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第二章(4)

刚才还是小山包的那个地方，现在出现了一个张着大口的深坑，方圆几十米内，在像糖一样洁白的雪地上，撒满了爆破出来的土块。

人们拿着镐和锹一齐向炸开的深坑冲去。

朱赫来走后，工地上展开了争取首先完成任务的异常激烈的竞赛。

离天亮还很早，保尔谁也没有惊动，就悄悄地起来了。他独自艰难地迈着在水泥地上冻僵了的双脚，到厨房去了。烧开了一桶沏茶水，才回去叫醒他那个小队的队员。

等到其他各队的人醒来，外面天已经亮了。

在 板棚里吃早点的时候，潘克拉托夫挤到杜巴瓦和他的兵工厂伙伴的桌子跟前，激愤地对他说：“看见了没有，德米特里，天蒙蒙亮，保尔就把他那伙人叫了起 来。现在他们大概已经铺了十俄丈了。听大伙说，他们铁路工厂的人，弦都让他给绷得紧紧的，他们决心在二十五号以前铺完自己分担的地段。他这是想给咱们点颜 色看哪。但是，对不起，咱们走着瞧吧！”

杜巴瓦苦笑了一下。他非常理解，为什么铁路工厂那一队的行动，会使这位货运码头的共青团书记如此激动。就连他杜巴瓦也挨了好朋友保尔一闷棍：保尔竟连招呼也不打，就向各队挑战了。

“真是朋友归朋友，有烟各自抽——这里有个‘谁战胜谁’的问题。”潘克拉托夫说。

快到中午了，柯察金小队正干得热火朝天，突然一声枪响，打断了他们的工作。这是站在步枪垛旁边的哨兵，发现树林里来了一队骑兵，在鸣枪示警。

“拿枪，弟兄们！土匪来了！”保尔喊了一声，扔下铁锹，朝一棵大树跑去，树上挂着他的毛瑟枪。

全队马上拿起武器，贴着路边直接卧倒在雪地上。走在前面的几个骑兵挥着帽子，其中有个人喊道：“别开枪，同志们！自己人！”

五十来个骑兵顺着大路跑了过来，他们都戴着缀红星的布琼尼帽。

原来这是普济列夫斯基团的一个排，前来探望筑路人员。

排长的坐骑少一只耳朵，这引起了保尔的注意。那是一匹漂亮的灰骒马，额上有一块白斑，它在骑者身下“跳着舞”，不肯老实站着。保尔跑到它跟前，一把抓住笼头绳，马吓得直往后退。

“小斑秃，你这个淘气鬼，想不到在这儿碰见你！你没让子弹打死啊，我的缺只耳朵的美人。”

他亲切地搂住马的细长脖子，抚摸着它那翕动的鼻子。排长仔细地端详着保尔，一下认出来了，他惊奇地喊道：“啊，这不是保尔吗！……马你认出来了，老朋友谢列达反倒不认识啦。你好，兄弟！”

城里各部门都积极行动起来，全力支援筑路工程。这立刻产生了良好的效果。扎尔基把还在城里的人都派到了博亚尔卡，团区委的人走个精光。整个索络缅卡区只剩下一些女团员了。扎尔基又到铁路专科学校去动员，结果他们又派了一批学生到工地去。

他 向阿基姆汇报这些情况的时候，半开玩笑地说：“现在只剩下我和女无产者了。我想让拉古京娜替我，门口换上‘妇女部’的牌子，我就上博亚尔卡去。要知 道，我一个男子汉在人家女人堆里转悠，实在不像话。姑娘们都怀疑地瞧着我。这帮喜鹊私下里准在嘁嘁喳喳议论我：‘他把别人都撵走了，自己却泡在城里，这个 大滑头。’说不定还有比这更难听的。求求你，让我也去吧。”

阿基姆笑着拒绝了。

一批一批的人不断到博亚尔卡来，铁路专科学校的六十名学生也到了。

朱赫来设法让铁路管理局调了四节客车到博亚尔卡，给新到的工人住宿。

杜巴瓦小队从工地撤了下来，派到普夏—沃季察去。他们的任务是把供轻便铁路用的小火车头和六十五节平板车运到工地来。这项工作顶替他们在工地上承担的一部分任务。

杜巴瓦出发前向托卡列夫建议，把克拉维切克调回来，叫他领导新成立的一个小队。托卡列夫采纳了他的建议，下达了命令，根本没有去想他的真实动机。而杜巴瓦这个时候会想起那个捷克人，却是安娜托索洛缅卡来的人带来的一张便条引起的。便条上这样写着：

