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通史》第 七 章 西欧的扩张：荷兰、法国、英国阶段(1600-1763年)(1)

我希望看到亚当的遗嘱，他在遗嘱中将地球划分给了西班牙和葡萄牙。

国王弗兰西斯一世

1600至1763年期间，西北欧强国荷兰、法国和英国赶上并超过了西、葡两国。这一发展对于整个世界具有首要意义。它使西北欧成为世界上最有影响、最生气勃勃的地区。西北欧国家在政治、军事、经济以及一定程度的文化上控制了世界，直到1914年为止。它们的实践和制度成为各地诸民族的典范。

西北欧的世界霸权实际上直到1763年以后才实现。但是，1600至1763年是为这一霸权奠定基础的阶段。正是在这些年里，英国人获得了他们在印度的第一个立足点，荷兰人把葡萄牙人赶出东印度群岛，西北欧各强国在非洲海岸设立贸易站，英国人和法国人成为格兰德河上游一侧北美洲的主人，还控制了格兰德河以南伊比利亚殖民地的大部分贸易。

本章将分析西北欧居首位的根源以及荷兰、法国和英国争夺领导权的斗争——这一斗争以1763年英国发展为世界占统治地位的殖民强国而告终。

一、西北欧居首位的根源

西北欧在欧洲大陆的贸易和海外事业中，并非从完全的默默无闻跃居领导地位。如前章所述，基础是在中世纪后期随欧洲经济中心从地中海盆地向北转移、主要商船航线也从地中海移到大西洋而打下的。除经济优势外，西北欧还拥有对经济利益格外敏感的社会结构和文化气氛。荷兰、英国甚至法国的贵族决不是轻蔑地看待经商事业，他们总是乐于参加任何有可能获利的商业冒险。此外，由于商人和金融家就象绅士参与商业那样加入贵族行列，北方具有大得多的阶级流动性。1726年，丹尼尔·笛福评论说："英国的贸易造就着绅士，而且已使绅士布满这一国家，因为商人的孩子，或至少是他们的孙子，开始与出身最高贵和出身于最古老家族的人一样，成为地道的绅士、政治家、议员、枢密院官员、法官、主教和贵族。"这番评述所反映的社会观念与极大地促成伊比利亚衰微的缺乏辨别力的伊达戈精神恰好相反。

最后，西北欧从物价-工资-地租的差异中得到了帮助。16、17世纪时，英国的物价上涨256%，而工资仅上涨145%。西北欧的地租也严重地落后于物价，1549年，英国一个乡绅抱怨说，地主们正穷困起来，因为"这王国大部分田地仍维持过去的地租"。这就是说，社会的三个主要成分——劳动者、地主和企业主——中，企业主是在通货膨胀的这些世纪里获得极高利润者。这些利润再被投资于开矿冒险事业、工业企业和商业经营，结果，西北欧的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迅速发展。英国着名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因斯曾将155O至165O年这一时期描述如下："近代世界编年史上，从未存在过对商人、投机者和暴发户来说如此持久、如此可贵的一个良机。在这些黄金般的岁月里，近代资本主义诞生了"。近代资本主义诞生于西北欧说明了为什么西北欧国家会领先于西班牙和葡萄牙并在世界事务中取得支配地位——这一地位官们一直保持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

二、西北欧早期的扩张

西北欧国家自然妒忌西班牙和葡萄牙的这些生利的帝国。然而，它们长久地忍住不去侵犯这些帝国的活动范围，这不是出于对教皇训令的尊重，而是因为害怕伊比利亚的势力。因此，英国人和法国人转向超出伊比利亚活动范围的北大西洋。1496年，也就是哥伦布第二次西航返回的那一年，英国亨利七世派遣约翰·卡伯特朝北大西洋方向航行，卡伯特发现了一种最终证明甚至比西班牙人的银矿更有价值的资源：他发现了鱼。纽芬兰岛周围的海洋里盛产鱼——鱼，大概是15、16世纪欧洲贸易中最重要的商品，是人们冬季里的主要依靠及全年斋戒日中规定的食物。

