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通史》第二十三章 五年计划和大萧条(1)

1931年这一年因一显着特征而不同于"战后"前几年，也不同于"战前"前几年。1931年，世界各地所有的人都在认真地思考并坦率地议论着西方的社会制度也许会失败和不再起作用的可能性。

阿诺德·J·汤因比

20世纪20年代快结束时，欧洲似乎正安定下来处于一个和平、安全和相对繁荣的时期。然而，这一令人欣慰的景象却被突然到来的大萧条彻底破坏了，由此产生的经济混乱和大规模失业逐渐损害了前几年所已取得的和解的基础。各地政府在日益增长的贫困和不满情绪的压力下兴亡更替。这种政治上的不稳定直接地、灾难性地影响了国际形势；有些政府把对外冒险作为改变国内紧张局势的手段，另一些政府则因自己国内的紧迫问题而无视这种侵略行径。因此，大萧条是两次大战之间时期的分界线。1929年以前的几年是充满希望的几年，欧洲逐步解决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所造成的各种争端。相反，1929年以后的几年充满了忧虑和失望，危机一个接一个，最终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大萧条的影响和意义因苏联的几个五年计划而增大。在西方的经济确实是一团糟的同时，苏联正在继续进行经济发展方面的独特实验。虽然五年计划伴有严厉的压制和民众的穷困，但实质上是成功的。苏联从一个以农业为主的国家迅速上升为世界第二大工业强国。这种前所未有的成就具有国际性的影响，尤其是因为当时种种经济困难正使西方陷于困境。

因此，五年计划和大萧条在两次大战之间的时期里居有突出的地位，它们一者衬托了另一者，两者都产生了至今仍可感觉到的影响。

一、五年计划

战时共产主义布尔什维克一发现自己处于俄国的主人地位，就面临着创建太平盛世的挑战；关于这种太平盛世，他们过去已宣传很久了。他们很快发现，他们对迎接这一挑战毫无准备。过去的历史中没有模式可遵循，马克思主义着作也没有多大用处，因为它们几乎只是论述如何夺取政权，而没有论及夺取政权以后该怎么办。社会主义社会——国家拥有生产资料的社会——的传统定义对社会主义社会的真正实现不起指导作用。列宁本人就承认："我们在夺取政权后便知道，不存在将资本主义制度具体改造成社会主义制度的现成方法。……我不知道哪位社会主义者处理过这些问题。……我们必须根据实验作出判断。"

起初，几乎没有实验的机会，因为生存斗争比其他任何事情都重要。所谓的"战时共产主义"盛行于1917年至1921年间；当时，为了向前线提供所需的物资和人力，采取了种种非常措施，战时共产主义就是从这类措施发展而来的。战时共产主义的一个特征是对土地、银行、对外贸易和重工业实行国有化。另一特征是强行征收供养士兵和城市居民所必需的剩余农产品。原先的计划是向农民提供工业制成品作为补偿，但事实证明这是不可能的，因为当时几乎所有的工厂都在为前线生产。

内战的结束意味着不再需要'战时共产主义"这种权宜制度。于是它立即被屏弃了。农民们拿起了武器，反对无偿的征收。正如一位农民所说的那样："土地属于我们，面包却属于你们；水属于我们，鱼却属于你们；森林属于我们，木材却属于你们。"同时，这个国家的经济已陷于瘫痪状态，这主要是由于1914年至1921年间的接连不断的战争。工业已下降到战前水平的10%，粮食产量从1916年的7400万吨下降到1919年的3000万吨。最大的灾难是1920年和1921年的全国性干旱，它促成了俄国历史上最严重的饥荒。无数的人死于饥饿，还有无数的人只是由于美国救济署提供的救济品才活了下来。甚至喀琅施塔得的水兵，虽然以往一向是布尔什维克的最坚定的支持者，这时却也起来造反，提出了"没有布尔什维克的苏维埃"的口号。

新经济政策注重实际的列宁认识到让步是不可避免的——因而于1921年采取了"新经济政策"，这一政策允许局部地恢复资本主义，尤其是在农业和贸易方面。农民们在向国家缴纳约占其产量的12%的实物税之后，被准许在公开市场上出售他们的农产品。私人可以经营小商店和小工厂。农民和新商人即当时所称的"耐泼曼"，都能雇佣劳力，并能保留他们在经营中获得的利润。不过，列宁设法使国家控制了土地所有权，控制了他所称的"制高点"（银行业、对外贸易、重工业和运输业）。对列宁来说，新经济政策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在俄国的结束，而是暂时的退却，"后退一步为的是前进两步"。