德 米特里：我和克拉维切克给你们挑了一大批书报。我们向你和博亚尔卡的全体突击手们致以热烈的敬礼。你们都是好样的！祝你们身体强健，精神饱满。昨 天，各木柴场的最后一批存货都配售完了。克拉维切克要我向你们致意。他真是个好小伙子。他亲自给你们烤面包。他对面包房里的人，谁也信不过。他自己动手筛 面粉，自己用机器和面。不知道他从哪儿弄来的好面粉，面包做得好极了，跟我领到的简直没法比。晚上咱们的人都到我这里来，有拉古京娜、阿尔秋欣、克拉维切 克，扎尔基有时也来。我们也搞点学习，但主要是议论我们所知道的人和事，无所不谈，而谈得最多的还是你们。姑娘们对托卡列夫不让她们去工地意见可大了。她 们说保证能和你们大家一样吃苦耐劳。拉古京娜说：“我换上一身爸爸的衣服，一下子跑到那老爷子跟前，看他能把我撵回来！”

说不定她真会这样做。替我向你那个黑眼睛的朋友问好。

安娜

暴风雪突然袭来。灰色的阴云低低地压在地面上，移动着，布满了天空。大雪纷纷飘落下来。晚上，刮起了大风，烟筒发出了呜呜的怒吼。风追逐着在树林中飞速盘旋、左躲右闪的雪花，凄厉地呼啸着，搅得整个森林惊惶不安。

暴风雪咆哮不止，猖狂了一夜。车站上那间破房子根本存不住热气，虽然通宵生着火，大家还是从里到外都冻透了。

第二天清晨上工，雪深得使人迈不开步，而树梢上却挂着一轮红彤彤的太阳，碧蓝的天空没有一丝云彩。

柯 察金的小队在清除自己地段上的积雪。直到这时保尔才体会到，严寒造成的痛苦是多么难以忍受。奥库涅夫那件旧上衣一点也不保暖，脚上那只旧套鞋老往里 灌雪，好几次掉在雪里找不到。另一只脚上的靴子也随时有掉底的危险。由于睡在水泥地上，他脖子上长了两个大痈疮。托卡列夫把自己的毛巾送给他做了围巾。

瘦骨嶙峋的保尔两眼熬得通红，他猛烈地挥动大木锨铲雪。

这时，一列客车爬进了车站，有气无力的火车头勉勉强强把它拖到了这里。煤水车上一块木柴也没有，炉里的余火也快要熄灭了。

“给我们木柴，就开走；不给，就趁它还能动弹，让我停到侧线上去！”司机向站长喊道。

列车开到侧线上去了。他们把停车的原因通知了沮丧的旅客。挤得满满的车厢里响起了一片叫嚷和咒骂。

“你们去跟那个老头讲讲，就是在站台上走着的那个，他是工地的负责人。工地上有当枕木用的木头，他可以下令用雪橇给火车头运点来。”站长给乘务员们出了个主意。乘务员们立刻迎着托卡列夫走去。

“要木柴可以，但是不能白给。要知道，这是我们的建筑材料。现在工地让雪封住了。车上有六七百个乘客。妇女、小孩可以留在车里，其他人都得拿起锨来铲雪，干到晚上，就给你们木柴。要是不愿意干，那就让他们等到新年再说。”托卡列夫对乘务员们说。

“瞧！同志们，来了这么多人！看，还有女的呢！”保尔背后有人惊奇地说。

保尔回过头去。

托卡列夫走到跟前，对他说：“给你一百人，分配他们干活吧。看着点，别叫他们偷懒。”

保尔给这些新来的人派了活。有一个高个子男人，穿着皮领子的铁路制服大衣，戴着羔皮帽，正跟旁边的一个青年妇女说话。那青年妇女戴着一顶海狗皮帽，顶上还有个绒球。

他愤愤地转动着手里的木锨，大发牢骚：“我才不铲雪呢，谁也没有权力强迫我。要是请我这个铁路工程师给指挥一下倒还可以，铲雪吗，你我都没有这个义务，规章上没有这么一条。那个老头子违法乱纪。我要告他。