然而，首先开发纽芬兰浅滩的却是葡萄牙人，大批鳕鱼很快就源源流入葡萄牙。法国人和英国人不久追随葡萄牙人之后，到16世纪头10年，布列塔尼、诺曼底、康沃尔、德文和萨默塞特的渔民们经常前往纽芬兰浅滩。随着渔船的增加，贸易的性质起了变化，由直接出售"鲜"鱼改为每隔较长时间后在市场上销售数量大得多的"干"鱼。夏季几个月里，渔民们为了晒干、修补渔网，为了烟熏、腌制捕获物，在陆上搭起临时掩蔽所。捕鱼作业达到很大的规模，因而至少在两个方面给欧洲以重大影响。当时，欧洲每年部分时间里有许多人过着近于忍饥挨饿的生活；鳕鱼的经常、巨量的供应，对这样一个大陆来说，相当于一大笔意外收入。此外，纽芬兰渔场培育了接连好几代训练有素、能胜任远洋航行的海员。后来探察北极区、寻找一条东北或西北航道的船只，开始拓居北美洲的远征队，与西、葡两国的舰队作战的英国和荷兰的舰队——所有这些基本上都配置了由纽芬兰浅滩渔场这所严格的学校培养出来的海员。

西北欧沿海各国并不满足于捕获鳕鱼。他们仍渴望香料，但是，他们还不准备向葡萄牙对绕好望角航道的控制进行挑战。因此，他们为了寻找一条可通达东方的东北或西北航道，开始了长长一系列无效的探险。他们推想道，既然事实已出人意料地证明热带是可通过的，北极也应如此。1553年，一支由三艘帆船组成的远征队怀着取道东北航道驶抵中国的明确目的离开英国。领队休·威洛比爵士带了爱德华六世的一封用拉丁语、希腊语和其他几种语言写成的公开信，信中声明道："发现和贸易为远征队的唯一目的"。这封信是写给"居住在靠近强大的中国帝国的世界东北地区的国王、君主及其他统治者"。

这三艘船在刮大风期间分散了，其中两艘船在威洛比的率领下抵达巴伦支海。船被冻牢在那里过冬，全体船员无一幸存，可能死于坏血病。第二年夏天，俄国渔民发现了船、尸体和威洛比的日记簿。日记簿上的最后一段记录作为欧洲扩张所带来的牺牲和悲剧的纪念品是值得注意的：

因而，留在这一避难所"巴伦支海"，过上一星期，就如度过一年，而且，天气非常恶劣，严寒、大雪和冰雹，使天气仿佛冬季似的（当时正值9月），我们认为最好是在那里过冬。为此，我们派出三人朝西南南方向走，看看能否找到有人烟处，他们走了三天的旅程，可什么也没发现；之后，我们又派另外三人向西行了四天的路程，他们也一无所获地回来了。接着，我们再派三人往东南方向走三天，他们回来了，同样没有找到别的人们或任何有人聚居的地方。

在此期间，剩下的一艘船在理查德·钱塞勒的率领下驶抵白海的德维纳河河口。威洛比枉费辛苦地寻找的"聚居地"在这里发现了。经过与当地人长久的讨价还价，钱塞勒和他的一些船员于冬季坐上马拉的雪橇，开始了从白海到莫斯科的惊人旅行。这是一次有历史意义的旅行。钱塞勒知道了俄国沙皇伊凡四世（雷帝）的势力和财富。后者也很高兴首次和一个西欧国家建立直接联系。1555年，英国商人为利用这新的贸易机会，创办了莫斯科公司。

其他探寻东北航道的试图总是面对一道冰墙而告终。因此，人们的兴趣转移到发现一条西北航道的可能性上。对西北航道的寻找是从英国人马丁·弗罗比歇在1576至1578年间的三次航海开始的。弗罗比欧努力组织这几次航海，因为他认为发现西北航线是"世界上唯一尚未完成之事，一个出色的有才智的人若能做成这件事，就会闻名于世，交上好运"。他第三次航海返回时，用船满载了他以为是含金矿石的黑石头。当这些石头被发现毫无价值而抛弃在达特福德港时，他对名声和财富的希望亦随之烟消云散。