随后几年中、最大的问题是这"前进两步'应该怎么走。新经济政策的确给了人民一段喘息时间，并使经济从1921年的普遍萧条中恢复过来。到1926年时，工农业产量已达到1914年以前的水平；但这对苏联领导人来说还不够。从1914年起，人口已增加了800万，因此，战前按人口平均计算的标准还未达到。而且，这些标准对19世纪的沙皇俄国来说已是不充分的，更不用说20世纪的苏联了。更令人不安的是富裕农民即富农（kUlak,其字面上的意思为"拳头"）及其支持者的力量不断增长。由于农产品价格已降到1913年时的一半多一点，而工业制成品的价格却几乎增加了一倍,富农公开敌视苏维埃政权。他们生产了大部分剩余粮食，所以，采取的报复手段是：或者减少自己的产量,或者不把粮食拿到市场上出售，以迫使价格上涨。因此，苏维埃发现为城市居民提供粮食越来越困难了;敌对的富农能够随意使城市居民挨饿。这就是在预示新的社会主义社会即将到来的伟大革命之后十多年中的令人不愉快的形势。

国家计划委员会1924年，列宁去世，于是，关于用什么来取代新经济政策的经济问题便同由谁来继承列宁这一政治问题连系在一起。在布尔什维克党内，有一派基本上要求继续实行新经济政策，而且，还认为在价格问题上应向富农作出让步，以便鼓励他们增加产量。一些剩余产品可以卖到国外，所得的收入用于发展工业。这一计划遭到了另一派的反对，理由是它不会带来工业化所必需的大量资本。因此，这一派希望通过全面规划来加速工业的发展，依靠所增加的工业产品去鼓励农民提高他们的生产率。当约瑟夫·斯大林成功地出头当党的领袖时，他采纳了第二派的有计划的工业化的建议，不过，他也作出了自己的同样重要的贡献：农业集体化；这一计划的目的是在不作经济让步的情况下强迫农民生产剩余粮食，从而获得工业化所必需的资本。1928年，斯大林开始实行旨在使这一计划生效的一系列五年计划中的第一个。由于国家安全方面的原因，苏联利用了各种资源、采用了各种说服和强制的手段来加速这些五年计划的实现。

这些计划是史无前例的，因为它们为国家的整个经济的改造和运转提供了蓝图和办法。"国家计划委员会"（Gosplan）是中心，它由相当于西方内阁的苏联内阁——人民委员会任命。直到今天，国家计划委员会的职责仍是根据政府提出的总方针和全国各地送来的统计资料制订计划。

政府（实际上是共产党的领导者）作出种种基本的决定，如某项特定的计划是应全力以赴生产武器还是建立重工业，是应全力以赴生产更多的消费品还是减少粮食作物以增加工业作物。国家计划委员会以这些方针为指导，动手处理源源不断地汇集到总部的大量统计资料。苏联所有的组织——不论是农业、工业、军事还是文化组织——部必须依法向国家计划委员会提供有关资源和经营的具体资料。大量资料先由一批受过高度训练的统计学家、经济学家和技术专家进行处理，由他们进而制订出临时的五年计划。在经过评议和听取有关组织的不同建议之后，再起草制定最后的计划。这些五年计划中的第一个虽然与现在由计算机制定的计划相比非常原始，但也有三大卷，达1600页之多，其中包括的表格和统计资料涉及到重工业、轻工业、金融、合作社、农业、运输、通讯、劳力、工资、学校、文学、公共卫生和社会保险等各方面。

农业集体化斯大林曾说过，富农对集体化的抵抗是他有生以来所遇到的最危险的挑战。然而，他除了将其计划强加给富农之外别无选择，因为集体化是他所制订的新经济的基础。富农们自然反对集体农庄，因为他们必须以与几乎一无所有的贫农相同的条件加入农庄。有时候，富农们烧毁集体农庄的房屋，毒死耕牛，散布谣言吓走其他农民。苏联政府毫不容情地镇压了这种反抗，通过发动贫农反对富农，激起了乡村中的阶级斗争。警察将成千上万户富农赶出了村庄，把他们关进了监狱和西伯利亚劳动营。最后，政府能独行其是，到1938年时，几乎所有农民的土地都被合并到242400个集体农庄和4000个国营农场中去了。