谁是这儿的工长？”他问身边的一个工人。

保尔走上前去，问：“公民，您为什么不干活？”

那个男人轻蔑地把保尔从头到脚打量了一番。

“您是什么人？”

“我是工人。”

“那我跟您没什么可谈的。把工长给我叫来，别的领导也……”

保尔皱起眉头，白了他一眼，说：“不想干拉倒。火车票上没我们的签字，您就别想上车。这是工程队长的命令。”

“您呢，女公民，也拒绝干活吗？”保尔转过身来问那个女人。一刹那间他呆住了：站在他面前的竟是冬妮亚·图曼诺娃。

她 好容易才认出这个像叫花子的人是保尔。一身破烂不堪的衣服，两只稀奇古怪的鞋子，脖子上围着一条脏毛巾，脸好久没有洗了——保尔就这副模样站在她面 前。只有那一双眼睛，还同从前一样，炯炯发光。正是他的眼睛。就是这个像流浪汉一样衣衫褴褛的小伙子，不久以前还是她热恋的人。

真是沧海桑田哪！

她最近结了婚，现在同丈夫一起到一个大城市去。她丈夫在那里的铁路管理局担任重要职务。真想不到，她竟会在这种情况下遇见少年时代的恋人。她甚至没好意思同他握手。

她的瓦西里会怎样想呢？保尔竟如此潦倒，真叫人心里不是滋味。看来，这个火夫一直没有什么长进，只能干个挖土的差事。

她犹豫不决地站着，窘得双颊通红。那个铁路工程师气疯了，一个穷小子竟敢目不转睛地盯着他的妻子，他觉得实在太放肆了。他把锨往地下一扔，走到冬妮亚跟前，说：“咱们走，冬妮亚。这个拉查隆尼真叫人受不了，我实在看不下去。”

保尔读过《朱泽培·加里波第》这部小说，知道意大利语拉查隆尼是穷光蛋的意思。

“如果我是拉查隆尼，那你就是还没断气的资本家。”他粗声粗气地回敬了工程师一句，然后把目光转向冬妮亚，一字一句冷冷地说：“图曼诺娃同志，把锨拿起来，站到队伍里去吧。别学这个胖水牛的样。请原谅，我不知道他是您的什么人。”

保尔看着冬妮亚那双长统套靴，冷笑了一下，又顺便补充说：“我劝你们还是别留在这儿，前两天土匪还来光顾过呢。”

他转过身，拖着那只套鞋，啪哒啪哒地回自己人那里去了。

最后这句话对工程师也发生了作用。

冬妮亚终于说服了他一起去铲雪。

傍晚收工之后，人们都向车站走去。冬妮亚的丈夫抢在前面，到火车上去占位子。冬妮亚停下来，让工人们先过去。

走 在最后面的是保尔，他拄着锨，已经非常疲乏。等他过来，冬妮亚和他并排走着，说：“你好，保夫鲁沙！坦白地说，我没想到你会弄成这个样子。难道你不 能在政府里搞到一个比挖土强一点的差事吗？我还以为你早就当上了委员，或者委员一类的首长呢。你的生活怎么这样不顺心哪……”

保尔站住了，用惊奇的眼光打量着冬妮亚。

“我也没想到你会变得这么……酸臭。”保尔想了想，才找到了这个比较温和的字眼。

冬妮亚的脸一下子红到了耳根。

“你还是这么粗鲁！”

保 尔把木锨往肩上一扛，迈开大步向前走去。走了几步，他才回答说：“说句不客气的话，图曼诺娃同志，我的粗鲁比起您的彬彬有礼来，要好得多。我的生活 用不着担心，一切都正常。但是您的生活，却比我原来想象的还要糟。两年前你还好一些，还敢跟一个工人握手。可现在呢，你浑身都是臭樟脑丸味。说实在的，我 跟你已经没什么可谈的了。”

保尔收到了阿尔焦姆的来信。哥哥说最近就要结婚，要他无论如何回去一趟。

风吹走了保尔手中的白 信纸，它像鸽子一样飞向天空。他不能去参加婚礼。现在哪能离开工地呢？昨天，潘克拉托夫这头大熊已经赶过了他们小队，正在以令人 目瞪口呆的速度前进。这个码头工人正在拼命争夺第一。他已经失去了惯有的沉静，不断鼓动他那些从码头上来的伙伴以疯狂的速度进行工作。