继弗罗比歇之后还有长长一连串探险家，其中包括约翰·戴维斯（1585至1587年间探险）、亨利·哈得孙（1607至1611年间探险）、罗伯特·拜洛特和威廉·巴芬（1615至1616年间探险）。他们都是英国人，因为在早期探险项目中，寻觅西北航道基本上是英国人自己的事业。他们谁都没有成功地航抵太平洋。过了三个世纪后，才有挪威探险家罗尔德·阿蒙森越过包覆于北美洲大陆北端的、充满冰块的海域。不过，早期探险家的工作确取得了实际成果。他们发现了相互连接、为进入美洲大陆最盛产毛皮的地区提供一道后门的哈得孙海峡和哈得孙湾。这一知识后来使英国人能在一个如果他们不了解这情况、本会让法国人独占的地区进行竞争。

北欧人寻找前往东方的新航路的失败，驱使他们侵犯伊比利亚人的势力范围。由于葡萄牙的东方属地仍受到非常强大的保护，北方人首先攻击西班牙最薄弱的美洲殖民地。法国人自从开始他们同哈普斯堡王室的断断续续的战争（自1516年查理五世即位迄1559年卡托-康布雷齐和约签订）以后，一直以拉罗歇尔为基地，从事对南美洲北岸的海盗活动和私掠巡航。法国袭击者所造成的损害是相当大的。1556年，弗朗索斯·勒克莱尔船长——西班牙人管他叫Pie de Palo（"独腿航海者"）——以10艘船进攻哈瓦那，洗劫了这座城市，并彻底毁坏了港内所有的船舶。

当时正在西属美洲露面的英国闯入者则试图在和平的、商业的基础上进行贸易。他们想做的不是劫掠，而是利用衰弱的西班牙工业不能满足殖民地需求这一点所提供的机会占便宜。西班牙殖民地最需要的两种商品是布匹和黑奴，英国人生产了前者，并能在西非购买到后者。约翰·霍金斯爵士的着名航行前文已提及。霍金斯作为英国奴隶贸易的创始人赢得了名声和大量财产，因为他很精明，能意识到这种形势下可能发生的事情，同时，又大胆得不顾法律上的考究使采取行动。1562年，他作了第一次航行；他在塞拉利昂觅得奴隶，再运到伊斯帕尼奥拉（海地）换取兽皮和糖。利润高得惊人，以致伊丽莎白女王和她的几名枢密院官员也对他的第二次航行进行秘密投资。他遵循与前次相同的步骤，然后，满载一船白银返回，成为英国最富裕的人。

西班牙驻伦敦大使强烈抗议这种非法贸易。尽管霍金斯以和平方式用奴隶交换殖民地商品，但实情依旧是，同西班牙殖民地通商对外国人来说是非法的。这不是海盗行径，但肯定是一种侵犯行为。伊丽莎白希望仍与西班牙保持和平，不准霍金斯再去西印度群岛，然而，1567年，霍金斯说服她改变主意，允许进行一次最后的航行。这次冒险结果是一场灾难；由于每年一度的护航队出乎预料地早数星期自西班牙到达，霍金斯的船队在西印度群岛一港口内遭到伏击。船队五艘船中，有三踱被击沉或捕获，其余两艘分别由霍金斯和其表弟弗朗西斯·德雷克指挥，在即将沉没的状态下于1569年返抵英国。

第三次航行的厄运标志着英、西两国关系的一个转折点——它结束了与西班牙殖民地和平地、合法地通商的希望。如果贸易不能以和平、合法的方式经营，必然要用其他手段进行。获利的机会对英国人和其他北方人米说太大了，使他们抑制不住自己，也无法忘却。在以后数十年中，新教的船长们是作为海盗和私掠船船长。而不是作为和平但违法的商人前往西属西印度群岛。

此外，当时欧洲的其他一些事件使天主教和新教两大势力间的摊牌日渐逼近。在霍金斯去进行第三次航行时，尼德兰已起来反抗西班牙统治，并促成一场拖延多年的激烈战争。1570年，教皇开除伊丽莎白女王的教籍，并准许英国臣民解除他们对女王的效忠誓约。两年后，数千名法国新故徒于圣巴托罗缪节前夕在巴黎和外地被屠杀。新教和天主教两大阵营显然正在趋向战争，战争的爆发只是个时间问题。1588年，西班牙国王腓力派无敌舰队侵犯英国时，遇到的最可怕的两个对手是约翰·霍金斯和弗朗西斯·德雷克。霍金斯和德雷克使无敌舰队惨遭失败；这对他们来说，是对他们在西印度群岛所蒙受的灾难的甜蜜报复。