集体农庄的大部分土地由农民共同耕种，到年底时农民根据所做的工作量和具备的技能分红。每个家庭可以拥有自己的房屋、家具。少量的牲畜、农具、数量不受限制的家禽和房屋周围一个0．25至2．5英亩的菜园。在这菜园里，各家可以种自己想种的东西，所得的产品可以由自己消费，也可以拿到附近城镇的公开市场上去出售。相反，集体耕田里的产品则以低价卖给政府、工业企业和自治市。政府虽然未在理论上但在事实上还规定了每个集体农庄应生产什么、应由谁当管理人。

国营农场与集体农庄有两点不同：它们的工人象工厂里的工人一样拿固定工资，它们土地的面积比集体农庄大得多——1938年时大约大五倍。国营农场主要是用来作为周围集体农庄的实验性农场，即模范农场，其产品属于政府，政府是国营农场的所有者。

虽然苏联成功地消灭了几乎所有的私人农场，但集体化农业的产量一直令人非常失望。俄国农场已800万工人生产的东西大约仅相当于美国农场400万工人所生产的80%。造成这一悬殊差别的一个原因在于苏联的气候比起美国的气候对农业的影响要不利得多。另一原因是苏联政府对发展工业更感兴趣，因而使农业处于挨饿的状态。这意味着俄国农场所能得到的机械和肥料比美国农场少。这还意味着国家税收高，农产品价格低，使集体农庄农民到年底时几乎两手空空。缺乏刺激这一点对生产率的影响极为不利，因此，它大大地促成了1964年10月赫鲁晓夫的下台。

虽然从生产的观点来看农业集体化并不成功，但它还是为五年计划提供了必不可少的基础。它消灭了曾经极大地威胁苏维埃政权生存的富农。农民不再是一股独立的政治力量，苏维埃的权威在农村被牢固地确立。这又使苏联政府能强迫农民承担工业化的大量费用。国家以征税的形式吸走剩余产品，然后将剩余产品出口，以便为工业化筹措资金。尽管农民一直取不合作的态度，但由于农业集体化制度，政府已能够向农民榨取足够的东西，用来供养城市居民、帮助支付新的工业中心的费用。赫鲁晓夫的继承者们决定把极大量的资本投入农业，这一决定可以说从根本上改变了为工业的利益而对农民征税这一传统政策。

工业的发展在苏联农业停滞不前的同时，工业一直径稳步前进。实际上，这两种趋势是直接相联的。农业之所以落后，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农民喜欢私人农场而不喜欢政府强加给他们的集体农庄，同时也因为政府通过为工业的利益而吸走资本直接牺牲了农业。为了使苏联在军事上和经济上不依赖世界其他地区，苏联领导人优先发展重工业是十分必要的。

大多数农场是作为农业合作社经营的，而工厂主要归政府所有，由政府经管。除了为工业提供必需的资本外，政府还为促进最高产量而采用了软硬兼施的做法。工人和经理都必须完成某种定额，违则罚款或开除。另一方面，如果他们超额完成定额，就会得到奖金．工会虽可以成立并得到承认，但未获得罢工的基本权利——因为罢工会与苏联计划经济的目标和作用相对立。罢工的目的是确保工人以较高工资的形式得到他们所生产的较大部分，而国家计划委员会早已决定多少归工人，多少由政府用于工业的再投资。

实际上，苏联的工业已经象事实上那样迅速向前发展，因为政府提取了大约40%的国民收入用于再投资；相比之下，美国只提取了大约20%国民收入。而且，在计划经济中，政府能随意分配投资资本。因此，苏联工业总产品中大约有70%是资本货物，30%是消费品；而在美国，这一比例大致相反。到1932年第一个五年计划结束时，苏联的工业产量已从世界的第五位上升到第二位。这一惊人的激增不仅是因为苏联生产率的提高，而且还由于大萧条所造成的西方生产率的下降。苏联国民生产总值（其中除了工业产量外还包括落后的农业产量）在1928年至1952年这25年中增加了三倍半——这一发展速度超过了同一时期其他任何国家。今天，苏联仍是世界第二大工业强国，不过它的产量大约只有美国产量的一半。

应该强调指出，苏联经济的发展是在不顾苏联公民的愿望、使他们受损害的情况下取得的，苏联公民被迫为将来而努力工作，忍受现在的贫困。根据计划，消费品匮乏、昂贵、质量低劣。苏联国民生产总值（产品与劳务的总市场价值）在过去几年中一直是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46%至48%。按人均计算，苏联国民生产总值大约是美国的五分之二。