帕托 什金观察着这些筑路工人怎样一言不发地闷头苦干。他惊奇地搔着头皮，问自己：“这是些什么人哪？哪儿来的这股不可思议的力量呢？要是再这么晴上七 八天，我们就可以铺到伐木场了。真是应了那句俗话：活到老，学到老，到老还是懂得少。这些人的工作打破了一切常规和定额。”

克拉维切克带着他亲手烤的最后一批面包从城里来了。

见 过托卡列夫之后，他在工地上找到了保尔。他俩亲热地互相问过好。接着，克拉维切克笑嘻嘻地从麻袋里拿出一件瑞典精制的黄面毛皮短大衣，拍了一下那富 有弹性的皮面，说：“这是给你的。不知道是谁送的吧？……嗬！小伙子，你可真傻呀！这是丽达同志让带来的，怕把你这个傻瓜冻死。这件衣服是奥利申斯基同志 送给她的，她刚从他手里接过来就交给我，说给保尔捎去吧。她听阿基姆说过，你穿着单衣在冰天雪地里干活。奥利申斯基皱了皱鼻子说：‘我可以给那位同志另送 一件军大衣去。’但是，丽达笑着说，不用了，穿短的干活更方便，拿去吧！”

保尔惊异地拿起这件珍贵的礼物，过了一会儿，才犹犹豫豫地穿在冻得冰凉的身上。柔软的毛皮很快就使他的后背和前胸感到了温暖。

丽达在日记里写道：

１２月２０日

连日暴风雪。今天仍然又是风，又是雪。博亚尔卡的筑路大军眼看就可以把路铺到目的地，但是他们被严寒和暴风雪阻住了。他们常常陷在没人深的积雪里。挖掘冻土是很困难的。只剩下四分之三公里了，但这是最困难的一段。

托卡列夫报告说，工地上发现了伤寒，已经有三个人病倒了。

１２月２２日

共青团省委召开全体会议，博亚尔卡没有人来参加。匪徒在离博亚尔卡十七公里的地方把一列运粮火车弄出轨了。

按照粮食人民委员部全权代表的命令，工程队全体人员都调到出事地点去了。

１２月２３日

又有七个伤寒病人从博亚尔卡送回城里。其中有奥库涅夫。我到车站去了。哈尔科夫开来一列火车，从车厢连接板上抬下来几具冻僵的尸体。医院里也很冷。该死的暴风雪！什么时候才能停呢？

１２月２４日

刚 从朱赫来那里回来。消息证实了：奥尔利克匪帮昨天夜里倾巢出动，袭击了博亚尔卡。我们的人跟他们打了两个小时。他们切断了电话线，所以直到今天早 上，朱赫来才得到确实消息。匪徒被打退了。托卡列夫受了伤，胸部被打穿了。今天就能把他送回来。弗兰茨·克拉维切克被砍死了。他昨天夜里正好担任警卫队 长。是他发现匪徒，发出了警报；他一边往回跑，一边阻击进攻的敌人，但是没有来得及跑到学校，就被砍死了。工程队有十一个人受伤。现在那里派去了一列装甲 车和两中队骑兵。

潘克拉托夫继任工程队长。今天，普济列夫斯基团在格卢博基村追上了一部分匪徒，把他们一个不留地全都砍死了。

一部分非党非团干部，没有等火车，就沿着铁路离开了工地。

１２月２５日

托卡列夫和其他伤员都已经送回，被安置在医院里。医生们保证把托卡列夫救活。他仍然昏迷不醒。其他人没有生命危险。

省 党委和我们都收到了博亚尔卡的来电：为了回答匪徒的袭击，我们，所有参加今天群众大会的轻便铁路建设者，同“保卫苏维埃政权号”装甲列车和骑兵团的 全体指战员一起，向你们保证，我们将克服一切困难，在一月一日以前把木柴运到城里。我们决心全力以赴，完成任务。派遣我们的共产党万岁！大会主席柯察金。 书记员别尔津。

我们以军礼在索洛缅卡安葬了克拉维切克。

日夜盼望的木柴已经近在眼前。但是筑路进度十分缓慢。

伤寒每天都要夺去几十只有用的手。

有一天，保尔两腿发软，像喝醉酒似的，摇摇晃晃地走回车站。他已经发烧好几天了，今天热度比哪天都高。

吮吸工程队血液的肠伤寒也悄悄地向保尔进攻了。但是他那健壮的身体在抵抗着，接连五天，他都打起精神，奋力从铺着干草的水泥地上爬起来，和大家一起去上工。他身上穿着暖和的皮大衣，冻坏的双脚穿上了朱赫来送给他的毡靴，可是这些东西对他也无济于事了。

