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癌症楼》第 七 章　治病的权利(1)

可如果他是一点一点地追问，这是什么针剂，它有什么作用，是不是确实需要，从道德的角度来说该不该用，而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又不得不向科斯托格洛托夫解释这种新疗法的功能和可能造成的后果，那他很有可能会彻底造反了。

然而，他正是在把自己出色的论据抛完了的时刻屈服了。

她则趁此机会想出了一个巧妙的办法，仿佛是在谈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似的（因为她已被这种解释弄得疲惫不堪），而心里却清清楚楚：正是在目前，单纯爱克斯光的效验已在病人身上得到证实的情况下，向肿瘤发动一次新的打击的时刻到来了，这是当代的一些权威人士所竭力推荐的治疗这种类型的癌症措施。在对科斯托格洛托夫的治疗过程中，她清楚看到了非同一般的效果，岂能迁就他的顽固态度而完全放弃对他采用她所相信的各种方法。诚然，缺少原发病灶的标本玻片，但他的直觉，观察和记忆，无不向他提示，他的肿瘤正是那种类型的，而不是畸胎瘤，也不是肉瘤。

正是关于这种类型的肿瘤，正是关于这种肿瘤的转移，东佐娃在写一篇副博士论文。就是说，她不是一直在写，而是曾经开了个头，后来时断时续，她的朋友们鼓励她，要她相信一定能获得圆满成功，但她整天被各种各样的事情缠住，压得透不过气来，已经不指望哪年哪月还能通过论文答辩了。倒不是因为她缺乏经验或资料，而是因为这两者都太丰富，日常的工作要求她时而到荧光屏前，时而到化验室，时而到病床边，要把诸多爱克斯光片加以选择、描述，形成自己的见解，并使其系统化，还有，答辩前的几门必须通过的考试——这一切实在没有那么多精力去做。本来是有半年的假期从事科研的，但医院里从来没有这种易治的病人好让医生脱身，也不可能从哪一天开始停止给她带的3个年轻的主治医生质疑而离开半年。

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听人说过，似乎列夫·托尔斯泰曾这样谈论过自己的一个兄弟：他具备作家的一切才能，但是缺少成其为作家的缺点。大概，她也缺少将人造就成科学副博士的那些缺点。总的来说，她可不需要去听别人在她背后窃窃私议：“她不单单是个医生，她还是医学副博士哩。”她也不需要看到自己写的文章前面（她已发表过十几篇了，文章虽短，但都质量很高）加上被排成小号字体、但颇有分量的头衔。诚然，钱多来一点，决不会是多余的。但要是得不到，那也没什么。

即使不写学位论文，那种被称为学术性的社会工作也足以使她忙不过来。在她们医院里，经常举行临床剖析会，分析诊断和治疗方面的错误，提出新措施的报告——这样的会必须出席，而且必须积极参加（尽管放射科医生和外科医生本来每天也都进行商讨，分析错误，采取新的措施，然而这些会还是照样要开）。而市里还有一个爱克斯光学会，也经常举行报告会，展出爱克斯光片子。前不久还成立了一个肿瘤学会，东佐娃不仅是会员，还担任秘书，那里跟一切新开创的事业一样，工作忙到了极点。还有医生进修学院。还要跟爱克斯光学报、肿瘤学报、医学科学院和情报中心通信，结果，大学问虽然都似乎出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而她们只需在这里给人治病，但却没有一天只是治病而不为科学忙碌。

今天也是这样。她得给爱克斯光学会主席打电话，谈她即将去做的报告。还得马上把杂志上的两篇短文看完。再就是给莫斯科写一封回信。另外还得答复一个偏僻地区肿瘤防治站要求答疑的来信。

再过一会儿，一位外科的女主任医师做完一天的手术之后，就要按约定的时间让东佐娃为她的一名妇科病人会诊。而在门诊结束之前，还得跟自己带的一个主治医生一起，去看一下来自塔抄乌兹的那个很有可能是患小肠肿瘤的病人。她自己今天还约好了跟爱克斯光技术员一起研究如何提高设备利用率，以便给更多的病人照射。给鲁萨诺夫打恩比兴针剂的事也不能忘了，应该上去看看；这类病人他们只是不久前才开始接手治疗，先前都是转到莫斯科去的。

