恰恰相反，萨宾娜的印象中，这是一次胜利，有看不见的人还在为她热烈鼓掌。

自我陶醉一瞬间滑向极度痛苦：漫漫长途总有尽头！迟早她不得不结束自己的背叛！迟早她不得不结束她自己！

这正是晚上，她匆忙穿过火车站，一列去阿姆斯特丹的火车进站了。她上了车，在乘警友好的指引下，打开包厢的门，发现弗兰茨坐在卧铺上。他站起来迎接她，她伸出双臂抱任了他，吻得他透不过气来。

她象最平庸的女人一样，有一种焚心烈火般的欲望，想告诉他，别赶我走，抱紧我，把我当你的玩物，你的奴隶，猛烈地玩弄我吧！但她什么也没说。

她从对方的拥抱中松脱出来，只说了一句话：“你不知道，我和你在一起是多么高兴呀。”这是她的天性允许她作的最多的表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