他每走一步，都像有什么东西猛刺他的胸部，浑身发冷，上下牙直打架，两眼昏黑，树木像走马灯一样围着他打转。

他好容易才走到车站。异常的喧哗声使他吃了一惊。仔细一看，站台旁边停着一列同车站一样长的平板车。上面载的是小火车头、铁轨和枕木，随车来的人正在卸车。他又向前走了几步，终于失去了平衡。他模模糊糊地感觉到头碰到地上，积雪冰着他那灼热的面颊，怪舒服的。

几小时以后，才有人偶然发现了他，把他抬到板棚里。保尔呼吸困难，已经认不得周围的人了。从装甲车上请来的医生说，他是肠伤寒，并发大叶性肺炎。体温四十一度五。关节炎和脖子上的痈疮，就不值一提了，都算小病。肺炎加伤寒就足以把他送到另一个世界去了。

潘克拉托夫和刚回来的杜巴瓦尽一切可能抢救保尔。

他们托保尔的同乡阿廖沙·科汉斯基护送他回家乡去。

只是在柯察金小队全体队员的帮助下，更主要是靠霍利亚瓦施加的压力，潘克拉托夫和杜巴瓦才把阿廖沙和不省人事的保尔塞进了挤得满满的车厢。车上的人怕斑疹伤寒传染，怎么也不肯让他们上车，并且威胁说，车开动后，就把病人扔下去。

霍利亚瓦用转轮手枪指着那些不让病人上车的人的鼻子，喊道：“这个病人不传染！就是把你们全撵下车，也得让他走！

你们这帮自私自利的家伙，记住，我马上通知沿线各站，要是谁敢动他一根毫毛，就把你们全都撵下车，扣起来。阿廖沙，这是保尔的毛瑟枪，给你拿着。谁敢动他，你就照准谁开枪。”霍利亚瓦最后又威胁地加上了这么一句。

火车开走了。在空荡荡的站台上，潘克拉托夫走到杜巴瓦身旁，问：“你说，他能活吗？”

没有得到回答。

“走吧，德米特里，只好听其自然了。现在全部工作都得咱们俩负责了。今天连夜把机车卸下来，明天早上就试车。”

霍利亚瓦给沿线各站做肃反工作的朋友们打了电话，恳切地请求他们不要让乘客把柯察金弄下来，直到每个同志都回答“一定办到”之后，他才去睡觉。

在一个铁路枢纽站的站台上，从一列客车的车厢里抬出来一个淡黄色头发的青年的尸体。他是谁，怎么死的——谁也不知道。站上的肃反工作人员想起霍利亚瓦的嘱托，赶忙跑到车厢跟前阻止，但是看到这个青年确实已经死了，就叫人把尸体抬到了停尸房。

他们立刻打电话到博亚尔卡通知霍利亚瓦，说他让他们关照的那个同志已经去世了。

博亚尔卡打了个简短的电报给省委，报告了保尔的死讯。

阿廖沙·科汉斯基把重病的柯察金送到了家，接着，他自己也得了伤寒，发高烧，病倒了。

丽达在日记上写着：

１月９日

我为什么这样难过呢？还没有拿起笔来，就哭了一场。谁能想到丽达会失声痛哭，还哭得这样伤心！难道眼泪一定是意志薄弱的表现吗？今天流泪是因为有一种难以抑制的悲痛。

为 什么悲痛会突然袭来呢？今天是大喜的日子，可怕的严寒已经被战胜，铁路各站堆满了宝贵的木柴，我又刚从祝捷大会——市苏维埃为祝贺筑路英雄们而召开 的扩大会议——回来，为什么悲痛恰恰在这个时刻降临呢？我们是取得了胜利，但是，有两个人为此献出了生命：克拉维切克和保尔。

保尔的死揭示了我内心的真情：对我来说，他比我原先所想的更珍贵。

日记就记到这里吧，不知道哪天再提起笔来接着写。明天写信到哈尔科夫去，告诉他们我同意到乌克兰共青团中央委员会去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