可是她却在跟顽固的科斯托格洛托夫胡搅蛮缠的争吵上浪费了时间！这种工作方法真有点可笑。还是在他们谈话的时候，负责给你马射线机安装附属设备的技工们就两次从门缝里张望过。他们想向东佐娃证明采用一些没有列入预算的施工方案的必要性，希望她给他们签发施工单和说服院长。此时他们正拉着她去院长那里，但在走廊上没走多远护士就递给她一份电报。电报是安娜对士齐尔科从新切尔卡斯克打来的。她们已有15年没有见面和通信，但这是跟她很要好的一位老朋友，还是在进医学院之前的1924年，她俩就在萨拉托夫的一所助产学校同过学。安娜来电说，她的长子瓦季姆今天或明天将从地质勘探队转到柳霞①医院里来，要求对他多多关照，并把他的病情如实写信告诉她。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心情激动，撇下技工，直接去找护士长，要她把阿佐夫金的床位保留一天，准备给瓦季姆巩齐尔科。护士长米塔，像往常一样，总是在医院里到处奔波，找她并不是那么容易。后来总算找到了，她答应把床位留给瓦季姆，可是却给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出了个难题：放射科最好的护士奥林皮阿达佛拉季斯拉沃夫娜要被调去参加市工会金库司库学习班学习周天，这10天的工夫得找个人顶替她。这件事简直不可思议，而且也是没法办到的，东佐娃当即和米塔一起迈着坚定的步子，穿过好几个房间到挂号处去给区工会委员会打电话回绝他们。但是，电话先是这边有人打，后是那边又占线，最后总算打通了，对方一推了事，叫她们往州工会委员会打电话，而那里的人对她们这种政治上持漠不关心的态度表示惊讶，莫非她们认为工会的财务工作可以放任自流。看来，无论是区委会的人还是州委会的人，无论是他本人还是他们的家属，谁也没有领教过肿瘤的厉害，而且他们以为肿瘤决不会光顾他们。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顺便给爱克斯光学会挂了个电话之后，就急忙去找院长求援，可是院长正跟一些陌生人坐在那里商量按预算计划中修缮他们的侧楼的事情。就这样，一切都悬而未决，于是她穿过今天不在那里工作的爱克斯光诊室，回到了器械室。此时那里正是间歇时刻，护士在红灯下记录结果，见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回来了，马上向她汇报，说经过盘点，底片库存按目前的用量顶多能维持3个星期，而这就意味着必出事故，因为申请底片的报告打上去，少于一个月的时间是兑不了现的。东佐娃由此而明确认识到，今天或明天就得找药剂师和院长（可这并不容易），一定要让他们把申请单发出去。

随后，伽马装置的技工们在半路上把她拦住，她也就在施工单上签了字。此时她正好顺路到爱克斯光技术员那里去一趟。她坐了下来，开始跟他们一起计算。根据历来的技术规定，器械工作一小时之后应当休息半小时，但这一点早已被人遗忘，未被遵守，所有的器械都是连续9小时运转，也就是放射科一班半的工作时间。然而，尽管在机器负荷这样重的情况下，尽管在熟练的技术员能把机器下面的病人迅速更换的情况下，依然来不及做需要做的那么多次数。应当给门诊病人每天照一次，而住院病人每天照两次（就像从今天起给科斯托格洛托夫规定的那样），以便加强对肿瘤的打击，而且也可以加快病床的周转。为此，他们瞒着技术监督人员，偷偷把电流从10毫安改为20毫安。结果，速度倒是提高了一倍，但射线管子的寿命显然也会缩短得快些。然而，还是周转不过来。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今天来这里，就是为了在名单上标出记号，同意对哪些病人做多少次不用加保护皮肤的一毫米厚铜滤器的直接照射（这也能把每次照射的时间缩短一半），对哪些病人则加上半毫米厚的铜滤器。

随后她登上二楼，去看着鲁萨诺夫打过针之后有什么反应。接着她回到又在继续给病人照射的短焦距器械室，想着手整理自己的文章和信件。这时叶丽扎滚塔·阿纳托利耶夫娜很有礼貌地敲门求见了。