对世界历史的意义从全球影响的观点来看，国家计划委员会很可能将证明比共产国际具有更大的意义。五年计划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尤其是因为同一时期西方经济的崩溃。社会主义不再是空想家的梦；它是发展中的事业。美国新闻记者林肯·斯蒂芬斯从苏联回国后声明："我看到了未来，它行得通。"因此，原先的怀疑态度转变为真正的兴趣，有时转变为模仿。为国家资源的投资确定重点是实行计划的实质，苏联在这方面所取得的成功自觉或不自觉地影响了种种经济政策。有些国家甚至开始了自己的持续时间不一的计划，希望来减轻本国的经济困难。

五年计划给西方国家留下的印象似乎不象给发展中国家留下的印象那么深，一个原因是，按照西方人的标准，苏联公民受到了严重的剥削。苏联人的衣衫褴楼、食物单调、住房糟糕和消费品匮乏给访问苏联的西方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反映在一党制政治结构中的个人自由缺乏、工会受束缚、教育受统一管理和所有交流媒介受严格控制同样使他们感到震惊。尽管苏联取得了五年计划的成就，但苏联社会在大多数西方人看来，似乎并不是一个值得仿效的社会主义乐园。

不发达世界中前殖民地各民族的反应则完全不同。对他们来说，苏联是一个在30年内成功地将自己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转变成世界第二大工业、军事强国的国家。使这一惊人的变化成为可能的种种制度和技术对这些民族来说非常重要。尽管大多数民族最近已赢得政治独立，但他们还远没有获得经济独立。因此，他们是用羡慕而不是同情的眼光来看待苏联的生活水平。他们不太注意苏联人缺乏个人自由这一点，因为这些人在他们自己的国家里通常还享受不到这样的自由。

苏联既是一个欧洲大国，也是一个亚洲大国，这是一个重要的事实。它的边界从朝鲜起，经过蒙古、新疆、阿富汗、伊朗一直延伸到土耳其。在几乎所有这些地区，边界两边都居住着同族人，因而促进了相互情况的比较和相互影响。由于五年计划对苏联东部地区的有力影响，在多数情况下，苏联的情况相比之下很顺利。在漫长边界的另一边很少有与苏联中亚诸共和国所取得的巨大的物质成就相类似的成就，这些共和国的成就除识字的人由1914年的约20%上升到1940年的75%、进而几乎上升到今天的100%外，还包括185哩长的费尔干纳灌渠、900哩长的特克西伯铁路、新建的纺织厂、卡拉干达产煤区、莱克·巴契炼钢厂、化肥厂和农机厂等。

苏联的中亚政策并没有获得全体一致的赞成。为了逃避五年计划早期阶段的镇压，有10万到20万哈萨克人逃进了中国的新疆。老一辈人中有许多人坚决反对其共和国的日益俄罗斯化——这些共和国的日益俄罗斯化是政府故意制定的政策的结果，也是大批斯拉夫人迁入的结果。但是，这种内部的不满实质上并没有影响苏联的计划经济对生活在前殖民地地区的许多人所具有的吸引力。其原因在一位美国通讯员的以下报道中阐述得很清楚，这位通讯员于1953年游历了中亚广大地区。他的观察所含有的全球性意义是不言而喻的。

从曼德勒到开罗，从开伯尔山。到马拉巴尔，从中国到苏伊士，塔什干的发射机每天都将苏联的消息传播到辽阔、动荡的大陆的最边远地区。

如果全亚洲越来越具有接受能力的听众都认真收听这些消息，那么，许多原因中的一个很大的原因在于首都塔什干本身就提供了一种橱窗。……

能在地图上标出塔什干的美国人并不多，但在有文化的亚洲人中，说不出塔什干在什么地方、它象征着什么的人却很少。……

给访问塔什干的亚洲人留下如此"美好"印象的是什么呢？是一座亚洲大城市的景象：极好的健康标准、出色的教育、完善的卫生设备、清洁的街道、迅速改善的住房、完好的电力设施、除高档商品之外的大量消费品、丰富的食物、大量的工作、迅速扩大的工业化规划和不断提高的农业生产率。

除此之外，他们还看到法律规定各民族平等，许多乌兹别克人和中亚其他民族共同参与政治、工业和教育事务。

在这种背景情况下，西方人有关民主政治的辩论不可能给亚洲的访问者以太多的影响，单独的人性问题也不可能给亚洲的访问者留下深刻印象，因为他们很可能十分清楚本国的死亡率来。

访问塔什干的欧洲人得出的一组结论很可能是建立在与欧洲的比较以及那里缺乏他们所习惯的便利设施的基础上，而亚洲人直接得出的一些结论也许完全相反。亚洲人的结论是至关重要的，因为塔什干的最重耍的一点在于它是亚洲的象征而不是欧洲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