欧洲的这些发展极度地影响了海外事态的发展。同西班牙的正式开战（葡萄牙其时已卷入）消除了可能已限制新教势力的任何抑制性因素。他们大胆且公开地闯入伊比利亚帝国范围——不仅闯入西班牙的美洲，还闯入葡萄牙的东方，而且，他们愈是侵入，愈是受到进一步侵入的鼓励，因为他们发现自己的对手出乎意外地虚弱。荷兰人是最先能利用伊比利亚衰落所提供的机会的人。17世纪对荷兰来说，将是"黄金世纪"。

三、荷兰的黄金世纪

17世纪，荷兰的势力和繁荣显着增长，这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其地理位置颇为有利。斯海尔德河、马斯河和莱茵河这些大河的入海口皆在荷兰境内，为荷兰提供了西朝英国和大西洋的优良港口。此外，荷兰背靠巨大的德国内地，面傍欧洲两条古老的商船航线——一条为北南方向，从卑尔根到直布罗陀；另一条为东西方向，从芬兰湾到英国——的交通枢纽。沿这些航线运送的基本贸易商品有：比斯开的鲱鱼和盐，地中海地区的酒，英国和佛兰德的布匹，瑞典的铜和铁，以及波罗的海地区的谷物、亚麻、大麻、木材和木制品。

荷兰人是通过从事这些商品的运输开始他们的伟大发展。其商船队的崛起全靠当地沿海渔业以及较后生利的鲱鱼水产业；后者是在大群大群的鲱鱼不可思议地从波罗的海回游到北海时才发展起来的。荷兰人充分地利用这新的富源。他们发明了保存、腌制和烟熏的新方法，并向欧洲各地出口他们的捕获物，以换取谷物、木材和盐。随着西班牙和葡萄牙海外帝国的建立，荷兰人在塞维利亚和里斯本得到新的殖民地出产的货物，运销欧洲各地。作为回报，他们向伊比利亚国家供应波罗的海的谷物和海军补给品。

1566年，尼德兰对西班牙的反抗斗争的爆发，大大地帮助了荷兰人。当时，工业、商业地位重要且为欧洲主要金融中心的安特卫普，屡遭西班牙人劫掠，数千名手工业者、商人和银行家逃往北方，尤其是逃往阿姆斯特丹。1585至1622年，阿姆斯特丹的人口从30，000增至106，000；促成这一人口增加的安特卫普人还为荷兰的海外扩张提供自己的金钱和技术。

荷兰人在其事业中也因他们的三桅商船即大型平底沿海船——一种造价低廉、却拥有巨大容积的普通运输船——而得到很大帮助。以往，典型的商船一向用笨重的木材建造，船尾设炮座平台，可架置火炮，在必要时作军舰用。荷兰人首先冒险建造一种为仅能运送货物、不可装置火炮的目的而专门设计的商船。三桅商船船身宽、船底平、居住舱室有限，因此，具有最大的货舱空间，而且极其节省建船材料。这种缓慢、丑陋但便宜、宽敞的大轮船是开始控制世界海洋的荷兰商船队的主要依靠。

16世纪末叶，各种意外的事相结合，驱使荷兰人公开地向葡萄牙在东方的霸权挑战。一件事是，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进行了着名的环球航行（1677-1580年）；经这次航行发现，葡萄牙人远非东方主人，他们树敌甚多，要防守极长的商船航线和广为分散的据点。葡萄牙的东印度群岛似乎不再是无懈可击的，而且，1580年西、葡两国王权的联合，使诸新教国家以从前对西班牙的恐惧和仇恨来对待葡萄牙。葡萄牙这时在欧洲和海外都被视作敌人，因此，它的帝国成为诸新教强国攻击的对象。此外，尼德兰的反抗运动妨碍了殖民地商品在北欧的运销。因为荷兰人不再能从伊比利亚各港口得到货物。以往有一段时间，英国人一直是在地中海东部诸港口获得东方产品，但这一贸易也因西班牙和葡萄牙军舰封锁穿越直布罗陀海峡的航道而被抑制。在这些压力下，荷兰人和英国人决定，既然他们不再能从里斯本和亚历山大得到香料，那就直接到东印度群岛去取。