叶丽扎该塔·阿纳托利耶夫娜只不过是放射科干杂活的一位“保姆”，但谁也不好意思对她称“你”、称“丽扎”，或者就像年轻医生对年老工友那样称呼“丽扎阿姨”。这是一位很有教养的妇女，值夜班时的空闲时间里她总是坐在那里看法文书籍。可不知为什么她竟在肿瘤医院里当清洁工，而且工作十分认真负责。不错，她在这里可以领到一个半定额的工资，有时这里还发给10％的津贴，为的是补偿爱克斯光对健康的危害，可是对工友的补贴却减少到15％，然而叶丽扎该塔始终没有离开这里。

“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她说时微微弯着腰表示歉意，就像特别注重礼貌的人那样。“为一点水事来打搅您，我感到很不好意思，可我真不知该怎么办！要知道，抹布没有了，全用完了！拿什么去擦灰尘呢？”

这倒也是个需要考虑的问题！部里规定给肿瘤医院提供镭针、伽马炮、“稳压”设备、最新式的输血仪器、近期的合成药品，然而在这样一份堂皇的清单上是不会有开列普通抹布和普通刷子的位置的。尼扎穆特丁·巴赫拉莫维奇回答说：既然部里没有规定，难道要我自己掏钱给你们买？有一个时期把破床单撕成抹布用，但是总务部门发觉之后便禁止这样做，怀疑会贪污新的床单。现在，要求把破旧的床单送交指定的地点，由权威验收人员注销之后才能撕掉。

“我想，”叶丽扎该塔·阿纳托利耶夫娜说，“为了摆脱困难，如果要求我们放射科的全体工作人员每人从家里带一块抹布来，您看好不好？”

“倒也是个主意，”东佐娃叹了口气，“恐怕也没有别的办法。我同意。请您把这个建议跟奥林皮阿达·弗拉季斯拉沃夫娜说一下……，

对了！奥林皮阿达·弗拉季斯拉沃夫娜本人也需要设法帮她解脱出来。让一个最有经验的护士脱离工作10天——这简直是太荒唐了。

于是她去打电话。还是毫无结果。随后她马上去看从塔沙乌兹来的病人。她先在黑暗中坐着，让眼睛适应一下。然后察看病人小肠里的钡餐造影，她一会儿站着，一会儿把桌面似的防护屏放低，让病人朝一边侧卧，又朝另一边侧卧，以便拍片。她戴着橡皮手套轻轻揉压病人的腹部，根据他叫“疼”的部位察看那些模糊的斑点和阴影，随后，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把片子转到诊断室去。

就连她的午饭年息时间也会在处理这些事情的过程中错过去，只是她从来没有觉得罢了，甚至在夏天，也看不见她拿着两片夹肉的面包到小花园里去坐会儿。

马上又有人来叫她到换药室去会诊。在那里，外科主任医生先向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介绍了一下病史，然后把女病人叫来看了一会儿。东佐娃得出结论：只有一个办法可以使病人得救——切除子宫。刚刚有40岁的这个病人哭了起来。医生们让她哭了几分钟。“这样一来，生活岂不就完了…要知道，丈夫会把我抛弃的……”

“您就别对丈夫说做了什么手术！”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给她出主意。“他怎会知道呢？他永远也不会知道。您可以把这事瞒起来。”

柳德米拉·阿法纳西耶夫娜总是把救人性命放在第一位，是的，正是指性命，因为病人到了她们医院里，事情几乎总是性命攸关而不是无关紧要的；她一向认为，只要能保住性命，落得任何残缺都是值得的。

然而今天，不管她在医院怎么忙得团团转，某种东西整天都妨碍着她的信心、责任和威严。

这是不是由于她自己的胃明显感到疼痛？有几天她没感觉到疼，有几天稍稍有点儿疼，今天则疼得比较厉害。假如她不是一位肿瘤专家，那她对这种疼痛决不会在意，或者相反，会毫无顾忌地去检查。但她对这根线实在是太熟悉了，知道绕上第一圈——告诉家里、告诉同事——意味着什么。她自己暗暗怀着俄罗斯人的那种侥幸心理：也许能应付过去？也许只不过是神经上的一种感觉？

不，整无妨碍着她，使她仿佛感到刺痛的并不是这一点，而是另外的事情。这种感觉虽然模糊，但却使她坚信不疑。直到现在，当她回到自己角落里的桌子跟前，触及到被目光敏锐的科斯托格洛托夫注意到的夹着《射线病》原稿的厚纸夹，她才明白，整天不仅使她不安而且还刺痛她的心的乃是同他关于治病权利问题的那场争论。