首要的任务是搜集可靠资料，以指导航海者找到绕过好望角的漫长航线。葡萄牙人为了将这类情报秘而不宣，采取了最有力的预防措施。1504年，国王曼努埃尔一世颁布法令，严禁地图中包含有关远于刚果的航线的任何说明。凡是泄露这类情报的早期地图均被搜集、销毁或篡改。尽管有这一检查制度，葡萄牙人的航海秘密还是逐渐泄露出去。对北方人来说，最重要的情报来源是荷兰人简·哈伊吉恩·冯·林索登于1595年发表的描绘世界地理情况的《旅行日记》。林索登曾作为葡属果阿的大主教的仆人在印度生活7年，所以，他能在书中为取道绕好望角的航线提供详细的航行指导。

林索登的着作在发表那年即被用来指导第一支荷兰船队前往东印度群岛。为期二年半的远征蒙受了重大损失，原先的289人中只有89人返回。然而，贸易是如此生利，尽管人力和装备遭到损失，荷兰人仍获得了巨大利润。第二支远征队更幸运，净得400%的利润。于是，荷兰人纷纷涌入东方海域；1598年一年中，远航东方的船队就不少于5支，有船22艘。从一开始起，荷兰人就胜过葡萄牙人。他们是更好的海员，能够用他们的三桅商船较便宜地运输香料，而且，由于他们本国的工业优于伊比利亚国家的工业，他们的贸易商品也较后者价廉物美。一个出乎意外的复杂情况是，印度尼西亚的统治者和商人往往利用荷兰人和葡萄牙人之间的竞争提高物价和港务费。1602年，荷兰人采取对策，将他们的各种私营贸易公司合并成一家国营公司——荷兰东印度公司。

就荷兰人而论，根据公司从国会收到的特许状的条款，公司享有从好望角到麦哲伦海峡之间的贸易垄断权。公司还被授予开战或讲和、夺取外国船、建立殖民地、修筑城堡和铸币的权力。公司在和土着统治者打交道以及成功地驱逐畏缩的葡萄牙人时，充分利用了这些权力。早两年即1600年时，英国人已组织了他们自己的东印度公司，但是，他们故不过荷兰人。英国公司的认购资本较荷兰公司小得多，而且只能定期地得到，因为英国商业股东仅供资金给单独的航行。每次航行之后，他们就分配资本和利润，结束他们的帐户。此外，英国公司从斯图亚特王朝的国王那里得不到什么支持（这是可理解的，因为英国大体上仍是农民国家），而荷兰人则从其注重商业的政府那里获得强有力的支持。

荷兰人尽管居于有利地位，最初却容忍了英国人在东印度群岛的竞争。他们仍在为摆脱西班牙统治的独立而战斗，无力再树敌。但是，1609年，荷兰人与西班牙缔给安特卫普休战协定后，便转身反对英国人。争夺垄断权的斗争结果是明白无疑的。荷兰人有多达五倍于英国的船只，而且在印度尼西亚群岛修筑了一系列使他们得以控制形胜要地的城堡。此外，荷兰人还有天才的总督简·皮特斯佐恩·科恩的服务，科恩为其国家做了先前阿尔布克尔克为葡萄牙所做的事。他在任职期间（1618-1629年）把葡萄牙人从东印度群岛赶走，并使其后任们能够将葡萄牙人逐出马六甲（1641年）和锡兰（1658年）。科恩也骚扰英国人，阻止他们对印度尼西亚群岛的渗透，迫使他们退回到自己在印度的据点。同样重要的是，科恩还培养和发展了亚洲国家之间的贸易，使亚洲间的贸易量远远大于绕好望角到欧洲的贸易量。那时以前，葡萄牙人已参与这一贸易，然而，科恩大大深入一步，他在"福摩萨"（台湾）建立一个基地，从那里控制了前往中国、日本和东印度群岛的商业航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